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旧社会凡是妓女全怕警察”
即便是体检这样的善举,妓女们一开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忆,“新的谣言又传开了——军队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没过几天,抽血的人真的来了。俞又吵又闹,把瓶子也摔了,最后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验血型什么的吧?”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一块儿来了。大夫说:“你患有梅毒,从现在起住院治疗”,“我一下子蒙了——原来先来的姐妹的话是真的!共产党是真要救我!”
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有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大多数都有毒瘾。
上海市政府不惜代价给她们治疗,调配各性病诊所的师生,在教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需要更复杂处理的病人则被送到附近医院,费用由政府支付。一则资料称,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政府甚至从解放军那边调拨过来一批紧缺的青霉素。
俞欣芝“抱头痛哭一场,然后住进劳教所的临时住院病房”。然而失去自由的她和姐妹们,并没有因为治病而放弃反抗。她回忆说,“劳教所禁止吸毒,毒瘾上来不想哭也流泪。管理干部讲话说‘帮助姐妹们逃出火坑’,我心想:你们把我弄进火坑来了!”
还是1952年,“大概是十月十几号,好几百个流氓把劳教所包围起来了,他们要把我们抢出去。我们在里边也拼命往外冲,和管理干部闹起来了。管理干部有规矩,他们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死守住大门,比我们先进劳教所的公娟(公开登记的妓女)已经学习了快一年的时间了,她们先是帮干部守大门,后来看我们要出人命,就和我们抢菜刀,……后来,外面来了一大批警察,把流氓抓走了,我们也就没辙了。凡是妓女全怕警察,旧社会让他们欺负惯了。”
上海市民贺宛男的母亲曾是教养所的分队长,管着56个妓女。小时候,她缠着母亲去教养所看看,但失望地发现,这些在旧小说里貌若天仙的女人有的对着镜子痴痴地照,把头发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墩墩的身子上,扭着难看的屁股;有几个似乎是在谈男人,谈着谈着,竟尖声怪叫起来:“没有男人,闷死我了。”她还亲眼目击,有妓女闹着要出去,达不到目的就上吊,被管理干部救下来。
但对这些管理干部,俞欣芝回忆,“我们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们”,旧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劳教所的所长姓杨,比我大两岁,是个大姑娘;我们私下说:‘就凭她管我们?她见过屁!’”
治病并不能完全消释矛盾,改造思想的重要手段还是学习,主要是开忆苦会和学政策。俞欣芝说,“忆苦会上,先进来的姐妹带头忆苦,我们后来的也有人忆。我认为忆也白搭,那些脏事谁不知道?苦又怎么样?还不是等着让人家送兵营去当‘共妻’?
而30年后,教养所所长杨洁曾也描述忆苦会的准备过程:我们利用控诉大会启发她们憎恶妓院、憎恶这种生活、憎恶压迫他们的人。“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有材料,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些皮毛,不够生动,所以要她们自己来讲。……开会前,我们布置了很多标语,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当时的气氛很是愤怒的,有人叫口号,妓女控诉时,一方面掉泪,一方面气极了。”
为了提高阶级认识,教养所还组织观影。俞欣芝对一部叫《姐姐妹妹站起来》的电影印象深刻。1949年11月,北京市政府一举封闭了全市妓院。上海导演陈西禾闻讯后,赴京深入采访收集素材,并很快写出了剧本。拍摄中他大胆起用业余演员,从翻身妓女中挑选老鸨等人的扮演者。电影的情节是,北平近郊农村姑娘大香因家贫生活无着,与母亲一起进城借住于舅妈家,以替人缝洗衣服度日,并得邻居工人尚幼林多方照料,两人渐生恋情。舅妈为贪钱财,勾结流氓马三,把大香骗卖到崔氏夫妇开设的妓院,大香不堪折磨。1949年北平解放后,马三和崔氏夫妇等人被人民政府惩办。大香等姐妹们终于站了起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学政策时,管理干部再三讲外面传的“送东北开山”是谣言,“政府是要改造我们成新人,先进来的姐妹也现身说法”。病基本好了之后,俞欣芝“开始朝正道上奔了”。劳教所组织她们学文化,同时参加劳动,学机器织袜子。
管理干部的一个绝招,是让早进来的妓女对后来的姐妹施加改造的压力,又同时给早进来的一个机会,展示她们被改造的成果,这样就形成了相互的制约和激励。
虽然妓女们不能随意离开这个大院,但她们被允许定期与家属见面。后来管理所出台了请假制度。杨洁曾回忆说,“请假是由姐妹小组评审通过让推出去,另一方面也请家里和周围的群众也做好工作,帮我们考察。”正如学者贺萧所言,这样一种制度,依靠的是在国家权威下城市各个阶层被动员起来形成的力量。
“其实,我这样的算是好改造的,毕竟是苦出身。把窗户纸捅破了,好坏事、好坏人分得清。麻烦的是那些交际花,她们说是‘卖笑不卖身’,其实是假话,骗鬼!她们脑袋里花花事多,人也邪。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可这姐妹如今也工作得很好……在人民政府面前,她不行,差得远呢。”俞也承认改造的威力,起初她瞧不起杨所长,“事实最后证明她比我们强一百倍”。
贺宛男也回忆说,“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跟妈妈去过几次教养所,发现这些女人一点一点地在变。她们不再疯疯癫癫地大谈男人,而是满头大汗地织袜、摇毛巾,休息下来,便唱歌,读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捧着一张报纸大哭起来,原来报纸上刊登着记者采访她转变经过的报道,后来她那失散多年的丈夫按着报纸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教养所,和她夫妻相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