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与乡土文学

王梓夫

一

　　自从1988年刘绍棠中风偏瘫以后，朋友们便一直为他的身体担心。特别是一年前他因肝腹水住院并写了那篇著名的《缓期执行》以后，人们便更加小心翼翼地关注和呵护着他。尽管如此，他的谢世仍如霹雳惊天，令人猝不及防。

　　从传统上看，过了一个甲子，便属天寿，可是根据现代科学的发展和人寿的延长，依然该算是英年早逝，令人痛惜不已。更何况，他病中的9 年正是高产优产的9 年，现在恰如奋蹄之骏，一发而不可收。就在一个多星期以前他写的悼念邓小平同志的文章中，还雄心勃勃地表示今年要出5 本书，并开始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

　　他就这样悄然地走了，临别前也没有放下他手中的那支笔。他的身体虽然已经衰弱到了极点，可他的心气、他的志向却半点儿都没有减。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争强斗狠，不惜命，不服软。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念，没有放弃追求的目标，没有松懈拼搏的勇气。

　　这就是刘绍棠。

二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刘绍棠以他的“神童作家”和“命途多舛”写下了传奇的一笔，又以他孜孜以求的“乡土文学”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他是大运河的儿子，大运河哺育了他，保护了他，也成就了他。他毕生的文学主题都没有离开过大运河，他为大运河呼唤，为大运河呐喊，大运河因他而声名远播，大运河也为他而倍感自豪。

　　我最早见到他时便是在大运河畔的三间小土屋里，那时他的“右派”还没有改正，在他的老家儒林村进行“改造”。我那时刚刚步入文坛的门槛，还不知道里面的深浅。我去找他，不仅仅因为他是我所崇拜的文学上的导师，还是我家乡的兄长。我的岳父是他祖父的学生，我的内兄又是他的同学，而我岳父家距他的“家”只“一喊”之遥。

　　我进了那小土屋的时候，他正用一个铝锅洗床单。还没有吃早饭，我约他到岳父家喝酒，他没说半句客气话便跟着我走了。酒是从上午10点钟开始摆上桌的，边喝边聊，直喝到日落河西，又开灯夜宴，我送他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时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喝的时间最长的一次酒，可能也是时最长间的一次谈话，只有我们俩人。

　　谈些什么记不全了，但绝对没有谈他受的苦，没有谈他的冤屈和不平。主要谈的是文学，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谈了几个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构思。其中一个就是反映他对大运河骨肉般情感的《地母》。

　　 “四人帮”粉碎不久，文坛上的冰河已经听到了开始解冻的爆裂声。第一个来向他组稿的是《北京文学》的陈世崇，那次又让他激动得又豪饮到深夜。

　　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报刊上初次发表作品的人，都要经过当地党组织的审查批准。《地母》发表之前，《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派傅雅文来办理审批手续。我当时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傅雅文找到我，我请示宣传部的领导，宣传部的领导不肯负这个“大责任”，便推到了刘绍棠所在的郎府公社。我们坐着公共汽车找到了当时郎府公社党委书记李瑞和，李瑞和很爽快地地签上了字并盖上了公章。

　　这样，刘绍棠经过了20年的磨难，终于重新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

三

　　历史是需要在它的舞台上经常不断地变换角色的，谁也不可能长久地独领风骚。曾几何时，文学和文学工作者趁着社会变革的锣鼓粉墨登场，居然担任起了领衔主演的角色，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刘绍棠正是在这文学的黄金时代重返文坛的。他一出山，便摇旗呐喊，将北京的农村题材作者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责无旁贷地登上了“寨主”的交椅。其勃勃雄心，其恢恢大志，其赫赫然奔走呼号，至今想起来仍让人热血沸腾。

　　他是首先提出“乡土文学”这个口号的，并竭力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当时他花的心力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培养作者，二是办刊物。当时笔会多、学习班多、组稿会研讨会多，他几乎逢会必到，到会必洋洋洒洒口若悬河激情澎湃。在他的感召下，呼应在他周围的主要“劳动力”也有二三十人，这其中包括刘锦云、刘颖南、刘国春，加上他自己号称“四刘”；也包括王文平、王葆春、王凤梧，加上鄙人亦称“四王”；还有延庆的孟广臣，密云的尹俊卿，顺义的赵松泉、张友明、王克臣，通县的孙宝琦、楚学晶、周祥、刘祥、卢国瑞、石奇等。可谓是兵强马壮、声势浩大，由他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40余万字的小说集《乡土》，大抵记载了那个时期的作者和作品。

　　刘绍棠梦寐以求的就是办一个属于“乡土文学”的刊物，并为此做出了许多尝试和努力。他曾经想让几个区县联合办一个较有影响的刊物，但终未成功。这是他一直深感遗憾的事，先生的夙愿未酬，恐怕后人也难以竟其心志了。联合刊物没有办成，他便将主要经历放在通州的文学刊物《运河》上了。经过刘绍棠想方设法地筹措，《运河》以一种高起点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发刊词》是他亲自写的，好多名家包括孙犁大师的稿子都是他亲自组的。原本是让他任主编的，他为了让我多做一些事情，拉着我与他共同做主编。后来我虽然不在通州工作了，《运河》主编工作却一直担任着，直到张宝玺任文联主席之后才亲自担任主编。从刘绍棠和我及后来张宝玺担任《运河》主编开始，主编的工作基本是虚职，主要工作是刘祥这个默默无闻的执行主编来完成的。《运河》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并取得方方面面的好评，主要是绍棠先生的基础打得好，也是绍棠的遗志一直在激励鼓舞着通州同仁的结果。

　　还有一点该是我感到愧对绍棠的，在青岛的一次农村题材研讨会上，他曾雄心勃勃地说我跟锦云是他的两架“僚机”，跟随他这架长机壮声壮威、保驾护航。可惜我们俩人都不能“铁心务农”，很快便偏离了他划定的乡土文学的航线，放了单飞。

　　让我钦佩之至的是，绍棠认准了“乡土文学”这条道，便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终于形成了他的“乡土文学体系”。通县人民政府建立的“刘绍棠文库”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绍棠文集”，是他40余年鞠躬笔耕的收获，是他在乡土文学之路上奋斗不息的辉煌，是他为当代和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四

　　我总觉得，刘绍棠的乡土文学“情结”源于大运河，从早期他师从孙犁先生，将白洋淀之“流”引入大运河之“源”的时候，他的文学主题便开始形成了。每一个作家都有一片土壤，土壤便是文化。大运河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不仅铸造了他的性格气质，也决定了他的文学追求和作品风格。

　　刘绍棠对大运河和通州古城的感情不仅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也表现在他多年以来所干的若干实事上。特别是他担任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以后，更是通过各种途径为大运河呼吁张扬。关于大运河源头的确认，关于大运河的开发，关于大运河污染的治理，关于恢复通州的名称，他都千方百计、锲而不舍地运筹周旋。为了大运河母亲的恢复青春、为了大运河母亲的地位与尊严、为了大运河母亲的繁荣昌盛，他表现出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拳拳赤子之情。

　　他在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身后埋葬在大运河的源头。那里是一个美丽的公园，在碧水绿荫中，安眠着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李卓吾。大运河这片土地哺育文人，光是在这里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就有30年代的刘白羽，50年代的刘绍棠、李希凡、房树民、王路遥，70年代或稍后一点的张宝玺、张同吾、周祥、刘祥、钱立言、胡平开、刘亦索、郑建山、刘康达、张春昱、楚学晶及上面提到的侪辈之流，90年代又有一批年轻的文学新人破土而出，诸如张凤军、张建、刘正刚、刘福田、彭乐山、胡松岩等组成了一支朝气勃勃的生力军。刘绍棠则是高悬在大运河上空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文曲星”。

　　刘绍棠毕竟是在文思如涌、创作旺盛的年华撒手人寰的，他肯定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很多未了之情，很多痛彻心骨的遗憾，然而有了著作等身的辉煌成就，有了中国文学殿堂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有了大运河母亲的自豪与微笑，有了通县人民政府授予他的“人民作家，光耀乡土”金色牌匾，他的在天之灵便足以安息了。

　　刘绍棠和他的乡土文学，将如大运河一样，永远奔流不息，澎湃着生命的激情。

1997.3.20  于桑梓轩

此篇是刘绍棠先生逝世之际写的悼文，发表在当时的《北京日报》上，近日翻出又小作修饰。倏忽十年，弹指一挥间，每每忆起先生亦感慨万端，遂做小诗一首以祭英灵。

刘绍棠十年祭

十年大夜香犹艳，

每谈文化倍思君。

神童罹难蒙乡眷，

赤子含冤报母恩。

妙笔生花蒲柳卷，

蜡炬成灰运河魂。

先生遗骨今何在，

燃灯塔下泪沾巾。

文坛“老农”刘绍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