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昊定律”

我是在华谊兄弟公司见到党昊的。他光头，黑风衣，黑边眼镜。据说，他去哪里都骑一辆自行车，这在圈内是一个传奇。

党昊的另一个传奇是，从2004年开始连续4年，所有参演的电视剧都没播，在圈内被称为“党昊定律”。

“我们数吧。”他摊开手掌，“从2004年开始，《香气迷人》没播，《别让眼泪流过》没播，《别让爱沉默》没播，《所以》没播，《色拉青春》没播，《宠物医院》——拍的唯一的一个男一号——没播，然后《锦衣卫》也没播。”

按照党昊的说法，一切都是从2004年8月30日的那场车祸开始的。车祸当晚，他喝了很多酒。回家的路上，他感觉前面的车晃了他一下，便下意识地搂死了方向盘。他像一只木偶，旋转着飞向隔离带的另一边。20个挡光板被撞飞了，车轮只剩下一个，可他奇迹般地从车里爬了出来。

“我看到一个车轮正沿着二环路‘轱辘轱辘’往前滚，还感到奇怪，这是哪儿来的轮子？”

他没等交警出现，就带着醉意跑到附近的一家夜总会跳舞，直到第二天醒来，才感到后脖梗子一阵发冷。

至今，党昊无法确定这场车祸和“党昊定律”有什么关系，他只知道在这之后，他的演艺事业突然陷入了低谷。不管导演的腕儿有多大，他接的戏总是在没有到达观众之前就夭折了。

“也许，从车祸中幸存下来，把我所有的运气都用完了。”他说。

并不是说党昊没有“火”的机会。热播剧《蜗居》和《老大的幸福》都曾找过他，但看了剧本，他觉得里面的角色不适合自己，就拒绝了。

“我期望很高的戏都没火，或者干脆没播。”他说，“我辞演的戏全都火了。”

党昊认为，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成名之路。他去找大师测了名字。大师说他命中有六把火，太大了。于是他改名党浩，不见起色，又加大水量，改名党浩瀚。有段时间，他处在无名的状态中。

“那时人家问我名字，我说就先记我姓党吧，名暂时还没定。”党昊说，“人家都反问我，你多大岁数了，怎么名儿还没定？”

党昊认为，那是在寻求一种慰藉和排解，找到某种信仰上的支点。“它总有个原因对吗？30岁了，你还是今天有钱，明天没钱，你不像是一个做演员的人。为什么？”他瞪着眼睛反问，仿佛在等待一个答案，“是你人品有问题，不善交际？不是，你有那么多朋友呢。那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曾令党昊困惑很久，直到他在一本古书上找到了“答案”。

“我后来常常念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但你要让自己相信，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后面就会有一个故事展开给你。”

我问党昊，他期待着怎样的故事？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相信生命很多时候就是在等待。”

“都是爷，到现在都是”

2000年毕业前夕，党昊曾是中戏96级最耀眼的明星。在毕业大戏《费加罗的婚礼》中，他饰演酒鬼一角，赢得了可以堆满整间宿舍的鲜花。

那时，党昊是天天喝酒的愤怒青年，被院长徐晓钟称为“流氓无产者”。因此他饰演的酒鬼格外神似，即使跟20年前李宝田的经典演出相比，也毫不逊色。“那是我演艺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党昊至今这么认为，“是那部戏使我懂得了喜剧，也坚定了我对表演的信心。”

然而，谁也没想到，当全班同学都去报考国家话剧院时，党昊却主动放弃了。

“当时感觉《费加罗的婚礼》成就了你，谁见你都觉得你挺牛逼，都跟你说话。你万一去了考不上呢？多没面子啊！”党昊说，“还有就是不了解社会，以为去那些单位得花钱。你连试都没试，你怎么就知道要花钱呢？”

“考试前一天晚上，演《大荒漠》还差一个人，他们说你来吧，我们一块去考试。我说我不去。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全班同学都在收拾东西，准备道具，去考国家话剧院。我闭上眼睛，假装没醒。晚上大家回来了，我一个一个拥抱他们，其实心里特别难受。就在这时候，我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妈你等我一会儿’，就从二楼跑下去，跑到操场没人的地方，‘哇’地一声哭出来了。但我就一点，上学花了家里这么多钱，大学毕业，我漂也无所谓，最关键是我不再花家里一分钱。这是我唯一的标准。”

“这就是明星班，”回想往事，党昊说，“都是爷，到现在都是。”

就这样，党昊去了北京舞蹈学院做老师，给学生导了一个美国作家欧文·肖的话剧《灵魂拒葬》。他仍然是“爷”，“特有劲儿”，对什么事都愤愤不平，试图跟体制对抗。学校不给他宿舍，他就在邓小平“教育要面向未来”的牌子下搭了一个帐篷。帐篷是舞美系花200多块钱买的道具，上面还带网眼。3月寒冷，好心的学生给他送来被褥。他在帐篷里住了一个半月，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有时去拍戏，党昊会请同学秦海璐给他代课。他带两个班，30多人。他跟学生们在一起吃食堂。哪个学生宿舍空了，他也会过去凑合一晚。他和男生大都处成了哥们，女生则都很崇拜他。他发现自己渐渐爱上这个职业，感到了一种男人的责任感。“当我得到了以后，我还会选择当一个老师。把所有人生的感悟，传承下去，”他说。

如果简单理解，党昊所说的“得到”，就是成为明星。不过党昊说，他打算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做出自己的电影，做出自己的作品。

“这是我一生想做的事情，做这种跟传承有关的东西。”他说，“因为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不管是谁，但是我们能留下。”

因为看不惯学校招生中的一些事情，党昊带着学生把舞蹈学院的8个大铜字校训“歌舞升平，德艺双馨”拆下来两个半。事后，他写了检查，不过还是决定离开此地。为了不交三万五千块的违约金，他把竞聘书投到现代舞系。“但是现代舞系不需要表演老师，他们就拒聘我，”党昊说，“拒聘我，我就可以不交钱辞职。”

当他拿着档案出来时，身上一无所有，但感觉内心充满力量。

辞职令党昊的经济状况一度捉襟见肘。他是那种即使只剩10块钱也要买一碗最好的面条的人。“有明星接受采访，说当年穷得只剩3块钱。在我看来，那不算穷。”党昊说，“真正的穷是没有极限的，因为要不断借钱。”

“这个圈子是摊生意”

此刻，党昊坐在华谊兄弟的会议室里，门上贴着禁烟的标志，但他还是点上了一根中南海“点八”。四周墙上挂着公司签约艺人的照片，其中也包括党昊。那是一张相当阳光灿烂的照片，与现实中的他看上去判若两人。我们很快注意到，墙上的照片挂得颇有“学问”：李冰冰、周迅等一线明星都是大相框，而党昊等普通演员的相框则要小很多。

“我感觉应该把我的照片撤下来。他们都是艺人，我不是，我做不到。”在一阵漫长的沉默后，党昊突然说，“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个圈子里争的就是这个，很明确，大的，小的。那是10个亿，这是1块钱，把这些钱摆在一间屋子里，跟这些照片是一个道理。都是商品，价值都不一样。”

我问党昊，在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找那些出名的同学？比如章子怡和刘烨。

“没有，”党昊回答，“这个圈子是摊生意，明星也不是慈善家。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捎带你一下。我一直觉得，你没有这个权力。”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2008年。那年夏天，党昊在云南丽江的马路上找到了信仰——藏传佛教。那时，他每天坐在街边晒太阳，思考自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个长眉毛的高人。

回到北京，党昊接拍了电视剧《绝地逢生》，饰演男一号。这部电视剧在中央1台播出，也是党昊的绝地逢生。

“从次以后，我演的每一部电视剧都播出了。”党昊说，“我觉得人都有一个势，跟自己的势去较劲是没有用的。”

党昊开始吃素，坚持不买房，坚持对自行车的信仰，而且他的理由听起来颇有说服力。

“土地是国家的，70年的使用权也是租。命都是租来的，哪天一睁眼，不定哪位就不在了，干什么背负那些东西呢？”

“最关键的是你给自己一个借口，当你的生活水平能降到最低时，才能养住自己的心。”

每个周末，党昊耗时一个小时零五分，骑车去香山，因为不堵车，比开车的朋友还快。他去哪儿都不用花钱。朋友在丽江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他去哪儿，哪儿就是他的家。他也开始冷静地打量这个圈子和这摊生意。公司开年会的时候，他远远站在一个角落里，拿着本和笔，记录自己感兴趣的事。

“我看见女演员穿低胸的衣服，手还永远捂着，我就会写一个小品：你本来就是想穿低胸的衣服，弄得性感点，为什么还非把手捂在那个地方？如果真怕露出来，穿高领的不就完了吗？还能腾出手来帮别人捂着。”

党昊成功地做到了自给自足，但他依然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足够彻底地检视自己，以便知道什么是他生存所必需的，但他没有隐士弃世的想法，恰恰相反，他骨子中依然渴望“得到”。在这一点上，他显得相当矛盾。

“如果你没得到就放下了，除非你出家了。在这个圈子，你必须先要得到，因为你没得到就没有发言权。你的声音传达不出去。要想当一个好的教育家，起码得有一个讲台。得把学生组织好。没有学生就没有孔子。”

“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怎么能尽快得到。”党昊说，“原来我认为我能放下。可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是个穷人，你怎么放下？”

毕业以后，明星班从来没有过全班性的聚会。党昊一直想请所有同学一起拍一部电影，在电影中实现这个聚会，但一直没能成型。

“这是经济社会。”他说，“那么，谈到利益的时候就很简单，也很现实。”

党昊毫不掩饰对成功的渴望。“我是该想不该想的都想——上台领奖一点边都没有，我连演讲词都想好了。”他停顿了一下，表情突然变得十分郑重：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在那么多候选者中抽奖抽中了我，使我活着变为可能；我要感谢冉杰、马玉、常莉、李玉坤老师，你们就像是我的翅膀，使我飞到今天的高度。”

他流利地复述着，目光咄咄逼人，“有一天得到了，我一定会这么说。”

我问党昊得到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