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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炜：当下写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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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作者: 张炜 日期:2011/8/26 阅读:2695 次 【大 中 小】 A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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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所讲到的，并不意味着自己已经做到了，更不认为是一些确凿无疑的结论，只不过提出来，用以讨论的方便。有一些看法，或者只是一种假设而已；有的，则是对未来的一点展望，是我在写作中的想象和期待。
依赖与背弃
过分依赖语言，或者背弃语言，只是事物的两个极端，都会对文学写作形成戕害。
先讲一下作家的专业化写作，它的局限性以及它的长处。这大概首先就要谈到语言，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我们这会儿实际上是在谈语言的问题：过分依赖语言，或放弃对语言的追求之后造成的一些不同结果。
接触一本书，感受这部书的品质，当然最初是从感受语言的质地开始的。
专业化的文字训练，造就了作家对书面语的敏感、对这种语言极其苛刻的要求。这是最重要的写作元素。阅读中，仅仅是语言层面的领会和沟通、给人的快感，就能造成一种非常重要的刺激，形成强大而顽固的吸引力。所谓的“纯文学”，其中的优秀者，总是能够在语言上给人以频繁的刺激。我将之大略量化了一下，发现在一千字里面，不会少于五六处给人以快感、给人以种种刺激的“结”和“点”，而这些“结点”，绝大多数都来自语言本身。它可以是诙谐的、幽默的、机智的，进入到了言说的细部，总之是通过词语的具体调度完成的，等等。如果少于这五六处，那么整部作品就会沉闷，就很难让人读下去。这些通过语言的具体调度和掌控来实现的效果，恰是所谓的纯文学作家、专业作家的看家本领，它也构成了雅文学的基本特质之一。
我们如果对照一下其他类型的文字，比如通俗文学作品，就会发现这样的刺激很少或干脆就没有，如果有，起码在频率上也远没有这么高，可能在长达一万字里也难以找到五六处。纯文学之外的文字作品采用的是另一种语言方式，是一般来说更为便捷的、更易于沟通的社会化语言。这种语言能够快速地进入一种表达，而这种表达的目的性相对单纯，主要是为了使通篇的意思和情节尽快清晰起来。一般的文字，当然包括通俗文学作品，绵密的、极具生命个性的语言既不需要，也与写作的目的背道而驰。
很多优秀的作家都具有极高的语言功力，一看他们的作品，就会感受到浓烈的专业化色彩，就会被一种漫长扎实的专业训练所折服。这实在是需要一个非常长久的艰辛工作才能达到的结果。具有这种能力的作家，数量不是特别多，这些作家在进入创作时，仅仅依靠语言的惯性，就可以把自己的写作推得很远———也许并不需要很久很苦的构思，不需要搜肠刮肚，比如只是凭借语言的基本功、只是依靠文笔的惯性，就可以写出相当不错的小说来。因而，他们可以很轻易地进入一种优质多产的写作状态，并由此得到慰藉，让创作生命得到较长的延续。
某些成功的作家可能会一直沿着这样的创作道路滑行下去。由于他们对语言的掌控能力强，有过长久的专业化操练，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一种比较好的写作状态。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恰恰也就是这当中隐含了另一种危机：对语言太过依赖了。尽管这种写作在知识和技术层面上看都非常好，疏失不多，但更大的损伤却留在了其中。也就是说，恰恰就是这种通常的“好”，在伤害文学本身，使将来、使更远的行走出现诸多问题。
一个作家的专业化意味太浓，文字难免就会陷入粘疲，丧失生气，再没有活蹦乱蹿的活力。因此，我们也许不能仅仅满足于文字的漂亮、安稳和老到，而倒是要为此不安。要达到勃勃有生力的、真正有勇气的文学创作，就需要从语言开始，从一种专业操作中走出来，从这种良好的感觉中走出来。
文学创作说到底还是需要源于生命深层的爆发、感动和感慨的，需要生命里的一种喜悦、悸动和不安。而专业化的写作，其功力和耐心有余，感动却往往不足。由此看语言的操练既非常需要，成为一种必备，同时又令人警惕，警惕因过分依赖而造成的这样那样的困境。
但事到如今，现在，更多的却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对语言的纷纷背弃。这就更糟、更不祥和更有害了。越来越多的写作竟是如此粗糙，简直是泥沙俱下，毫不讲究。这和网络上的那种即兴写作随意倾泻的影响流布是分不开的。其实，脱离了对于文学语言的基本要求，这种所谓的写作也是不成立的。
由此看，过分依赖语言，或者背弃语言，只是事物的两个极端，都会对文学写作形成戕害。
一个成熟的、准备远行的作家，也许真的需要关怀更多的事情，需要走出书斋。介入，投入，对社会中很多民生问题的了解，是如此重要。走了再走，看了再看，绝非多余。不但要了解城市的事情，也要了解乡村的事情；不仅要了解诸如网络和其他媒体这样的传播，而且还要到实际生活中去目击。比如说，对一个时期最敏感和最重要的东西，完全可以身入实际，了解一些人的愤怒，了解一些人的苦恼，了解这个时期的土地问题、城建问题、教育问题，等等。也许我们应该追问，自己的创作和思索是否深入到了社会深处？
在座的可能都读过海明威的作品。前不久我到南美去，也去参观了他在古巴的故居。以前听了很多海明威的故事，读过他很多传记和作品，到现场去一看，这个故居和传记中描述的完全一样。谈到海明威，大家总觉得他一辈子特别能折腾，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依靠自己的传奇色彩，有些过分地扩大了在文学界的影响。我也相信这个说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理解上不再那么简单了。固然他最好的作品不是特别多，无非就是一两部长篇，一部中短篇，还有一部散文等等，加起来一百来万字而已。但他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影响了那个时期以及后来一段时间的文学，造成了对语言质地和风气的改变；一个时期，东西方的一部分写作都很受他的影响。难道一个作家仅仅依靠传奇色彩就能如此吗？显然还不是。
他到大海里去，到战场上去，死亡逼近不止一次。也许他是较早意识到专业写作对作家伤害的一个人。也许他发现一个作家要不断地突破自己，就要不停地寻找新的经历和感受，如此这般，作品才会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才能获得一种真实和饱满。他当然具有很好的语言操练，但比这一点更重要更可贵的是，他强烈关注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并能以身试法地投入进去。他的作品体现出一种行动再行动、了解再了解的冲劲。事实上他一直在破坏原来的感觉，建立一种新的感觉；破坏原来的文字，建立一种新的文字；破坏他自己业已形成的文学氛围、一种巨大的不可摆脱的文学咒语，甚至也破坏那些他自己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百试不爽的文学法宝。
作品的灵魂
一部作品的好与坏，也许不在于技巧，而在于灵魂——一种能够震撼你的无以名状的力量。
我们在阅读中常有这样一种体验：读一个作家的某一部作品，可以极受感动或震动，以至于永难忘怀。
它可以在我们的脑海里长达十年二十年萦绕不去。但是读他后来的一些文字，特别是出名以后的东西，却常常感到极大的不满足。可是看上去新的作品在文字方面、技术方面，一切都似乎不错。问题是很难把我们深深地打动。一种能够击打你的强大的内在的力量、无以名状的力量，已经消失了。一个作家的全部希望或许就是能够让自己的作品弥散出这样的力量。
经验中许多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即曾经被作品中的神秘力量所征服和控制，使自己在长期内不能从一种感受中走出来，而一直被其强烈吸引，并沿着它的方向去思索和感动。一个形象，作家或作品的形象，也就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来清晰起来了。
有的作家和作品可以，有的则不可以。我们或许会发现，同一个作家的几部作品，它们之间竟会差异巨大：有的具有那种内在而顽固的力量，有的却是如此地苍白——曾经有过的那种强大的说服力不知何时、也不知因为什么，丧失殆尽了。
让我们寻找其中的原因，辨析其中的差异吧。比如有一位作家曾经因为写了一部以动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名扬四海。那不过是一部很薄的中篇小说。许多人读了它，竟会在很久以后还沉浸其中，无法挣脱。可见它太强有力了。可是后来这位作家又写出了同一题材的作品，甚至也是非常好的一部中篇，却远远没有了上一部的力量。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许不在于技巧，而在于作品的灵魂——有的作品是具有灵魂的，而有的作品里没有。
什么是作品的灵魂？我也说不好。我想灵魂大概不是一个观点，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也不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它到底是什么？它也许难以命名和言说，但我们似乎可以稍稍去感受和意会它。它更可能是一种感情——一种非常深厚的情感滋生之物。一部作品中因为有了它，才产生了不可摆脱的魔力。如果沿着一个作家的创作路径追究下来，就会发现其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在发展，技法或思想都有大幅提高，唯有那种神秘的不可解脱的牵挂、心底的忧愤、它的喜悦和感激，这些情感层面的东西变得稀薄了，淡弱了，纤细了。他远不如过去执拗，人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超然，越来越专业化——紧跟着，作品的灵魂也丧失了。
两种平庸
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崇尚所谓的“解构”，弄到今天，类似于“理想”等字眼，竟然变得像毒药一样可怕，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不让人满意的作品是各种各样的，仔细想一想，大致也可以分为两种吧。这是两种让人难以满足的写作，令人遗憾，或者可以称之为“两种平庸的写作”。我们这样说，正是对自身的提醒和警觉。
第一种平庸，指的是文学作品成为简单的、图解的、传声筒式的写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以前有过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宁要歌德式的，不要席勒式的”，就是拒绝这种平庸的意思。可是在东方世界国家里，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类写作的传统和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一条幼稚和生硬的文艺规范，其指导思想就是让文学简单地配合与迎合。对于强势话语的极力配合，结果就是产生固定的主题、概念化的思想，产生出拙劣的标语口号式的写作。可见这种平庸源远流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未必就会绝迹，相反还会延续下去，并多多少少得到强化。
这种平庸有时也会以稍稍变异的方式，或者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尽可能给以丰富的细节组合，将浮浅的概念充填上较为鲜活的生活内容，打扮起来；或者干脆以反面的立场来展现这一切，将作品写成类似于批判稿那样——不管怎样，对于文学而言，这仍然还是处于第一种平庸的范畴。
还有第二种平庸，这就不仅是东方作家，更包括西方的作家，即那些所谓的市场化国家的写作者，也会掉入这个平庸的陷阱。这里指的是对一个时期主流的主题和趣味保持一种非常顺从和跟随的写作。说得更白一点，即为了市场而写作。在今天所谓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下，随着西方商业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市场的粗暴性已经有目共睹。商品市场、卖点，已经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构成了最直接的干涉，而且已经是赤裸裸的了。
一切都为了“卖”，一切都服从于“卖”，它催生并形成了一股很强大的潮流———为了刺激人的原始欲望，不惜最廉价地展示和罗列、倾泻和裸露。为卖而写，为刺激原欲而写，可以直言不讳。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崇尚所谓的“解构”，弄到今天，类似于“理想”等字眼，竟然变得像毒药一样可怕，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即便像“思想”、“思索”这一类中性词汇，也变得声名狼藉。所谓的向上升华的力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遏制，最后起劲比赛的，只是堕落的速度。唯市场主义对写作的冲击和影响，使文学变得空前贫瘠，主潮流仅仅成为性和暴力。
如果说第一种平庸是对一种强势的顺从，那么第二种平庸更甚；如果说第一种平庸仅仅是对某一个地区和国家的作家、某一个时期而言的话，那么第二种平庸则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学潮流中同样需要警惕的最大对手。
我们渐渐发现，在这两股洪流的夹裹当中，剩下的中间地带是极其狭窄的。那些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和良知、对于文字有独立追求的、依靠心灵之力的作家，往往只是生存在两股洪流的一线夹缝之中，成了极少数。一般的写作无妨平庸；一个杰出的、目标稍远的作家，那就只能寂寞了，只能回到这两股洪流中间的狭窄地带上来，在这块最难以立足之地上生存。
如果说我们对第一种平庸心怀警觉、认识清晰的话，那么对于第二种平庸，或许将是很乐于迎合的，并有可能为自己及时地跟上了这股潮流、跟上了消费主义、能够满足一大批人的趣味而庆幸和自豪呢。
文学的前途
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如果文学会死亡，那么太阳也就不会照常升起了，男女不会相爱，母亲也不会爱自己的孩子，玫瑰不再开放。
最后一个问题，照例要谈谈文学的前途。
现在很多人对文学的处境很是担心，我这儿也并非没有忧虑。当下我们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代——网络时代。载体繁杂，声色犬马，各种力量对文学挤压的强度空前。所以我们一些好的文学书出版很难，即便出来了印数也很少，影响力微乎其微。不久以前还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对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爆发期和喷发期记忆犹新，至今仍然能够回忆起那个时候一本好书怎样使万人空巷。这些记忆都是真实的，我们就是从那样的记忆中走过来的一代人。但现在不得不说，那些场景也是极为特殊和个别的现象，也许并非正常和真实。
时下的情况才多少恢复了常态。因为一本非常好的文学书，要阅读和进入也会有门槛。卓越的艺术、深刻的思想，怎么可能一下子让那么多的人普遍接受和理解呢？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看个热闹，因为它主要还不是娱乐品。它在一段时间内的相对冷寂，当是自然而然的。但就是这种正常的情况，却引起了很多不安，让人担忧：是不是文学就要失去了最后一个读者，不能存活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需担心。二百年前或更久，许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将其作为莫大的、逼到近前的一个危机，去问当时的一些大作家。我们没有身处二百年前，不知道当年强大的娱乐机器怎样飞速运转，难以想象当时娱乐业的发达——但显然也有许多好玩的东西，让人们不再读文学作品了。大作家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个不必担心，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如果文学会死亡，那么太阳也就不会照常升起了，男女不会相爱，母亲也不会爱自己的孩子，玫瑰不再开放。回答是很诗意的。二百多年过去了，文学到现在还是顽强地生存着，阅读的深度如何、领悟的深度如何且不论，仅就印刷的品种和数量来看，也比当年超出了几百倍。
现在的文学书籍比文革时期的印刷总量不知多出多少倍。文革时期作家非常少，品种单一，一部小说就可以印几百万册，但总量却少得多了，根本无法与现在相比。我们虽然知道谈文学的生存不能简单地量化，但即便单单从数量和品种上看，今天的文学也没有死亡。
可是文学面临的种种颓相并没有因此减弱。品种多了，印刷量大了，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危机，所以现在还得谈文学的生存。大家都在探讨文学怎样才能活得更好、它未来的空间在哪里。有人说当下文学面临的最大杀手就是网络传播，它的迅疾、变化、快速，对文学阅读和文学写作都构成了强大压力。很多人写出作品直接发到网上就可以了；还有，网上各种各样的信息扑面而来，成为一种不问青红皂白、泥沙俱下的裹挟力量。网络相对来说更为自由，没有编辑部的门槛，此外还有电视影像图片杂志、各种小报。
如此繁多的视听制品、目不暇接的娱乐和热闹，文学发展和生存的理由在哪里、确定无疑的根据在哪里，一时难以回答。这里不由得想到了照相术的发明，想到了当年很多画家的惊慌失措。照片能把人和物拍得非常清楚，只按一下快门就可以了，于是有人担心画家马上就要失业，很多高明的人也曾预言绘画肯定要死亡，认为照相术会使绘画没有一点生路。可是画家们沮丧之余还是奋力挣扎，一部分画家极力地模仿照相术，画得和相片完全一样，而且力图更大更真，画人，把毛孔和发丝都画下来。这一路虽然精到准确细腻到极点，后来还是发现吃力不讨好，因为仍然比不上拍照，这样做划不来。这个画派就此衰落了，因为它和最新技术离得太近、跟得太紧。后来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我们知道出现了诸如毕加索、梵高、康定斯基、莫迪利阿尼等，就是我们熟悉的现代主义，他们变形、夸张，让色彩更加明亮，画笔更加自由。可见当时的绘画艺术家在一种技术的挤压和紧逼下，先是陷入了绝境，尔后才是绝境再生。现代画派是走在和新技术相对抗的道路上，不是离新技术越来越近，不是跟进，而是越来越远，走向了真正的远方——不能替代的自己，所以它生存了、发展了。
一种艺术的演进和更新，就是这样发生的，文学也是如此。现在的写作无非就是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对新的技术和新的娱乐方式的全面合作、顺从和模仿。另一条道路，就是让自己和现代技术在本质和形式上都有一种更大的区别，人们只有从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中，才能获得独特的快感，取得领悟，除此而外在任何地方、在网络和电视上都不能获得。既然如此，文学又怎么会死亡？面对新的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文学的形式和技法必然要发生变化，不变化就不能生存，问题是它朝哪个方向改变。
思想者小传
张炜,1956年11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山东省栖霞县。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在海内外出版著作百余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家族》《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中篇小说《瀛洲思絮录》《秋天的愤怒》《蘑菇七种》，短篇小说《冬景》《声音》《一潭清水》《海边的雪》，散文《融入野地》《夜思》《羞涩和温柔》，长诗《皈依之路》《松林》等。作品在海内外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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