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亿能否换来“无毒”肥料

国家负担增加有机物带来的成本，也许是降氮的唯一有效途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谈了两个多小时，刘宗超大部分时间都在强调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生态源”的效果。看得出来，52岁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对于这种可以让“死棚”复生的肥料充满信心。

他很认可过量施用化肥引起生态恶化的观点。而且，他因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生态文明”进行研究，而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出该概念的学者之一。

在2010年之前的近10年间，这位有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生态产业与世界农业经济学科背景的学者，把心思都放在了这种新型复混肥料的推广上。

他相信自己的发明一旦大规模推广，就可以阻止土壤因化肥施用过量而失去种植能力的灾难性后果，并且对增产也有积极影响。

降氮不是技术问题

刘宗超的发明是将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和造纸厂污泥等工农业废弃物经过发酵处理后，添加无机肥和微量元素。这种被命名为“生态源”的肥料，其根据是不同作物生长对于各种营养成分的需求不同。现在它已经有60种不同配方。

简单地讲，“生态源”是一种半有机肥料，也叫做有机无机复混肥料。这类肥料承认无机肥对农作物生长的必需作用，但更强调土壤中有机物对于无机肥分解利用的关键作用，同时希望有效解决无机肥带来的病虫害。

根据北京市土肥工作站2002年8月的试验报告，每亩芹菜施用120公斤氮磷含量为30%的“生态源”后，“增产幅度达到19.7%至30.1%，与常规施肥相比增产幅度为5.9%至7.2%”，同时“对芹菜的硝酸盐含量影响明显”。

刘宗超特别提到，在土肥部门对新型肥料的检测单中，仍把增产作为第一要点，其他因素处于相对从属的位置。

他向本刊记者出示了大量体现这种肥料效果的实例图片和文字材料。最明显的一次发生在河南汝南县三门闸乡。当地因多年过量施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而绝产。在施用他研制的肥料前，一些大棚已经停产两年。

结果，这些“死棚”在每棚使用800公斤这种肥料后，当年就恢复了生产。

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徐更生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中，还以“生态源”为例，希望推广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刘宗超并不赞成单纯施用有机肥料、培育有机作物的发展方向。他解释说，以目前的土壤情况，要种纯有机作物，要先经过三年缓冲期，通过土壤代谢清除化肥污染。“第四年种植后产量只有之前的一半，价格至少要是以前的八倍，才能收支平衡。”

对于目前市场上的“有机蔬菜”、“有机水果”，刘宗超的助手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它们中的大部分在种植早期都施用过无机肥，在收获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再用技术手段减少化肥含量，通过检测。

“纯粹有机在经济上有很大难度，在种植上也几乎不可能。”刘宗超举例说，曾有专家在新疆种植了大片有机瓜果，最后发现果实根本无法长大。

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院士、专家意见相吻合，“生态源”的实质是适当减少肥料中的氮等成分。

“生态源”来自刘宗超主持的国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信息增殖基础。课题结束后，他的团队希望申请经费继续进行“生态产业”实践，但是没人愿意把资金批给这个以减少化肥施用为目的的项目。

“企业更不愿意。”刘宗超回忆说，好在他们还做咨询项目，积累了一些“咨询费”。1997年，研究正式启动。大约三年后，他们成立了“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推广“生态源”。

刘宗超告诉本刊记者，与一般化肥相比，“生态源”的氮磷含量减少了大约40%，相当于有五分之二的无机物被有机物替代，“在技术上实现降氮并没有问题。”他说。

成本是首要因素

中国目前解决过量施用化肥的出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刘宗超一样通过有机无机复混肥减少肥料中的无机成分。此外，就是国家力主的测土配方施肥以及缓控释肥技术。

缓释控释在于解决目前氮肥使用中的低利用率问题。目前常见的控释化肥办法是对尿素颗粒进行包裹，控制肥料养分的释放速度，使养分供应与作物各生育期需肥规律吻合。

缓释技术则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方法，使肥料养分在土壤中缓慢释放，延长对作物的有效性。缓释期和缓释量无定量规定。

1972年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李庆逵院士在中国首先开展缓释肥料的研制。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发展为全世界缓控释肥料种类最多的国家。

根据各种作物单季和田间定位肥效试验结果，缓释肥料中氮的利用率可提高10至30个百分点。

然而，由于要使用树脂和硫磺等对尿素颗粒进行包裹，必然增加成本。特别在最近几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缓释肥料的性价比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同样的状况其实也体现在刘宗超的发明中。目前中国的有机肥料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精致有机肥料类，不含特定效应的微生物，以提供有机质和少量养分为主，约占43%；第二类是生物有机肥料，除含有较高的有机质外，还含有改善肥料或土壤中养分释放能力的功能性微生物；第三类就是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既含有一定比例的有机质，又含有较高的养分，约占38%。

刘宗超认为，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恐怕是以上三类肥料中性价比最高的一类。但他也承认，只有达到“理想规模”，单位面积的用肥成本才会低于无机肥。而目前，单位面积内有机无机复混肥的施用量一般是化肥的1.5倍左右。据此计算，单位面积的无机物减少约为10%。

目前，“生态源”主要施用在茶叶、中草药、蔬菜等对品质反应迅速、附加值高的经济类作物上。刘宗超说，在没有政策性补贴的情况下，粮食生产根本无法承受这类新型肥料的成本。

有机肥难获补贴

河北沧州青县坤源生态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树行在2000年底第一次遇到了刘宗超。

他当时还是青县马厂镇范官屯村委会主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树行带头搞了12个温室大棚种蔬菜，使范官屯的设施蔬菜小有名气。不过在遇到刘宗超前，范官屯的大棚已经因高强度施用化肥，导致黄瓜等产量明显下降。

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张树行也不会尝试“生态源”。“县农业局让我们做个试验。”

死马当活马医的结果是起死回生。由于效果显著，两年后他出资160万元和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联合办起了生物有机肥厂。目前，他的投入已达到四五百万元。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张树行对于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的遭遇有些愤怒：“我运肥去安徽，铁路上说我这个不属于化肥，不享受运费优惠。”

他认为，在提倡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国家补贴投给了化肥，却不愿意给“生态源”这类肥料，“算下来，种粮用没有补贴的‘生态源’比用有补贴的化肥，成本要提高15%至20%，农民没法接受。”

目前，“生态源”已经在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等地施用。刘宗超说，生产这种肥料的企业有机会获得两类补贴：测土配方施肥推广补贴，以及一些省的有机肥地方补贴。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部分省市地区已开始利用补贴推广有机肥。如最早的上海从2004年起进行补贴，江苏自2006年试点，北京是2007年，山东是2008年。

不过，目前这些试点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组织的，补贴实施范围和补贴总量都很小。

张树行告诉本刊记者，今年河北省开始有一些有机肥项目，申请成功后可以得到补贴。但是根据国家政策，化肥可以享受电费、运费等多方面的优惠价格或补贴。

有机类肥料和化肥之间的补贴差异得到了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土壤肥料技术处副处长杨帆的确认。她告诉本刊记者，至少在2010年还没有国家层面大范围补贴有机肥料的计划。

目前，国家对有机肥的投入集中在土壤有机质提升试点项目上。2009年该项目计划资金3.9亿元，不过还包括稻田秸秆还田等摸索试点，“施用有机肥的土地一亩补贴20元。”杨帆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了扩大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规模和范围。”

她认为，对有机肥补贴的关键在于资金来源，“20元并不能完全补偿农民施用有机肥而增加的成本，但是可以用20元乘一下全国耕地数，这么一大笔钱谁出？”她认为，解决氮等无机元素过量的办法，还在于合理科学地使用化肥。

125亿补贴资金并非天文数字

在一般化肥出厂价每吨2000元的情况下，每年全国5000万吨化肥用量的总销售金额大约是1000亿元。

“生态源”出厂价是每吨1500元。由于单位面积施用量增加50%，全年施用量就需要7500万吨，总销售金额可到1125亿元。

这样，理论上“生态源”替代普通化肥需要的补贴为125亿元。虽然这还是一个比较粗略的计算方法，而且没有考虑农民施用有机无机复混肥需要增加人工成本以及其他因素，但也可以反映出，这种替代补贴对于中国庞大的农业生产规模和日益恶化的土壤状况来讲，并非天文数字。

2006年3月，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毕井泉在全国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国家采取的免税以及对运价、电价、气价等优惠措施，相当于每年对化肥生产流通环节补贴170多亿元，尿素平均每吨补贴160元左右。

在刘宗超看来，除非进行大范围补贴并建立有效的补贴制度，否则减少使用氮肥的努力很难收到良好效果。

他举的一个例子是，由于目前化肥补贴多补给企业，一些地方在推广复混肥时，向上汇报的是最合适的有机无机比例获得的效果，但当补贴下发到地方主管部门和企业后，他发现生产出来的复混肥中，氮的比例往往达到上限。这样施用后，对土壤的改善效果是最低的。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测土配方施肥中。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过程中，从测试土壤、设计配方到耕作试验、评价效果、实施监督等几乎所有环节都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一些地方配方肥的加工也由农业主管部门承担。这样，其效果完全取决于基层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目前，地方政府一般根据2002年施行的《有机肥料行业标准》对肥料进行补贴。但是最近几年，修改该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例如，这项标准在认定有机肥时提出，有机质含量不低于30%，含水量不高于20%。后者要求大多数肥料专门烘干，提高了成本；而最为关键的是前者---有机质含量过高，无机肥含量达不到一定标准，可能影响产量。加之补贴不足，农民很难有积极性去执行。

刘宗超说，这些年国家对于肥料的态度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在检测新型化肥时，添加了有关硝酸盐含量的内容。过去“生态源”这类项目在向国家申报时是无法立项的，“现在利用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机会，也可以列入计划。”但是，这显然还无法使中国施用肥料的格局发生明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