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间”

几天后，我去南京采访明星班的班长吴国华。他是16名同学中唯一毕业后离开北京的人，也是唯一脱离演员行当的人。

那天下午，我坐在南京艺术学院表演系的教室里，听着老师吴国华点评两个学生的作业。他们刚演完话剧《琥珀》的片段，那部话剧是由吴国华的同学刘烨和袁泉主演的。

吴国华身材很胖，带着一顶棒球帽，穿着皮夹克和LEE牌牛仔裤。从他的脸相就看得出他说话是用低音，果然他的声调像是从深井里发出来的。他看上去诚恳、憨厚，而他的口头禅“说句实在话”也加深了我对此的印象。他刚戒烟不久，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焦躁的神色。每当这种神色出现，他就拿起桌子上的大茶杯喝一口。

吴国华是山西大同人，从小学习柔道。刚进中戏时，他就以成熟、沉稳的形象赢得了班长一职。“吴国华去老师窗口打饭，从没被人怀疑过。”党昊曾半开玩笑地告诉我，“当时中戏有三大谜，吴国华岁数有多大是其中之一。”

毕业前，班主任常莉一直想让吴国华出演《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费加罗，可吴国华找不到感觉。事实上，那是吴国华绵互至今的自我怀疑的开端。上了4年表演系，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演员的职业。

对于吴国华，戏剧学院曾经是个格外神圣的地方，他也曾对自己充满信心。进校的第二年，他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标志之一就是开始发胖了。

“因为我是学体育的，一不注意就会胖。加上当时穷，都吃主食。长身体又能吃，感觉一次把一天的饭全吃了，还是饿。”

常莉说他快成相扑手了，劝他减肥，可他“一顿一大碗刀削面，6个馅儿饼，吃完了又饿”。

吴国华主动放弃了费加罗，演了一个不咸不淡的角色，混过了毕业大戏。

那是一段自卑感如影随形的日子。报考国家话剧院、人艺和青艺的相继失利，更加深了吴国华对自己的怀疑。电话里，家人劝他起码先找个工作，养活自己。这时，南京艺术学院来北京招人。吴国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把自己卖出去。

“现在想想，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间，如果当年没有去南京，后面的人生也许会截然不同。”

吴国华至今对毕业散伙饭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16名同学最后一次全部聚在一起。他们在校园里留影，然后去吃涮羊肉。饭桌的气氛令吴国华感到沮丧，没有人喝酒，没有人提到未来，也没有人问他为什么放弃北京。每个人都吃得足够冷静，仿佛在有意控制着情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未来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大家都在挣扎，每个人都有些自顾不暇。

来到南京，从未踏足过此地的吴国华，感觉自己被抛到了一片沙漠上，像搁浅的小船砾砾地摩擦着人生的河床。他并不喜欢教书，可命运已不容更改。执拗的性格使他时常和领导拍桌子吵架，但他还是把全部精力用在学生身上。这期间，他也接过一些戏，但都是那种“如果你认真和导演讨论，导演都会觉得你多事”的小角色，只是为了赚钱补贴家用，根本不需要动脑子。他不时回忆起毕业大戏《费加罗的婚礼》的情景，后悔没有接受那次挑战。

“我觉得我应该坚持，至少现在可以留下一段记忆，留下记忆就可以留下表演的感觉。”吴国华说，“我一直都在找感觉。在戏剧学院没理清的东西，想来南京理清楚。可到现在依然是晕的。”

2004年，吴国华送走了第一批学生。看着学生一个个离去，如同4年前的自己，他感到一阵难以遏制的失落。那些夜晚，他独自喝着酒，不知怎地就醉了。他想到过去，也想到未来。“我是学表演的，”他说，“我还是一直想回到舞台上。”

然而，对于一个身在南京的人来说，与舞台的距离，比与北京的地理距离更远。吴国华想过辞职，哪怕从北漂做起，也是走在梦想的路上。可命运再一次峰回路转。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女人。在最为颓废的2004年，吴国华结了婚，贷款买了房，过起了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10万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我和吴国华坐在教师休息室的沙发上。他向看教学楼的大爷要了两根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知为什么，现在特别想抽，”他说，然后继续他的讲述。

那是2006年，导演顾长卫找到吴国华演《立春》中的周瑜——一个在电影中追求蒋雯丽的包头男人。得到这次机会实属偶然。本来是他的同学党昊去剧组试戏，顾长卫无意说起了这个角色，党昊就把吴国华推荐了上去。吴国华和顾长卫在北京见了面，并未做太深的交谈。顾长卫只是告诉吴国华，他“需要一个胖演员，但不能胖得跟《孔雀》的冯瓅一样”。

吴国华和学校签了合同，整整半年时间呆在包头拍戏。那时正是春天，沙尘暴肆虐的季节，漫天的黄沙经常使能见度不到50米。剧组条件十分艰苦，蒋雯丽在拼命增肥，而吴国华在奋力减肥。他每顿控制着食量，有时实在忍不住多加点，就觉得制片主任的眼睛在七上八下地瞟他，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他成功减下了二三十斤，但这似乎是他唯一没有白费的苦功。

这是一次足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吴国华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倍感压力。他说自己太想演好这个角色，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白天，吴国华跟着方言老师苦练包头话。晚上，他一边研读剧本一边写对角色的体会。蒋雯丽一页纸就写明白的事，他写了十多页，导演反而觉得他没有抓住重点。因为太想演好，他的表演拘谨、笨拙。即使不爱说话的顾长卫也找他聊了几次，指出他的表演“太使劲”、“太认真”。

“表面上这可能是句好话，但实际上是说你状态不对。”吴国华满怀遗憾地说，“我总是摸不透导演的意图，在这种迷茫的状态下就认死理。”

每个镜头，吴国华要拍上20多条。在自尊心的作祟下，他渐渐觉得他已尽力了，可为什么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他？

“说句实在话，如果我是导演，面对这样的演员也很头疼。”吴国华说，“如果我当时能放下自己，把一切交给导演，或许结果就会大不相同。”

《立春》在北京的首映式，吴国华请来了常莉、党昊、陈明昊等中戏的师友，他自己穿着一件红色运动服，总是被甩在镜头之外。

《立春》入围罗马电影节，制片主任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打算参加。如果参加，10万元费用需要自理。几乎所有的演员都会抓住这样难得的走秀机会，可吴国华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放弃。

“说句实在话，客观条件不允许我把10万块钱用在一次虚荣上。”吴国华深深地吸了口烟，“对我来说，10万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啊，那几乎是我当教师一年的收入。”

“活着嘛，得有生活轨迹”

《立春》之后，吴国华又回归了平静的生活，与之前没任何不同。他曾给顾长卫打过电话，说自己长大了，当初很多不理解的事，现在终于想明白。他说他还是想当演员，希望顾长卫多提拔。

“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合作吧，”顾长卫照例冷静而礼貌地回答了他。

吴国华在等待机会。一天，他的中专老师打来电话，说有一个花20万去北京煤矿文工团的机会，问他感不感兴趣。吴没告诉妻子，暗自决定与几个同学商量此事。他带着钱来到北京，被同学骂了一顿，“有这20万，给我好不好？”他们说。他又找了几位老师，他们也都觉得为来北京花这么多钱不值。

“其实，我自己是打算花这笔钱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去北京。”吴国华说，“只是后来大家都劝我，说当演员不能这么急功近利，以后还会有更好的机会，我才把这事放下。”

每次去北京，吴国华都会和党昊、陈明昊、牛青峰等几个同学吃饭。国家话剧院的陈明昊还邀请吴国华客串了话剧《明》中的大皇子。然而，和其他同学见面的机会则越来越少。

“前两天梅婷的话剧《我爱桃花》在南京演，我去看梅婷。可是她当时太忙了，都招呼不过来。我在底下摆手，她也没看见。后来，想给她打个电话，没想到关机了。太忙了，能理解。”

“胡静结婚在北京办了一个酒会，我也去了。人多，说不上话，只是打了个招呼，笑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夸她吧，显得有点假，不夸吧好像也不对，只能这样傻笑。”

“十年了，子怡的变化最大，国际大腕；刘烨，现在也在往那个方向走；我们几个，还在继续奋斗。只有常老师，老了，退休了。”

吴国华叹了口气，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内心暗自结网，而他想挣脱出来。

“我跑到南京来当老师，当得特别顺手，没有什么磕磕绊绊，可我的理想还是当演员。只是觉得这目标太高了，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实现的。”

他停下来，摸了摸头上的棒球帽。

“在中戏的时候，我太不自信，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个演员。拍《立春》时我还问过老顾，我说：‘导儿，我适合当演员吗？’老顾说：‘你挺特殊的。’我就跟那儿琢磨。演话剧《明》的时候，我问老田（田沁鑫）：‘你觉得我能演戏吗？’老田眼睛一翻：‘你太能演了。’可我一直都在怀疑，到现在都在怀疑。”

“刚毕业的时候，也曾想改变世界，现在慢慢觉得，活着嘛，得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轨迹。也曾经难过，也曾经不甘心，为什么别人可以演戏，我不行。可能这就是命运吧，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我也曾试图想改变，但又有点力不从心，确实有点像《立春》里的周瑜。”

吴国华的声音微微抖动着，仿佛有太多的记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让空气也显得有些模糊。

我们走出教学楼，天已经黑了。他的妻子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吃饭。他小声地交代了一句，然后对我说：“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挺好的，不是吗？”

吴国华说有一句古文很适合形容他现在的心境。他停下来，突然像背书一样地念起来，可惜我一时没能听懂。直到写这篇稿子时，我才在《易经》中找到了这句话：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人才和明星，并不能画等号”

十年。十年似乎只是转瞬之间。

十年来，对明星班所有新闻都了如指掌的只有班主任常莉。每周，她都会上街买上几份娱乐杂志，把所有和自己学生有关的新闻圈出来细读。

我们坐在中戏旁边的小新咖啡馆。已经是午夜12点，常老师仍然津津有味地讲着学生们这些年的逸闻。

“胡静在马来西亚的婚礼我本来是要去的，可偏偏赶上学校有事情就没去成，特别遗憾。”

“刘烨的婚礼请了我没请同学，他说怕请同学抢了新娘子的风头。我问他，你请常老师就不怕抢风头啦？”

常老师笑着，眼睛都笑没了。

不过，常老师也说，明星班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学校曾经希望她复制96级的经验，但事实证明，土壤变了就长不出一样的禾苗。

“现在的制片人制和过去的导演制是两个不同系统。制片人要的是明星，我们要培养的是表演人才。”她说，“在这个行业，人才和明星很多时候并不能画等号。”

实际上，有圈内人曾经总结过决定星途的三大因素：第一，外形条件好或者表演功力深厚，刚毕业或者在未毕业之前就已经被导演看中，星途一帆风顺。第二，关系通达。所谓“男的靠哥们儿，女的靠导演”。第三，拥有经济实力。可以慢慢等机会，不用为生计发愁。另外，随着民营资本的大量介入，有钱也可以从制片人那里得到更好的角色。

在明星班，很多男生都考虑过转行，或者赚钱维持表演理想。

毕业两年之后，曾有很多小角色找过秦昊，但都被他拒了。心高气傲的秦昊希望能等到一个心目中的大导演。在他看来，他的同学可以达到那样的高度，他也不应该降低标准。他连拒了两年戏，到了第三年，他发现真的没有戏来找他了。他每天呆在家里，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做这行。他想过做生意、炒股票，甚至还买过1.5元的小报，上面有房产公司的招聘电话。

秦昊说，那时候家人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刺激到他。母亲每次打来电话都说：“没戏没关系，在家看看书也挺好。”直到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秦昊在王小帅的电影《青红》中出演了一个配角，这才坚定了他继续当演员的信心。

他的最新作品是娄烨的《春风沉醉的晚上》。

与秦昊经历类似的还有赵会南。他在中戏时是表演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毕业以后，他一度迷茫，于是在2004年开始经商。在此之前，他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戏演，“选择少，也演不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在家人的资助下，他开了一家叫唐会的夜总会，用3个月时间，把它做成了当时北京的首屈一指。不过，赵会南一直不甘心在表演上输给别人。“如果说演戏能挣300万，经商能挣3000万，那我仍然选择演戏。”在电视剧《天阵》的片场，赵会南对我说，“经商靠的是理性，而当明星靠的是命运，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样都不行。”

在这个圈子里，男演员只能靠等待和机遇，那么女演员至少还可以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妇随夫荣在这个圈子是格外明显的，”娱乐记者宋翔对我说，“胡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胡静是通过尔冬升和吴彦祖的引荐，在一次宴会上认识马来西亚籍富翁朱兆祥的。很快，两人传出了恋情，更有记者拍到了他们一起买钻戒的恩爱场面。

胡静说，相恋之后，99%的约会都是朱兆祥飞过来陪她。每次都要坐6个小时飞机，再转4个半小时的车才能到她拍戏的横店。尽管只能趁休息陪他吃个饭，朱兆祥却说“值得”，这些都让她感动。

2008年9月，朱兆祥与胡静在马来西亚结婚。婚宴在吉隆坡金马宫酒店举行，上千名马来西亚政要和商界名人见证了这一盛况。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不看好这段婚姻。因为朱兆祥和杨紫琼曾有过一段恋情，已经到了订婚的程度，但最终还是分手了。2009年11月25日，胡静在马来西亚某五星级医院，顺利产下一名男婴，打破了之前沸沸扬扬的所怀女婴传闻。

“这彻底稳固了胡静在朱家的地位，”宋翔说，“她复出以后面对媒体，我都能感到她的气场和之前彻底不同了，现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

完婚生子使胡静迅速跻身一线女星行列，更为她打开了通向国际化的道路。据台湾一家娱乐公司的调查，胡静的婚后广告代言就多达6个，纯婚后收入已过千万，毫无悬念地成为新晋吸金女王。

“其实，这些现象在社会上都有，但放在娱乐圈就觉得特明显。”宋翔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艺人很可怜，他们就像被关在笼子里，在观众的注视下把最极致的东西用自己的人生表演出来。”

“她像天使一样拯救了我”

所以，有时候，爱情可以是一种救赎。

3月21日，我在保利剧院看了话剧《琥珀》，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爱情神话。

演出结束后，导演孟京辉照例上台介绍演员。最后轮到刘烨，孟京辉开了个玩笑：“这位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

台下先是一阵哄笑，接着观众们齐刷刷地喊出“刘烨”的名字。所有演员把手中的鲜花送给舞台中央的他——《琥珀》真正的主角，大幕在掌声中徐徐落下。

现在，让我把时光拨回到2005年。

刘烨正在上海演出《琥珀》，同时拍一部电影。拍电影从早上6点钟起床，拍到下午5点钟。之后，他赶到剧院，演至10点一刻散场。他说，《琥珀》是一部特别好的戏，11幕戏，他演9幕戏，说大段的台词，连蹦带跳，人很容易兴奋。那时，他和助手住在一个大套间里。有一天晚上睡觉，他感觉窗户没关好，风一直往里吹，从晚上11点多钟躺下，一直睁着眼睛躺到早上7点，起来去拍电影。

“然后一下就不行了，”在摄影棚里，刘烨对我说，“就开始失眠，不吃安眠药不喝酒就没法儿睡。”

那时，刘烨刚和谢娜结束了5年的恋情，又接拍了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间还要穿插着去美国拍《暗物质》。各种压力聚集在一起，几乎将他击倒。

有一次，他在盐湖城拍了一天戏，拍完之后，经纪人接他坐飞机到洛杉矶，到了洛杉矶转机4个小时，做了两个采访。夜里两点，从美国飞北京，赶回来拍《满城尽带黄金甲》，拍完之后还要马上再赶回美国拍《暗物质》。

从美国飞北京的10个小时里，刘烨睡不着，下了飞机就直接去美国大使馆签证。那个小房间只能装200人，却挤了四五百人，刘烨站了4个半小时等签证，然后赶到机场，从北京飞重庆。到重庆之后坐5个多小时的汽车，到武隆。“那车开得飞快，”刘烨说，“我坐在前面不敢睡，也害怕司机睡，就跟司机聊天。”

到武隆已经是后半夜，刘烨跟司机每人喝了半瓶白酒，睡了4个小时。那时他已经三十六七个小时没有睡了，到40个小时的时候，他起来，去拍《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个镜头。那个镜头要拍一个有700多级台阶天梯的谷底，拍完之后，他一口气跑上700多级台阶，上了车，5个小时的路程到重庆，两个半小时的飞机飞回北京，到了首都机场换票，飞洛杉矶。

“上了飞机后，人已经完了，”刘烨说，“眼神发直，耳鸣。”

起飞之前，他拿了4粒安眠药一口气吃下去。“你知道么，一次吃两粒都已经量太大了，可我必须吃药，因为到了洛杉矶，马上转机去盐湖城，到了盐湖城，还要与梅丽尔·斯特里普配一场戏，拍完她马上要走。”刘烨说。

吃完4粒安眠药，刘烨感觉整个脸麻木了，接着脑子也开始麻木。他告诉乘务长，无论发生什么事也别叫醒他，可就在这时，他隐约听到飞机广播说：“本次航班出现一个技术故障，所有乘客返回航站楼等待转乘其他航班。”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刘烨说，“我当时手机已经报警快没电了，怎么办啊？”

他拎着包走出去，突然想到和谢娜分手的事，顿时有一种崩溃的感觉。他站在候机楼里，看到厕所门口挺安静，就想躺过去睡。可他知道不行，手机要没电了。他打电话给经纪人，经纪人关机。他犹豫着，最后把电话打给谢娜。

“在父母面前，我一直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刘烨说，“虽然我和谢娜已经分手，可我不知道还可以把电话打给谁。”

打完电话，刘烨去买了4瓶矿泉水，逼着自己喝下去，希望把药劲排出来。他看到旁边一帮人在看足球，他也下意识地跑过去，人已完全像个傻子。他在候机厅过了4个小时，直到飞机修好，他摸摸自己的身体，发现已经完全麻木了。

他在商店里买了一瓶白兰地，一上飞机就把它当矿泉水似地一口气喝完了。他昏昏沉沉地睡了6个小时，然后爬起来，面对残酷人生。

对刘烨来说，那是段濒临崩溃的日子。“整天都在憋着劲。刚和前女友分手，拍的两部戏又全是大腕，压着情绪，”刘烨回忆着，“你知道跟那么大腕合作，你只能压住自己的小情感。”

一度，他感到自己像染上毒瘾一样，无法控制情绪。到了晚上，又无法入睡。他只好喝酒，吃安眠药。到后来，必须两样一起，才可以睡上一会儿。

回到北京，他开始爬香山。整整3个月，他每天一睁眼，吃完饭就去爬山。爬到山顶，然后一言不发。

“那段时间感觉人生不行了，那就爬山吧。”刘烨说，“爬山不用跟别人说话，爬到顶上也是个特别累的过程。一口气上去的时候就出汗，喘完之后，站在山顶，能看特别远。”

一天一天，他记录着爬山的日子，就像在清点自己的绝望。他连着爬了104天香山。站在雾蒙蒙的山顶，他感到自己就像沉船的水手，寻找着救赎的白帆。

“有过3年多时间都是那样过的。”他沉寂下来，即使回忆也让他的脸像枯叶一样丢失了表情。

刘烨说，在最绝望的时刻，他遇到了现在的法国妻子安娜，“她像天使一样的拯救了我。”

安娜是法国自由报社驻北京的记者，学过中文，在中国生活了10年。他们在法国大使馆举办的派对上结识。或许是职业使然，安娜特别善于倾听。刚开始，安娜并不知道刘烨是演员，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明星。直到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参加法国使馆的活动，在场的记者发现了刘烨，接着就是一阵铺天盖地的闪光灯。安娜大吃一惊。刘烨这才跟她解释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一个演员，”他说，“还算有点名气。”

2008年，刘烨和安娜去国外度假。在安娜的陪伴下，刘烨才得以放松下来。“她强制性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吃安眠药，我就真可以不吃安眠药不喝酒睡觉了。”刘烨说，“但也只有跟她在一起才可以。”

2009年7月5日，他们在北京地坛公园举行了婚礼。他们特意从法国请来了牧师。在蒙蒙细雨中，他们看上去浪漫而幸福。

刘烨说，他们很少吵架。因为语言不同，很多时候都吵不到一起去。“为什么呢？你？”刘烨耸着肩学着安娜说中文的样子，“她一着急了就这样，还没等吵起来，我就笑场了。”

刘烨说，安娜改变了他。他以前只想着挣钱，让父母过得好一点，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想着演戏，直到演不动那天为止。他没想过这是不是他想要的，只知道这是一条看上去顺理成章的道路。是安娜改变了他。她带着他去世界各地旅游，看不同国家的人的生活。在这当中，刘烨突然发现了生活的意义。

在安娜身边，他总可以沉沉睡去。可醒来忽然又觉得担心，一种仿佛有罪的模糊感觉：对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来说，这种淡定会不会是种危险状态？

“前几天有个制片人给我打电话留言，我根本没理他你知道么。”刘烨说，“如果按照2003、2004年时候的状态，我肯定会觉得这没准儿是个机会，马上打电话回去的。”

“这两年我没有以前愿意想事了，以前什么都想，什么都愿意琢磨，愿意想出个所以然来，但是现在不太愿意想了。是不是堕落了？”他问自己。

“我说我堕落了，就是没有以前的冲劲了。苦点累点什么的，我心里满足，觉得踏实，安逸了吧就老感觉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发生。”

他的脸上现出一丝忧虑。那是一种长久的，在很多人脸上都能看到的忧虑。它是关于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如何权衡，以及如何做出选择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