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 身份特殊 倍感孤独

　　旁听生无法真正融入正式生的群体，孤独如藤蔓般缠绕着他们。

　　矿业大学附近的一家地下招待所，一张每月400元的床位，是旁听生李文超的住处。

　　他已是这里的名人，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来过一拨又一拨。

　　但住招待所里的其他人并不羡慕，一些人还忍不住悄悄告诉记者，“劝他回去养老，他不听，这么大岁数读什么书？跟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真难以理解。”

　　“孤独？我不孤独，我每天都去听课，晚上9点半才回来，一切都挺好，挺丰富的。”李文超回应记者问题时，言语间似乎在掩饰什么。

　　多名旁听生说，有时教室里同学太多，座位全满，旁听生只能自己搬把椅子坐在过道里，“我们怕异样的眼神。”

　　事实上，和其他学生的年龄、基础、学历上的差距，注定旁听生们无法真正融入正式生的群体，孤独如藤蔓般缠绕着他们，而旁人的言语也常常不咸不淡。

　　常俊曙说，吃住、读书、工作全在北大校园里，这里已经成了他的家，但是有的“家人”并不看好自己。

　　去年，常俊曙第一次考研落败，保安队里的一些人觉得这样的结果再正常不过。北大校园里一名保安员说，队里知道常俊曙在考研的保安员都会议论，“人家正式本科生都未必能考上，更别说他是大专毕业了。”

　　“白衣裹体，丰腴有致而受享万家；肚含甘蜜，敛聚芳香而夺人鼻目。才不外露，方显内涵；貌不惊人，却致众爱……已临辛卯元夕，余致君以贺，盼君忘忧。”

　　红三楼的正门上贴着常俊曙送给大家的元宵节贺词。这个有些腼腆的年轻人，每到年节就写贺词，并认为这是一种展示自己的方式，希望得到更多人认可。

　　如何面对孤独，破解孤独，施经军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着。

　　虽然靠自己努力，他在一家公司得到编辑内刊的工作，但那些比他年轻、学历高的同事们并不怎么愿意接近，甚至排挤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外乡中年男人。

　　“我喜欢在不同的高校旁听，一间教室几十人的‘大课’，学生们之间也都不太熟，更没人知道我是谁。”

　　这种群体性的陌生，让施经军坦然了许多，他主动和同学说话，向老师提问，课后通过邮件方式和老师沟通。他参加学校的英语沙龙、文学社，到国图听各种讲座，设法让生活丰富起来。

　　余云开的小出租房内，书籍等物品摆得满满当当。虽然有些不愿承认，但书籍间摆着的化妆品，还是“泄露”了他有个女朋友。他承认，女友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帮助。

　　两个除夕，余云开自己在出租房度过，他坦言想家，“不是没想过回家尽孝，我觉得我还年轻，还能多学东西、做点事情。”

　　问 “代价太大” 出路在哪？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老师认为，求学路有很多条，来京高校旁听需理性考虑。

　　离家时，范国梁跟妻儿未说明来京当旁听生，“如今家乡媒体报道我了，妻子肯定知道了，可她没问，我也不说。”

　　虽然觉得并非长久之计，他还是决定“先拖着吧”。

　　但出路又在哪里？

　　无论已旁听15年的柳哲，还是刚到京1个月的范国梁都面临着思考和选择。

　　王小兵通过旁听和复习，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他说，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很多旁听生都想通过这个途径改变命运，但代价太大了，现实能把人的精神压垮。”

　　得知王小兵的经历，常俊曙很兴奋，“这正是我要走的路，考研，考博，最好以后能到大学里任教、搞学术。”

　　今年1月，常俊曙第二次考研，报的是北大中文系。专业课全都及格了，但38分的英语成绩拖了后腿。“如果这次还没考上，就再考一年。”

　　穿梭于北大、清华、人大、航天航空大学，施经军度过了4年。

　　已有文章见诸报纸的副刊，他觉得离自己的文学梦越来越近了，“我喜欢读《白鹿原》，我想写一部这样的著作，但我现在水平还不够，还得继续读书、努力。”

　　余云开正在修改的一部书稿，12万字。此前寄给了多家出版社，只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给了他回复，说稿子需要改。余云开现在间或去旁听，也辞去兼职工作，专心改稿。

　　北京大学教务处相关人士表示，具有开放精神的北大并不排斥外来人员旁听。原则上，在北大旁听需要按照课程学分办理旁听证，但不少旁听人员不愿花钱办证，实际旁听生数量尚无统计数字。

　　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老师认为，求学路有很多条，可自学，可上网听远程教学，尤其是自身基础、经济条件和适应能力相对薄弱的学生，要从自身条件考虑，否则生活压力大，旁听的负担太重。同时，旁听生们的水平参差不齐，选择的课程也只能是在自己知识领域内能够听得懂的课，住宿也都在校外，不像本校学生那样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旁听生身份的特殊性，让他们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　　

　　本报记者 安颖 摄影/本报记者 吴江 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