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千雨：漫谈《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的历史真实性

    ——驳毛宗岗语：《西游记》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演义》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

    清初文学批评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赫然指出：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西游记》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演义》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他的话充分肯定了《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反映了《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这本身没有什么过错，可是他为了一味肯定《三国演义》的价值而不惜贬低《西游记》的艺术魅力，说《西游记》“诞而不经”、“不可考”，是不可取的。而且毛宗岗仅仅从历史的真实层面来评价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是不严谨的。我对他这样的评价持反对意见。因为他的评价没有理论依据，即使从历史的真实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其书本身也有很多虚构的成分，没见得真实可考。而《西游记》也没见得“不可考”。

    通读《三国演义》全书不难发现书中所述尽管以《三国志》及婓松注为依据，但其所描述的诸多成分与“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相去甚远。作者在书中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敷衍情节，刻画人物，虚构故事成分。这些都与历史经传相悖。概括起来，至少由以下三方面的虚构成分说明《三国演义》并非“叙述帝王之事，真实可考”。

    第一、书中有很多正史所无，纯属虚构的故事情节。诸如在诸葛亮的有关事件中，“舌战群雄”、“智激周瑜”、“七星坛借东风”、“采桑祭吊周瑜”皆于史无证；在关羽的故事中，“秉烛达旦”、“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都是虚构的故事。此外著名的“桃园结义”也纯属子虚乌有。

    第二、正史记载简略的地方，在《三国演义》中却被夸张渲染。如刘备之游孔明，《三国志》只云：“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在《三国演义》中却根据“三往”二字敷衍为曲折跌宕的“三顾茅庐”的故事。《三国志》有建兴三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的记载，《三国演义》中却因此演绎成富于戏剧色彩的“七擒七纵”的故事。《三国演义》中的绝大多数故事情节皆属此类。

    第三、把正史所记某人之事，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撮合起来构成新的故事体系。如《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堨，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驿，弃官亡命。”但在《三国演义》鞭挞督邮者变成了张飞，且敷衍设色，描绘得有声有色。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类行为，有损刘备的宽厚形象，却更符合张飞的暴烈性格。又如《三国志·孙破虏传》载，孙坚“大破卓军，袅其都督武华雄等。”但在《三国演义》里却变成了关羽“温酒斩华雄”。

    而《西游记》貌似“荒诞不经”，读者却能在书中找到历史的真实。《西游记》中的很多人物、故事情节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中找到来源或者原型。《西游记》全书主要围绕“西天取经”这一线索展开的，而“西天取经”这一事实在《旧唐书》中有详细的记载，摘文如下：

    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体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驳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番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六年卒，时年五十六，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

    “孙悟空”的人物形象也有其现实来源。据鲁迅考证可知《西游记》中孙的原型是大禹治水时收伏的神猴无支祁《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下）》 无支祁“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 疾奔，轻   忽，闻视不可之。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   恒，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千载……《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 》3935页，北京出版社200年旧版。）

    尽管这里的无支祁是一个反面人物形象，却已经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无论在体形特征还是技能神通广大等方面都有极大一致性。由此可见悟空的人物形象不是吴承恩的主观臆志，孙悟空的人物形象有其真实的生活来源。

    此外，据考证，花果山水帘洞的原型在海州（进连云港市灌云县），原名云台山。苏兴在《（西游记）的地方色彩》中根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十一山川考之清人姚陶《登云台山记》（石刻），认定姚陶所记就是《西游记》所写唐僧身世和花果山水帘洞的原型（赵维平《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西游记>反映的运河文化》P193）。高老庄、二郎神等故事地点或故事情节都有故事来源。这些都说明《西游记》的故事虽然荒诞，也不过是现实素材的文学化呈现。并非无可考据。

    《西游记》的故事是虚构的、荒诞的，但是作者的构思却是抽象于现实的，尽管形式上变幻怪   ，而内涵却是现实人生，正如李卓所说:“游戏中暗传密谛”（李卓评《西游记》总批）。在作者的戏谑、幽默、嘲讽之中，对晚明的时弊世俗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无不切中时弊。吴承恩生活在弘治到万历年期间，正是明代统治阶级荒淫腐败，社会日趋尖锐，政治十分黑暗的时期。吴承恩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表示十分愤慨，在创作《西游记》是，“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西游记》中的很多故事情节抽象地折射出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西游记》中对祭赛国，写道:“文也不良，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我这金光寺，自来宝塔上祥云笼罩，瑞雾高升，夜放霞光，昼喷彩气，远近无不同瞻，故此以为天府神京，四方朝贡……昏君更不察理……老爷在上，我等怎敢欺心盗取塔中之宝?……”文中的祭赛国与明朝有着同样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机构，而祭赛国中的锦衣卫更加暗示着，祭赛国实际上是明王朝的暗中所指。祭赛国的“文也不良，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实质上是对当时明王朝黑暗无能的政治现实的高度概括。又如《西游记》第七十八回写道：“……三年前有一老人带一女子，年方一十六岁。其女形容娇俊，貌若仙姬，进献与当今陛下，宠幸在宫，号为美后，不分昼夜贪欢。如今弄得精神疲困，身体　羸，饮食少进，命在须臾。太医院检尽良方，不能疗治。那进女子的道人，受我主诰封，称为国丈。国丈有海上仙方，甚能延寿。前者去十洲、三岛，采将药来，俱已完备。但只是药引子利害，单用着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煎汤服药。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此乃比丘　　驿丞相对唐僧所言，后来唐僧面见国王时看见国王卧病在床，国丈上来时，却撑病起来相迎，可见其对道士的迷信到何种程度！……实际上，书中所描写的都是在于影射明世字嘉靖皇帝在北京皇宫里的所作所为。今人苏兴在《（西）对明世宗的隐寓批判恶和嘲讽》一文中，根据《万历野获编》卷二一《 幸秘方见幸》所记考证:“世宗接待陶仲文虽然比玉帝接待太上老君，车迟国王，比丘国王对妖道要有些身份，但由于陶仲文献房中秘方和传授房中术之功，‘必于门庭握手方别’带点现代洋味的迎送方式，其谄媚道士的神情灼然可见。至此，明世宗已与玉帝、车迟国王、比丘国王难分彼此，融为一体了。明世宗信道的本质，包括《明史记事本末》在内的有关明代历史著述，多言之暗昧，只说他求神仙，希延年益寿等。读者往往误以为明世宗不理朝政，是为了专意清修而清心寡欲。孰知恰恰相反，不但不清心寡欲，反而是借方士献的房中秘方多迩女色，无节制的纵欲。所谓延年益寿仅是壮阳的代名词。”苏文还引《万历野获编》中资料，揭露了道士所配淫药的内幕，一是取童女出经炼药，二是取童男阳具炼药。而《西游记》第七十八回所写比丘国王受道士的诱惑，要用一千多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影射的便是嘉靖皇帝和假道士陶仲文之流的肮脏关系

    《西游记》中的天上、人间和地府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天宫等级森严，玉皇大帝表面上至高无上，权威凛然，实际上色厉内茬，昏庸无能。其多次征剿孙悟空失败后，采用了招安的伎俩，这正是大明王朝对付农民起义的惯用手段。西方雷音寺的大雄宝殿表面上庄严圣洁，实质肮脏得无法形容，说什么“经不可轻取，亦不可以空取”，实质就是一种血淋淋的金钱交易的欲望诉求。小说中的地府也是徇私枉法，黑暗无比。总之小说中所有涉及权力的地方都与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一切细节的描写都在社会的真实中找到原形。

    此外，从文学生成层面来说《西游记》比《三国演义》更具生活的真实性，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文学的真实性是作家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加以提炼，概括的典型化的真实。《西游记》是对作者生活年代社会真实的集中概括和艺术加工，小说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虽然它在本质上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的真实性往往比历史的真实性更典型，更集中。总而言之，《西游记》和《三国演义》都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作为文学作品而言，《西游记》更能反映当时的生活本质，更能反映作者的内心情感，从而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具有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毛宗岗对《西游记》的批评显然对《西游记》是不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