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刘绍棠
3月12日下午,文友刘祥突然打来电话:绍棠去世了。我惊呆了,这怎么可能呢?前两天我还在电视上看他侃侃而谈,怎么说走就这样匆匆走了呢?我呆呆坐在书桌旁,翻阅着绍棠那一本本书,心想,绍棠难道真是天上的文曲星下界吗?如今尘缘已了,上帝把他召回天堂;要不然,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连招呼都不打呢?
我和绍棠相识在1979年。那时,我正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一天,在去阅览室的路上,我听到几个同学正在兴高采烈地议论:刘绍棠平反了。我的心猛地一震:刘绍棠?是那个闻名全国的大作家刘绍棠吗?我凑了过去,见一个同学拿着一张报纸,是中国青年报,上面用醒目的标题登着为刘绍棠平反的消息。我激动了:是啊!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传奇人物,充满了神秘色彩。不是吗?他在13岁就发表作品,16岁就以神童闻名于世。您听说过这样的事吗?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的作品竟然出现在高中二年级的语文教科书上。这一切引起了多少文学青年的遐想!上大学以后,我第一次上图书馆,就是借他的书(他的书当时还是禁书,但戏剧学院的图书馆很开放)。《青枝绿叶》、《瓜棚记》、《运河的桨声》、《夏天》……霞光水色,布谷声声,瓜棚柳巷、荇水荷风;一幅幅画儿引我进入美的天地,他是我心中的偶像啊!
我应该去拜访他。
我要见见这令我神往的人!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竟鬼使神差地摸到他的家。那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院门紧闭,里面传来阵阵笑声。我“咚咚”敲门,没人言声,也不知哪来的胆子,我竟然推门而入。屋里有三个人正在高谈阔论,见我进来,都楞住了。我有些发窘,刚才的勇气顿时没了一半。“您找谁?”一个身材魁梧戴着近视镜的大汉站起来。“我找刘绍棠老师。”“我就是刘绍棠。”“我是通县来的。”“好啊!好啊!”绍棠兴冲冲地向我奔来:“家乡来人了!家乡来人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哈哈”地笑着,笑声在小屋里四处回荡。我的眼睛湿润了,一股热浪撞击着我的心。这是刘绍棠吗?这就是那个闻名全国的神童作家吗?这就是令我神往的偶像吗?不!这分明是我非常敬重的兄长啊!
两个客人知趣地走了,我和绍棠聊了起来。我们聊得好痛快,好开心。不过说实话,当初聊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家乡来人了”这句话却牢牢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使我永生不忘。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通县文化局工作,绍棠也经常到通县来,这样我们的接触自然多起来,但是,我和他单独聊的机会却少了。这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文学创作上成绩甚微,有“愧对江东父老”之感,不好意思找他谈;二是他实在大忙了,我不忍心打搅他。他构筑着自己的乡土文学大厦,他操心着通县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对通县的文学创作活动,绍棠可以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帮助组织通县的文学创作队伍,为文学刊物《运河》呐喊助威。为业余作者看稿改稿。甚至为通县乡村的油印刊物题写刊名,撰写稿件,担任顾问。在他和浩然老师的“鼓动”下,通县的文学创作“火”了起来,一度竟形成了气候。文学社团竟相出现,业余创作队伍迅速扩大。有一次,通县文化馆办文学创作班,业余作者竟达到200余人。绍棠、浩然、林斤澜、从维熙、邓友梅、徐刚等全国著名作家都曾到通县授课。就是在这种“气候”影响下,通县的作者们迅速地成长起来,有的成为全国很有名气的作家,有的成为文学评论家;有一批人成为中国、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大批的文学作品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在这里,我想向那些研究刘绍棠的学者们进一言,在研究绍棠文学作品的同时,是否也应该研究一下这一时期通县的文学现象?研究一下绍棠在通县的文学普及活动?否则,会给乡土文学理论留下遗憾的。
1995年10月,我们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出版发行。我、刘祥、康达前去看他,送书请他指教。他已经病了7年,明显地衰老了,但仍神采奕奕,谈笑风生。他对我们出书表示祝贺,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且对写企业家、劳模题材的作品谈了自己的看法:写这类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把真实放在第一位,要把美溶在作品之中。他谈到鲁迅,谈到了孙犁,他对这两位文学大师非常崇拜。他好像不太喜欢周作人。我想,绍棠不喜欢知堂先生,恐怕不是他的作品,大概是他的人品吧!
那天,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几次想走,都没有走成,被绍棠留住了。他和我们照了相,赠送了《刘绍棠文集》(卷一),并在扉页上签名留念,我记得,给我和康达签的字是:“建山存念”“康达存念”,给刘祥签的是“刘祥同志存念”。他笑着说:“你的名字是两个字,不加同志不好听。”
以后,我和绍棠老师见过几面,但每次都匆匆而别。我总觉得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我们畅谈的机会还很多,谁料想,他却匆匆地走了。
我悲哀,我们失掉了一位好老师,好兄长,中国文坛失掉了一名乡土文学大师。在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上,在那悲壮的哀乐声中,我默默地注视着他那亲切熟悉的面容,甚至产生了一种幻觉:绍棠从灿烂的鲜花丛中走出来,笑呵呵地说:“哈哈!家乡来人了!”
199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