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丽瑜：女性主义视阈下的身体权力（下）
兼论中国女性文学的身体书写问题

　　第四章  从困境中突围：女性身体权力问题的解决方案
　　
　　女性的身体权力问题如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这主要是由于现代中国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把西方庸俗后现代主义的一套观念完全照搬过来乃至将其曲解，用“性解放”来取代女性身体权力的争取，以为只要“性”完全解放了，女性就拥有了身体的话事权。然而，事实上，现代所谓的性解放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放纵狂欢，并没有从实际上改变女性身体的边缘地位，大部分男性仍然无视女性身体是与男性身体地位相平等的主体，剥夺了女性正常的身体权力，甚至使女性身体处于被男性侮辱、殴打的屈辱地位，女性身体无法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中，仍然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和歧视。有些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们认为，要解决男女两性之间的问题，只需要做到一点，就是寻求男女之间的和谐发展，使男女两性处在一个友好相处、互助互爱的良性关系之中，男女两性之间的问题就会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这一论调得到了大部分人的一致赞同，在现今中国极需用和谐的观念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大背景下，它赢得了广阔的市场。而事实上，“和谐”一词本身就是男尊女卑观念支配下的产物，它使人产生不愿去与不公正的社会抗争的惰性，使女性争取自身权力的事业在男性权力的侵噬中徘徊不前，女性身体权力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第一节  两性“和谐”与单边霸权

   “和谐”这一观念的产生与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密不可分的。古老的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在旧石器时代，人们靠打制石器猎取食物；到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代替了打制石器，种植栽培和养殖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发现只要适时耕种、气候适宜，就会有满意的收获，这就成为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人们依赖自然为生，却又由于生产力比较落后而受到自然环境的威胁，如强大动物的威胁。人们出于敬畏把这些动物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这就产生了“图腾崇拜”的现象。作为图腾崇拜的动物有很多，有熊、豹、虎等，后来人们运用抽象思维创造出图腾物——“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出现表明了中华民族逐渐融合的过程，也是不同文化的整合过程。这就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想象力及包融性的民族，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和”的理念——只有中华民族的各个氏族、部落之间得到和谐，天时、地利、人和都得到满足，才有万物的欣欣向荣、生生不息。“龙”作为一个图腾物并非象征着战争，而恰恰相反，是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和谐”一词在原始社会的中国体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其理念深植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乃至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文化之根。

　　“和谐”的观念在《易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易经》六十四卦，是一个互相承接的、圆融的系统，凸显了一个“和”字，还深入地阐发了阴阳和谐的道理。《易经·系辞》就从一阴一阳之道出发，阐述了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①也就是说，一阴一阳相互交替的作用叫做道，继承它的就称作善，成就它的就称作性。……生生不已叫做易，以阳成天象叫做乾，以阴效法大地叫做坤，极尽阴阳之数预知未来叫做占，通达阴阳的变化叫做事，阴阳不测叫做神。在《易经》中，乾是第一卦，象征着主宰万物的天，万物的化成要遵循四季周期的生长，保持一种和合的关系，这一切都依赖于天的行云施雨。由于天的运行刚健不辍，因而乾又代表“阳”，用来指代具有阳刚之气的男性。《易经》的第二卦是坤卦，它象征顺承于天的广阔大地，大地负载万物，包含的内容十分广大，具有无量的品德。由于大地是柔顺贞正的，因而坤又代表“阴”，用来指代具有柔顺品德的女子。从乾卦和坤卦就可以看出，阴阳之间的地位不是平等的，其原因就在于天尊地卑的观念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定型，人们总是认为，在神圣的天面前，大地无能为力，人们只能看天吃饭，如果种植农作物不能得到天时的帮助，就不会有所收获。因而，根据“乾道成男，阴道成女”的说法，男子就命定是女性的主宰，女子必须顺从于他，才更有助于天道的和谐运行。可见“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②的说法是以男尊女卑的观念为基础的，只有阴顺从于阳，女子以其柔顺服从的品德辅助男子，才能成就阴阳合德、刚柔有体的美好和谐的世界。这样引申开来，“阴”也就成了地道、妻道和臣道的代称，它们统一服从于天道、夫道和君道，这就是《易经》中体现的阴阳之道、和谐之本。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和谐”一词从根本上说是古代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受到“和谐”理念的限制，女性服从于“和谐”文化所缔造的阴阳协调观念而不敢起来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力和地位，以为一旦奋起抗争就会脱离本分，不遵从和谐之道。同时，“和谐”最忌讳的就是过分，它要求一切都适可而止，不可有过激的行为，而这就限制了斗争和发展的力度。男性用“和谐”一词给女性制造了平等的假象，而事实上，和谐背后最深层的东西仍旧是不平等，它在中国古文化史上的含义是刚柔并济，但总的来说，男是阳女是阴，是在男强女弱的前提下倡导的和谐。有部分女性作家不肯承认她们是女性主义者，着力于两性的和谐发展，那是因为她们没有意识到，“和谐”一词会麻痹女性的斗争意识，使她们变得顺从、听话，失去了斗争的意志，它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用来解决两性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的性别状况仍然不容乐观，许多女性仍然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比如身体受到规训和暴力对待等等。而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比中国要快要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女性主义者们没有被和谐的思维所束缚，他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善于斗争，因而他们抗争的力度比较大，也比较彻底。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文明发源于欧洲的爱琴海，人们靠出海捕鱼为生，他们要与恶劣的海洋环境作斗争，这就培养了他们勇于抗争和搏击的精神。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海上航线的发现促进了商业的迅速发展，促使人们开阔视野、向外探求，形成了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及外向好动、爱冒险的精神。这是一种与推崇和谐的中国文化根本不同的异质文化，而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使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与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产生了根本性的区别：一方激昂亢奋、轰轰烈烈，一方温和舒缓、和谐互补。就是由于观念上的不同，使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更有成效，也更能打击男权主义的嚣张气焰，而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则非常不彻底，不时伴有为男性做辩护乃至消极对抗男性身体权威的靡靡之音。无庸置疑，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难以得到更深入的进展甚至进入误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们陷入了和谐观念的权力陷阱之中（借用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话来说，和谐只不过是权力结构和战争的一个圈套），一味地把和谐作为自己前进的路标，而忽视了和谐观念原本就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可以说，中国的女性很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即使反抗不平等、不合理的性别状况，仍然要顾虑到大多数男性的心理感受，顺从于男性所提倡的“和谐”观念，而使自己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男女不平等的表现。但是，是不是所有女性都应该奋起战斗，像西方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把所有的男性都看作是女性天然的敌人，用女性的身体权力取代男性的理性权力，就会赢得女性身体权力斗争的彻底胜利？不！西方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露西·伊利加格利在《问题》中给了我们一个完全否定的答案。她认为这不是用女性权力简单地代替男性权力的问题。“因为这种变更将一直被陷入同样的结构之中。在相同的结构中——当然，在那里，我正竭力地指定‘女性’，将不会出现。那将是一场男性权力的夺取。进一步说，替代将是不可能的。女性也许‘梦想’过它，有的时候，边缘地，在有限的群体里它也许成功过。但是对于社会这个总体，那样一种权力替代，那样一种权力颠覆是不可能的。”③她指出，简单的权力替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陷入与男性权力夺取相同的结构之中，也就陷入了男性所热衷的权力陷阱之中，无形之中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局面的出现。同时，这种做法必然会引起男性的反感，使部分本来支持女性运动的男性也走向了反对的阵营，这样就势必使女性运动变得势单力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