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解决方法

　　在前文对中西方身体哲学的回顾和比较中可知，中西方身体哲学是异质的，但它们都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忽略乃至否定的基础之上，都是男权视阈下的身体。女性身体受到男权的不合理规训和控制，菲勒斯主义甚至制造性恐怖主义袭击，使女性身体在生理上遭受暴力侵犯和损害。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强大的儒教传统的国家，女性身体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它所遭受的任何伤害都归罪于女性本身的不自重，如穿着暴露、容易引起男性的情欲等等，因而女性在遭受伤害时往往不敢声张，更不敢站出来维护自己合理的身体权力。在较为轻微的身体伤害如性骚扰事件中，男性和女性处于一个权力不平等的境况中，一般而言，男性都是作为强权者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进行性骚扰，而受到要挟的女性是不敢反抗的，这就使实施性骚扰的男性气焰更为嚣张。在2001年6月，西安市诞生了中国首例性骚扰案，一名国企女工向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她的上司对她进行了性骚扰。这一案件的出现证明女性维护自己身体的权力的意识提高了，但同时也可见中国历史上女性对自我身体合法权力的维护以及社会、法制对这种权力的认识和维护都是姗姗来迟的，许多女性在此之前都不懂得如何通过正当途径去维护自身利益，而是忍气吞声，自己默默地承受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害，社会上其他女性对被损害的女性也用一种鄙薄的眼光来看待，而不是主动支持受伤害的女性进行反抗，这就使得部分男性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女性的身体进行侮辱，从而更进一步地发展为身体暴力，如强奸、虐打等等。

　　因此，解决中国的女性身体权力问题，首先要做到的是，全体中国女性必须同心协力，共同反抗菲勒斯霸权对女性身体的不合理规训，而对于男性对女性身体实施的性恐怖主义，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予以反击。中国女性必须摒弃过去的依赖心理，学会自己独立自强，在必要时可以运用法律及媒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使自己合理的身体权力得到维护。

　　其次，女性的身体权力在文化上也遭到边缘化的对待，男性用理性权力控制了文化领域中的话语权，制造出男性所需要和期望的女性形象，书写了女性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女性作者基本上是缺席的，女性身体在男性撰写的身体史处于卑劣的地位，只为传宗接代和伺候丈夫服务。她们的身体权力在男权话语的世界中得不到尊重，自身的痛苦也得不到抒发而深深地隐藏在女性卑微的躯体之内。在现代文学史上，女性的创造力被有效地激发和释放出来，但女性的身体仍然隐没在宏大叙事之下，得不到正常的舒张。当代文学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而重视肉身化的书写，但这种书写也一再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而走向迷途，某些男性抓住了这一点对女性的身体书写进行围剿，而部分女性研究者也意识不到女性身体书写的积极意义，反而连同男权主义对女性身体书写的实践群起而攻之。女性的身体书写陷入困境之中，而这种低迷的状态正是男性强大的理性权力对处于劣势的女性身体权力进行压制和误导的结果。因此，女性要重建自己身体的历史，就应该从意识深处意识到，女性的身体书写并不比男性的宏大叙事低劣，它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是女性用于反抗男性对女性身体的不合理规范和贬损的有力武器，女性应当联合起来建立起一种共识，那就是：女性拥有书写自己身体的权力，她有权在文本内表达自己身体的需求、欲望和感觉，也有权表达自己的自恋情绪。而这一切，都曾经在男性的理性权力之下受到歪曲，如今，女性有权力把男性歪曲了的事实纠正过来。她们有权在文本中自由地歌唱女性身体的美好，也有权控诉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种种限制和摧残等罪行。但女性的身体书写同时也要避免两种偏差：一是用两性和谐取代积极的抗争，在文本内大力宣扬和谐麻痹女性的自主意识。就目前的情形而言，两性的和谐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和谐，它是男尊女卑的产物，真正的处于平等地位的协调必须扬弃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使阴阳尊卑观念不再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而这一点，就目前情况而言是很难达到的。二是避免在书写身体之时陷入消费文化的陷阱，使身体成为取悦男性的工具，如此一来，女性的身体写作的努力必然遭到来自各方的责难，而女性本身也会对这种取悦男性的写作嗤之以鼻。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身体写作应该在哪个方向上努力，对于女性写作的文本有清晰的辨别能力。

　　然而，无论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权力还是文化意义上的身体权力的实现，都要避免出现极端的情形。我们要维护正常合理的身体权力，但并不等于可以反过来压迫男性，使男性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也不等于使女性身体在获得自由的同时放纵享乐而不知道节制。因为争取女性合理的身体权力不等同于性开放，如果说性开放是女性释放自己的身体欲望，多了一些性伴侣，但在性的游戏规则中，男性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只是一个被凝视的客体的话，那么，性开放就只是性压迫的变体，它并没有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地位。而真正意义上的性解放是指“反抗一切性压迫和性迫害，强调当事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对造成性压迫和性迫害的文化和价值进行深度的批判反思。”④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大家对性关系越来越随便的同时，性的主流价值观仍然有利于男性，尤其是那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男性。“譬如在性形态非常丰富的网络中，我们仍然看到‘处女排行榜’、网络的贞洁联盟这些现象，很多主流网站的最大点击率仍然是‘处女’、‘强奸’这些字眼创造出来的。‘处女’背后的价值系统，是买卖婚姻的粗放质量保证体系，今天仍然盛行，那不仅证明买卖婚姻这样最主要的性压抑形式仍然存在，并且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话事权，以及对自身权利的反思，仍然少得可怜。”⑤因此，要改变这种不利于女性解放的主流价值观，就必须营造一个对女性有利的性文化，使女性有机会在文本中自由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和独特感受。这就需要“从女性主体的感受出发，重新给身体命名，要创造一些让女性觉得爽的性的词语和言说方式，要在艺术创作中纳入女性的感官经验，要有女性自己的色欲文化，与男性掌握的性话语体系和色情文化PK……现在有很多女性都已经有了这样的自觉，她们往往都是引起很大争议的人物。但我相信，这个冲突的过程未必优雅，但它是一个新的知识积累的过程，知识就是权力。”⑥

　　参照福柯所说的“知识就是权力”，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们从福柯对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的阐释之中获得启示，开始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并受到歪曲、诋毁的问题。她们不再像过去的女性主义者那样，只关注具体的工资、参政或平等问题，而是抱有发明新的女性话语、制造属于女性自己的新的真理的决心，迫切地要求打破由男性科学家、思想家界定的关于女性身体、心理体验的不正确的概念，努力在文本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强调多元的论述模式和多种不同的风格，认为每个女性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同的情感和生理体验。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女性作家们开始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由现代文学中对身体的忽视到当代文学中王安忆赵玫等女作家的对于女性身体的初步探索，直至后来林白、陈染完全参照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文本叙述，女性身体在各式各样的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然而，由于部分女性写作者们的日益被商业化的社会所熏染，她们急于寻找出名的路径，就在女性主义的名义下冠冕堂皇地进行一些取悦于男性的写作，戴着男性的色情化眼镜来注视女性的身体，使女性的身体毫无自尊地裸露在男性赤裸裸的窥探欲望面前。当然，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下，人们很难辨别真正的女性写作是怎样的，而这些打着女权主义者名号的作家们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卫慧完全平面化、庸俗化的女性写作丝毫看不出任何与男权社会相抗争的迹象，反而是对男权社会一次又一次的迎合和取悦；木子美等纯粹的性事描写更是赤裸裸的色欲放纵，是在男性眼皮底下进行的脱衣舞表演。可以说，目前身体欲望的泛滥化写作已经违背了女性主义者的初衷，而沦为男性掌握女性身体资源的另一种路径了。

　　当然，目前网络上泛滥的女色描写也有它们的作用，那就是创造了女性自己的色欲文化。但问题在于，这一种色欲文化究竟是由女性作主体还是由男性作主体，它是对目前存在的女性身体权力问题作出了解决的努力，还是迎合男性的窥探目光来“强暴”我们女性自己的身体？鉴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我们必须给身体书写一个贯彻始终的原则：身体书写必须使女性身体成为真正的主体，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感受；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与性别歧视、性暴力、性骚扰等男权压迫作彻底的斗争，使女性的身体表达成为文化的主流，使女性的身体权力得到更为彻底的捍卫。只有这样，重新建构一个多元、平等的女性文化，才能成为可能，女性的身体权力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结   语

   “身体”一词在西方的后学理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作为西方二元对立传统的叛逆者而出现的，而在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的笔下，它和权力、话语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权力、知识、话语的聚集点。在福柯看来，身体是置于权力和知识体制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实体，是话语传递及书写历史的重要载体，它作为一种向理性传统挑战的重要工具，是反本质主义的重要术语。由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她们和福柯之间都有一个反对传统思想和理性权力的共同目标，因而她们很快就吸纳了福柯的思想，把它用来解释妇女身体在男权社会中所受到的权力压迫，也把它用来作为重新建构女性身体话语权的重要工具。但是，她们在吸取福柯理论的精华的同时也认识到其理论的不足：忽略了性别差异问题，没有把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特定的主体，而是把它排除在外，其书中论述的是一个去除性别的普遍的主体；把现代主义的主体完全解构了，这样就导致了女性主义者在运用其理论的时候，女性的主体意识是不确定的，危及到女性主义最终目标存在的必要性。

　　福柯理论中的种种缺陷使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在运用它的时候遭受到女性主义内部的质疑和责难，其他女性主义者们认为，女性身体的多元化经验及主体意识的多元化会导致妇女反抗男权的集体目标受到质疑，消解了启蒙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消解了所有女权主义理论的实体和目的，使第一、第二浪潮的女权主义运动所建构起来的女性主体意识被完全解构掉。面对这一问题，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也有自己的思考。比如露西·伊利加格利在《问题》中就认为女性运动应该容许个体差异的存在，容许多个群体和倾向的存在。但是，她同时指出，女性主义的运动不仅仅是“个人”的任务，因为“漫长的历史已经把所有女性放在了同样的性别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中。”⑦因而女性能够团结在一起是尤为重要，她们理应有共同的反抗男性理性权力的目标，每个女性都应该意识到，“在她个人的经验中，她所感受到的是被所有女性分享的情形。这样，允许那种经验被政治化”。⑧许多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都认为适宜在不同的妇女之间建立起一种共同的政治联盟，多元的女性主体可以作为女性主义政治杠杆，共同挑起女性主义运动反男权的重任。而揭示女性身体的多元化经验也是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用女性的身体权力来反对男性理性权力对女性主体的不合理规范和叙述。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解构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建构起一种更符合女性理想的主体意识。

　　在中国的现实境遇中，现当代女性文学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现代女性文学中，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启蒙思潮所影响，身体话语被宏大的叙事所湮没； 而在当代女性文学中，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对身体权力话语的重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身体权力话语在当代女性文学中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状态，但由于缺乏正确的导向，女性作家们各自为战，部分女性作者出于逐利的目的对女性身体进行色情化的描写，身体话语实践出现了某些偏差。纠正这种偏差，需要一个正确的导向和共同的奋斗目标，从西方女性主义面临的问题中反思中国的现实状况，理清楚身体权力的概念。因此，多元是需要的，统一也是必要的。殊途同归，应该是中国女性主义身体书写理应采纳的策略。同时，对于西方女性主义及男性理论资源的吸纳和借鉴，必须参照中国的现状，只要是有利于妇女提高自己的地位，达到最终解放的目的，就应有辨别地拿来。如此一来，身体，作为菲勒斯中心所污蔑、鄙视的对象，将会在当代女性作家笔下，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它将作为打破男性理性权力的武器，积极地争取自己的地位。尊贵的女性身体，它不应再承担男性所赐予的非理性的名字，而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及现实意义,等到它真正获得自由歌唱的那一天，在中国的土地上和文学中绽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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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徐奇堂译注：《易经·系辞》，广州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③ 詹妮特·A·克莱妮编著：《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李燕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04页。
④ 李军：《所谓的性解放只是小部分人的狂欢》，《南方都市报·女性时代》，2002年12月6日。
⑤ 李军：《所谓的性解放只是小部分人的狂欢》，《南方都市报·女性时代》，2002年12月6日。
⑥ 李军：《所谓的性解放只是小部分人的狂欢》，《南方都市报·女性时代》，2002年12月6日。
⑦⑦ 詹妮特·A·克莱妮编著：《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李燕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608页。本篇文章来源于 中国艺术批评 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网址：http://www.zgyspp.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9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