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新疆撤兵，胡宗南贻误战机，马鸿逵、郭寄峤相互倾轧之记载

阎1949年8月18日记：“今日院会提出新疆撤兵案。主撤者认为不撤久则溃变，撤则增兵内地，有补于军事。”

不主撤者谓边疆与内地人心不同，撤兵即须连带地将政治撤退，即系抛弃领土，将来很难恢复。且新疆400万人民中，汉民20万，回民20万，馀皆为新疆原有各民族，撤兵以后，这40万人很难存在，必遭残杀。但撤兵须汽车500辆，需时8个月，方能撤回，经费除已拨200万外，尚需600万。据说，实际上在那里成家的人很多，搬回来亦不过两三万人。会议中撤否未决，众议我考虑两日后，自行决定，不必提会。我以为考虑无用，必须尽两日会见知新疆情形者，了解事实后决定。”8月21日记：“八月十八日行政院会议提出新疆撤守问题案，众议此事关系太大，撤守即是放弃国土，超出一般行政院会议职责之上，不便讨论，应由院长考虑后与代总统及总裁秘密审慎决定处理之。经我两日来考察了解结果，得到三种方案，但均与新疆军事当局陶峙岳司令主张绝对相反。陶之意，无论撤与不撤，必须与苏联签署协定，使苏联强占三区为合理化，此实等于签署卖国条约，撤与不撤，均不能签。于是派大员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周昆田，前往与当地负责人慎密研商拟处。为集思广益，妥商规划，于本晚七时，除秦、周二位外，并邀请内政部长李汉魂，前国防部长徐永昌，国府参军长刘士毅，政院秘书长贾景德便餐磋商，十一时散会，决定由秦、周携带方案，明日先飞西安，再飞哈密，转赴迪化。”8月20日记：“义无返顾的事，是从人定胜天的观点发出来的。尽人事而听天命，脑筋中有一半的松懈。知其不可为，亦不够个饱满的精神。只有人定能胜天的精神，才能饱满无缺。某君第三次劝我考虑对共和战问题时，我告他说：我是坚决的反共，不能谈和。不能谈和的道理，假若天欲灭共，我可能先离开灭共的立场。假若天不灭共，我必不因天不灭共而自杀，我还做人定胜天的努力。”

“李代总统问，贪污成风，列举数大员贪污巨款，将如何查明严办？李并云，恐办不胜办。余答：由办到克服不胜其办。李复云：我们应当不顾一切。余曰：前曾向蒋总裁言，为国牺牲一切不惜，若为贪污者作傀儡，敢告不敏。代总统有闻，即交，山必严办也。”

阎1949年8月21日记：“青海兵团、宁夏兵团、陇南兵团与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在西北作战方面指挥上不统一，致有误战机，减低战斗效率。为统一并加强，决定设立国防部长西北战区指挥所，派大员前往指挥，并决定派前国防部长徐永昌任指挥。徐预定明日前往，与秦德纯、周昆田同行。”8月22日记：“甘肃主席马鸿逵任命之经过。最初一方为郭寄峤争留任，郭、马不相容，欲分城驻节，此主张太不成事体。另一方为留任省主席，马亦不同情。多数立委为马鸿逵争，一日立委代表九人来访，希望以责任内阁之权能处理。余答：我譬如一开汽车者，你们为坐汽车者，你们希望我快达目的地，我何尝不愿，不过我要注意到路上障碍，顾虑翻车。翻车后不只车坏人伤，且亦达不到目的地。余言罢，立委九人齐声响应曰：我们清楚了，不再催。国事无公道，无是非到极点了。余遂循立委之意见，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盖立委无私见，其他争执者，则所抱各有不同也。”

五、关于阎拒辞所兼国防部长、调解蒋李之争的记载

阎1949年9月4日记：“李代总统希望(我)辞兼国防部长，拟以白崇禧接替，未表同意。”9月9日记：“致徐政务委员永昌函：兄昨之言，关系国运隆替，睡醒后颇觉萦系。我意：不只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意。假如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我认为今天我们是病与命相连在一块，治病必致命，不治病必丧命，若不设法使病命分离，恐无下手之法。今欲转危为安，必须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为同是其是同非其非，方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按今日我们的自身，由人上说易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若从事上说，无人不愿国家好，定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应决定何利必兴，何弊必除，规定进度，实行考核，作为我们首脑部救国约法，共同遵守，完成者奖励，贻误者严惩，则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向挽救危亡目标迈进，未始不可有为。此致次宸兄。”9月30日记：“国家需要不去，应即不去。国家不需要留时，自应不留。去留应以国家需要不需要决定。与国家有益，虽手枪吓我，我也不辞。与国家有害，虽万人挽我，我亦不留。”10月2日记：“(与吴忠信谈话)不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破裂之可能。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毁灭之顾虑。接受而毁灭，为众怨所归；不接受而破裂，亦为众怨所归。”吴说：‘两害权行取其轻。如何？’我说：两害取其轻，当然。但一害已知，一害未知，无从比较，如何定取舍？”

阎1949年10月2日记：“吴礼卿(忠信)问我，蒋李之争，究应怎样办？我答：讲亦悔，不讲亦悔。此事关键非干部所当主张，应由最高领袖自决之，因此事无论怎样办，均有咎戾，故主张怎样办均难见谅于将来，故须由最高领袖决之。”10月4日记：“会见立法委员梁栋时，梁说：希望院长能长作蒋李之桥梁，使蒋李能密切合作。现在有人说院长一面倒了，究竟如何？我说：在组阁之前，对蒋、李曾提出四句话：‘中间赤诚匡济，但不从井救人，亦不卷入漩涡，更不义气愤事。’我一切处置均以国家为前提，我也意料到到一时期，一定有一方或两方感到不痛快，对我不满意。但我绝不偏倚，绝不作那一方面之屏护。举例言之，如有人提议保卫台湾，我想台湾为中国领土，自应保卫，但非为蒋而保卫台湾。又如有人提议保卫西南大陆，我想西南大陆为我们反共基地，一定应保卫。但保卫西南亦非为李。我只问心为国，什么批评我也能接受，我也不感觉痛苦，因既作中间，当然就有不说之话。”

六、关于国民党“行政院”由广州逃迁重庆、成都之记载

阎1949年10月11日记：“偕财政部长关吉玉由穗飞台北，谒蒋总裁。”10月13日记：“李代总统由穗飞桂林，行政院各首长由穗迁重庆。”10月15日记：“偕关部长由台北飞重庆，宣布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10月16日记：“加大地方权责案，如在前三个月实行，可以为国帑节省一亿多支出，可以为国家增加一百万军队，不想今日提出行政院院会讨论，尚有人反对，殊觉惋惜。”10月18日记：“出席陪都各界欢迎政府迁渝大会，声明以人定胜天之决心，走民众路线，以求挽救，并以七天时间，听取各界意见，博采众议，以定施为。”10月21日记：“对行政院全体职员讲用民强于用兵；教民强于教兵。李代总统莅访，晤谈一小时。”10月28日记：“没有新的环境，办新的政事，如同到英国对英国人说中国话。”10月29日记：“六十晋七诞辰，与贾秘书长景德，徐政务委员永昌餐叙中云：徐说我知其不可为而为是宁武子之愚。我说：他是假愚，我是真愚。既入地狱，只好安于入地狱。”11月11日记：“两电蒋总裁，请早日莅渝(蒋总裁十四日抵渝)。”11月20日记：“李代总统在香港人太和医院，声明治病期间，中枢军政事宜，已由阎院长负责照常进行。”1．1月21日记：“有人向我说：你应组织力量救西南，救西北。我说：古人说，素什么行乎什么，我现在素无力，行亦无力，我不主张组织力量。”11月25日记：“与美参议员诺兰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