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大传》 新式学堂的兴起（1）

    八国联军的入侵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缓和国内各种矛盾，清廷颁布上谕，提出改革“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的口号，并在1901~1905年间，先后颁布了三十多项实施“新政”的命令。
    新政初期，清政府提出的许多改革措施主要是在“军政财政”方面，“学校科举”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只是陪衬。但自1902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会衔呈递“变法三疏”后，清政府的看法大有改观。张之洞、刘坤一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
    如何“兴学育才”？他们建议：改革科举制度，设文武学堂，对科举“取士之法”进行“改弦易辙”，提倡并奖励出国留学。他们还指出“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在“变法三疏”的影响下，清廷终于确定了“兴学育才”的方针，并开始实施了包括统一全国学制、创设新式学堂、进行书院改革等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措施。
    统一全国学制是从1902年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开始的。张百熙，字冶秋，著名教育家，1847年生于湖南长沙。早年他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187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工部、刑部、吏部尚书。1902年初，开始兼任管学大臣，并主持京师大学堂。
    上任之初，张百熙就将原美国籍总教习丁良韪辞去，改聘著名学者吴汝纶为总教习。据传，开始吴汝纶坚辞不就，张百熙亲自到吴的住所跪拜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师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被其诚意所感动，终于同意任总教习职。
    张百熙还以管学大臣的名义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2年他以管学大臣名义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送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以及《蒙学堂章程》等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