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更多的青少年来说，“性”是一种朦胧的诱惑。小云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她看来，发生性关系并不是非常排斥的事情。感情发展到了那一步，就顺其自然好了。”

然而在做过“援交”的16位受访女学生中，对于“性”、对于自己的“第一次”，给出的回应都很复杂。

19岁的斯斯受访时是一名大专学生，她说，在经历了一番挣扎之后，她保留了十多年的处女之身非常不情愿地“奉献”给了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那个夜晚，这一辈子她都无法忘记和释怀。斯斯说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字——“痛”，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从毛发到骨髓，五脏六腑都在翻涌。

在这些女孩中，有9人在从事此类“兼职”后，自己的交友观念和对异性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有6人觉得异性都不可靠，很虚假，甚至都对异性产生了厌烦的情绪。有3人不考虑交男朋友或害怕交男朋友，对婚姻失去了憧憬，甚至产生埋怨社会不公等情绪，负面影响很大。

隐蔽的群体，无码的青春

在上海，找到“援交”少女同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多年混迹夜总会、会所的商务人士说，“这么年也没遇到过上海本地的中学生援交小妹。”

在上海案发后的一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童小军和她的科研团队开始分头寻找远在重庆的女孩。2010年1月，童小军作关于“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调研时，与她们有过短暂的接触。童小军说，那时的接触比想象中艰难。

彼时，一则“拍卖初夜”的新闻正被香港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名自称只有10多岁的香港女网友，声称愿意以底价1万元拍卖初夜。与此同时，香港的一个专业团队调查了约3000 名平均年龄15岁的学生，32%的人坦言会同陌生人发生性行为以换取报酬，甚至有137人承认自己曾参与援交活动，其中近半来自名牌学校。

在中国大陆地区，“援助交际”现象与相关研究却明显不成比例。当童小军的研究团队在国内最大的论文搜索平台中国知网上输入“援助交际”进行主题词搜索，却发现搜索结果为零——对于“援助交际”现象的研究，在大陆几近空白。

然而，当童小军在某知名搜索网站上输入“援交”一词，却出现了约 860000个相关网页，其主要为关于寻求援助交际的相关网站。

研究团队开始注册不同的网名，试图通过网络走进援交学生的群体，然而，现实比想象的艰难，两个月的努力几乎没有效果。经常是他们刚刚暴露身份、表明意图，立刻就会遭到对方的拒绝。

终于，网络上一个自称“王先生”的重庆人成为研究团队的希望。多次游说之下，这名“援交中介人”答应“帮忙找人”，他向童小军透露，他认识一些当地女孩，不少还是在校学生。

在“王先生”的介绍之下，童小军的团队先后访谈了16名援交女学生，其中14个都是中学生，因为“大学生比较‘难搞’，中学生‘乖一些’”。

当一个个看起来极其朴素、天真的女孩坐在童小军和她的研究团队面前时，他们猛的发现，这些女孩子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花枝招展，而是和普通的学生没有区别。“你绝对想象不到她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援交’的隐蔽性，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童小军说。

只不过在这些学生的内心中，隐含着一种情绪。她们抗拒现状，期待成长，对学校外的花花世界充满着向往。在上海一所职校一年级的一位学生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好玩，每天还要很早就上课。”

《中国中学生报》高级编辑吴若梅长期主持学生情感专栏和广播节目，她发现，“孩子一到青春期，心理特征首先是‘闭锁性心理’，不理父母，遇到麻烦了交流的对象就是同伴，所以相互彼此介绍‘援交’，就变得非常的容易。”

“援交”源于日本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本，“援助交际”一词已经出现。当时战后日本的一些贫苦女性和寡妇，以与男性交往为代价，获取对方的经济帮助。最开始，这种“交往”并不一定伴有性行为，最单纯的只陪对方聊天、吃饭，然后各自回家。

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飞跃，经历了60年代的性解放，“援助交际”得以蔓延，并开始越来越多地伴有性交易。1982年，日本甚至出现了“爱人银行”风潮——一些公司收取巨额中介费用，为男性提供援交中介。

1984年，日本不得不颁布《卖春防止法》取缔这类公司，然而这却并未阻止援交现象的蔓延，“援助交际”反而向着“低龄化”的趋势蔓延，许多高中女生加入了援交队伍。

与此同时，援交文化业开始在亚洲其他地区蔓延。2001年，台湾励馨基金会进行了一次全台湾最大规模调查，调查显示，援助交际在台湾有年轻化、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由男性学生提供的援交服务。2004年，台湾犯罪学学会甚至专门为此主办了“青少年援助交际问题与防治对策研讨会”，对“援助交际”问题展开讨论。

然而就在一年后，令家长和老师备感头痛的援交现象却悄然出现在大陆。这一年，《辽沈晚报》发表了题为《沈阳出现“援助交际”女大学生羞答答卖身赚钱》的“卧底”纪实报道，第一次公开报道大陆地区的少女援助交际现象。

少女小芭：两面青春

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陌生男人的“援交妹”——厚厚的面具让小芭自己都分辨不清，哪个才是伪装，哪个才是真实

本刊特约撰稿/刘洋硕

个头不高、皮肤白皙、扎着马尾辫……看着眼前这个朴素、青涩的重庆女孩，童小军怎么都不愿意将她与“援助交际”联系在一起。

童小军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从2010年至今，童小军带着一个6人的课题组，在重庆开展一项“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上述女孩是童小军的第8个访谈对象，调研团队给她起了个特殊的化名“小芭”。

小芭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康家庭，父亲是名警察，母亲是位医生。在重庆，她的家庭条件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2010年，她在一所中学读到了高二，虽然成绩不好，在家里却足够听话。不过，一旦到了外面，这个“乖乖女”立刻会展现她“魔鬼”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上那种‘流氓’，喝酒、吹牛，啤酒一次能喝四五瓶”。

“访谈的过程中，这个女孩的眼睛不时盯着桌上的零食”，童小年发现，眼前的女孩对零食几近痴迷，那些薯片、巧克力对她有着非凡的诱惑力。“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我递过去的零食，却又让我把它们藏起来，因为‘一看到嘴就痒痒’”。

事实上，小芭对零食的嗜好与她的援交经历息息相关，用她的话说：“男娃儿好吃要欠账，女娃儿好吃要上当。”

“零食”竟像毒瘾一样

谈到“零食”，小芭话匣子开始打开了。

在上初二以前，小芭的成绩在班里处在中等水平，但上初二后，成绩便一落千里，甚至还让她降了一级。也正是那一年，她有了男朋友，两人交往至今。甚至她把自己的“第一次”也给了那个男孩——她至今记得，那是“高一的那年，11月17号”。

她告诉童小军，如果没有那天与男朋友的“第一次”，她“后来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做那个”。此前她从未想过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一个陌生人：“处女的话，据说一般都是8000(块钱)，但是我不愿意。”

除了对于零食的痴迷，她还喜欢上网，热衷于网络游戏。“每天父母睡着后，我会把门反锁，偷偷跑到网吧，等到第二天清晨父母起床前再溜回家里。”小芭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至少2年，却从未引起身为警察的父亲和身为医生的母亲的注意。

用小芭的话说，为了买零食和上网，她每天大约要花100元左右，而家里一个星期只给她二十几元。起初她尽量节省上网的钱，但买零食的钱却无论如何也省不下来，这让她苦恼万分。

高二那年，17岁的小芭第一次“逃学”了，那时候十分厌学，索性跑出去玩，并因此结交了一个做“那一行”的朋友——那个女孩比她小几个月，正是这个朋友介绍她入了“行”。

“想想真好笑，小姑娘的第一次竟然是为了买零食。”童小军说，但她笑不出来。

出于谨慎，童小军试探性问起眼前这个女孩“第一次援交时的感觉”。坐在对面的小芭身子不经意颤了一下，但很快便又恢复了镇定。她说久了就有点习惯了，慢慢就好了，回学校后就当这种事情从没发生过一样。

据小芭介绍，她的“客户”通常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以外地人居多，来自各行各业，她遇见过官员，也遇见过律师。她一直试图避免和他们有情感上的交流，只保持纯粹的金钱交易。有人后来还想和她联系，都被她一口回绝。

每个星期，她都会出去一两次，一次自己能拿到两百块钱，够她花上两三天，等到钱花光了，就再打电话“约客户”……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援交”像毒瘾一样让她再也难以摆脱。小芭说，每次总是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一定不做了。”但是很快又会纠结：“啧，钱啊，没钱真是很痛苦的。我一想到没钱，整个人就崩溃了，想想还是做吧！”

小芭说，这样的生活让她换来了一些“自在”：不缺钱花，对学习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反正自己成绩本来就不好，做不做都是‘超烂’”。

“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

童小军发现，对于这个17岁的小芭来说，人生的这段经历，似乎只需要换个手机号码，便能一了百了。而在援交的过程，小芭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也远远超乎她的想象。

几次经历之后，小芭开始学着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比如，客户家里她是绝对不去的，她只去宾馆，因为宾馆要身份证登记，如果“出事”的话可以找到对方，“在‘家里’出事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个男的我一个小女生怎么斗得过他。”

她觉得“这种事”并不光彩，于是瞒着家里，瞒着男朋友，除了介绍她做援交的女孩，从未和任何好友提起。她形容自己是“单兵作战”，赚的钱也都不敢告诉别人，只有在妈妈不在家时，才会跑到超市，买上一大袋零食，然后往家里拎：“我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问我钱从哪里来的，我就死定了。”

童小军不敢想象，仅仅因为嘴馋，面前的女孩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她问小芭：“如果还能回到过去，一切还可以重来。如果有人像今天我这样问你，早一点告诉你做这个是不好的话，是否还会继续去做？”

小芭摇摇头，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对这样问题有点抗拒。

“走一步算一步，下一步会怎么样没人会知道。”女孩说，她也想过高中毕业后开一家精品店，或者是学一门技术，美容、足疗都行。

“女孩的想法出人意料地简单”，童小军说，“最后，她看着我说‘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别人就找不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