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迟发的文稿
绍棠逝世,引起家乡人极大的悲痛,文友们纷纷著文悼念他,我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心中的刘绍棠》,表达了我对这位乡土文学大师的敬重和爱戴之情。然而,这次政协同志的约稿我却有些踌躇了,写什么呢?写绍棠的文学成就?绍棠老师少年成名才华横溢,他用实践和理论构筑了自己的乡土文学大厦,12卷文集蔚为大观,何须我辈饶舌?写他对通州文学事业的贡献?翻遍文友们的纪念文章,在他们身上仿佛都有绍棠老师的心血,由我来写恐怕也不大妥当。写绍棠对家乡的热爱?“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绍棠老师对家乡的热爱,浸透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在他的行动上。我想,大运河的污染治理,通州的县改区,恐怕也凝聚着绍棠老师的心血吧!然而,这更不是笔者所能承担的。思来想去,不知如何下笔。翻阅朋友们给我的信件,翻着翻问题,竟然翻出绍棠老师的一件文稿,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心想:还用我来写什么?把绍棠老师这件文稿送给政协《文史选刊》发表,这情这景不都在其中了吗?
这件文稿写于1989年,是绍棠老师写给《运河》的复刊词。那一年,文化馆干部调整,我到文学室任主任,文学室共三人,我、刘祥、楚学晶。面对通县日渐衰落的文学活动状况,我们很着急,想了几条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运河》复刊。《运河》是绍棠老师倡议创办的文学刊物,说起它的命运,真是可怜,它就像通县文学活动的晴雨表。先是文学季刊,后来变成可怜巴巴的小报,接着又是文学季刊……时断时续,时有时无,到了1989年,《运河》已停刊4年。说实话,一个县如果没有文学刊物,要想把文学活动搞起来是相当难的。它是联系作者的纽带,更是培养文学幼苗的泥土。我们雄心勃勃,做了一次唐吉诃德,想先把《运河》小报办起来,然后再出文学季刊。仿佛一切都很顺利,文化馆、文化局领导大力支持,文友们热情相助,业余作者们也活跃起来,一批批稿件寄到了文化馆,我们忙得不亦乐乎,组稿、阅稿、改稿、校对,跑刊号、定印刷厂……大概有两个月的光景吧,两期很有份量的稿件组成了。《运河》复刊,应该有复刊词,我们自然想到了绍棠老师。绍棠老师与《运河》有不解之缘,《运河》创刊,他摇旗呐喊;《运河》复刊,他写复刊词;《运河》反反复复,他也反反复复地写,从来没有厌烦过,而且每次都满怀激情。不过,这次确实使我有些为难了,绍棠大病在身(1988年8月5日突发中风)行动不便,再来麻烦他,这合适吗?但大运河与刘绍棠血肉相连,《运河》复刊没有他的复刊词那还有什么味道呢?最后,我想,还是试试吧!
我是和馆长冯振光一起去绍棠家的,那天是1989年6月22日。我们敲开绍棠老师的家门,绍棠老师正坐在书桌旁,见是我们,显得有些激动,极力挣扎想站起来,我们奔了过去,握着绍棠老师的手。半年不见,绍棠老师已明显地衰老了,两鬓已生白发,但精神依旧,谈笑风生。我们问候了他的病情,谈了通县群众文化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想法,并趁机提出了写复刊词的请求。绍棠老师听说《运河》复刊,非常高兴,连忙说:“好!好!我写!我写!”
事情就这样定了,果然,在我们回来后的第三天,绍棠老师的信和复刊词就寄过来了。望着这熟悉的字体,我的眼睛湿润了。看得出来,复刊词充满了他对家乡文学事业火一样的热情和希望,同时,也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他的担心:“《运河》几起几落。每一回出刊,我都非常兴奋;每一次停刊,我都十分难过。我祝愿这次复刊不再重蹈旧辙。”
事实证明,绍棠老师的担心是有理由的,谁都没有想到,一个“莫名其妙”,“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使《运河》不但重蹈了“旧辙”而且很“惨”,《运河》没“复”或者说还没来得及“复”就“胎死腹中”了。望着划好的版式和编好的一摞摞稿件,我很悲哀也很愤怒,这是我们(包括作者)的希望和心血啊!难道就这样完了,不行!我得对作者有个交待,对关心《运河》的朋友们有个交待。我和刘祥四处奔走,上《北京日报》、《北京法制报》、《农民日报》(《中国农民报》)等报刊推荐稿件,不久稿子陆续登出来了,《北京法制报》为此还专门出了一期通州专版。
但我的心更沉重了,绍棠老师的这篇稿子怎么办?这是给《运河》写的复刊词啊!我忐忑不安地来到绍棠老师的家,满脸愧疚地捧着这件复刊词,结结巴巴地说:“刘老师,《运河》……由于经费……”我言不由衷地说出我想好的“理由”。我想绍棠老师一定会勃然大怒的,没想到绍棠老师哈哈大笑起来,他仿佛知道事情的真相似的,不但没责备,反而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呀!《运河》会复刊的,这篇稿子你留着吧!以后没准儿有用。”
我把稿子珍藏起来。我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会让这篇稿子重见天日的。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八、九年过去了,如今,绍棠老师已经作古,这件文稿也成为他对通县文学事业的一曲绝唱。文史办公室的同志约稿,我想把它拿出来发表,这样可以了却我多年的一桩心愿,并藉此来纪念这位乡土文学大师。我想,绍棠老师的在天之灵也不会怪我吧!
199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