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任鸟飞

刘国玺（中国天津）

    要想当个作家，你的使命就永远是开拓。
                                  ––––蒋子龙

        北京市通州区文联主席张宝玺来电话，要我为他们的刊物《运河》，写一篇关于蒋子龙的文章。他说，《运河》每期发一篇作家的小说，再发一篇写这位作家的文章。下一期我们要发一篇蒋子龙的小说，写蒋子龙那篇文章，我希望最好由你来写，因为你给他编过《蒋子龙选集》，又是好朋友。
        宝玺是我的好朋友，子龙是我的老朋友，宝玺既然说了，我不好推委，只好应允。
        我与子龙，真可谓是老朋友了。从1981年我给他编第一本中篇小说集《赤橙黄绿青蓝紫》算起，我先后为他编过六本书。依次为：中篇小说集《锅碗瓢盆交响曲》、《蒋子龙选集》1—3卷、长篇小说《蛇神》。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他的倔强性格，尤其在创作上他那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子龙确是一个开拓者。从他所走过的道路，从他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他没有开拓者的精神，不会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儿子，成为我国一位著名的作家；也不会在创作的道路上，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写出一部又一部令人喜爱的作品；如果他没有开拓者的精神，更不会出人意料地来一个飞跃，把他手中那支娴熟的笔，从工业战线，一跃而转向了商业战线，写出了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社会的实践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也是人们活的教科书。它可以为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也可以使一个人在生活的激流中爱上一种事业，并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蒋子龙所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曲折的、不平坦的道路。
        蒋子龙原籍是河北省沧县人，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生在离沧州城二十五里的豆店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豆店是一个偏僻的农村。蒋子龙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那时的蒋子龙，不要说是当作家，就连离他们村子只有二十多里的沧州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好像是非常遥远，只有具备孙悟空的本领，才能进得城去。
        中国，是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古国之一。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用他们的双手，曾创造了被誉为世界四大发明的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曾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是祖国的母亲哺育了英雄的中华儿女；是英雄的中华儿女为祖国母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
        小小的豆店村在我国的地图上虽找不到，但这里的人们却最早给童年的蒋子龙注入了“文学”的细胞。
        我国的农民，从古至今就有着讲故事的习惯。及至蒋子龙懂事的时候，便开始受到这种传统的熏陶。等到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居然能替村子里那些讲故事的“能能人”，成了“念故事的人”，并开始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名著。
        蒋子龙的中学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他所以从农村步入城市，是因为母亲的不幸去世，生活上无人照料，不得不投奔在天津工作的哥哥。
        蒋子龙是个有着强烈求知欲和上进心的人。由于他学习好，便当上了班主席。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是坎坷不平的。就在他初中快毕业的那一年，学校开始了“整团”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他竟因为同情一个有学识的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导主任而受到株连。由于他说过同情那位教导主任曾经说过的“一本书主义”的话，加上他平时爱读《家》、《春》、《秋》、《红与黑》、《复活》之类书，便被加上了“受名利思想影响很深，想当作家”的罪名。在那个年月里，一个人只要被说成是和右派有牵连，那就绝对逃脱不掉对你的批判。即使还是一个中学生的蒋子龙，也未能幸免。
        蒋子龙从小就是一个性格倔强、自尊心很强的人。批判他可以忍受，侮辱和嘲笑却使他怎么也受不了。尤其使他感到生气的是，在批判会上，竟有人挖苦他说：“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的模样，还想当作家，我们班四十个同学，如果能出三十九个作家，也不会有他的份！”听了这些话，学习成绩虽然优秀但从未想过要当作家的蒋子龙，却真的要下决心写出几篇文章来，气气那些挖苦他的人了。正如他在回顾这段生活时说的：“我本不爱文，生活作媒。”是生活把他逼得靠近了文学。在课余时间，他便躲到林场深处，写起稿子。可惜的是，那时他虽有“出口气”的雄心，却没有“出口气”的功力。尽管一天写一篇稿子，一天向报社或杂志社投一篇稿子，结果却是一切努力都告失败。
        对文学的第一次冲击，他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他进了天津重型机械厂，一头扎进了技术里。还真没想到，他对机器和操作技术，有着特殊的兴趣，两年以后，便当上了生产组长。
        正当他意气风发，在工厂干得十分带劲儿的时候，被应征入伍当了海军。他想到进部队走南闯北，开阔眼界，十分高兴。就这样，他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了。
        每当他谈起在部队的这段生活时，他总是满怀激情地说，当时部队上正时兴成立文艺宣传队，月月搞晚会。我是班长，为了自己班的荣誉，每到月底不得不编几个小节目以应付晚会。演过两回，领导可能是从矮子里选将军，居然认为我能写两下子，叫我为大队的宣传队编节目。小话剧、相声、快板、歌词等等，无所不写。有时为了庆祝战斗胜利，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就得凑出一台节目。以后想起来，给宣传队写节目，对我来说等于是文学练兵……
        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几年的部队生活，不仅提高了他的政治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而且，丰富了他的生活，开阔了他的眼界，为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也就是在这段生活里，一九六二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处女作––––反映部队生活的散文。接着，他又在《甘肃文艺》发表了反映海军生活的小说《新站长》。从这时起，他才下定了决心，宁愿放弃在部队绘图的专长和有可能“升官”的机会，也要再回他所熟悉的天津重型机械厂，继续熟悉工人的生活，决心在反映工业题材的创作中，探索出一条新路来。正如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时所说的：“按着别人的脚印，走不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路，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闯，去踩。”
        这完全是他的经验之谈。
        文学作品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过去，由于中国没有大工业，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很少有反映工业题材的。解放以后，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诞生了现代化的大工业，这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影响着农村的经济结构，中国已不是一个闭关自守、封建落后的旧中国，一跃而变为要搞现代化的新中国。于是，生活向文学提出了新的课题：作家要关心中国现代化大工业的建设，要反映现代化大工业的生活。
        也就从那时起，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学园地里，出现了一大批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对于推动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这些作品，和反映其它战线生活的作品相比较，是落后的。真正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好作品寥寥无几。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生活本身没有给作家提供可以创作的素材；而是因为，作家未能突破反映工业题材的老框框，人云亦云，没有创新。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那些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大都是遵循以下的公式来写的：
        第一，写生产作坊，小打小闹，实际是小业主式的生产形式；
        第二，写以厂为家，做好人好事；
        第三，像写农村一样，把一家人放在一个工厂里，在家庭成员中展开矛盾；
        第四，以工厂为背景，把人物拉到公园或农村里进行描写，矛盾的主线还和写农村青年的恋爱是一个方式；
        第五，写方案之争，这样造机器是正确路线，那样造机器就是错误路线，生产过程写了很多，争来争去，也还是说不清楚为什么这样造正确，而那样造就是错误。而且往往今年是正确的，明年政策一变就又成为错的了，文学作品也跟着烙大饼。
        第六，写小改小革，蚂蚁啃骨头，围绕一台旧机器修个没完没了，等等。
        蒋子龙回到工厂之后，起初，他的作品也是遵循着这一套老框框写。文化的革命开始后，随着“文化”被摧残的厄运，他也停止了写作。
        一九七二年，报纸恢复了副刊，编辑又找他约稿。于是，他又重操旧业。这时，由于唱的是“政治之歌”，学的是“三突出”的经验，自然也没能突破老框框的束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也毫不例外。写过几个短篇后，蒋子龙感到再用“套子”套生活，写出的东西会千篇一律，必须突破。
        创作是需要勇气的，没有勇气，便打不破“老框框”的束缚；没有勇气，便创作不出反映我们时代的优秀作品。正如我国新文化的先驱鲁迅先生在《坟、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所指出的：“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为一个立志献身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蒋子龙，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也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那一年）他冲破一切老框框以真实的生活为素材，创作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小说一发表，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大家认为，它突破了多年来反映工业题材作品的老框框，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谁知，没过多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这篇深受读者欢迎的好作品，受到了批判。
        为了“肃清流毒”，当时文化部的领导人，责令发表这篇小说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小说进行公开表态。并且还指令蒋子龙做公开检查。文化部的头头们火了，干脆令人捉刀代笔，替他写了份检查。并通过组织手段，让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出面，强迫他低头认罪……
        就这样，使刚刚在创作上要走新路的蒋子龙，又进入了第二个沉默时期。
        路，弯弯曲曲，而蒋子龙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并没有动摇。历史对他一次又一次打击，不仅没有使他脱离文学，反而，使他更懂得了文学，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当他说到这段生活时，他总是深有感触地说：“打击加深了我对人生的理解，灾难成全了我的性格。生活给我的身上注入了‘坚强的激素’，我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把这种激素灌注到自己的作品里。”
        蒋子龙是一个硬汉子，也是一个有心人。他的沉默并不像有些意志薄弱者那样，是意志的消沉；他的沉默更不像有些所谓“看破红尘”的人那样，是逃避现实的矛盾和斗争。而是用冷静的头脑去思索，去探索创作上的新路。他回顾这段生活时说：“这是我的创作道路上最值得怀念的转折时期。没有这次默默的然而又十分痛苦的精神裂变，我就不会从简单的描写好人好事的文学中跳出来，也不会从‘方案之争’、‘路线之争’的结构中跳出来。更不会从描写事件和生产过程的‘车间文学’中跳出来。”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有些人还在那里大写“伤痕文学”的时候，他却将自己的文学眼光集中到新的目标上，创作出了轰动我国文坛的新作––––《乔厂长上任记》。小说中乔光朴那种大马金刀的精神，和具有现代企业家的魄力与才干的创业者的形象，在我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小说评奖中，被列为一等奖中的第一篇。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他没有满足，没有停步，而是以开拓者的精神，继续向新的高峰攀登。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我喜欢‘开拓’这两个字的含义，开拓人物的灵魂，开拓新的手法、新的角度，开拓让当代文学立足的新天地。”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继《乔厂长上任记》之后，他又站在四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创作出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和中篇小说《开拓者》。前者，同《乔厂长上任记》一样，都是反映当前生活和斗争的。他那披荆斩棘开拓艺术新天地的勇气，富于哲理的议论，独特的艺术构思，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而后者，则发挥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特点，密切结合当前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经济改革，赞颂了社会主义新人为实现四化而斗争的忠诚于胆识，反映了作者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这两部作品，又同时获得了一九八零年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奖。
        这些年来，在创作的道路上，蒋子龙为我国广大读者，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令人振奋鼓舞的好作品，为反映工业题材开辟了新的天地。他不仅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也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普遍重视。然而他仍不满足，又在向新的创作领域迈进。
        蒋子龙同志曾说：“文学只姓‘文’，不姓工，不姓农，也不姓商或其它。”这是文学的真谛。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子龙同志在创作上的成熟，而且，还使我们明白了他所以能写出反映改革新作的道理。
        今天，提起霍大道，人们便会想起蒋子龙；提起车蓬宽，人们便会想起蒋子龙；提起解净、刘思佳、牛宏，人们便会想起蒋子龙；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有普通的工人，也有车间主任；有工厂的厂长，也有工业局的局长；有分管工业的省委书记，也有主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为我们活画出了一幅工业战线人物的群像，给人以激励，让人深思，具有深沉的思想力量。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增添了新的光彩。
        现在，蒋子龙不仅出版了三卷本的《蒋子龙选集》，还出版了八卷本的《蒋子龙文集》。作为一个作家，刚刚年过六十一，在创作上，就既出版了《选集》，又出版了《文集》；在职务上，既当了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又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我国当今的文坛上，像他这样，为数还是不多的。真可谓功成名就。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我相信，有着锐意进取、开拓精神的蒋子龙，一定会再接再厉，与时俱进，为反映我们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

 2003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