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关于在台湾与旧属杂谈组阁困惑与历史往事之记载：

阎1950年2月5日记：“耿代表禹堂(耿誓)云：国事重于省事，担任行政院长较在太原成仁效用大。答曰：我第三次到溪口时，介公向我说，省事小，国事大，万勿回并，我俩同德邻共挽危局，是最理想的。他送我上飞机时，恳切地说：务请以国事为重，我故未能早回，但我回意未绝。广东全体中委欲我到广州一行，原拟到广州一行后，即返太原，但尚未起行，而太原机场即不能降落，我回意始断。今恐个人之义失，而国事无为，我觉得有偏于感情。”

阎1950年2月9日记：“王平(财部次长)、刘杰(立法委员)、邓励豪(立法委员)、郭澄(国大代表)、卢学礼(行政院参事)等来谈。卢云：‘国民大会代表全国联谊会，非法定机关，且所谓‘违法误国’另有所指，何必因此小题大作，而提出总辞职，动摇人心?代总统出国就医，总统主持无人，向谁辞?’答：有总统府则向总统府辞。……处事应见机而行，失机之后，则进退维谷。在此认识不一、作风不同之下，为则难通，不为则遗(贻)误，于我、于国均无所益。在今日，需我团结缓冲之工作告一段落。我前在广州时因府中迫要国防部长，我曾向代总统说：健生出任国防部长为时尚早，诚恐提出之后，发生纠纷，我公必更感难处。至我个人，有益于国家时，我绝不轻辞。到我去留无关时我必退让贤路。此其时也，再作下去何以自解?我意已决，不必再论。”2月9日记：“(答禹堂)前在重庆时，有以李代总统出国为不顾大局，亦劝我因之宣布辞职，给他放下。我说，他不顾大局。我亦不顾小局，将何以对人民，我何可因李代总统不见谅于国人我亦不见谅于后世乎!……今天，在领导上，可有两种方式：一个如次陇(赵戴文)任主席时，他曾对我说：我们两个无论如何一致，但处理事上，绝对有出入，反要加多交叉而减少效用，不如由你处理，我注意得失及人的真伪，可变交叉为重迭。一个是用提纲挈领，执简驭繁的方式。我感到在太原时，能在组织会议上公开检讨批评，可使欲欺者不能欺，亦不敢欺，在众目之下，自亦不易受欺。”2月10日记：“刘子英云：舆论批评你是孤掌难鸣，故一切方案不能实施。答，只要有权，孤掌很易变成不孤掌。问：责任内阁的阁揆能说无权乎?答：阁揆等于驾辕的骡子，绊住腿以后，寸步难行。问：为何绊腿?答：因车主行车的意念尚未到。问：车已套齐，行车的意念何以未到?答：有所待也。问：有所待也，抑有所虑也?答：我不知。”郭镜秋(郭澄)云：外间批评院长组阁以来，说得多，做得少，对此感想如何?答：说还未说够，如何能作?又问：什么程度叫个说够，说到什么程度才能作。答：说的认识一致才叫够，行动一致才能作。又问：何不继续再说，屡说屡作?答：事务性的政治可作，但无济于事；转变目标的政务，在大陆上尚能说，到台湾后，说亦不能，何况乎作。环境已成不可为，虽有善者，亦无可如之何，况我非善者乎。”2月12日记：“方闻(彦光)问：院长大喊人定胜天，今何不抱定斯旨，不顾一切猛速行之，以挽危局?答：人定胜天，第一要有权力，第二要有时间，第三要有人才，第四人与物的藏蓄力要够，第五国识要够。有此五够，才能人定胜天。又问：今五者不够，原来是何动机喊出人定胜天的话?答：原来的动机为指出目标，希望大家向此路上走。”2月13日记：“与严廷飏(子言、立法委员)等谈时事。答曰：历史所记载者，真实性只有一半。只读亡国史，难知亡国事。”2月10日记：“蒋总裁嘱贾秘书长煜如(景德)及徐政务委员次宸(永昌)转告：请阎院长万不可轻言辞职，因之动摇人心。国大之询，系我与德邻及伯川三人均有，所谓‘违法误国’，不是说伯川，请他万勿误会。”2月12日记：“贾秘书长云：总裁秘书室秘书长黄少谷电话，报载院长昨未到院，亦未会客，是否倦勤的表现?答：我昨因身体不适及防空演习，只会客，未到院。我在交卸的前一刻，亦必照常办事，我向来以令尹子文勉人，岂能不自勉?嗣黄少谷、郑彦棻、贾秘书长来商大局。”2月14日记：“张锦富(靖安、国大代表)云：某报批评院长既有倦勤意，还是日夜办公，星期日也不休息，还是不倦勤的表示。答：恋栈与不苟，在外表上看是一样，见仁见智任人看吧!”

阎1950年日记谈历史往事：2月20日记：“抗战前我到南京，总裁着我领导开的八个会议，一个是专讨论和战问题……当时张汉卿知道我领导的这个和战会议主张分歧，他曾找我到楼上说，我给你作一个秘密报告，听说有主张割地议和的，我们预备了一百个人，一百个炸弹，对主和者将尽杀之。我说：汉卿!你今日为公为私，主张很得人的谅解，因和则东三省去矣!不过，我告诉你，我的主张和战，均以国家之利害为目标，假如国家利于和，主和的人还怕炸弹么?总裁遂决定焦土抗战。”2月27日记：“晚读史而有感曰：君被小人包围之后，君对利国之臣必厌恶之。君被权臣控制之后，贤臣必被排斥。君被通敌者左右之后，支持国政者必被驱除。君被谋叛者窃权之后，忠君者必被罪及之。君所致此者，不外昏与欲。昏君尚可设法，欲君投其所欲，则无可挽救。处此境遇，贵戚之臣可以死挽救，如，比干、箕子，庶臣则明哲保身可耳。”4月8日记：“与前甘肃建设厅长朱镜宙谈佛学。我对佛学亦未深研究，不过我对佛家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早年在太原省政府内的进山上建了两个洞，一个叫居仁洞，—个叫随缘洞。在居仁洞上我写了个‘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在随缘洞上我写了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儒家的道是中道，佛家的道是高道，但高出中道以上去了。不过我对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认成是同样的功夫。……我自己未学佛，我有一个朋友叫赵次陇(戴文)，我劝他学儒，他劝我学佛，始终未能说服。但我是儒不深知，佛更不晓。”4月9日记：“与贾资政煜如、徐资政次宸座谈，论及亡国史，说到明朝，贾云：李自成讨伐庄烈帝的檄文有两句名言曰：‘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答：容臣私就是君的暗，容臣尽私，就是君的甚暗，且君到了孤立的地步。其原因：不是君不明，就是君内多欲。不明是不认识贤不肖，多欲是不敢辨别贤不肖。无论不认识贤不肖，或不敢辨别贤不肖，就不能知人善任，失了作君的唯一道理；焉能不为群众所炀蔽?世人多说明朝的亡国，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我不能为庄烈帝宽恕。臣由君用，亡国之臣从谁来的?自来历史上亡国之君，有是无能而亡的，有是有能而有私欲被小人奉迎，私欲掩蔽了君的能而亡的，在君则有别，在亡国则一也。”4月10日记：“与念文(王怀明、前山西省议会议长)、均一(王平)同车。念文云：中国人很聪明，然何事也办不好，其病何在?答：‘高谈阔论，争权夺利’，八个字可概括之。”

十、关于阎退居台湾菁山草庐、谈洗本身恶性、撰述《大同之路》、提出大同世界展望，及其窑居生活之记载：

阎1950年3月16日记：“开始撰写《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3月28日记：“与子志惠讲孔孟成就学问的六步功夫。”4月27日记：谈洗个人恶性：“有欲必有嗔。自己之欲被阻时，即时动嗔人的念。余觉着余欲上尚未去尽，故嗔仍在。不过念将起时，即能觉着要不得。(按：嗔，发怒、怪罪、不满之意。)余五十年前求学之时，几乎是时夕动嗔。四十年前为政之初，亦是日日动嗔。三十年前经验较多，碰壁亦多，虽然改之，但亦不见多。二十年前挫败之后，静修七个月之久，洗涮不少。但亦常感嗔之痛苦。近十年来，每日在战争中助人不少，战争之胜败，关系国家民族之存亡，自身之生死，时时有这大关系在身，等于严师严父在侧，千钧万钧压身，不敢一时放纵。因之贪嗔嫉等恶性，去得不少。尤其近四年，支持晋省战事，其危急无一日无之，其困难无一时解尽，终日不食，终夜不眠者为常事。在此等境遇之下，心身痛苦，亦心身之成就。于去一切恶性上，收功不少。自担任阁揆九个月中，更觉环境威严，如万锋来刺，千刃迫身，尽自己的智仁勇来应付，仍感动辄得咎，时时谨慎收敛，还感畏惧，自身余留之恶性更受到洗涮，当然感到轻快。自以扫荡无余矣，实则不然，欲少阻者亦少，但有欲则不能避阻，遇阻仍然动嗔之念。余故有以上之叙述。老则离死不远，去不尽恶性，死不能无愧。只有赶紧去之，以求得个死。”5月28日记：“完成《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一书。希望实现消除矛盾根本和平的世界大同。”6月25日记：“开始撰述《大同之路》。全书共十章：现世界不安和的根因，不安的现象，安和世界必须走上大同之路，大同理论，大同主义，大同形态，大同国际，走上大同之路对联合国的期望。结语中云：大同之景象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信以立己，义以制事，民无机诈，官无私谋，强不得以逞雄，弱不至于受屈。人皆和爱，暴乱不兴。国皆礼让，干戈不作。以孝报恩，老得其养。以恕处人，人得其和。各尽所能，各得所值，以享有励劳动。各俭所用，各输所余，以慈惠救残缺。科学公有，人才公用。生产无限量，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消费得美满。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为，做到没愚人，没闲人，没穷人，没坏人，一直到废止刑法，变政治为文化，制度为习俗，庶几人类安和，世界大同。此为大同之景象，亦为大同之目的。”

8月12日记：“由台北市丽水街八号移居阳明山公馆里九邻八十一号，后改为台北市士林区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四弄二七三号。其地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饮用山泉，距山仔后公路步行三十分钟，建筑茅屋，从事著述，人以‘菁庐’名之。台风一年数至，草庐时受损坏，遂就地取材，建石屋数间，命名为种能洞。并有种能洞命名记日：我到台湾，因不耐炎热与暴风雨侵袭，建茅屋于金山(又名菁山)山麓。移居以来，想起内地冬暖夏凉不怕风雨的窑洞，我问台湾同胞，台湾为什么没有窑洞?他们说：窑洞有三种缺点：一潮湿，二空气不流通，三怕地震。适合于北方，不适合于台湾。这三个缺点，经研究全可补救，使用洋灰就防住了潮湿；开前后窗户可使空气流通；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性质一样，是看建筑上设施如何。我遂决定建筑一所窑洞。台湾房屋，中国式、日本式、西洋式都有，特取三式所长，融合为一，为台湾同胞作试验，此窑命名为种能洞，因我向以种能观察宇宙，为配合我的宇宙观而名之。”

1950年12月31日记：“对本半世纪之感想与今后之展望：今日为本半世纪最终之一日，亦为后半世纪开始之前夕。我虽生于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但我初人社会为本世纪之开始。当时我正十八岁。五十年来，世界经两次大战，人类饱受浩劫，时至今日，世界仍在动乱不安中，追怀往事，展望未来，使我动无限之感慨。本半世纪接受了十九世纪科学之成就，继续发明进步，增大科学能力，吾人对此甚为兴奋。但当时政治家未审慎于初，未将私人资本变为国家资本以发达生产，因之加深生产的矛盾，发展到国际的矛盾，使今日进步的科学成为毁灭人类的工具。致此错误的责任，不在科学家，是在政治家。人类的幸福，全在政治的设施，而当时的政治家，未在解除矛盾上努力，反被矛盾所席卷。所谓席卷，即是因资本剥削下的产物为无购买力的产物，科学愈发达，这无购买力的产物随之愈加多，即是人失业的恐慌性愈随之而加深。当时的政治家，挽救自己政权的崩溃，遂不能不变生产的矛盾，为市场的矛盾。演出殖民地政策与经济侵略政策，争夺市场，解决生产的矛盾，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即是将国内的矛盾延为国际的矛盾，将斗争的矛盾延为战争的矛盾，最后将经济恐慌病延为主义的恐怖病，至今日已成为祸害人类的前夕，这是我对本半世纪的感想。

“我的展望，是愿将本半世纪毁灭的前夕，变为安和人类的开始。人事全在人，只要有领导世界的资格者，领导安和，全世界即能得到安和。政治与人民亦如同农夫与禾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今日有领导资格者提出安和世界的大同主义，领导世人走向大同，取消生产上的矛盾，即无市场上的矛盾，亦无国与国的矛盾。然后唤起百分之八十的劳动者，安慰了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宗教家；使哲学家认为大同合乎人类的慈悲。跟上来的是人类幸福的伙伴，不跟上来的是时代的落伍者，反对者是人类幸福的仇敌。如此可将前半世纪斗争的毁灭，变为后半世纪大同的肇兴。这就是我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