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视觉艺术的时代，各路人马必须像演员、政治家那样频繁登台表演并能提升“人气”才算得上真正的英雄豪杰。作家本以作品打动人为本职，是不必现身说法的，但现在你必须频频露脸，还要侃侃而谈，力争讨人喜欢，于是口才出众的与所谓的美女俊男作家就拣了不少便宜。钱锺书先生曾对其一位国外“粉丝”说：“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一定要见识那个生蛋的母鸡呢？”然而，当今社会的习惯确实是非要那母鸡登台述说其酝酿、生蛋感受以及与此有关无关的一切不可的。

　　据说，这在西方文学史上早已有之。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曾分别于1842、1867年两度访美。尤其是在第二次，他在那里举行朗诵表演，专门朗诵自己小说中的精彩篇章，结果在美国造成了不小的轰动。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周游美国推广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爱默生的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一些最著名的散文就是源于其在波士顿的演讲。当然，这些旅行、朗诵、演讲大致都不离自己作品及其主题，但他们今日的同行在台上演绎什么可能就连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70年代曾在英国电视上风靡一时的讽刺喜剧片《踩八字步的部委》（Ministry of Silly Walks）、《有缺陷的群塔》（Fawlty Towers）的作家约翰·克利斯（John Cleese）现在“秀”起了新节目：给商业机构开课，专讲幽默是如何“释放创造力”以及创造力如何能够导致“更好的与更愉悦人心的客户服务”。专门研究美国总统历史的专家、描述林肯内阁的《对立面的团队》（Team of Rivals）的作者多蕾斯·古德温（Doris K. Goodwin）在演说方面更是如鱼得水。她的每次出场费是40000美元，一周一次。她说自己常用林肯的例子来指点那些商业机构“我们可以从林肯管理人的技巧方面学到许多经验。他把自己的对手招进了内阁，用管理学的术语来说，会对人们起多种暗示作用”。据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原属候选人等政界人物不得不参加的）单调乏味的巡回鸡宴上发表演说，当然这也是有偿的。一位中等名气的作家往往要出场费2500美元，而畅销书作家的要价可能会高达80000美元！看来，这是个出版者（兼书商）与作者双赢的差事。演讲场合五花八门，高雅低俗都得去，有大学、公司、商业会所、展销会、医学大会以及你绝难想象的一些场所。例如，美国作家小罗伊·布朗特（Roy Blount Jr.）回忆说自己曾去北卡罗莱纳的“活动家具大会”上作演讲。他解释说，“活动家具”就是指“能够往后翻、震动或变形成床的椅子”。关于听众的反馈，他不无遗憾：“就像鱼看不见水中的任何有趣的事物，活动家具的从业人员也对关于活动家具的各种最有创意的笑话无动于衷。”但他还是要继续地讲下去，因为“钱对我是个安慰”。当然，还有比这个更离谱的。《拉丁时尚：优雅与粗鲁的招待》（Latin Chic:Entertaining with Style and Sass）的两位女性作者卡洛琳娜·布伊厄（Carolina Buia）和伊萨贝尔·龚萨蕾（Isabel Gonzalez）被出版商逼迫出任美国全国猪肉理事会的代言人。记得英国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常出现罐装肉与柠檬香肥皂，但手头永远拮据的他及其出版商却从未想过巡游欧洲为这两个产品代言推广！

　　现在有些美国出版商同时又当起了演出经纪人。哈泼·科林斯出版集团成立了机构内部演讲局，克诺夫与企鹅公司也随后跟上，甚至连兰登书屋与西蒙·舒斯特也与人合资成立类似的机构。其目的除了赚钱之外，就是推广作者与图书。随着书店与报刊书评的减少，出版家正想方设法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图书与读者之间最有效联系。相比之下，出版商对作者“出演”的收费还算低廉，大多数外部代理机构为作者的要价从10000美元起，自己收取25-30%的佣金。他们残酷地遵循“人气高低”的市场法则来不断地让新人进入，“过气”的出局。有些作者觉得公开演讲不仅收入不菲，而且对自己的创作颇有益处。但也有些作者认为与读者的见面会有时会很尴尬。理查德·拉索（Richard Russo）就说：“人们想要知道隐私。因为我描写了很多不成功的婚姻，他们总对我36年来仅与一个女人结婚表示失望。”有些作家觉得图书推广旅行让人精疲力竭。吉姆·哈里森（Jim Harrison）说：“几年前，为推广我的小说《真实的北方》（True North），30天之内走了19个城市，累得人死去活来！”当然，还有一种是“严重打击自信心”的经历。小说家戴维·莱维特（David Leavitt）说自己今年6月份在米兰的艺术节上与摇滚乐明星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同台，那些买票入场的观众明确表示自己希望听的是摇滚乐队的演出，而非作家演讲。“毕竟，从来没有像一个真正的表演家让你感觉自己如此的寒碜，”他不无感慨。

　　近年来，我们的文学文化界在这个方面也迎头赶上。余秋雨出任多种文艺比武的评委；于丹、易中天更是受到邀请谈论语、论三国，颇有复兴“半部论语治天下”与“以史为鉴、指点江山”的势头。过去说“学而优则仕”，后来有“演而优则导”，现在是“作者一畅销就开讲”，这看来是中西皆然。

　　说到论语，有必要提一下不久前在美国出版的一个新译本《孔夫子的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62pp.）。译者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现旅居日本的美国学者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四十余年前，他就曾以撰《司马迁传》、翻译《史记》等中国经典史学著作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等散文作品而著称。当然他同时又是位日本学专家。于是，有人不无幽默地说：“如果这是20世纪初叶，他又是日本人，他就会被看做是文化珍宝，只有获得天皇的许可才能出国的。”论语在西方的翻译史已达四个世纪，最初在欧洲出版的译本是西方17世纪传教士的拉丁文《中国先哲孔子》。第一个英文译本是号称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1861年翻译的。至今，论语仅英文译本就不下二十余个。既然论语翻译与其他中国经典的外译相比在质与量上都已几乎“登峰造极”，今年又非孔子的某个整数生卒纪念年，远在彼岸的他又不大可能受当今中国大陆“论语热”的波及，那沃森又何必费这个工夫呢？其实，语言在变化，读者的接受也在变化，每个时代对于外国经典都会有新的标准，这些势必催生新的译本的层出不穷。我们先来看看沃生对论语里两个警句的翻译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沃森译：When the wind blows over the glass,surely it will bend.理雅各译：The grass must bend,when the wind blows across it.“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沃森译：To have a friend come from a long way off–that’s a pleasure isn’t?理雅各译：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我的感觉是，沃生的译文更为清晰畅达，舒缓平稳。

　　若要问英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最大型著作是哪部？那无疑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著的七卷本《中国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1954-），第四卷后的每卷又分若干分册，现已出版的已达24个大部头，但至今尚未全部出完，这一未竟的事业已交给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继续下去。李约瑟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关于中国的西方最著名权威之一，是他向西方世界证明了中国科技的曾经辉煌，尤其以确凿的证据基本平息了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中国重大发明的归属之争。今年6月，哈泼出版公司推出了李约瑟的第一部传记：《中国的热爱者：揭开中央帝国神秘面纱的古怪科学家的神奇故事》（The Man Who Loved China.The Fantastic Story of the Eccentric Scientist Who Unlocked the Mysteries of the Middle Kingdom.By Simon Winchester.316pp.），作者是位曾长驻东亚的英国记者，他揭开了这位几乎一辈子求学并服务于剑桥大学同时又几乎是一辈子写一部大书的科学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例如，他是一位执着的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曾在朝鲜战争期间实地调查美国军队在中国东北与朝鲜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的事实并向全世界公布结论，这使他直至70年代都被保留在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上并被英国政府斥责为“政治幼稚”。据该传记说，李约瑟自大学时代起就是个怪癖的人，小至早餐的面包片必须要烤焦，大至裸体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在女生面前还颇有市场，当然一有机会他也从不轻易放过。他与自己40年代带回英国的中国助手陆桂珍女士（1904-1991）长期同居，在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让英国妻子、中国情人、自己的三角关系不但相安无事，据说还相互满意。据作者说，他的妻子多萝西（Dorothy Needham,1896-1987）曾非常甜美地回忆起自己丈夫惊人的记忆力与语言能力：“我看着他躺在床上，醒着，在脑子里想象着书稿的清样，然后在笔记本上把错误或不当之处逐一改正。一旦这个工作变得乏味了，他就进一步在脑海里把那些内容从英文译为法文，然后把仅停留在思维里的这个新的译本仔细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