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索宝

    1941年，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次长杭立武是主任委员，马衡、梁思成、李济等任副主任委员。从该年下半年起，梁思成为了清损会的事情常去重庆，在那里的工作是开列沦陷区内重要文物名单，主要是古建筑和石窟等，印成手册，并在地图上标明方位，以备反攻日寇时避免炮击或轰炸。清损会还计划进军时配备文物工作人员，随行保护。

    梁思成问王世襄，如派你参加这一类工作，你是否愿去。有机会将自己所学应用到实践当中，而且是为国家出力，王世襄自是一口答应。他还向梁思成申请去北方，并希望借此机会能回家看看。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林徽因告诉王世襄：梁先生来信说，由于局势急转直下，清损会工作马上要全面展开，正在选派人手去各地工作。王世襄认为这时如果去重庆，可能有机会参加清损会工作，比在李庄坐等好。所以他立即给马、梁两先生写了信，整理行装，数日后即向林先生和社中同仁告别，离开李庄去重庆。

    9月，王世襄到达重庆，由马、梁两先生带去见了时任清损会主任的杭立武。虽然王世襄初出茅庐，但由于有两位副主任委员的推荐，再加上也确实需要人手，因此杭立武同意派他到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工作。

    在王世襄到达重庆前，教育部已派沈兼士任教育部特派员，兼任清损会平津区代表。沈兼士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与马衡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们关系较深。马衡先生带王世襄去见了一次沈先生，随即飞往北平，而王世襄则须等待有交通工具才能成行。当时飞机很紧张，一般工作人员即使坐轮船到武汉或上海再转往北京，也要登记等候，时日难定。

    在等候船只的期间，清损会在重庆教育部开了一次会，出席的人有杭立武、马衡、梁思成、郭志嵩等。会上商定派往京沪、平津、武汉、广州等区的工作人员到达后如何开展工作，在这次会议上，王世襄正式成为平津区助理代表。

    正在这时候，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副馆长翟荫来到重庆。他持有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函件，声称受委托来华观察调查战后中国的文物损失及保护情况。翟荫向杭立武提出行程，希望能到成都、西安、北平三地看一看然后回美，并盼能有一个懂英文的人随行。杭说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交通工具。翟说搭乘飞机不成问题，他可与美军联系，搭便机去各处，不必由中国政府安排。这时杭和马、梁两位都认为派王世襄陪翟同行比较合适，一则因他正待北上，二则王世襄娴熟英语，又知文物，可任译员。就这样，翟荫的到来，提前了王世襄离开重庆的日期。行前，马衡先生特别嘱咐，对翟荫必须密切注意，防范他借观察调查文物之名，行盗窃搜购文物之实。如有此等事发生，应立即阻止并报告清损会。

    王世襄带着监视的秘密使命和翟荫10月6日离开重庆，27日辗转回到北平。11月9日翟荫离开北平经上海返美。一路之上王世襄都与之形影不离，只是在到北平后，把翟荫安置在六国饭店居住，王世襄须到沈兼士处报到并筹备成立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又要回家与家人团聚，因而没有能和翟荫每天在一起。这是他第一次跟外国文物工作人员同行，年轻的王世襄当时并没有发现翟荫有什么不对劲。

    到北平的次日，王世襄即去东厂胡同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见沈兼士，向他汇报清损会会议商定事项及与翟荫同来经过。沈嘱咐王世襄一切按商定事项办理。关于办公地点，沈介绍王世襄去故宫博物院找总务处处长张庭济面洽。关于工作人手，沈告诉王世襄，可以找一两个人帮忙，按月付酬。如没有或不够，不妨请故宫派人支援。沈还说他工作极忙，清损会具体事

    务无法兼顾。但如对外洽办事项，需要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具名出面时，可来找他，将由他的秘书费致德来办理。

    根据沈的谈话，王世襄找到周士庄来做帮手。办公地点由于沈的介绍，又因马衡院长已有信到故宫，一切顺利。张庭济将北海团城上的两间房借给平津区办公处使用，并借调贾玉田暂时协助工作。贾玉田在团城主要管收发文件。因为办公处成立后不久即在《华北日报》刊登通告，有关战时文物损失的机关及个人的函件及报表，都一律寄到团城来。

    王世襄的工作就从整理机关及个人的报表开始，不久他即发现可用作追偿文物依据的材料甚少。王世襄向沈兼士提议，应该把力量放在清查日人、德人隐匿文物上才能有所收获。在得到沈先生的赞同后，他广泛走访了北京市的古玩商，从而真正走上了追讨国宝之路。

    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像往常一样，外出走访。他在干面胡同的禅臣洋行，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就是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将目录拿到手中，声明就是为此而来。女秘书告诉他，目录是王世襄的邻居、德国人罗越先生交给她打的，如需用这份目录，请找罗越索取。王世襄找到罗越，他承认目录是他编的，而器物亦为德国人杨宁史所有。杨此时在天津，因日本投降后，限制日、德两国人自由行动，故杨不能到北平来。

    为了使杨承认有这批铜器，只有把罗越带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对质。王世襄四处奔走，请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备文去北平市警察局批准签发了罗越离平去津的许可。同时他还去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联系，盼将此事告知该局的在津办公处，会同调查处理。在联系好了这些之后，王世襄为了保险起见，还去行政院临时驻平办公处沟通，希望他们也能够支持这一工作。

    11月14日，王世襄带着罗越去天津，20日返平。在津期间，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人员找到杨宁史。经罗越对质，杨承认有这批铜器。但他说现在全部铜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内，而住宅已被九十四军占用，军长为牟廷芳。你们如要接收这批文物，请与九十四军洽办，本人无能为力云云。经过几日奔走，虽然杨承认了铜器为他所有，但要想收回这批文物，则还需与军方沟通。带着得到的信息，王世襄返回了北平。

    11月26日，王世襄拿着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的公函第二次去天津。函中说明这是一批重要文物，盼大力支援，请同意进入杨的住宅查看，将铜器清点封管。同时也致函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请他们也派人同去九十四军办事处洽办此事。王世襄风尘仆仆地将公函送到九十四军办事处，却没有料到收文的人爱理不理地说：“放在这里吧，你回北平吧，等收到我们的回信再来吧。”

    王世襄并没有料到对方是这样的反应，他不甘心这一趟没有收获，于是隔了一天他又去了该军办事处，不料看见前天送去的公函还在桌上放着。管收发的人依然重复了前一天的话说：“这几天太忙，到时候我们会往上送，你还是回北平等着吧。”王世襄看再去催促也无用，只好回北平。

    回到北平后，王世襄向沈兼士汇报去津洽办经过，告诉他天津军方根本不买账，沈也无可奈何。此事就此搁置。

    进入12月的一天，沈兼士让王世襄去东厂胡同见他。沈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现在天津，你可拿我的介绍信去见他，请他就近管一管这件事，可能会有些效果。

    王世襄一听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他以为这次应该能顺利解决此事了，就带着介绍信去找朱家骅。此时的朱家骅在天津一家外商的饭店中召集许多人开会。王世襄从上午等到傍晚休会才见到他。朱看了一遍沈的信，知是为文物的事，并没有任何过多的表示,转脸对他的秘书说，你来接待他吧，有何要求，你给他办。说完他就走了。

    王世襄有些许失落，但好在朱家骅的秘书很快为他备文，部长出名，再次与天津军方交涉。王世襄将文送去后，出来了一个人见了一下，还是老话，公函放在这里吧，回北平等着吧。最后还饶上了几句，大意是什么教育部不教育部，管不着我们九十四军这一段。

    第二天王世襄将送文去的情况面告朱的秘书，他盼望着能有解决的办法，却不曾想秘书也是无可奈何的表情，为难地对王世襄说等等再说吧。这次天津之行又是无功而返，王世襄有些垂头丧气。这时秘书问他何时回北平，王世襄说买到车票就走。或许是为了安慰一下王世襄，秘书说部长今日去北平，你可搭专车走，不必再买票了，于是王世襄搭乘专列回到了北平。这是他为杨宁史青铜器一事第三次去天津，依然没有能够将文物带回来。

    除了这批文物，还有一批瓷器也成了王世襄关注的事情。1945年9月王世襄离开重庆前，马衡先生曾对王世襄说，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宋瓷有的很精，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连故宫都没有。你到北平要注意这一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恳切地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完整地归公家收藏才好。但通过什么途径使其化私为公，马先生没有说，因为这不是敌产，除收购外别无他法，而收购需要一大笔款项，非请专款不成。马先生心里明白，当时请专款不仅不会批准，即使是提案也会遭到非议。

    所谓郭瓷即是民国名士郭葆昌收藏的瓷器。郭葆昌曾是袁世凯的总务，他对瓷器鉴定有一定实际经验，又曾在景德镇管理窑务，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后又大量购买古瓷，编有藏瓷图谱《觯斋瓷乘》二十册。郭葆昌在1935年左右逝世后，他的藏瓷为其子女郭昭俊等数人所有，被人们统称为郭瓷。

    到北平后不久，王世襄即遵照马衡的嘱咐去找了郭昭俊。他告诉王世襄，家中瓷器已分成几股，但并未散失，也未出售。如公家收购，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王世襄很激动，将郭的意思写信转告了马衡，并向沈兼士报告。他们都说知道了，但因此事牵涉到价购的事，因此都提不出具体的办法，事情一度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

    王世襄很苦闷，但作为一个助理研究员，他于此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12月间，当他在为杨铜、郭瓷两件事情均无进展而烦闷时，忽然想到了一个人——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抗战后学社南迁，朱老对它一直十分关注。回到北京的王世襄曾数次拜访朱老先生，向他叙述关于学社复原和重要古建筑修缮保护的一些想法。而朱老也对王世襄手头正在操持的清理文物工作，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

    王世襄想到，或许自己可以从朱老先生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1945年12月28日上午，王世襄又一次去拜访了朱启钤。

    在听了王世襄对于两件事情前因后果的陈述后，朱老说：“你今天来得正好，下午宋子文将来看我。你中午不要回家，在我这里吃饭，赶快把洽办杨铜、郭瓷的经过及当前存在的问题简要写成两个‘节略’，等宋到来时，我当面交给他。”

    王世襄喜出望外，顾不上午饭。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由他过问此事当迎刃而解。他立即着手写起了节略。下午宋子文果然来了。这是王世襄第一次见到宋子文，宋子文并没有注意到桂老身边的这个年轻后生。桂老先谈到他过去所藏的一批古代丝绣，现在长春，务请查明情况，注意保护。接着谈到郭葆昌及其藏瓷，最后讲到杨宁史的铜器。这时桂老将两个节略交给了宋，又指着王世襄说：“他是专门派来清理战后文物的，我说得不清楚的地方，他可以补充。”①

    宋把节略看了一下，向朱老表示这两件事马上就去办。有了宋子文的出面，这两件事情迎刃而解。1946年1月18日，沈兼士和故宫博物院都接到行政院临时驻平办公处及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的通知，准备接收杨宁史的铜器。郭瓷随后也顺利地由故宫博物院接收。

    半年之后，马衡先生从南京来到北京，在库房看到杨铜、郭瓷这两批新入藏的文物，不禁喜上眉梢。他并没有想到，这两个在他心头萦绕许久的问题，都被眼前这个年轻人所解决了。7月10日，王世襄正式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科长，经过三年的辗转，王世襄终于进入了自己心仪的故宫工作。

    随后王世襄进入了自己在故宫博物院紧张而忙碌的文物清收工作。除了上述两批文物之外，王世襄还协助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一批文物，替朱老存素堂丝绣，追还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人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