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将“中国制造”刻在奢侈品上

西方的奢侈品工业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发展，但在中国，多数工艺的创造者，没有被世人提升到其应有的艺术地位和产业地位，也没有形成个人的品牌和家族产业

本刊记者/王家敏

几乎在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同时，一些咨询机构建议中国企业“选择合适的销售渠道及媒体传播方式，精准的人群定位，打造个性化的奢侈品品牌”。

当奢侈品的消费逐渐成熟，一国的奢侈品消费就会渐渐由模仿到制造。上个世纪的意大利、美国和日本，都曾经有过相似的路径。

中国很少的一些人，正在成为这样的定义者。他们中有的人，坚持要走二十年的设计之路，有的则身居乡野，精细打磨一个现在还不为人知的品牌。他们的名字，并没有淹没在打造品牌的浮光掠影中。有人说，中国第一代的这批人，注定要成为中国奢侈品产业的铺路石。

郭培的梦想

郭培，高级成衣定制商，北京玫瑰坊时装有限责任公司创办人兼总设计师。从1997年5月开始创办玫瑰坊时装有限公司至今，郭培的高级成衣订制之路已经走了整整十二年。在此之前，郭培曾是天马服装公司的设计师。

2009年11月02日，中国国际服装周在北京举办。郭培在服装周上演绎了她的“极繁主义”设计。这场名为“一千零二夜”的服装发布会，以极精细的手工组合饰物与皮草，完全掩盖布料，一反时尚界流行的现代风格。设计的奢华繁复中，郭培对细节的追求几乎到了极致，“发布会上大家看到的所有刺绣，一针一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中国古代服装的辉煌刺绣让我感动，成为了我做高级时装的坚持。”

郭培迷恋中国手工艺，但她并没有拿着“中国元素”做文章。在她眼里，“中国元素”是中国的成功，但设计师的成功与任何元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郭培的设计生命始于198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服装设计还在摸索中成长。郭培向美院的老师学素描、画人体解剖，向技校的老师学裁剪、制版，成为了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服装设计师。1996年，她首次举办个人时装发布会“走进一九九七”，英国《ELLE》杂志介绍了这位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一年后的1997年，她创办了北京玫瑰坊工作室，走进了高级服装定制行业：“工业化带来千篇一律，追求个性化与高品质成为奢侈的梦想，而手工艺术是时装殿堂中最后一片净土。”

高级成衣定制是奢侈品中最能让人直接感受到尊贵礼遇的消费之一。严谨的设计流程，由一对一的专属设计到六次试装的量身剪裁，为满足客户需求不厌其烦的改动，都是高级成衣订制必须遵循的法则。能称得上高级定制的服装，无不是时间与心血、才华与工艺的共同造就。

“但高级定制在中国刚刚起步，它是慢慢成长的市场，因为最初大家把高级定制理解为一种服装加工，我们只能坚持用作品解说两者的差异。”

中国工业化以来，人们将手工制衣普遍视为落后。郭培认为，如今的社会，人应当是越来越受到尊重的，人力也是如此，“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坐下来一针一线，完全靠生命的付出，靠时间的付出去创造一种价值。”

这种价值感，正是奢侈品的要义之一。吉尔·利波维茨基在《永恒的奢侈》一书中评价，奢侈品更多的是一种“做”或者“让人做”的方式，意味着人们对人力创造的接受与尊重。

慢慢地，人们开始接受高级定制的价值。新世纪以来的近十年，郭培也渐渐成为广受欢迎的高级定制设计。社会名流、企业精英、影视明星成为了郭培的客户，春晚的大部分礼服也由郭培打理。国际星章子怡还曾穿着郭培设计的礼服，参加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与格莱美颁奖典礼。

“社会名流、明星和老板们，可能更有定制服装的需要。我们的客户大部分是他们，和市场的接合面很小，还没有得到大众的认知。”郭培说。

2009年中国国际时装周上，郭培获得最佳女装设计师奖，李小燕、杨紫明等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也让人惊艳不已。中国国际时装周则承担了这样的使命：不断传递中国时装的各种符号信息，以及传达中国需要更广泛顾客的信号。中国不仅需要欣赏者，还需要更多理解奢侈品符号的消费者。停留于代工时代的中国服装业，也希望重现当年意大利米兰服装制造的奇迹。

1951年，意大利时装商人Giovanni Battista Georgina举办了意大利第一场时装成衣发布会。这场发布会像一个宣言，预示着意大利的米兰，不再是法国服装业的手工大作坊，而成为自己就是中心的时尚之都。之后20年，意大利诞生了Pucci、Missoni等一大批成衣设计师和Max Mara、Giorgro Armani、Granni Versace、Gucci、Prada、Fendi等著名品牌。

“全球金融危机中最好的消息，莫过于中国设计师也开始抬头了，”洪晃说，但当前的政治与商业环境并非支持他们，“国家对创意产业的资助永远不可能落实到他们头上，国家的钱喜欢给机构。而中国的富人希望雇佣几个设计师，按照他们的指点去设计，这样的合作往往很短暂。中国的时尚媒体也是外国品牌主宰，好不容易介绍一个中国设计师，他们也会问，你觉得你是中国的Marc Jacobs吗？我就是我，我是其他谁啊？”

“每个人的创造都独一无二，”郭培坚持着自己的高级时装定制，“我所做的事情，不过是通过奢华的视角，去叫醒那些忽略了欣赏，对完美视而不见的眼睛。”

沈然的回归

相较于玫瑰坊的盛开，沈然的Manito皮具手工作坊刚刚萌芽。但她并不觉得自己弱小，“西方的大牌，他们最开始不也是一个家庭手工作坊吗？”

出身于设计专业，沈然的皮具没有“翻版”，但最令她最着迷的还是稳定的工序。一张铺着老地图的工作案，记录着每件手工皮具至少要经过的十道工序：设计图样，制版，选皮料，剪裁，粘贴，划线，打孔，缝合，打磨，上胶。沈然追求每一道工序的完美。她会根据款式反复挑选皮料的厚度与颜色，不厌其烦地打孔缝合，就算做出成品后看不到的地方，她也会精细的藏好线头。皮边的打磨，沈然也坚持纯手工，用砂纸一点一点打，不同角度打上三四遍。

现在也有磨边的机器，但沈然不用，她认为把机器掺到任何一道工序里，所有的工序都没有了意义。沈然认为，手工皮具的魅力在于品质的稳定，在于手工艺师所倾注的时间与生命，“一个手工艺人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的东西，使用者也能用一生的时间去享受这种稳定。”

沈然当然希望买走皮具的人们能欣赏它。但她并不能控制别人，也不想，所以只把东西卖给喜欢它的人。她也希望顾客知道，他们买走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品，总有一个人在背后为它负责。沈然将自己的皮具定义为奢侈品，纯手工制作和一对一服务，“皮具磨损很正常，都可以拿回来保养。每个大包的价格在3000元以上，但我的购买者还不是太有钱，价格再高他们难以接受。还有一些人觉得再添些钱，就能买到国际大牌了。”

在追求效率的社会，这样的手工艺人确实很难养活自己，但她相信这个方向。四年前北京还没有手工皮具的圈子，沈然想找一些书、一些资料非常难，后来日本、欧洲的皮具杂志大陆都有了，北京做手工皮具的人也有了一些，她还认识了宁波等地的朋友，包括进口皮艺工具的老板也跟着他们成长起来。沈然逐渐觉得这是个事业，她想或许还能是一辈子，一直做到敲不动为止。

沈然将爱马仕作为自己的标杆，“我最大的希望是去欧洲，成为爱马仕的工坊学徒，他们的学徒五年内不能独立做一个皮包，只能打杂，但这五年可能相当于我在这里的十年。”

爱马仕对手工的坚守是许多手工艺人的骄傲。1837年，蒂埃利·爱玛仕在巴黎创立了以自己姓氏为名的马具品牌，当时的马具当然是手工艺品。进入20世纪之后，大工业的批量生产席卷了人们的一切生活之时，手工的傲慢与意义，一点点地水落石出，它成了奢侈的必经之途。

沈然执著的同时，全世界都在为寻找这样手工艺人而烦恼，尤其是站在时尚产业尖端的人们。清华大学经管院教授李飞认为，“工艺对于奢侈品的重要，不仅在于传统，还在于皮具需要优秀的工匠，高级时装需要优秀的打版师，高级珠宝也离不开优秀的镶嵌师。”

20世纪20年代，巴黎有大约30万名手工工匠，绣工就有1万人。当高级定制让位于批量成衣，手工作坊工匠数目骤减，到新千年，巴黎的刺绣工只剩下不到200人。2002年香奈尔公司收购了著名的Lesage刺绣坊被，而总计收购了近十家家族式作坊的香奈尔公司也被公认为最聪明的角色。

中国看到了“复兴手工艺”的契机。2008、2009年中国国际时装周中，传统工艺受到多家服装品牌的推崇，NE·TIGER还特别推出“中国传统工艺与现代服饰”结合的主题。在NE·TIGER2009“国色天香华服大典”高级定制华服发布会上，总设计师张志峰携手两位古稀老人微笑出场，一位是曾为皇家制作龙袍的缂丝世家之第五代传人王嘉良，另一位是将几近失传的缂丝工艺再次复兴的缂丝大师王玉祥。

西方的奢侈品工业以家族传承的方式发展，但在中国，多数工艺的创造者，他们的技艺虽然通过师承的方式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但他们本人却隐没于“乾隆御制”或“江南织造”之中，没有被世人提升到其应有的艺术地位和产业地位，也没有形成个人的品牌和家族产业。当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拥有的是沿海大规模的成衣制造工厂，和世界奢侈品品牌高级制造及高档原料采购大国的身份。

起点在1994年，以手制旗袍为卖点，中国第一个奢侈品牌 “上海滩”(Shanghai Tang)招揽了12位自20世纪初就以精湛缝纫手工而闻名的上海裁缝师傅。随着2005年11月上海滩第19家专卖店在日本东京开业，这个在香港出生的服装品牌，已经在全球13个国际大都市开设了专卖店，这其中包括时尚之都纽约、伦敦和巴黎。

2006年跨入成衣行业的玫瑰坊拥有300名绣工，而“东北虎”也拥有缂丝、苏绣、云锦等工艺，张志峰说，“中国的奢侈品牌要走向世界，在创造自我意识的同时，要有工艺，有文化，简单的抄袭和机械的模仿没有出路。”

奢侈品的精神印记

真正的奢侈品，背后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这个精神含量对个人、对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

本刊记者/王家敏

一双鞋要结实舒适，一块钱很难达到，但是100块基本都能达到，但是当它卖到100万时跟舒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查达哈的《奢侈崇拜症》(The Cult of the Luxury Brand)一书中，这样的奢侈品消费被划分为5个发展阶段：镇压、金钱之始、炫耀、适应、生活方式。当今的日本，被归入“生活方式”一类，中国则被定位在第3个阶段——“炫耀”。

“一个普遍炫耀的奢侈品消费，说明存在一个普遍的、需要被尊重的人群。”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孙时进认为，人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奢侈品的精神价值。

精神的成长

10月，上海财经频道一个商务脱口秀栏目中，两个女孩展示自己创立的连锁酒店，竞争与汉庭酒店连锁创始人、董事长季琦一起午餐的机会。其中一位女孩自称“草根”，创立了求职青年旅舍，而另一位则是“富二代”，镜头不断切向她手上的香奈尔饰品，她开了一家精品酒店。

当主持人问季琦，“你也有女儿，会不会希望你的女儿也创业？”他回答，“不会，除非她愿意，因为创业很辛苦。”

“富二代”的女孩子当场就掉了眼泪。她说，从小到大，她的所有成功在别人眼里，原因都是自己是富二代，还长得漂亮，她想要通过创业证实自己的价值。“酒店都是我一砖一瓦从零到有创立起来的，我不停考察、学习、参加酒店峰会。我知道，我们富二代创业，就会承受更多社会和家里的压力。”

而在节目的最后，季琦问了“草根”女孩一个问题，“如果我给你年薪三十万，买你的创意，你到我的公司来工作如何？”她回答，“那你要让我把团队也带过来。”

季琦问“富二代”女孩，“你的酒店也不怎么赚钱，能不能1500万卖给我？”她回答，“我不愿意，我想把它做成我的事业，未来十年把我们的品牌打造出来。”

一开始倾向于“草根”女孩的评委们，最终选择了“富二代”。他们认为，“她在用心做商业，与人交流。”

“一个是为了生存，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希望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对富二代的看法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绝大部分人为了生存，很难想到自己的天职是成长。富二代已经不需要在物质这个层面上下功夫，他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怎么成长上，这对他来说就是天职。”

他们的精神成长，被通俗地称为附庸风雅，“这样的社会心理与他们的愿望大相径庭，”孙时进说，“实际上富人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与尊重。”

“就像那个富二代女孩一样，很少有人尊重她自身的努力，”孙时进说，或许长久以来，人们得到的尊重都太少了。当人们有了钱，就会花费很高的价格创造一种尊重。香奈尔，高级红酒，豪车豪宅，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说茶叶、红酒，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品出其中滋味，一旦他长期用心品味，解读之后，就可能有助于他的人格成长。”

如果人们还没有钱，则普遍喜欢假冒的奢侈品，“这也说明国民普遍缺少被别人尊重，也并不尊重奢侈品背后的精神价值。”

“收养”工艺

同样，一个尊重奢侈品价值的社会，其背后的价值也能得到延续。一些商人更早发现了这一点。

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台北商人丘先生，跟一帮朋友在苏州挑选苏绣时，发现市面上的苏绣很一般。当他们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后，发现苏绣艺术几乎快死亡了。丘先生很痛心，去探讨为什么？结果，丘先生发现，原因在于绣娘的报酬太低：“比如说一个绣卷，绣娘真正用心绣的话，恐怕要三四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拿去卖，顶多也只卖几千块钱，没有人会用心绣。”

2006年，丘先生在苏州寻找了一批他们认为还有功底的绣娘，把她们的工作买断，“我说一年给你几万块钱的生活费，不要担心生活，你认真地去绣，然后我们再收购绣好的作品。”

丘先生认为，给他们的钱要够多，工艺师首先要有体面的生活。在奢侈品原产地欧洲，手工艺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有270年生产历史的瑞士宝柏表(Blancpain)，保持了几百年来只生产手工机械表的历史，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至今保留着1755年招收手艺学徒的合同。在安特卫普，服装设计师是他们的骄傲，英国的瓷器工艺师则代代相传。

丘先生也得到了想要的工艺价值。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作为一种欣赏品来收藏苏绣。而商人的思维使丘先生很快找到了其他的方式：如果这个东西的价格能在市场上得到承认，在赚钱的同时，还可以使中国的苏绣文化真正地流传下去。

他们将收购的绣品在各地展出，逐渐获得了市场，价格也比以往翻了数倍。“一个品牌绝不只是靠宣传、广告、策略，真正的奢侈品，背后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这个精神含量对个人、对社会应该是有价值的。”孙时进认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商人看得很低下，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商人。商人就是通过市场，把真正好的东西卖出好价钱。幸运的工匠师与真正的商人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理念，如果工匠只是想维持生活，你能想象他的作品理想会是怎么样？”

“但中国这样的商人还没有出来，或者说还不够。”孙时进说，“把工作作为一种理想，与长期的社会积累、经济发展有关，大部分商人还是停留在成为富人的思维上。”

布波族的升起

另一些人，则跳出了“富人-奢侈品”的思维逻辑，“布波族”(Bobos)就是例证。

2000年，美国专栏作家布鲁克斯写出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他们富裕却反对物质主义，用健康的法则而非道德的法则规范世俗欲望。遵循这些法则的人过着有纪律和自我节制的生活，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布波族只是扔掉了一部分物质炫耀，但至少，一种不以物质为重心的时尚已经进入了精英阶层。

中国的布波族来得晚一些。他们基本由名牌大学制造，如果不是哈佛大学沃顿商学院的MBA，也起码是国内名校的EMBA。他们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看待享乐，但必须与大众消费严格区分，长期使用同一个品牌，以昭显独特的品位。他们也可能对珠宝历史熟稔于心，或迷恋北京老城的胡同小店。

Ben算是其一。他在上海拥有几千万的豪宅，在北京也买下了昂贵地段的房产，在西南还拥有一套度假房。他的手腕上，始终是一块海鸥手表，他的车也是老牌的国产红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