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艺》创刊号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

《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为署名"佟硕之"之人所作。以往有人以为这是金、梁二人老友罗孚的笔名，可一直到1988年柳苏（罗孚）在北京《读书》月刊写《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才说出真正的执笔者，就是梁羽生本人。

这篇文章比较金庸、梁羽生作品的异同，也分析了二人的优缺点，持论大致客观平允。例如说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则有浓厚的中国"名士气味"；虽然二人都"兼通中外"，但金庸受西方文艺的影响较重，而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虽然同属"新派作家"，但金庸的故事情节变化多，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妙，而梁羽生的写作手法则比较平淡朴实，虽有伏笔，却不够曲折离奇。可是，在客观公正的比较外也不乏泄露感情的偏颇，文中不但从武、侠、情等方面批评了金庸，认为金庸写武功有时候过于离奇怪诞，写侠义有时候不辨忠奸正邪，写爱情有时候不顾是非礼义，而且，在谈到二人的文字风格时，佟硕之一方面肯定自己（梁羽生）的旧文学造诣，说能用旧回目、能写诗词的武侠小说作家愈来愈少，说自己对诗词的运用，是够水平的，一方面对金庸的小说，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下列批评：

金庸很少用回目，《书剑恩仇录》中他每一回用七字句似是"联语"的"回目"，看得出他是以上一回与下一回作对的。偶尔有一两联过得去，但大体说来，经常是连平仄也不合的。就以《书剑恩仇录》第一二回凑成的回目为例，"古道骏马惊白发，险峡神驼飞翠翎"，"古道"、"险峡"都是仄声，已是犯了对联的基本规定了（《碧血剑》的回目更差，不举例）。大约金庸也发现作回目非其所长，《碧血剑》以后诸作，就没有再用回目，而用新式的标题。

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就是指《射雕英雄传》中女主角黄蓉与"渔樵耕读"中的樵子唱答《山坡羊》一事。樵子所唱的三首《山坡羊》曲子，以及黄蓉所答唱的那首，正是引自前人的作品。前者出于张养浩，后者出于宋方壶，二人俱为元代散曲的名家。据佟硕之的考证，《射雕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之死而结束，成吉思汗死于公元1227年8月18日，因此黄蓉与樵子唱答《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应该还在人世，时间当在1227年以前。然而，张养浩出生于1269年，宋方壶更在张养浩之后，试问黄蓉如何识唱元曲？

佟硕之不仅紧紧捉住这个"宋代才女唱元曲"的"缺点"不放，而且进一步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多有针砭：

老实说……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是令人惋惜。金庸的武侠小说流行最广，出了常识以外的错误影响也较大。所以我比较详细地指出他这个错误，希望金庸以后笔下更多几分小心。

金庸自谦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梁羽生和金庸曾是香港《大公报》的同事，志趣相投，彼此非常熟稔。此次梁羽生化名写的这篇共二万字的文章，招招攻心，记记击中了要害。而金庸应编者罗孚的邀约，却只在《海光文艺》第四期，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来作回应。他自谦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只要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他之所以写武侠小说，只是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而已。文中他很含蓄地对梁羽生的批评，提出了辩驳。他说：

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的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生命，或是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

这些话，可以说都是针对梁羽生的批评而发。《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发表时，金庸的《天龙八部》尚在连载之中，书中的"六脉神剑"，剑气可以杀人，已足够令梁羽生匪夷所思，可以想见金庸后来所写的《笑傲江湖》中，像"吸星大法"之类的武功，甚至像令狐冲、东方不败之类的角色，一定更让梁羽生无法接受。而被称为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的《鹿鼎记》，主角韦小宝不会什么武功，人在正邪之间，情出绳检之外，更可谓是颠覆了武侠小说以武功为主的传统。这与梁羽生的观念都是背道而驰的。

古龙及60年代以后大多数的港台武侠小说作家，通常强调的是人物与个性，而非武功本身，他们不用联句回目，不多运用旧诗词，甚至不再注意故事与历史的结合，无朝代可记的作品多的是，而这个转变，金庸是一大关键。自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等书不用旧回目，改用新形式而获得读者热烈的回应之后，后来的作者也多已舍旧而用新了。

《海外星云》200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