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之神圣，必有不能永保之虑。”谭延闿等立宪派人援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例，力陈皇族亲贵不应组织内阁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必然性。然而，清廷王公大臣正是为了防范“权臣窃柄”、“鼎祚潜移”之事的发生，而要实行“皇族内阁”制以让皇室亲贵牢牢掌握住内阁的大权，所以这次上书的内容显然不能为王公大臣所接受。请愿没有结果。
    对此，谭延闿等人仍不死心，继率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又一次上书，仍请都察院代奏，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世界各国苟号称立宪，即无一不求与此原则相吻合。今中国之改设内阁……适与立宪国之原则相违肢……方疑朝廷于立宪之旨有根本取消之意。”“仍请皇上明降谕曹，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君主立宪之公例”。这次不仅毫无结果，反而招来一道措词严厉的“上谕”：“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盅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该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禀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这道措词严厉、毫无商量余地的“上谕”一下，立宪派人情绪十分激愤。谭延闿等人立即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名义发表一份《宣告全国书》，严厉揭露王公贵族们的行径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紧接着，他们又发表《通告各团体书》，对“上谕”逐条进行辩驳，指出它避开皇族不宜组织内阁的主题，答非所问，牛头不对马嘴，并且郑重声明，定于9月间再聚北京“续行请愿，尤冀我海内外各团体同时派员来京，伏质帝闻，竭力呼吁。”
    由于立宪运动的不断高涨，也由于接二连三的请愿上书，使得各地立宪派人士加强了联系，并且认识到组织自己政党的重要性，以求日后竞选国会议席，参与政府权力的重新分配作准备。就在1911年5月中旬至6月初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会议期间，因各省代表中都有议长或副议长在内，所以主要议题除向清廷请愿撤销皇族内阁外，在会议主席谭延闿、副主席王振尧、审查长汤化龙的主持下，即商讨组织政党的有关事项。会上推定江苏省代表雷奋、湖北省代表张国溶等人为起草员，草拟章程和政纲，定名该组织为宪友会。1914年5月30日，全体代表在北京松筠庵召开宪友会发起会。6月4日，又在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投票选举雷奋、徐佛苏、孙洪伊三人为常务干事。并决定宪友会总部设北京，各省设支部，推定各省负责人，其中湖南的负责人为谭延闿。7月上旬，易宗夔从北京回到长沙，邀集了咨议局副议长陈炳焕及绅、商、学各界重要人士黄忠浩、龙璋等人在教育总会场举行会议，发起组织宪友会湖南支部，推举谭延闿为干事，宣告宪友会湖南支部正式成立。与此同时，由辛亥俱乐部派到湖南组织支部的罗杰回到长沙后，即邀同粟勘时、李达璋、周广询、常治、杨宗实等九人为发起人，获得绅、商、学界一部分人的响应，于7月10日举行成立大会，推举黄忠浩为支部长，李达昌、俞峻为副支部长。
    立宪派组织政党，一方面表明了立宪派绅士力图依靠清朝统治者继续努力于改良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与清政府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大，对清廷的依赖和眷念之情日益淡化。饱受欺骗的一部分湖南立宪派绅士随着保路运动的深入开展最终实现了向革命的转变，并与革命派一道共同敲响了封建帝制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