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复制大王李万祥

孟宪良

    在北京国际饭店前广场，一只高3.6米、重约1吨的巨型青铜中华爵，三足鼎立，气魄雄浑地耸立于蓝天与大地之间，使芸芸过客，不禁生长一种厚重的商周文化的沧桑感；在豫西灵宝县黄河岸边黄帝陵始祖殿前，三尊巨型“天、地、人”青铜大鼎，正伴着脚下涌流不息的黄河水，日夜不停地向世间陈述着黄帝荆山“铸鼎升天”的远古传说；而在山东曲阜孔庙伫立的一组精铸的青铜编钟，击之，又仿佛发出春秋战国时的音韵；那悠远的历史回声，直唤起远在新西兰国奥克兰市一只1.8米高的青铜地动仪，不停地转动，以至让人不禁追忆起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

    这些高矗于天南地北的仿制青铜大器，仿佛在不尽地诉说中华古代青铜文化的灿烂与辉煌；也仿佛在无意地暗示着铸造者的胆略与睿智。让人下意识地穿过历史的时空，去追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的历史，去追寻那些青铜大器的铸造厂家，以至于使人肃然地想去结识在古运河畔成长起来的仿（复）制青铜器的专家李万祥（铠君）先生。

青铜文化印象

    青铜器，顾名思义，即用青铜制成的器物。在追溯青铜器历史之前，仿佛要先谈及铜和铜制品的历史之后才有青铜质材及其制品。大抵中国的铜器时代产生于铁器时代之前，这是世人皆知的社会常识。而“铜”最早产生于何时何地，便不见得尽人皆知。据考，金属“铜”的历史，几乎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根。而于1989年1月在江西端昌铜岭发掘出的商周时期大型铜矿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矿冶遗址年代最早者之一。因此在新石器时代与铜时代之间，还有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这个铜石并用时代的铜，并不是青铜，而是纯铜，即未经人工掺杂的自然铜。这种自然铜虽然具有一定的延展性，但它的质地较软，只适宜作小型的工具或者装饰品。但是，原始社会后期的人们通过对自然铜的锻打和冶炼，为大型青铜器的创制和发明准备了条件。之后，他们在纯铜（又称自然铜）里加入适当比例的锡和铅，冶炼出一种比纯铜更具韧性、更具硬度、更不易侵蚀的“铜合金”，因其呈青灰颜色，故得名曰“青铜”。青铜及其冶铸业的产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使社会从“铜石并用时代”的原始社会后期，跨入高一级的以青铜器时代为代表的奴隶社会。在战国时代的著作《周礼·考工记》中，就记载了制作不同种类青铜器物的不同合金比例：

   “六分其金而锡居一（铜五锡一，铜83.3％，锡16.7％）谓之钟鼎之齐（剂）。五分其金而锡居一（铜四锡一，铜80％，锡20％）谓之斧斤之齐（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铜三锡一，铜75％，锡25％）谓之戈戟之齐（剂）。”

    不难看出，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准确地掌握了铜、锡合金的配比，使其物理性能适合制造各种用途的器具，这是古代青铜器铸造经验的总结，说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造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如，1939年于河南省安阳出土的著名殷商时期的司母戊铭文方鼎，重875公斤，高133、长166、宽78厘米，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铸造历史最为悠久的青铜器。1980年陕西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其铸造之精良，工艺之精湛，车辚辚马啸啸奋勇驰奔之态势，令人大有身临其境、梦回秦朝之感。不愧为中国古代“青铜之冠”。而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的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其造型之精美，创意之高深，气势之雄奇，令人叹为观止。而造型奇特、纹饰精美的四方羊尊、犀牛尊等更是闻名中外的青铜精品。尤其令人称道的是，那古代青铜器的铭文，不但述说着当年发生的故事，还浓缩着历史的衰败与变迁，它诠释着古代文字的发展史及奴隶社会的历史概况。因之，青铜器铭文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青铜器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力的象征，它熔铸着创作者的聪慧和才智，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厚重的美学价值，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百科全书。

    青铜文化，发育于古代，遍及国中，即或运河岸边的通州大地，也不乏青铜文化之蕴藉。1964年前，胡各庄乡召里村观音寺内曾供奉有明代千手千眼青铜铸造观音菩萨坐像一尊。1966至1967年间，永乐店镇东垡村土岗曾出土战国时期青铜鼎、青铜壶等彝器。1984年，又于牛堡屯镇南火垡村西南一公里处出土战国时期青铜镞、戈、銮铃等兵器，并同时出土9厘米长战国时期马头、鹅首青铜带钩。马头形制带钩，马耳耸立，眼眶凸显；鹅首形制带钩，扁阔长喙，颈项弯曲，颇有曲颈向天歌之态。其形象之生动，制作之精美，令人慨叹。1988年，于牛堡屯镇苍头村西南戚家坟，出土明制青铜镜一枚，面径13.4厘米，工艺考究，素雅韵致，制作精良。面对古老的铜镜，使人情不自禁地吟诵《木兰辞》中“当户理红妆”、“对镜贴花黄”的诗句。1984年3月于通州城西出土的七尊窖藏鎏金描彩青铜像，更反映出明代晚期青铜铸造的工艺水平。而1985年3月于通州北城司空分署街出土的“咸丰重宝”陶制钱范，和1999年10月于张家湾镇皇木厂村遗址出土的元代3000余只稀有金属冶炼化液小坩锅，便足以说明古代通州亦有青铜冶炼之工艺，青铜铸造之历史，青铜文化之光辉。

青铜艺苑概览

悠久灿烂的青铜文化，陶冶着古往今来世人的精神情操，使社会从人文美育的历史中走来，促使人们去追求美学蕴藉的感化，大胆地去创造美学在铜文化中的应用。当然，这种创造与实践首先是从铜制工艺品开始的。也许，最早人们用闪闪发光的铜质弯曲的薄片，取代了长期用于装饰的贝壳，然而那种简单的“弯曲”，也许是铜质工艺的启蒙。后来，人们开始使用铜盆、铜壶、铜锅、铜镜，这些器物造型不一，形制多样，寓美学于实用价值之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颇受人们的喜爱。在长期的生活中，人们在制作用具的同时，又把审美艺术渗入到铜制品中，为铜质一族开拓了广阔的领域。人们干脆直接铸造铜质饰品去美化自我、美化生活环境。在历代遗留的古物中，各种精湛的铜制品屡见不鲜、美不胜收。北京紫禁城里的铜兽、铜鸟、铜钟、铜佛等，造型奇特，形象生动，为铜制工艺品中的珍品，无不显示着古代铜匠的聪慧与才智。

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运河之滨先后涌现出两个生产铜制工艺品厂家––––即坐落在西集镇的北京艺海工艺厂和坐落于胡各庄乡大台村的北京东光精铸厂。两个厂家均属于通州乡镇企业，但其产品却各不相同。西集艺海工艺厂请进民间传统工艺大师作指导，以生产“墨缘牌”文房宝具为主。产品主要有铜镇纸、铜墨盒、铜笔筒、铜笔架等4种，分为高中低档多种规格、花色。制品以黄铜、白铜为原料，经照像制版、蚀刻、炭磨、抛光等十几道传统工艺加工，在铜制品上，再现中国古今著名艺术大师的绘画、诗词、楹联等书法艺术。文房宝具造型古朴典雅，图案形象生动逼真，有的刻有名人字画，有的刻上花鸟鱼虫，有的蚀刻龙飞凤舞，一着漆彩，精湛别致，具有较高的观赏、实用和收藏价值。1987、1988年分别获北京市、国家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称号。而其仿制的古铜镜，更显古朴华贵。其正面，金光闪耀，光可照人；其背面，或字或画，璀璨生辉。再现着千古传统工艺之余辉。

1984年，位于胡各庄乡大台村建立的北京东光精铸厂，因请进一位身怀绝艺的年轻人李万祥，指导职工进行青铜器复制成功，一时掌声如潮，名声大震。其青铜复制产品供不应求，几年时间竟创收数百万元。李万祥其人其事不胫而走，那一年李万祥才交27岁。但好景不长，由于该厂管理不善，1987年后日渐衰败。1988年春，李万祥带着身怀绝艺而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心情，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牛堡屯镇北仪阁村。

乡亲们理解他的心情，更知道他的执著与韧性，大凡干不了的事他从不胡吹，而他决意要办的事，便一定会“咬定青山不放松”。他坚信“没有人干不成的事”。乡亲们没有忘记，1977年李万祥高中毕业后还乡务农，但他手不释卷、刻苦读书、不断汲取中华历史文化知识的习性，并不因环境的变迁而更改。无论农活多忙多累，他都能挤出时间刻苦攻读，他在历史知识的海洋里仿佛如鱼得水。他读“孔孟”，读“商周”，读“春秋战国”，读“秦汉”，他常常于深邃的历史时空里不能自拔，像一个文化饥渴的灾民，深深地汲取中华文化宝库的营养。他结识了青铜器，并被那些造型典雅、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所吸引。他想尽办法借阅了大量的有关青铜器的书籍，他陶醉于青铜文化的氛围中，以致于到了痴迷的程度。那些锈蚀斑斑、厚重沉稳、纹饰精美的青铜神韵，总在他的梦中闪现，促使着他萌生对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追求。他走县进京，面对通州舍利塔上风中青铜铃的音响，而生发古人之幽思；他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一次面对殷商司母戊大方鼎竟那样一见钟情。村里有人说，李万祥钟情于青铜器，近乎于有点“疯”，近乎于有点“狂”，更近乎于有点“痴”。可李万祥却依然如故、我行我素。他不怕讥讽，不要工分，更不顾家人的劝阻，只身走南闯北，遍访青铜器及其复制技术，其间苦不堪言。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1981年10月，李万祥通过辗转关系介绍，终于拜访到了青铜世家、全国著名文物修复专家贾玉波先生。之后，他又拜访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复专家王振江先生。二位老先生为李万祥的求艺精神而感动，便欣然赐教，以育后生。李万祥有如久旱禾苗逢甘霖，如饥似渴，虚心求教，废寝忘食，边学边干，终于喜得先生真传，不久步入青铜生涯。出师不久，他即在故乡临村垡头有色金属精铸厂，用失蜡法和范模法复制了一些商周青铜器，获得了成功。1984年，他受聘于胡各庄乡大台村北京东光精铸厂，任青铜工艺品铸造指导。谁成想，没干几年却悻悻然布衣还乡。

李万祥从大台村东光精铸厂返回故乡北仪阁村后，呼呼地睡了几天解乏的大觉。一天，他睡醒了，揉了揉惺忪睡眼找到了村党支部书记，他获允租借一家垮台的破旧厂房。之后，他蹬车来到县文物主管部门，谈了他的复制青铜器的构想，他获得了行政上的支持，并得朋友一万元借款的资助。他请来曾和他一起搞过青铜铸造的几个农民朋友，便在那承租的破厂房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们用500元钱自砌一座节能箱式炉，代替价值两万元的电炉使用；他们用一口废弃不用的大缸，代替价值三千元的不锈钢硬化槽；他们自焊化蜡桶，自制修型案，自垒化铜炉……总之，他们是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小厂却要铸大器。1988年8月6日，李万祥选定这个吉利的日子，将一块刷新写就的厂牌庄重地戳在故乡的土地上，戳在通州古运河的大地上，戳在首都北京的版图上，戳在华厦神州的国土上……那厂牌上漆黑墨亮大字写着：北京市华兴达古青铜器复制厂。从此，青铜艺苑升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道使古运河畔的通州人引以为自豪的风景线，一道让北京人为之骄傲的风景线……

小厂铸辉煌

炉火通红的化铜炉，映红了小伙子们剽悍的胸膛，那沸腾的铜液闪烁着火样的波光，一个激动人心的浇铸时刻即将到来。然而，李万祥和他的十几个铁哥们，为了这一刻，已经付出了艰辛而又细致的劳作。按照铸造青铜器的工序，他们首先要雕塑一个与样品同样规格、同样形制、同样花色的模型，谓之曰“塑模”。之后，用硬质塑料胶泥将塑模严实包裹，外加压力，使塑料胶泥牢牢附着于塑模，不漏一丝纹理；用刀一劈为二，取出塑模，样品之规格、形制、花色即印刻于塑料胶泥模型之内，谓之曰“翻模”。将两个塑胶模型合拢、对齐、箍紧、向其空间快速注进液体红蜡，冷却一分钟左右将腔内蜡液全部倒出，再加进凉水加强冷却，去掉外层塑胶模型，即形成一个与样品一样的蜡质模型，谓之曰“蜡型”。将蜡型里外加耐火的浆料进行浇淋，并用细泥砂予以加固，最终形成一个坚硬的蜡铸型，之后，将其放进火窑中焙烧，蜡壳熔化流出，由蜡填充的夹层即变成一个中空的“型腔”；至此的一系列工序，李万祥谓之曰“老祖宗传下来的精铸失蜡法”。您说，铸造一件青铜器容易吗？别忙，还没浇铸呢。这不，李万祥和几个小伙子抄起长把儿的舀勺，正对着炉中的铜液运气呢！只见李万祥一声号令，几个小伙子勺起铜液直往那些“型腔”里灌，沸腾的铜液在“型腔”中奔流，直至将夹层各个缝隙全部填满。待铜液冷却凝固以后，他们将外部由耐火村料烧成的外壳击碎敲掉，无需打磨，便得到了像塑模一样精确的青铜铸件。

几年里，李万祥领导的华兴达古青铜复制厂用传统的失蜡法，辅以合范分铸法等精铸工艺，为国家文博单位及社会各界复（仿）制上千件的青铜器，其中有夏代乳丁纹平底爵，商代兽面鼎、人面盍、虎食人卣、西周利晷，战国犀牛尊、编钟，西汉牛头案、长信宫灯，及素有“青铜之冠”称誉的秦代铜车马等。几乎夏商周秦汉五个时代的青铜器代表作，均有所涉猎。这一大批溶进李万祥血汗的艺术杰作，矗立于大江南北、南国北疆、神州西域及东海之滨，他将青铜文化的艺术魅力播撒在亿万观众的心灵，让古代文明的悠远回响弘扬于中华大地之上……请看，他们复制的东汉铜奔马（马踏飞燕），犹如天马行空，别具风姿。骏马昂首嘶鸣，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身上，而飞燕突作回首惊视的一瞬，有力地衬托出骏马一往无前的矫健雄姿和风驰电掣般的奔腾气势。令人观后惊心动魄，不禁为这巧夺天工之作而拍案叫绝。然而，李万祥等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知道，青铜文化蕴含着很深奥的学问。

1993年5月8日，华兴达古青铜复制厂厂院，矗立着三尊刚“出炉”的巨型青铜方鼎，分别铸有“天、地、人”铭名。三大鼎系根据《史记·封禅书》等古籍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鼎成乘龙升仙”的典故而创作。三鼎规格与体重堪称全国铜鼎之最。人鼎最大，居中矗立，其平面为矩形，长1.9、宽1.4、高2.5米，重1.21吨；天、地二鼎同等大小，分置人鼎两侧，其平面为方形，高2.5、边长1.4米，各重1.16吨。青铜器型凝重挺拔，气魄雄浑，融新石器晚期陶鼎与商代初期铜鼎之器型特征，观之，似觉远古文化气息扑面而至。观其纹饰，似有殷商铜鼓侧纹、饕餮纹之闪现，与大汶口出土古陶之纹饰，交相辉映，相辅相成，更显青铜器巨鼎之古朴豪放，精美绝伦。这一组“天、地、人”巨型铜鼎，是华兴达古青铜复制厂克服重重困难，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为河南省灵宝县精心制作的，即是本文开头所述高矗于豫西灵宝县黄帝陵始祖殿前的巨型青铜三鼎。

今天，对于李万祥和他领导的华兴达古青铜复制厂是个“喜忧参半”的日子。他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由78岁高龄的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顾问、著名文物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率队的专家小组的认证。专家组成员的构成都是全国著名的文物修复专家呀，其中有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文物专家、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庄敏先生，文物修复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主任、文物专家周宝中先生，文物修复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物修复专家王振江先生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王启泰先生。这五位专家前来认证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而对于小小的华兴厂来说，更增添了厚重的不安和荣誉感。新闻媒体记者蜂拥而至，等待着专家组的认证结果。

几位老专家有的戴着老花镜，有的手持放大镜，对青铜巨鼎进行严肃认真地察看。经过认真地讨论，专家小组一致对“天、地、人”三鼎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当即由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会长白鹤文先生撰写三鼎认证书，内文曰：“‘天、地、人’三鼎是根据黄帝在河南省灵宝县铸鼎和化升的传说，参照商代早期青铜鼎造型和新石器时代晚期陶鼎造型而设计铸造的复古工艺品。此三鼎的造型基本合理，铸造工艺精良。鼎之高大和体重均属铜鼎之最。”落款：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天、地、人”三鼎认证组（签章）。三鼎认证书宣读完毕，欢声鼎沸，掌声如潮，鞭炮噼啪爆响，小小的青铜复制厂溢出笑语欢声。第二天，《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中国旅游报》、《中国文物通讯》、《北京科技报》、《中国企业报》等，便以醒目标题、重要位置，相继报导了“青铜鼎王”在通州铸造成功的消息。小厂敢铸大器，好大气魄，好大功力。一时间，李万祥及其青铜器复制厂，声贯京华，响誉中华大地。通州人为之庆贺，运河人引为骄傲。而一直负有监制之责的区文管所所长周良先生更是喜不自抑，特题赠楹联一幅与该厂同贺，曰：

    古赋名章诗、雅、颂

    今成巨鼎天、地、人

    华兴达古青铜复制厂名声大作，李万祥其人其事不胫而走。订作单、电传、样品资料纷至沓来，李万祥和他的二十几个青铜艺匠苦中有乐，忙得不亦悦乎。他们一夜之间搭起20米高的脚手架，为北京丰台万佛延寿寺13米高的千手观音铜像，补铸了头、冠及双手，修复了像身，铜饰了通体，使千古观音铜像修饰如初，异彩重现。他们动脑筋想办法，查阅大量史料作参考，克服铸造设备简陋等困难，勇攻铸造技术难关，为北京博物馆成功仿制素有“青铜之冠”称誉的秦代铜车马；为广东世界大观园铸造四尊各4.5米高的四大天王像，称雄于天下；而后，又将仿制精美、高达3.6米的“中华第一爵”，矗立于北京国际饭店门前；将精铸的古代造纸、印刷术祖师蔡伦、毕升的1.8米高的青铜塑像，陈列于中国印刷博物馆；并将设计精巧、造型壮丽的仿制战国青铜编钟，悬置于山东省曲阜孔庙的殿堂，使其发出古代文明悠远的回响……特别是该厂复制的古青铜器物，不但技艺精湛、精美绝伦，其形制、规格、重量、纹饰等均与原物件不差毫厘。难怪原国家文物局局长、书法诗词大家孙轶青先生在该厂考察后，不禁感慨万千，即兴挥毫泼墨题词曰：“依真作假假似真，以假乱真真更真”。由此以后不久，北京华兴达古青铜器文物复制厂被中国文物学会吸收为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单位，成为立足于京郊面向全国的复（仿）制青铜器的专业厂家；李万祥及副厂长赵洪企等成为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修复学会会员。李万祥，这个三十年前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村青年，经过岁月风雨的磨砺，加之韧性执著的进取，终于长成为一名复（仿）制青铜文化的专家；令他的恩师贾玉波、王振江二位老先生感到由衷地高兴；当然，也令两个外国人深感惊讶与瞠目。这两个外国人一位是新西兰国驻华大使馆首席执行官CL先生，一位是新西兰国惠灵顿市市长马克·布朗斯基先生。原来，中国首都北京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市结为友好城市，中国政府特向新西兰政府赠送由华兴达古青铜器复制厂生产的一尊大型仿制品青铜地动仪，古老的青铜文化在大洋洲的奥克兰市撒播着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令奥克兰市市长马克·布朗斯基先生激动不已。于是，他便通过新西兰国驻中国大使馆找到了“青铜地动仪”的仿制厂家，找到了青铜器复（仿）制专家李万祥先生。他们握着李万祥的手，眼睛里却闪烁着惊疑的目光，他们似乎不敢相信，这样一个简陋的小厂，竟能生产出那样一只精美绝伦的青铜地动仪；而当他们被领进厂里的“样品间”一看，便将“惊疑”化作了“惊喜”，不住地伸出大拇指，不住气地叫道：“OK！CHINA！”随即，为该厂留下了一纸感言：“非常荣幸，我代表新西兰人民表示感谢；一次很特别的访问，我将永挚难忘。”

尾  声

弹指一挥间，北京华兴达青铜器文物复制厂已经走近十五年的奋斗历程。十五年来，该厂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国家文博单位和社会各界复制了八大系列（即古青铜器系列、佛像系列、近代中外人物系例、大型动物系列、铸钟系列、大鼎系列、城市雕塑系列、文物修复系列），几百个品种，万余件青铜器。除此以外，华兴达古青铜器复制厂还相继为北京燕莎友谊商城、广东惠州公园、黑龙江省阿城市政府、陕西铜川煤矿、怀柔红螺寺、通州金鼎大厦、运河文化广场等单位精铸了展翅雄鹰、下山猛虎、门前雄狮、骏马嘶鸣等大型现代青铜工艺品。我们坚信，每一件、每一组大型青铜艺术品，无论是矗立在殿堂前或大厦前，无论是矗立在广场上或公园内，亦或是陈列于博物馆，都是供世人纪念和观赏的；像中华先祖留给我们众多的青铜文物瑰宝一样，这万余件熔铸着李万祥智慧与血汗的艺术杰作，也将留给中华子孙后代，伴千秋风云而流芳。待人类进入第21世纪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发现21世纪的李万祥，撒落于人间的青铜瑰宝与文物奇珍，是何等地精美绝伦，是何等地令人神往，是何等地令人上溯而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