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程

王志红

一纸调令，今天去大兴县委报到上班。

晨曦透进窗来，窗外寒风阵阵，校园内林木枝枝杈杈发出瑟瑟嘶叫。我赶紧起床，打点行囊，准备上路。

起程了，同事们纷纷过来送行，又是鼓励，又是祝福，情意浓浓，大家簇拥着我到了校门，依依握别后，目送我蹬车上路。

顷刻，“当！当！当！”背后传来清脆钟声。那种声婉转悠扬，略带伤情。多么熟悉的声音啊，在它的指令下我在采育中学度过了五年执教生涯。这是早自习的预备钟声，此时难道在为我送行？

我忙下车，回眸校园。多么熟悉的校园呀！昨天还在这里和学生们一起集会，隆重纪念“一二·九运动”二十五周年，今天竟离别了这块依恋的热土。我心潮起伏跌宕，一阵酸楚，忙转过身去：“再见吧，采育中学！”

车轮辗转着出了采育西门，驶上西北方向的沙石路……风还在刮着，心绪仍未平静。“进县委机关是踏上了仕途之路”，有人对我戏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实在高兴不起来。此时，孤独得像游子离别慈母；茫然得像大海中漂泊的一叶小舟，只是无奈上路。

到了青云店，再过南红门，折向正西顺着笔直的柏油路直奔黄村。车子凭借风力轻快的前进……渐渐马路两侧依稀出现了工厂、学校、车站、书店……黄村到了。我顺着政府街向东往西骑，在街中路北一处阔绰的砖砌门楼前下了车。

门楼碧瓦廊檐共三大间，为一色的质地细腻的水磨青砖所砌。中间两扇朱漆大门洞开着。门东西两侧灰墙上各有一扇棱形小窗，里面是接待室和传达室。西门楹上悬着一块又高又宽的木牌，上面是一行鲜红醒目的隶体大字——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大兴县委员会。透视大门内：一条长长的砖砌甬路直伸进去不见尽头，甬路两旁是一排排高大的青砖灰瓦房……威严、气魄而神秘。

我终于鼓着勇气跨过那道高高的门槛，进了红大门。斗转星移，这一跨，在县委大院竟十年。

十年，我该怎么概括这段人生经历呢？姑且用“清苦”和“紧张”四个字吧。生活确实清苦，可当时脑子里没占什么位置，因为大家都一样的清苦。工作是紧张的，常常日以继夜，经受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磨练。先在文教部，后到办公室。文革开始，茫然若失、浑浑噩噩，压抑的透不过气来。即使在那种气氛中也没闲住，总是被呼来唤去的干这干那。旧县委被砸烂了，先是去“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后到“学毛著办公室”，再去“五七干校”校部办公室，“九大”前夕还奉命和金子明一起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交了上去。文革后期，任县委农林组副组长，组织农业学大寨，参加领导凤河会战，后钻进斋堂川带工修水库。回机关不久，去大皮营公社任党委书记，那是1974年4月。屈指算来在县委大院整整十年。

岁月悠悠，冲断不少往事的记忆，可这十年对我是刻骨铭心的。这十年，说不清我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也许生活本身就无所谓成功，也无所谓失败，未必要追究个究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十年留给我一份珍贵的回忆。即使是过去的痛苦，当那一天已成为历史时，覆盖了创伤的心才意识到真正可贵的是有幸经历了那段可歌可泣的人生。

部长让我写报告

文教部有部长、副部长、加上我三个干事共五人。那时整个县委大院从书记到服务员也不过七十多人。

部长孟宪民，唐山人，中等身材，黝黑的脸，微秃的头上总顶着一顶深蓝色中山帽，身着一身褪了色的蓝中山装。因胃部不适经常用左手握着拳头顶着胸口。他那略显严肃庄重的神态，使初到的我感到敬畏。周干事高高的个子，大学毕业，博古通今，淡天说地，多见睿智。孟干事性格开朗、快言快语，是个泼辣能干的年轻女同志，她是敢于向部长直言的一个，管内勤。我是个新兵，性格内向，初到一地，似有一种檐下人仰人鼻息的自卑感。张扬自然不属于我，始终保持着低调。

一天上午刚上班，孟部长走进了办公室，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请部长坐下。小孟眼疾手快端起暖壶给部长往水杯里续水。

孟部长说话了，他操着浓重的唐山口音说：“现在农村正搞四清，通县开始了万人大会战，文教系统不能置身于运动之外，我考虑搞一次报告会，讲讲四清，让老师们受一次阶级斗争教育。”他慢条斯理，边说边看着我们几个，似乎在征询意见。周干事马上附和着说：“那好，知识分子是该补上阶级斗争这一课！”稍停片刻，孟部长把目光投向了我。

“志红，你先起草个报告，时间待定！”部长的话叫我振聋以聩，心想：天啊，这四清我第一次听说，报告从没写过，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没言语，也不能言语，只能静听。

“争取下周三把稿子交我！”我在等部长的进一步指点，可他的话题已岔到别的上去了。

我思忖着：我刚来，部长让我写报告，可能想摸摸我的底。说实在的，经过五年中学语文教学生涯，课堂上跟学生们摆活着、斯文着，还算得心应手。可眼下，这报告该怎么写，实在难为我了。我自不比江郎，可此时确已江郎才尽，愧无生花妙笔，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下班后，别人如宿鸟归巢回家了，我的家在近百里之外，只好孑然一身独守机关，陪伴我的是孤独和寂寞。晚饭后，窗外灯火阑珊，我一人在大院内的南北甬路上来回踱步，两旁一排排办公室空洞洞的，院内廖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有节奏的回响。空际辽阔，冷冷清清，置身其间，仿佛在寂寞秋江，泛扁舟一叶。此时一缕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游思无情，真乃熬刹人也。也许我真不该到这里来；可我是党员，不能不服从组织！也只能随遇而安。

回到宿舍，静下心来，苦索中突然灰暗的心境有了亮色。这时似乎有一声音在对我说：转过身去，面向太阳，不要和自己的阴影为伴。又似乎有一声音对我说，闯过山穷水尽困境，便是柳暗花明的春天。我收敛起那颗灰暗的心，想我那报告啦。“让大家受一次阶级斗争的教育”、“通县正搞万人会战”，孟部长的话在我耳边萦绕。写四清必须首先熟悉四清。这时我蓦地想起正在通县搞四清的文教部石晶副部长，心里豁然一亮，何不去趟通县请教石部长。我做了这样的决定。

第二天清晨，很早起来，从县委出发，蹬上自行车，兴冲冲直奔通县张家湾去找石部长。石晶部长是由北京某大学下放到大兴的，他40多岁，脸颊黑黑的，略显驼背，嘴里总叼着香烟，一颗接一颗的抽，左手的拇指和食指熏得黑黑的。他平易近人，见面后让我坐下，立刻送上一杯水。当我说明来意后他便操着浓浓的四川话向我介绍起了“四清”。我如饥似渴地拼命往本子上记，记了厚厚的大半本子。临别前，石部长又把一摞《四清报》递给了我，让我拿回去翻阅参考。世上珍禽异兽好找，而人间可心良师难求。石部长是我的良师，他的介绍是雪中炭、雨中伞、渴中茶；而那厚厚的一摞《四清报》更是锦上花、汤上油、刀上刃……黄金不换。我满载收获和喜悦告别了石部长，顺路赶回我西马坊的家，到家已是万家灯火。这一天骑车120余里，是累了；但心里甜甜的，一种充实和满足感驱散了心头的郁闷。

第二天很早起来，晨星寥落，残月如钩，大地一片灰暗，万籁俱寂，人们还沉浸在熟睡之中，我便静静推车出了家门，开始上路了。八十里路风和月。时间紧迫，我拼命似的蹬车赶路，要在八点钟上班前赶回机关。饿了就在自行车上啃几口随身带的干粮。自这儿往后，整整十年，每月回家休息一天，总是披星戴月在路上奔波，每每如此，从未早退迟到过。

回到机关，我把自己关进屋里，开始写报告了。迎来日出，送走日落，我苦苦地思索着，吃力地写着；夜深了，太累了，就和衣而卧，躺在床上来个囫囵觉，起来接着写。写了改，改了写，不如意再改再写。废弃的稿纸揉成团顺手扔在地上，一天下来白花花一片。一天、两天、用了三天，终于写出了一稿。我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舒展了一下疲惫的肢体，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领导讲话稿，字得抄得大些，工工整整，这是很吃功夫的，不像现在年轻人啪啪的按键盘在电脑打字那样轻巧。我连夜从头到尾把稿子一笔一划地誊写了一遍。洋洋洒洒好大一篇。第二天一上班，我拿着稿子，向孟部长办公室走去，怯怯的心嘭嘭地跳，好像新媳妇第一次去见公婆，走到孟部长办公桌前自谦地说：“孟部长，您看这稿子行不行，不行我再从写！”孟部长示意我把稿子放在桌上，我便退了出来。

稿子送上去了，可心还是悬着。时间一天、两天的过去了，我出出进进的有点坐不住了，心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我写的稿子行吗？孟部长满意吗？”心头掀着波澜。

孟干事开始通知下边开会了，我如释重负，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

报告会如期在县委大礼堂举行。黄村地区中小学教师来了，下边中小学党员来了，县直文教卫体口的全体干部都来了，四五千人的大礼堂塞得满满的。那年代，人们的政治热情很高，听说县委部长做报告，谁肯放过，因为那是一种政治待遇。

孟部长走上讲台，全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他示意大家静下来，报告会开始了。

孟部长平时喜怒哀乐从不溢于言表。开会讲话，他既没有诗人的激情，也不像朗诵演员那样刻意地去把握抑扬顿挫。他慢条斯理地讲着：“什么叫四清运动……为什么要搞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方法、步骤……”他边讲边翻动着稿纸。台下鸦雀无声，人们不时地埋下头去在本子上唰唰地记。我坐在台下的一个角落里，屏息凝神注视着台上的孟部长，静静地听着。

“四清运动取得了哪些成果？”孟部长开始讲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报告的重点内容。听的出他的声调还是上扬了一度。他列举“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的典型、讲“干部和平演变”的事例，一件件、一桩桩可谓触目惊心、惊心动魄。最后他结论性地指出：“阶级敌人拉扰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重要形式，所以四清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讲到这里，平时讲话一向平和的孟部长也有慷慨激昂了。

台下的人听得惊愕了，这些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是他们在校园里闻所未闻的，无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

报告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此时我如释重负满怀喜悦走出礼堂。

事隔一年，大兴四清简报上的一则消息让我不寒而栗。简报上说：在四清运动中，某某公社40％的党员被开除、被劝退、被处分。我知道这个公社四清工作队是由城里一些中央大机关来的，由这老、那老的亲自坐阵。他们坐着小汽车来来去去，门口有警卫员站岗。具有讽刺性的是，四清运动还没搞完，这些淋漓尽致痛痛快快整过人的“高官们”就被群众揪回了机关，戴上了高帽子，关进了“牛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为部长写报告，讴歌四清，纵然唐突高明，实在贻笑大方！

秘书生涯

电话铃响起，小孟接过电话对我说，县委办公室让你马上到刘主任那里去。

刘主任——县委办公室的刘志毅。我与他没有过接触，只是在大院里经常见他行色匆匆。曾想他一定是个大忙人，今天他找我有何公干？

我带着茫然推开了主任的门。“你就是志红同志吧？请坐！请坐！”刘主任笑容可掬，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刘主任四十多岁，高个子，方脸，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稀疏的头发修理的平平整整，透着潇洒干练。他顺手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叠稿子轻轻地前后晃动了两下便单刀直入地说：“我和景伯同志看过了你写的材料，想把你调到办公室来。”说罢，他凝视着我，似乎在征求我的意见。那党内不论职位高低，均以“同志”称谓，他提的景伯同志是大兴县委书记张景伯。消息太突然了，我深知书记定了的事难以违命，可想到“爬格子”的艰辛，还是鼓了鼓勇气坦言道：“我感谢领导的信任和厚爱；可我才疏学浅、人地两疏，实难以胜任……”刘主任没等我说完，便开导起来，最后他说：“你到办公室做县委秘书，名份是政策研究员，主要是文字工作。”

接着，他就如何做好秘书工作讲了许多中肯的话，使我至今不忘。内容是：要重视学习，唯此才能厚积薄发，操翰成章；要加强党性修养，唯此才能精心励志，守文持正；要苦其心智，唯此才能在鼓噪声中耐得寂寞，苦中作乐……主任的话给我指明了方向。

县委大办公室有四个干事。马某某管来信来访；董女士是电话值班，上传下达；王女士管行政事务、资料保管并辅助我文字工作。他们三个从早到晚像钉子般的钉在办公室须臾不离。办公室西侧有个房间是我的宿办室，我整天关在里边看资料，爬格子。

我管县委常委会记录，每次开会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履行自己的职责，静静地听，认真地记。会后，及时整理出会议纪要。这使我有机会听到中央、市委的大政方针，聆听各位常委的意见，了解县委的工作安排和部署。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是我从事本职工作的前提条件；我十分珍惜。记录是认真的，特别对景伯书记的总结性讲话更是有言必录，不厌其详。甚至连他的习惯性用语都原封不动速记下来，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参加常委记录，只听只记，对外守口如瓶，这是政治纪律。

至今记得到办公室，第一件工作是起草县委给市委的检查报告。事情是这样的：六三年根据中央（前十条）精神，开展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分工为内容的四清活动；是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后十条）精神，开始在“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到了六四下半年，四清运动陡然升级，明确提出发动群众，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仅派。就在这个时候，“桃园经验”录音报告介绍桃园大队四清中发动群众揪出原党支部书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阶级异己分子吴臣的经验。由于工作人员不慎将录音报告放到了全县。这还了得，这是严重的泄密。其实，无人追究也便罢了。可几个月后，市委又要大兴县委对失密一事做出书面检查。以县委名义给市委写检查报告，需调整好位置，把握住分寸，初道的我着实费了不少心思。滑稽的是当报告交上去的时候，全县二千多名四清工作队员在分团、总团领导下，已开始发动群众在全县范围内深挖“吴臣式”人物了。

刘志毅主任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他能从繁言蔓词中很快抓住问题的实质，迅速概括出一二三来。他尤善领会领导意图。难怪有人说刘志毅是景伯书记的“眼睛、耳朵和大脑”。在与他的接触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刘主任有极强的前瞻意识。他思想超前，工作超前。往往我这里材料还没脱稿，他又推门进来，微笑着、商量着把一项新任务布置给我，然后强调一番重要性、紧迫性，我又得加班加点了，有时竟通宵达旦。一段时间，我每天的行径大体上“三点一线”——办公室——食堂——厕所。整天关在屋里冥思苦想，伏案疾书。文字生涯酸甜苦辣，各种滋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长时间伏案工作熬神费力，往往搞得人困马乏，有时免不了离开座位，伸展一下肢体，弯弯腰，活动活动筋骨；忘情地走出房门，站在檐下，深吸口新鲜空气，顿觉神清气爽。我的门前有棵小树，枝头常有麻雀叽叽喳喳、跳上跳下，有时看的入神，忘却一切，忽儿想到案头工作，赶忙回到座位上去，继续与孤独为伴，又开始了苦中作乐。

专家分析，人过早脱发有遗传、生理、精神等几方面的因素。在县委大院仅三四年的工夫，我那密密扎扎的头发脱得光光的了。因此我相信，人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下毛发会大量脱落。

1965年上半年，人民日报长篇累牍发表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和文章，并结合展开县委机关革命化大讨论。县委机关干部转变作风，纷纷下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开始齐心副书记带我去了岳街和礼贤大队，下去吃住在老乡家，田间炕头与干部群众促膝座谈。经过调查，总结了岳街大队与市农科院合作，建科技组，种试验田，推广科学技术，取得优异成绩的经验。总结了礼贤大队成立植棉专业队，夺取棉花高产的经验。这两个典型在当时都起到了示范作用。礼贤大队“棉花姑娘”的事迹传遍全县乃至全市。岳街大队大队长范学敏后来被提到公社任副社长，专管农业科技工作。

一天，《县社》报送给县委的一份简报上，一则关于小屯村开展柳编副业的消息引起了我的兴趣。第二天，我顺着京开公路骑车六十余里到了位于大兴最南端的南各庄公社，由人带着去了永定河畔的小屯村。一进小屯地界，看到路边、渠边、坡脚下到处是密密丛丛的荆条；场院里，副业组的老人们、妇女们各个都在忙着选条了，劈条子，编织着。堆积的荆条像一座座小山，编成的筐篓、箩篮摞得老高老高。支部书记王某某正在忙活着把柳制品往车上装，准备外销。见我来了，他停下手里的活过来跟我攀谈起来。他向我介绍了开展编制业的情况。当他讲到搞柳编集体积累增加了、社员收入增加了时喜不自胜，还头头是道地讲了今后的打算，我听得津津有味，被这位基层干部的经营之道折服了。回到机关，我连夜赶写了一篇报导，报道很快在《北京日报》上刊登了，题为《小屯柳编业搞得红红火火》。就是这篇报导，“文革”开始不久，同样在《北京日报》上遭到了批评，说这是“离经叛道”，偏离社会主义。

刘志毅主任提出办公室也得联系个点，我们选定离机关不远的三间房村。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希亮是个朴实能干的基层干部，他带领社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动社员肩挑、车推平整土地，自建土窑烧空心砖代替水泥管，打井灌溉，变旱田为水田，发展水稻生产，社员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二队队长王喜天每天下地带把算盘，实行定额计分，每一天2分核算到人，社员劳动积极性很高。可有人反他，说他不学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计分办法，是不学大寨反大寨。我们明明知道喜天队长的办法有效，可只是同情，没敢理直气壮地支持他搞下去。带头造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家的亲妹妹王海燕。王海燕后来被上级评为敢想敢创的好青年。支部书记王希亮呢？文革初期，因对村里发生武斗负有责任被开除党籍。

1965年底，县委决定过春节后召开县委全会。内容是反对右倾保守，重新认识58年。这个议题景伯书记在常委会上讲过。他说：“现在有些情况不对头，工作上一提要求，生产上一提指标，底下就说，什么瞎指挥又来了，五八年浮夸风又来了，看来有必要重新认识58年，重新认识三面红旗……”这实际上就是为全会定了基调。那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年代，左的东西还没肃清，又再反右了。

当秘书的只能跟着领导转，我又开始摇动笔杆子，投入到捍卫党的三面红旗的“斗争”了。整天整天地钻进档案室里翻阅资料，整天整天地坐在办公桌上埋头伏案……报告写完了，正一笔一划誊写，准备送景伯书记审阅。这时陈县长推门进来。陈县长五十来岁，紫膛色的脸，矮个，跛腿，走路一瘸一拐的。他总是乐哈哈的，一笑脸上堆满皱纹，朴实得像个农民。陈县长也是个老革命，在大兴他书记、县长的轮着干了多年。他总是没早没晚、风里雨里地往乡下跑，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

“小王，你又写什么哪？没等我回答，老县长接着说：“我给你看看。”说着抄起稿子便坐在桌旁的椅子上翻看起来。一会儿，他直言快语地说：“小王啊，我给你加上两句可以吗？”“快请，快请，县太爷高见求之不得，岂有不可之理！”我幽了两句。陈部长敬重景伯书记，对书记身边工作人员也一向和蔼可亲。这时只见他在行间加了如下的话“解放十六年了，大兴县还有那么多牛槽地（指土地凹凸不平，像喂牛的槽子），反映了大兴县委的面貌。”写罢，他端详片刻，又抄起笔来在“面貌”二字前边加上了“精神”二字，成了“……牛槽地，反映了大兴县委的精神面貌。”对此我没有多想。陈县长走后，我将这一页重新誊写清楚，自然把陈县长关于“牛槽地，反映了大兴县委的精神面貌”那段加上去了。哪里想到画虎不成反成犬，天道酬勤也罚勤。就这么一句，可给我惹了大祸。

快下班了，我兴冲冲地把稿子送到景伯书记那里，返回办公室等消息。时间不长，办公室告诉我马上到张书记那里，我心想这么快就看完了，稿子可以马上送县印刷厂连夜排版了。我匆匆穿过过堂门，直奔书记办公室。就在我跨进门槛的那一刻，景伯书记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手抖落着稿子大声质问我：“什么叫牛槽地反映了大兴县委精神面貌！”我惊诧莫名，被这突如其来的举止惊呆了，此刻全身血液似乎都已凝固。“你说说，什么叫牛槽子反映了大兴县委精神面貌！”张书记再次逼问着。景伯同志气宇轩昂、慈眉善目。在我眼里他既是领导又是和蔼可亲的长者，我对他一向崇尊、敬畏，欣然从命。此时倍感窘迫的我，一时语塞。我又能说什么呢。大兴县永定河东侧一带北起芦城南到南各庄，到处可见凹凸不平的牛槽地，我能实话实说吗？那陈县长加上去的话，我能实话实说吗？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张书记和我相视而立，慢慢地见他火气有所平息，我趁势说：“您看，还有什么意见？”过一会儿不见动静，我便自我解嘲地说：“如果没有别的意见，我就回去改，一会儿送给您？”话音刚落，“净干这无效的劳动！”他忿忿地说着，随即将手里稿子甩了出去，甩到足有四五米外的进门墙角处。看来张书记真的让“牛槽地”激怒了。我忙转身猫下腰从地上把稿子一页页拾起，退出了门。

回到办公室，我抄起笔把“牛槽地反映了大兴县委的精神面貌”那句招惹是非的话重重地划下去，顾及不到日后陈县长的想法啦！我重新誊写清楚，其它一字不动地送了上去……稿子在张书记那很快通过了。

夜不声不响地到来了，和它一起来的是一阵深秋的凉风和漫天星斗。我推车出了县委大门，顺着政府路往东骑，直奔印刷厂。这时张书记的背影出现在前面的路旁，他是回家属宿舍去。我紧蹬了几下，想冲过去。“小王，这么晚了，你还干什么去？”背后传来张书记的声音，我忙下车说：“我去送稿子，印刷厂师傅正等连夜排版哪！”“你慢点骑啊！”他嘱咐着我。

第二天，我把头天景伯书记大为光火的一幕和刘主任说了一遍。刘主任笑了，竟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没见他最近总跟我发脾气吗？领导批评是常有的事，要禁得起、想得开！他解释说：“景伯同志最近心情不好，他看那么多干部被处分被撤职心疼，可又不便插手，心里起急，他的火只能跟身边的人发，我们应该谅解他！”并指教说：“今后凡评论县委工作一定要慎重，切忌用语偏激”。

舐犊之情

四清运动不断深入，全县知名的小营支部书记蔚秀军被揪出来了，后安定支部书记肖彦星被揪出来了……这时，景伯书记正在通县张家湾搞四清，可他的心还在大兴，每周六很晚还到机关找刘主任长谈。温文尔雅的他看到那么多基层干部被揪心急如焚，表现烦躁了。

宣传部干事魏朝贤是景伯同志最为赏识的年轻干部之一。他家住农村半壁店，“民主革命补课”中，家里被改划为富农。一次小魏回家到工作队住处问了问家里情况，仅仅问问而已。可这一问竟捅了大漏子，说是“立场问题”，被定为“阶级异已分子”，“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轰回了家。景伯同志听说后大发雷霆，他找公检法三长汇报魏朝贤情况。老检查长张伯亭态度非常明确，处分魏朝贤他始终不同意。赵德山局长、赵泽民院长都认为对魏朝贤的处理证据不足。可那是县四清工作总团党委定的，别人无权插手。

1965年深秋的一天，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县棉纺厂一个大车间里召开，到会的贫下中农代表两千多人，县里的、公社的主要干部列席了会议，大车间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笔者有机会参加了那个会。会开得简直是一场闹剧。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让人惊愕不已。而主角可是个不小的干部——市政府副市长王某。

大会开始了，王副市长上了台，直奔讲台坐下，当时主持县委工作的陈政（化名）跟在后面，在主席台一侧的一张桌子旁坐下。会议开始了，没有大会报告，没有代表发言。王副市长唱独角戏。他调侃了一通后说，今天是我们贫下中农扬眉吐气的日子，代表们有话尽管说，有意见尽管提……很快有条子传上主席台，递到王副市长手里。这位副市长每接过一个条子就原原本本地念给大家听，接着就是一番让人忍俊不禁的表演。有一个条子说：“××村的干部虚报产量，搞浮夸！”王副市长：“瞎吹什么！我到你们村里一转，看看那驴屁股就知道你那里是增产还是减产。驴屁股圆乎乎的准是增产；驴屁股荞麦皮似的还用问吗？瞎吹呗！”会场里一阵哄堂大笑。有条子递上来说：“长子营公社副书记张臣（化名）说我们贫下中农是破鞋，听说就要走马上任到凤河营公社当书记去！”王副市长一听勃然大怒，扯住嗓子喊：“我们贫下中农是铁鞋，是钢鞋，踢死他！”随后扭过头去说：“老陈啊，这样的干部能提拔重用？”阵政马上附和说：“张臣，你那凤河营书记撤了，从现在起停职检查！”

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不断有条子递上来。一个条子上写到：“黄村公社党委书记邢军（化名），狂妄自大，飞扬跋扈，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位副市长接过条子后，说：“狂，狂好啊！是国民党，是地痞，还是恶霸？散会后黄村公社发动群众揭揭他，撩撩他的屁帘，看看他到底有多干净！越是老虎屁股就越要摸！”邢军被当场宣布停职检查。

会场沸沸扬扬，或哄堂大笑，或嘘声不止。到会干部很紧张，不知灾难会落到谁头上。在这里严肃的问题被儿戏了，党的组织原则、民主法制统统不见了。

景伯同志刚一解放就到了大兴，中间有几年到通县专区任副专员，专区撤消后又回到大兴任书记。他热爱大兴人民，热爱大兴这块土地，对大兴的基层干部很了解，与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看到许多干部被揪被斗，而无能为力。他儒雅风范，从不恃才傲人，不爱批评人。可此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烦躁了。我多次见他对刘志毅大发雷霆，刘总是乐哈哈地应对着。

景伯同志时刻惦记着那些被处分的干部。一次他从通县回机关来，在我的办公室里又提起了魏朝贤同志，舐犊之情溢于言表，他动容地说：“小王啊，小魏要来县委，你们一定要管他顿饭啊！不能让他饿着肚子寒心地离开这里！”说罢，眼里噙着泪花掩面而去。

又一次，景伯同志跟我说：“小王，你看小魏当个小学教员行吗？他总得有个事干呀！”我说那没问题。魏朝贤同志在县委宣传部干了多年，能说能写，人很精悍，此时正落难在家，景伯同志惦记着他。后来在景伯同志的斡旋下魏朝贤终于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公职，再后来去了黄村公社任党委书记。

1965年底的一天，景伯同志向我提起了邢军同志的问题，他知道我参与过邢军问题的调查取证工作。我如实汇报说邢军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当初会上揭发的问题会后也没人出面作证。景伯同志没吱声走了。过了些天，在一次常委会上，他提出了邢军的问题。他说老邢的问题不能总这么挂着，这么拖下去到何年何月？据说当初揭发问题的人也不出面作证，无凭无据能处理人吗？他接着说，老邢找我两次了，五十多岁的人了，边说边哭，人家能不伤心落泪吗？我看应该解决了。有人说这是王副市长点了名的，我看这也叫“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吧。他不厌其烦做着其他常委的工作。“既然定不了，就不该老挂着。一个干部长时间不让工作，于本人、于工作都不利。老邢这个人就是有点骄傲，干工作还是很有魄力的嘛！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

他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后说：“我看会后老陈（指陈县长，当时主持县委工作）和老绳（组织部长绳广惠）找老邢谈谈，该批评批评，该帮助帮助，该恢复工作快点恢复工作。”景伯同志德高望重，处事公道，别人心服口服，邢军很快恢复了工作。

景伯同志廉正清白，大兴干部群众有口皆碑。那时候大兴盛产大米、西瓜和水果，我敢说他没从乡下往回带过一袋米、一个瓜、一个梨。他下乡或到老乡家同老乡一起吃饭，或到公社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用餐。那时哪有像现在这样，有些干部凑在一起吃得肚满肠肥、杯盘狼藉。写到此，我想起太史公的一句名言：“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景伯同志的人格魅力为我和我们做出了榜样。

前几天，看到报纸上刊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两个秘书锒铛入狱的消息，其中秘书李真被一审判处死刑。有人说这是秘书职能的异化，其实还是那句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的领导干部对党的理想、信念动摇，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的勾当，这样的领导能给下边工作人员什么好影响呢？这又使我想起了景伯同志的人格魅力。

人生在世，总会有所追求，所求者何？不外名利二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在那个时代利不是个好字眼。人们见利思义，重义轻利，耻于言利。倘若为自己的利益而计较，简直是大逆不道。我在县委干了十年，工资没长过一分钱，五口之家基本上就靠我那四十二块五维持，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可我没向组织申请要过一分钱，没有过一句怨言。初进县委机关，每月粮食定量三十六斤半这个量很难说够吃，可宁肯自己饿肚子，还是自愿从每月的定量中拿出四斤让给定量更低的同志，这样做完全心甘情愿。

现在，已没有任何人可以压制人们对名和利的正当追求，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表达自己成名成家或发家致富的愿望，并为之奋斗。这是一个进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发生的观念转变。

问题是该怎样理解名和利、追求怎样的名和利、怎样追求名和利？名的至高境界，应当是人民的褒奖、人民的爱戴、人民的传颂，是人民发自内心的赞许。我敢说景伯书记达到了这样的至高境界，他留下了镌刻青史之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景伯同志保持“沉默”。他不推诿，不申辩，不怨天尤人，不卑不亢，一言不发。重新恢复工作后，他不计前嫌，一视同仁，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表现出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宽阔胸怀和革命的坚定性。

1979年我在北藏村公社任党委书记时，已是五口之家。母亲因病卧床五年，三个孩子都已上学，妻子一人苦撑家务。我想举家大兴，母亲故土难离，坚决不依，我只能做了痛苦的抉择：回通县工作。景伯书记知道后一再挽留，他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深情地说：“你在大兴干20年了，情况熟悉，领导了解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 ，不愿在下边干了，可以上来，你回通县人地两生。”他一再劝我“还是留下吧！”我听着老书记饱含深情的话非常感动，像燥热之中沐浴于山谷，像烈日之下避荫于林底，像劳顿之后憩于青青的芳草地上，像烦乱之中被一个温柔而圣洁的素手所抚摸。最后，老书记见我去意已定，无奈得很，他嘱咐我：“到了新地方要谦逊点！”老书记了解我，临别了，还再次提醒我。他把我送出办公室，站在台阶上冲着我离去的背影还在说：“常回来看看！”我的眼睛湿润了，没敢回头，匆匆离去。

我离开大兴，心里时刻想念张书记，每年都是去大兴看望他。

如今老书记已去世三年，但他那儒雅的学者风范，他的音容笑貌还鲜明如昨！尤其他爱护干部，关心干部，保护干部那种令人荡气回肠的正气实在令人仰慕！

张景伯书记大德垂后世，大兴一完人。

关于“文革”的自问答

十年浩劫已过去多年，但那段往事，常梦呓般萦绕在脑际，于是有了这篇自问答，但愿你我不要忘记历史！

问：你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开始的？

答：从1966年4月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开始的。

问：你和周围的人是怎么个反映？

答：感到惊讶。因为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副市长，一个是统战部长，都是大人物。

问：还有呢？

答：一天，景伯书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小王你也写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吧！

问：写了吗？

答：书记的话能不听吗？当时只觉得不好下笔。看到报纸上批《三家村》攻击人民公社，于是我拿起笔也捍卫了一回人民公社。无非就是先进典型加口号。什么：“人民公社是银桥，人民公社是金桥，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天桥”、“谁拥护人民公社，我们贫下中农就跟他亲；谁反对人民公社，我们贫下中农就跟他拼”如此等等。没见人家怎么反，就批上了，这叫“虚设靶子”，“主题先行”，后来许多的大字报都是这么出来的，实在是悲哀。

问：还记得县委机关第一张大字报吗？

答：大概在六月份，县委常委们正在后边会议室开会，我做会议记录，中间回办公室一趟，见办公室东边会议室有人进进出出，感到好奇，过去蹬着台阶一看，桌子上有一张刚写的大字报，标题是《北京农业大跃进（电影）是一株大毒草》；往下看，说北京旧市委搞独立王国以电影为工具，树立自己的典型，对抗农业学大赛。因影片中有陈县长镜头，大字报点名说他是旧市委的黑干将、急先锋。那年“三夏”快到了，陈县长被揪出来，他是大兴县第一个被揪出来的领导干部。

问：有人给你写大字报吗？

答：还真有一篇。运动开始时要求内外有别，大字报贴在了东厢房屋里。

问：谁写的，什么内容？
    答：是办公室一位姓马的同志。标题《刘志毅——王志红——王志红——刘志毅—丘之貉》。刘志毅是我们的主任，说他是县委的黑干将，我是县委培养的黑苗子。

问：你一定很记恨他吧？

答：当时一下子感到被语言子弹击中了，感受是一种疼。其实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个人交往，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可能他觉得我在办公室的出现，威胁到了他未来的升迁，这也是一种竞争压力下的挣扎吧。事情过后，我想还是不去谴责这位同志吧，权当那只是他青春的一次失误，生命的路很长，只有青春的错误才有机会弥补。

问：文革中你是哪派的？

答：真不好意思。有人说我是“保守派”。

问：难道你不是吗？你怎么成了保守派？

答：命里注定。运动开始县委机关都是一个组织——“四海翻腾”。随着形势发展，经过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机关内出了好几个组织，当然归根到底是两派。先哲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没有做到，始终在那个组织没动。

问：为什么没离开那个组织呢？

答：“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开始解放军进县委机关是支农的，我被抽调到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跟解放军一起工作，关系处得很好。解放军介入文革后对我很关心。大兴县支左部队政委张玉清关心我，曾专门找我谈：“志红，文革中可千万别站错队呀！我在总后由于反邱部长站错了队，被下放去了贺兰山农场，要不是这回支农急需，大批干部就回不来了。站队问题是立场问题，一定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他情真意切，可我还是“站错了队”。

问：那为什么？

答：事出有因。有两件事注定了我要站到对立面去。首先是庞各庄地区的文革。文革刚开始庞各庄的李本（化名）、焦云（化名）便扯起大旗，拉起队伍造反。庞各庄公社党委书记黄镇、副书记张振东，一个是原县委的农工部副部长，一个是组织部的科长，刚下去不到三个月就被揪出来了。还有庞各庄中学的校长汪家钰是原团县委的一个部长，下去任职更短，也被揪出来了。又挂牌子，又游街，进了牛棚。这三个人在县委机关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下去时间很短，我就想，他们纵然别的不干，天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能走多远？李本、焦云何许人也？历史上已有定断，很多人是知根知底的。就这么个组织，解放军称之为造反派，表态坚决支持，我想不通！

问：还有呢？
    答：还有一个解放军支持的造反派组织，我也不敢苟同。六五年公社机关四清，运动后期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干部没能进公社党委、管委领导班子。文革一开始，他们联合起来揭竿而起，进驻县委机关，挑起造反大队的大旗堂而皇之地造反了。诚然，揭批县委问题可以，控诉四清运动问题也可以，可他们俨然把自己说成是旧县委的受害者，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英雄，这就使我不好接受了。更有甚者，他们竟说县委已经做了决定，统统把他们流放新疆去，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我每次列席常委会，从未听到过这般消息。可就这么个组织解放军也支持！

问：照你这么说造反派多是有问题的人？

答：我从来没这么讲过。我只是叙述了运动开始时的一些客观事实而已。那是一个造反有理的年代。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应该允许人家造反。解放军表态后各群众组织迅速分化，许多的人站了过去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即使我们不在一派组织也保持着个人友谊。

问：那你怎么还不站过去？

答：其实站过去很简单，发表个声明加入某某造反组织，也就行了，昨天的保守派，今个儿就成革命的了。我这个人爱犟劲，大概过于自信，不喜欢跳来跳去的，也不想转个弯儿，尤其听到什么“革命”的“保守”的，我反感之极，心想你算什么革命的，老子冻死不下驴啦，大不了削职为民回家种地去。

问：派性斗争一定很激烈吧？

答：解放军一表态，所谓“革命领导干部”一表态，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县委机关的两派一下子蔓延到社会，从机关、工厂、学校到广大农村，甚至到一个家庭，一下子划出了一道敌与我的“楚河汉界”，气氛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了。

问：怎么个激烈？

答：无庸置疑。感谢先秦诸子们早早地就教导后人要做到那么多“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时似乎管的严了点，可没有禁止，何以有文明？没有围栏何以成社会？没有遮羞何以有羞耻？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但那时，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革命”的名义下不复存在了。不知有多少个精彩绝伦的智慧耗尽在人折腾人，人摆布人，人报复人的争斗中。

问：“精彩绝伦的智慧”似乎带有刺激味道？

答：不尽然。为对付保守派，个别人把中国古代总结的那闪耀着睿智光芒的36计差不多都用上了，至少可以见到某些影子。如胜战计中的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敌战计中的无中生有、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攻战计中的打草惊蛇、借刀还魂、欲擒故纵；混战计中的偷梁换柱、指桑骂槐以及败战中的美人计、反间计等等、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个别人想搞垮保守派所施的“锦囊妙计”。而“革命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们也在观望着、思考着，不少人在无奈中等待着这场斗争快快过去。

问：是否整个斗争都充满了邪恶？

答：我现在和当时都不那么认为。特别是那些幼稚的年轻人——红卫兵小将，多是中学生，还是些孩子，他们甚至不知张景伯是何许人也，却在那里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批判起大兴县最大的走资派。他们被一股狂热的躁动所推动，竟然失去理智和人性，唯一的驱动就是要蹂躏他人，他们把“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反动权威”一个个揪出来，让他弯腰搞“喷气式”，给他们戴高帽子游街……肆意地进行肉体的迫害，精神的折磨，人格的侮辱……当然在这些年轻人的背后往往难免隐藏着野心家。

问：这种斗争难道还不残酷吗？

答：可他们是中学生。他们是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下行动的。他们很稚嫩，也是可悲可笑的。那些红卫兵小将在机关大院里横冲直闯，在那绿色军装大行其道的年代，小伙子们身穿军装，皇皇哉，巍巍哉；连爱红恋紫的姑娘们也一身绿，袅袅然，婷婷然。两派红卫兵辩论尤其绝妙。双方不用自己的语言，而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唇枪舌战，一来一往，其娴熟程度，实在令人目瞪口呆。

问：不仅仅红卫兵用毛主席语录吧？

答：是的。那时一人一本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手不离毛主席的书，口不离毛主席语录。写文件先在前文写一段“最高指示”。连去商店也如此。买卖双方见了面，服务员说“为人民服务”，买东西的跟着一句“斗私批修”……庸俗得令人发笑。一次被打成“叛徒”的胡志（化名），劳改时从稻草车上掉下来，差点摔死，等缓过气来，他神经质般地连呼：“毛主席万岁！”让人啼笑皆非。

几千年遗留下的“愚忠”封建观念，本来就根深蒂固，“文革”中的造神运动，更是将“愚忠”观念推向极至。“政治骗子们”不仅把革命理论蒙上层层宗教的色彩，而且还叫广大群众把领袖当“佛祖”来顶礼膜拜。在这氛围中真理似乎变得黯然失色。

问：文革中经历过动魄惊心的事件吗？
    答：文革初期，所谓“红色风暴”席卷城乡。在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中出现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六六年八月十九日王振元到大兴县委接任书记，正赶上武斗。我是办公室的，他让我跟他下乡到现场去制止武斗。

问：那场面一定很恐怖吧？

答：场面惨不忍睹。一下子人类社会好像倒退了若干世纪，直到今天回想起来都毛骨悚然。

问：凶手就那样逍遥法外吗？

答：1976年秋，北京市公安局组成工作组到有关公社处理杀人事件。正巧，我在东方红公社任党委书记。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了解，这个公社辛力村的刘××、王××和马村的李××被依法逮捕，受到法律惩处。

问：这场恶梦般的“革命”是怎么过去的？

答：这说起来很复杂。林彪“自我爆炸”，文革进入后期，经过七争八斗，闹得天怒人怨。人们厌倦了那无休止的斗争。再后来，批判极“左”思潮，抓“五·一六”分子，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有的成了替罪羔羊，起初扯旗造反的人，挥洒了那多廉价的汗水、廉价的热情、廉价的仇和恨，到头来他们在生命的曲径上，不但没有留下闪耀的脚印，有的竟成了历史罪人。余下的人大部分心灰意冷，成了隔岸观火的“逍遥派”，默默地消失在茫茫众生之中，历史又恢复了常态。

问：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答：谈论大兴的文化大革命，不能不再提起张景伯书记。个别人为给他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可谓煞费苦心，因为只有这样他才算个响当当的“造反派”。走资派的帽子实在戴不上去了，就只好求助于历史，梦想着或许能打个叛徒特务之类的人物。他们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尽了各种手段，天南海北地搜集材料，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肯放过。可查来查去，竟查了一位响当当的洁然正气的坚定的革命者。张景伯1938年参加革命，经查他对敌斗争坚决，曾凭着大智大勇同叛徒周旋，战胜了敌人。这鲜为人知的历史，该是对在文革中饱受磨难的老书记的一点小小的补偿吧！

历史是公证的！

凤河汇战

凤河，自西北向东南蜿蜒而下，经北蒲洲，过采育甩头向东，在大兴县东部境内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弧，于凤河营出境；再经堤口到乃子房入大清河，后汇入海河，东流新港注入渤海。属海河系。

海河经常泛滥，是历史上的一条害河。

“一定要根治海河”，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北京市东南郊治涝工程揭开了会战的序幕。大兴县疏挖凤河的各项准备工作1969年9月底就绪，“支左”解放军副政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孙国（化名）出任指挥部总指挥，李光（化名）和我随其出征，任副总指挥。我时任县农村组副组长，一直在他领导下做农村工作。

孙总指挥，五十来岁，矮矮的个子、圆圆胖胖的脸，他有着军人的气质，作风雷厉风行。他要求学习解放军，各公社民工一律按班、排、连、团编制，突出政治，把工地办成毛泽东思想大课堂。

“十一”刚过，民工进场。指挥部发出第一道指令：“行好军，扎好营，夺取施工开门红！”

“行好军”。同一天全县各路施工大军列队步行向凤河工地进发。在红旗指引下，民工人人肩背背包，手拿毛主席语录，浩浩荡荡前进，队伍每经一村高唱毛主席语录歌，粘贴毛主席语录，名曰走一路，红一线。永定河畔的南各庄团日行军七十里到凤河营安营扎寨。

“扎好营”。万名民工在北起北蒲洲，东到乃房42里的凤河两岸村落贫下中农家里住下。一进门，民工把铺盖卷一撂，抄起水桶先把老乡家的水缸挑满，拿起扫帚把老乡家的院子打扫干净，接着粘贴毛主席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

开门红战役打得很漂亮。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语录牌林立，战地广播响个不停，毛主席语录歌在河道上空荡漾。虽已深秋，民工们还是甩掉了上衣，温暖的阳光照下来，各个黝黑的背上冒着亮光。他们掘土推车，干劲十足，一辆挨一辆拍得尖尖的土车子，在爬坡机的牵引下鱼贯上岸。孙总指挥是个责任心极强的军人，白天他拉上我和李光两位副指挥到现场指挥。每天从凤河营公社院内的指挥部出发，沿着凤河南坡往下一直走到乃子房，然后再从北坡返回，沿途指指点点。孙主任总兴冲冲地走在前面。李光是老县长，又是本县人，哪儿都熟，一路上总是不时乐哈哈地跟民工打着招呼，有时干脆停下来聊起家常。孙主任性急，总是老李老李的喊他快点跟上。这一去一回往返足有四五十里，南坡北坡衩泥跋陷了一天，我这个年轻人都感到累了，晚饭后便一头倒下呼呼入睡，可孙主任夜里还常常一个人爬起来，披上大衣，拿着手电筒跑到指挥部后边的河道里去检查排水。

孙总指挥是个理想化的领导，他被这紧张热烈的会战气氛感动了，他那圆圆胖胖的脸上绽放着笑容，笑得那么灿烂开心。他开始酝酿新的部署，提出了这样口号：“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大干三十天，五十天任务一个月完！”他征求老李和我的意见。

老李是个老水利，时任农林组组长。他朴实率直，话不多喜欢直来直去，从不会顺情说好话。听了孙指挥的如意盘算，老李哈哈哈地笑着摇起了头，“五十天任务三十天完？我看够呛！”孙主任听了没再吭声。

捷报不断传来，上游的长子营团报捷了，采育团报捷了。中段的南各庄团也报捷了，只用了二十来天。现场会在南各庄河段召开了。除了各团领导，县革委会主任王星（化名）来了、市指挥部总指挥王宪也来了……整修后的河道着实漂亮。顺着河道一眼望去：梯形断面底平坡顺、口齐脚顺，见棱见角，北坡上用白灰描出的几个隶体大字格外醒目：“一定要根治海河！”南各庄团介绍了经验。现场会上孙指挥慷慨陈词。他说这是落实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题词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现场会散了，孙总指挥马上召开指挥部会议，研究下一阶段任务。他再次提出“五十天任务三十天完”的口号，再次征求意见。老李又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我看够呛！”孙总指挥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无奈地说：“你呀，你这个老李呀！”看得出他在极力地控制着内心的愤懑和鄙视。他是军代表，他得跟这位老资格的“县太爷”保持克制。我断定他内心里一定在说：“你是个十足的老保守！”

孙总指挥不再理睬那个“老保守”了，决心乘胜前进，大干三十天完成会战任务。他决定再召开一次全县广播大会进行再动员、再发动。夕阳西下，红霞满天，他拉我上了他的吉普车。车子在凤黄路上飞驰。“小王，你想想我在广播会上讲点什么，搞个材料。”孙主任对我说。从凤河营指挥部到县广播站五十里路，我一直在构思着。“大干三十天，夺取凤河会战胜利。”这是广播大会的主题。可讲话人不是别人，是孙主任，人不止一次地为他写过讲话稿，我了解他的思想，他的表达方式，他是一位“高举”、“突出”不离口的领导。

车子驶进了黄村县广播站大院，我忙下车钻进广播室外的一间屋里，摊开稿纸写起来。临时抱佛脚，来不及周密构思，顾不上遣词用句，便龙飞凤舞起来。刚写了三四页，广播大会开始了。孙主任把写好的稿子拿过去，看了看就照本宣科地讲起来，随后由人将稿子一页一页地递到孙主任手里，他那宏亮的声音通过电波响遍全县城乡各个角落。

广播继续着，孙主任声音始终高昂、宏响，讲得有板有眼，听得出他是带着感情讲的。尽管稿写得够空话连篇了，可孙主任越讲越兴奋，又随心所欲地加上许多“重要”的空话、套话、老话以及不咸不淡、不疼不痒的话。这对他易如反掌，脱口而出。老话也没关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嘛。他一个挨一个地讲了四个问题，每个问题里面又分了四小点：

一定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

A……

B……

C……

D……

二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气氛搞得浓浓的

A……

B……

C……

D……

三要把革命大批判的烈火烧得熊熊的

……

四要把革命干劲鼓得足足的

……

最后孙主任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结束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这次广播会的中心话题是凤河会战的再动员，自然少不了要求各公社、各大队加强领导，增加劳力，把强兵强将拿到工地上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求满足工地对锹镐、小推车、爬坡机等工具的要求。可这些实实在在的内容都淹没在一二三四和ABCD的空话连篇的新八股里了，自然让人不得要领。这是一个典型的“主题先行”的概念化“作品”。但是，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体现主题，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体现时代的特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不至于被孙主作“枪毙”。现在想起来实在可笑，还是原谅在那个年代当秘书的无奈和难言的苦衷吧！

……

又有一些团陆续退场了。进了十一月，一天冷一天，河道里只剩下在下游的两个团了。嗖嗖冷风顺着河道刮来，人们还站在泥水中熬战。位于最下段的红星团可崴泥了，别的团纷纷往回撤，他们还在往工地增兵添将，已经由当初进场的两千人增加到了5000人，连骡马也上阵了，河道里、河坡上、堤岸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李团长继续坐镇，党委的尹副书记也前来督战了。

立冬了，工程难度越来越大。孙主任急了，对红星团又是批，又是哄。尹副书记是个精明人，刚到工地上就向指挥部要求支援100辆双轮铁车。到了小雪季节，河水见凌了，施工难度更大了。一天，尹副书记从红星公社回来下奔指挥部，他牢骚满腹地发泄：“任务分得不合理，有人有意整红星！”孙主任反驳说，你红星还是从主观上找原因，从领导思想上找原因，从干劲上找原因，从精神面貌上找原因……尹副书记对此不屑一顾，转身扬长而去。

尹副书记的话似乎带刺，很难让人接受，却一语道破了真谛，任务分得确实不合理，分得苦乐不均，而且相差悬殊，这到了工程后期看得清楚了。此时只有我们热心的孙总指挥还蒙在鼓里。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开工前工程量的计算上。首先把工程段的难易度颠倒了，其二，许多客观的加减（量）因素被忽略了。更巧的是几个不利因素碰到一起都让红星团赶上了。红星团遇上了一块既大又难啃的骨头。

红星团在下游，河床深、河坡陡，运距长、难度大，这被忽略了；而这忽略的可是一个不小的工程量，而更大的疏漏还不只于此。

红星团赶上了很长一段新开挖河。工程技术人员当初以为新开河便于施工，不像旧河道水里捞泥那么难，给新河段加了量；可下游红星的新河段仅挖不到两米就出水了，再往下的七米左右深，都得带水作业。而这早已被当作易工段做了加法。这“难与易”、“加与减”的颠倒，是猴吃麻花满拧，把红星团压得透不过气来。

老天好像有意捉弄红星，跟红星团过不去的还那又硬又粘的黄胶泥。凤河上段为两合土，中段为沙性土。到了下段呢？是又硬又粘的黄胶泥，这又让红星团赶上了。最早出场的南各庄团，他们的河段为一色的黑沙子。我见过那挥锹扬土的场景：铁锹一锨一下子就掘了起来；那沙子在两臂的一挥中，“唰”的一下子如天女散花般的被扬出去很远；舞动的铁锹在空中闪出一道锃亮锃亮的光。掘土的小伙子们个个光着油亮的膀子，说说笑笑，边干边聊，干得潇洒自如。有时三三两两的随意地展开了甩土比赛，看谁把那松松软软的细沙甩得更远些。河床不深，河底里，河坡上分层站住人，沙子经过三传两倒的就上了岸。那紧张有序的劳动场面，看了让人心头荡起喜悦。

去红星团工地看看吧，那是别样的场景，别样的心情：红旗不见了，喇叭哑吧了，标语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只有那几台轰鸣着的抽水泵还在哗啦哗啦的叫不停。个别民工找背风处偎缩着，更多的民工还在冰冷的泥水中挣扎。

看看那挖土装车的场景吧：小伙子们先把锨头在旁边的水洼里涮了又涮，然后用力往地上一戳，随即踏上一只脚，两手紧握锨把躬着身，把整个上身的力加了上去，左右晃动着锨慢慢地钻进了泥土，当把那一锨土掘起来扔向斗车时竟带回来半锨，剩下的泥土死死地粘在锨上甩都甩不掉，只好抡起来“梆铛！梆铛！”地往车帮上磕。车总算装满了，人们把斗车七拉八拽地挪到坡角，挂上绷得很紧的钢丝绳，斗车在爬坡机的牵引下顺着45度角的陡坡往上爬。此情此景我感到指挥部的责任太大了，我作为副指挥也难咎其责。那些忍辱负重的民工在寒冷的泥水中还在苦干着，多么好的民工啊！不要再责怪红星团了。

这又怪谁呢？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水利局高局长被揪了，李副局长被揪了，陆副局长也被揪了，连水利局的总工也进了“牛棚”。这么大的工程，仓仓促促上马，能不出问题吗？

孙主任是个军人，他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可他毕竟不懂水利，能完全怪他吗？此时他还在对红星施压，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拿下这个雕堡。

一天上午，两辆绿色的吉普车驶进指挥部大院。县支左办公室主任、县委会主任王星，县支左部队副政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兼红星公社党委书记赵健（化名）先后下了车。孙总指挥、李副指挥和我迎了过去。就在这时，万没想到这位赵健“大人”在大院里，竟当着众人的面怒不可遏地吼了起来。他冲着我们三个人大叫：“你们有意整红星，搞得我们很狼狈，劳力都上工地了，场里的稻谷脱不了，葫萝卜都冻地里了……”这个赵健一向目空一切，霸道得出了名，连县革委会主任王星都是让他三分。真不知此人有何背景，有何来头？他尽管吼着，而堂堂的革委会主任王星竟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孙主任呢？还乐呵呵的尴尬地陪着笑脸。

突然，赵健把矛头指向了我，竟无端地指责我说：“都是你王志红干的好事，为什么不许我们红星提意见，为什么不给我们红星解决推土车……”听罢此言，我感到很惊讶，这姓赵的凭什么冲我来？难道在场的都比我的纱翅长？莫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用我来影射王、康？难道因为我是“文革”中的对立派，借机发泄不满……我镇定下来，不软不硬地顶了他一句：“赵主任，您太抬举我了！”然后挑逗似的发问：“至于车子……真的没借给红星？”说着我转身去了后勤组，很快把红星团借车的借据都翻了出来，足足一大把，然后返身回到院里，把条子递给了革委会主任王星。我不慌不忙地说：“主任，您看看，这是红星团借车时给指挥部打的借条！”王星接过条子，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翻看着。一会儿，他抬起头对赵健说：“老赵，你也得冷静点。”孙主任在一旁仍一声不吭只是陪笑，看我气愤的一甩手转身离开，赵健也怏怏然，一头钻进汽车扬长而去了。

工程停下来了。红星团扫尾工程只能待明春再进场完成了。指挥部留下我和工程组、后勤组的同志们，做凤河建筑物设计和物料准备。

冬去春来，凤河又喧闹起来，土方扫尾工程完成了，拖拉机轰鸣着把两岸弃土整理得平平展展；建筑工地日夜奋战，桥闸涵赶在汛期前竣工了。

小河流水，拱桥为月。我站在桥头，望着远去的河水泛着涟漪，心绪万千。凤河会战胜利了。完成土石方百万计，新建闸桥七座、涵洞二十余处。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可惜，他们付出得太多了！

情系斋堂川

百花山下斋堂川，一条小河曲曲弯弯，因河水清冽得名清河。清水河上游分南、北两支，北支发源于灵山南麓江水河一带，南支发源于百花山西麓马家铺一带。两支于塔河口汇合，沿斋堂川自西向东蜿蜒而下，于青白口注入永定河。

弯弯的清水河，日夜不息地流淌着，哗啦哗啦的流水银铃般作响，河水被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激起朵朵浪花，阳光下泛着银光。小溪飞瀑水潺潺。清水河温柔得像一位害羞的少女，美丽得如诗如画。可它暴躁起来却像脱缰的野马、发疯的猛狮。清水河历史上曾多次泛滥成灾。1952年8月它的洪峰达到最高流量1800立方米/秒，毁坏耕地1192万亩，95人在大水中葬身。人们爱它，又怕它。

斋堂川以清水河为中心，南北两侧高山绵延。南侧的百花山、北侧的灵山山峦叠翠，风景秀丽。山谷和滩地有白桦、山榆、落叶松和核桃、山杏……

斋堂川是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地带，大约在一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东胡林人”就在清水河畔繁衍生息，这里遗留文物古迹颇多。唐代的灵岳寺、辽代的双林寺、元代的灵严寺均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多年来，山区人民徒有秀丽山川，悠久的历史文化古迹，却抱着金饭碗要饭吃。梯田挂在山坡上，上面长着谷子、玉米；山脚下乱石中，锅盖大的、草帽大的、盆碗般大的土窝窝，都见缝插针地种上了庄稼。坡地土层浅，易流失，十年九旱，往往种一葫芦打一瓢，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1970年上半年，一支万人队伍开进了斋堂川，在斋堂上下安营扎寨，开始了一场人与自然的较量——拦河蓄水建水库，造福人民。

斋堂，辽已成村，为朝拜北山唐代灵岳寺香客食宿之所。水库因坝址选在清水河主沟西斋堂村西南，故称斋堂水库。

这支水利大军，来自大兴、通县、顺义、丰台、门头沟共一万人，分成五个支队。那是“文革”年代，一切军事化。大兴支队4000民工，是修建水库的主力军。我受命任斋堂大兴支队政委兼支队长，直到水库建成，历经三年。那里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一封群众来信

大坝在喧闹声中崛起。工地上皮带机、拖拉机、碾轧机昼夜轰鸣，像一支永无休止的交响曲。坝东、坝西两条巨龙般的皮带输料机依托着坝体呈“之”字型渐渐地向上伸展着。而支撑大坝升起的大兴四千民工队伍则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运输线。

大兴支队是构筑大坝的主力军。他们的豪言壮语：“一人一马一条枪”、“百里十车只等闲”！民工一人一辆双轮铁车、一把铁锨，人自为战。那铁车长1.2米、宽90公分，装满尖尖的一车砂石料足有六、七百斤。每天定额十车。他们从大三里以西山坡上挖料装车，把料推到坝前，经验收合格倒进漏斗，由转动的皮带机输送上坝。往返足有十里。五冬六夏，每天天还黑蒙蒙的，“哐当！哐当”的装料声就在山谷中回响，跑动着的身影就在灰尘弥漫的斋堂川里闪动。一天下来小伙子们各个周身江河、满脸山川，活像个“泥菩萨”。再看看他们脚上的鞋——“呲牙咧嘴”、“空前绝后”。也难怪，整天在山路上跑，几天就一双鞋，谁家供得起。帮民工找鞋是一项任务。我们去地方驻军求援，找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支持，没有奢求，只请把战士换季下来的鞋卖给我们。于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旧绿军鞋不断地运到工地，然后分到连队，以三两毛钱一双卖给民工，他们缝补缝补就穿。

民工在水库劳动，回生产队记分，公社每人每月发三两块钱津贴。吃粮食呢？由生产队出，集中到公社磨成米面送到工地。吃饭有定量，每人每天二斤。一日三餐基本上是窝窝头加面粥，面粥加窝窝头，外加腌大萝卜条子。偶尔改善一次生活，也只是刀砍卷子、白菜汤。芦城、东方红是稻区，他们隔三偏两的吃顿白米饭，被别的连队羡慕得咂舌，在水库被传为佳话。

民工高强度的劳动与他们的伙食太不相称了，可毕竟还能吃上净米净面，偶尔还能改善一顿生活，这在当地老乡看来已经是天堂般的生活了，他们羡慕得有些嫉妒了。

一天，水库临时党委召开会议，会上总指挥王觉民把一封由市委转来的当地群众来信念给了大家听，让大家讨论该如何答复。信上反映斋堂水库民工浪费粮食。还编了一段顺口溜，什么：“羊满山猪满圈，小驴拉车满山转；驴吃窝窝头，猪吃棒子面。”

反映的情况属实。留心看在绿草青青的南山坡上是有一群雪白的羊群，那是通县于家务回民连养的。在大兴支队我就要求各连队养猪，自养自食。不养猪怎么改善生活呀？一年到头总不能不见一点荤腥吧。我去斋堂镇早市上看过，那里每天只宰一头半大个的猪，万人水库工地不用说没钱买肉吃，即使有钱到哪里买去？各连队回本社粮库买点土粮、麸皮拉到工地，利用食堂剩下的汤汤水水，掺点野菜、抓把棒子面喂猪，这是事实。

说到小驴拉满山转也是事实，可那不是游山玩水。民工午饭是在大坝脚下吃的，他们可以利用吃饭时间小息片刻。开始各连队几个人抬着饭簸箩往坝上送饭，后来不知道哪个连队兴的头，花上百儿八十块钱从当地买头小山驴，拉个平板车，一个人就把饭送上去了，省人又省时。于是，别的连队也都纷纷效仿了。这就是小驴拉车满山转的来历。抓几把棒子面喂猪：把剩下的窝窝头扔进驴槽里，这肯定有的。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同样，群众的抱怨也是无可非议的。当地人民的生活太苦了！我到指挥部对面大三里去过，见那里的群众依然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我经常见到衣衫褴褛的村民到民工驻地来，他们走近泔水缸，探着身子捞里面的烂白菜帮子，他们把浮在上面的泡得稀巴烂的窝窝头抓起来，大把大把的往嘴里揉。民工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太奢侈了！

斋堂川是革命老区，斋堂村是当年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那里的马栏台就是1939年肖克、马辉之领导的挺进军司令部。大三里村至今还残留着日本鬼子当年烧毁房屋的焦土痕迹。

我曾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过矗立在斋堂村的宛平县抗战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坐北朝南，是方形屋檐塔式结构。碑楼高7.75米，全碑呈铁灰色，象征着宛平县人民抗战到底的钢铁意志，金黄色圆塔形塔顶象征着烈士们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方形碑体表示宛平人民一年四季怀念为国捐躯的烈士。四块碑石镶嵌在碑塔拱门内，东、西、北三块碑石铭刻着宛平县各区、村光荣牺牲的400余名烈士的英名、职务和出生乡里，南面碑石、碑额分两行横刻“豪气长存，英名千古”八个大字，中间竖刻“宛平县人民八年抗战为国牺牲烈士纪念碑”18个大字，两侧竖刻碑文。我站在碑前肃然起敬，曾施鞠躬大礼悼念英灵！

解放二十多年了，老区人生活仍然这么苦，是值得同情的，水库党委决定出资拉土造田，把大三里村民迁移出来，但这种努力没能实现。乡亲们故土难离，他们恋着那块热土，不肯走出穷山沟。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最后，水库党委决定出巨资为大三里修一条环山路，待大坝蓄水后，使这三十几户村民有个出路。大兴支队怀着对老区人民的崇敬承担了开山修路的任务。民工们用绳索把身子悬挂在山腰上打眼装药，点火放炮，从大三里村口往东沿着陡峭的南山坡，在蓄水线上修了一条五米宽的山路。山路蜿蜓迂徊挂在山腰上直通坝头。

但愿那是一条富民路、幸福路，一条友谊路！

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安营扎寨是头等大事。为便于施工，大兴15个连队4000名民工集中在坝下、坝上两地住下。坝下的红星、青云店、芦城三个连队在马栏台安营：支部指挥部和其余的12个连队在坝上大三里对面的山坡上扎寨。向阳的山坡上自下向上一排排一层层工棚鳞次栉比，整齐有序。高高飘扬着的鲜艳的红旗，很有气势，这里像是一座兵营；傍晚炊烟袅袅，这里又像是一处原始部落。

工棚很简陋，就地取材。先用棍棍棒棒支起框架；用荆笆把四周围起，再在外边抹上焦泥；最后用荆笆、油毡封顶。一处工棚就建成了。我和其他三个支队领导住的工棚一明两间，里面空空的，床也用棍棒支的，上边铺上草垫子打开铺盖就可以睡觉了。夜里仰面躺在床上，从棚顶的空隙中可见闪闪星光。冬天，四面来风，棚内尽管昼夜炉火不熄，仍寒气袭人，风雪来临，常有雪花飘落进来；盛夏，骄阳似火，把薄薄的棚顶晒透，闷在里边汗水涔涔，像进了桑拿室。

工程是紧张的，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

一天，刚吃过早饭，电话铃响起，是市指挥部李副政委打来的。我接过电话，对面传来了急促的声音：“志红吗？你快……快……到坝东来，出车祸了……”我扔下电话，跨出工棚顺着凹凸不平的山路飞快地向大坝跑去。爬上大坝向东一望，109国道上聚集了一堆人，南来北往的车辆堵成了一条长蛇阵。我心里一惊：恐怕这是一起严重的车祸。

到了现场，只见几个人正在把伤员往救护车上抬，公路西边还横躺竖卧倒着几个人。一个、两个、三个……共七个，各个血肉模糊，呻吟声、喊叫声凄凄惨惨，抢救的、围观的乱做一团。倒下的是红星连旧宫排看皮带机的几个年轻人，排长李凤山正在现场指挥抢救。李副政委见我到了现场，动情地说：“志红啊！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抢救伤员要紧，我没有吱声。大家连搂带抱地把伤员抬上了救护车。望着呼啸而去的救护车，我的心愈发沉重起来。在这里，我这个政委兼支队长既要抓工程，又要抓学习批判，而整天提心吊胆是怕出事故，所以大会小会的讲安全，可四千民工差不多都是二十出头的愣小伙子，隔三差两的出事：打眼放炮石头蹦着了、刨砂石料塌方砸断胳膊腿了、皮带机碾碎手指头了……每次事故处理起来都很棘手。今天一下子竟倒下了七个，我感到责任重大。

交警来了。当即勘测了现场。事故发生在109国道上。109国道挂在川子北面的山腰上，公路从西边齐家庄方向往东来，过了清水河向南拐弯，沿着陡坡下来奔斋堂，事故就发生在拐弯下坡的不远处。现场有一辆大拖拉机的机头停在公路的西侧，它后面的挂斗在车头右前方很远的地方扣到了公路下……显然，这是拖拉机向南拐弯后下坡时挂斗与车头脱了钩，挂斗失控前冲酿成的祸。当我意识到责任在对方时，心里稍显轻松，可又马上担心起来，心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于是当即提出事故责任未弄清之前保留现场，并在现场留下了人。

交警把双方当事人带到斋堂派出所。双方各自陈述了意见。拖拉机司机一口咬定事故的原因是民工横穿马路。旧宫排排长李凤山立即给予驳斥，他说：“事故发生在路西，民工已经过了马路。”

身在异乡为异客，我是领导，不能太小家子气，可原则问题岂敢让步。我说大兴民工到斋堂川施工，受到了门头沟区各级领导和各部门的支持，事故对双方来讲都是不幸的，同时，明白无误地指出：现场表明，事故原因是拖拉机挂斗与机头脱钩失控造成的，如果挂斗与车头不脱钩绝对不可能酿成这场悲剧，责任完全在对方。最后，要求门头沟区交管大队实事求是，秉公执法。

司机被铐上手铐带走了，事故处理暂告一段落。这时我心里总算松了口气，马上赶到斋堂医院看望伤员，对抢救工作做了安排。

太阳西斜，霞云满天。深秋时节，山风阵阵。我又饿又累，拖着沉重的身躯出了医院大门返回大三里。就在我再次跨过109国道时，突然发现坝东的许多民工蜂拥着跑向大坝。我顺势一看，坝西上空腾起滚滚浓烟，烟雾中加着火焰。我马上意识到：不好了，大三里工棚起火了！

市指挥部一再强调安全，尤其要求加强工棚防火，连队、支队都安排了专职防火员，二十四小时昼夜巡逻。可今天……刚处理完车祸，又着火了。工棚荆条加油毡，干柴烈火、火上加油，火一旦着起来没救。真是祸不单行，我的心憔悴了。

越过大坝，我上气不接下气的地跑到火场。民工们正奋不顾身地把一桶桶、一盆盆水泼向火海，用铁锹、木棍扑打火焰。起火的三间工棚烧得差不多了。我有些后怕，心想：幸亏没火烧连营，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市指挥部李副政委赶来了。李副政委是个老革命，分管安全工作，工作极端负责，每每讲话会必讲安全，什么“安全第一啦”、“慎而再慎啦”、“要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高度负责啦”，讲起来不厌其烦。上午车祸，他到场了，下午着火，他又赶来了。李老再也禁不住这连续的打击了。他蜡黄的脸上充满痛楚，竟当着众人的面哭了，哭得老泪纵横。我忙上前安慰这位老领导。他摘下老花镜，用手帕擦着泪，然后抖落着两手抽泣说：“志红啊，志红！这回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哟！”

我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烧的不是普通的工棚，而是三间展览室。展室内展出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材料，其中有十份红字头的《中共中央文件》，是经过伟大领袖圈阅过的中央正式文件。那是个政治帽子漫天飞、冤假错案到处有的特殊历史年代。有的人因喊错了一句口号、写错了一个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关进牢房。那时派性还很严重，等待别人倒霉的大有人在。心怀叵测的人有可能无中生有、节外生枝，制造事端。那么多《中共中央文件》不见了，说是烧了，人家不信呢？说烧了十份，谁能证明？那是一个“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的年代。有人可能把问题搞得扑朔迷离，把事故歪曲成“政治事件”，诬陷为“有组织、有蓄谋的盗窃国家机密”等等。谁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

我立即让保卫组封锁了火灾现场。仅留下指挥部政工组、施工组、后勤组人员清理现场。为了找到中央文件残篇断简，一人一根荆条棍，蹲下身去，一下挨一下地扒拉废墟里的残物，以获片纸为珍。果然最终在灰烬中拾得了十几片中央文件的残骸。有的火柴盒般大小，有的巴掌般大小，但看得出那确实是《中共中央文件》的一部分，也许，关键时刻也能说明些许问题。

当天夜里，我亲自动笔写了一份事故检查报告，说明事件原委经过，上纲上线地做了一番检讨，并请求处分。第二天一早将检查报告连同那些封存起来的中央文件残片一同呈了上去。

检查报告交上去了，我还是诚惶诚恐、惴惴不安。渐渐的这事儿竟不了了之啦，我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百花山的遭遇

百花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美丽，令人向往。她以森林茂密，珍禽异兽及名花异草繁多而闻名

走进百花山，百鸟争鸣，群鸟朝凤，这里是鸟的乐园。泥雀、百灵鸟、竹叶青尽显那清脆悦耳的歌喉，黄鹂、杜鹃、柳雀尽展那美丽动人的羽毛，还有那大狂、金雕、红隼等深居简出的大型猛禽……这里栖息的鸟类有160余种。

山上常有狍子、野山羊、野猪、狐狸、雉鸡、松鼠等野生动物出没。偶尔可见金钱豹、黑颧和褐马鸡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当然，最为壮观的还属百花山上的十八景观：登高望云顶日出、晚霞映翠、云海升腾、七色玉带，令人心旷神怡；放眼看百花草甸、百花瀑布、万年冰肌、古林擎天，让人赏心悦目；再看那神工鬼斧的金蟾拜月、冰壁岩柱、白蟒长啸让人如痴如醉。顺便游一游蚂蚁山、古石海，逛一逛冰缘城堡、松林长廊……一步一景让人流连忘返。

当您聆听鸟儿歌唱的时候，当您惊喜野兽出没的时候、当您赞美大自然神工鬼斧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脚下的爬行动物——白条绵蛇、玉绵蛇、尤其那蝮蛇。

提到蝮蛇，百花山上蝮蛇伤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曾轰动过整个斋堂川。

平原汉子没见过山，做梦都想去一趟美丽的百花山。尽管指挥部三令五申不准登百花山，但还是有人前去光顾。尤其是即将退场的民工偷着摸着都想去趟百花山目睹一眼她那美丽的风采，砍几根“五道木”带回去孝敬给家里的老爷爷、老奶奶当拐杖用。

73年初秋的一天，红星连旧宫排的一个叫马荣（化名）、一个叫周强（化名）的年轻人，在退场的前一天，起早去了百花山。他俩玩了一整天非常尽兴。夕阳西下，柔和的晚霞，把满山碧绿的灌木丛照得金光闪闪，两个年轻人正在苍莽的丛林中寻找小径跋涉而下，走着走着“唉呀！”一声，马荣应声倒下。“不好！被蛇咬了。”同伴周强马上过去，解下自己的腰带，在他受伤的腿的伤口上方紧紧扎了个结，然后背起他就往山下跑。不一会儿，马荣大便失禁，神情恍惚了。

指挥部接到报告后，下令紧急抢救。病人很快送到斋堂医院。重新结扎——冲洗伤口——注射胰蛋白酶和解毒药……“不行，得马上转院！快往城里转！”病人被担架抬上了指挥部的小轿车。

小轿车沿109国道在崎岖的山路上飞奔。经胡林，过军响，穿过雁翅隧道，折向东南过安家庄、下韦甸、担礼，到了军庄镇，此时病人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出现休克。“师傅再快点！”前往的支队领导焦急地催促着。车子风驰电掣般向前飞奔，过了三家店、五里坨、金顶街，车子飞上了长安街。

“到哪家医院？”司机师傅喊道。

“就近住院！”车上有人回答。

顾不得商量了，司机师傅当机立断，来了一个右打轮。车没停，冲进了301医院的大门。门卫在后面喊：“停车！停车！”车子在急救室门前停下了。病人被抬进了病房。

抢救开始了。病人已完全休克，烧得浑身抖动着，伤口红肿，血从伤口一侧的肢体毛孔中溢出，病人处于危险状态。

救人要紧。市指挥部领导来了，支队领导来了，红星公社党委领导也赶来了，恳请医院千方百计，全力抢救这位年轻人。医生迅速作出诊断，做了应急处理，然后介绍说，毒性最大的蛇属眼镜王蛇，被它咬伤，病人会迅速停止呼吸，立即致死。所幸这位病人是被腹蛇咬伤。腹蛇又称“草上飞、“土公蛇”也属于毒性强的一种，医生表示要尽力而为。

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病人出现了全身症状，需马上采取全身治疗。

“北京没有抗蛇毒血清怎么办？”

“向广州求援，用飞机空运！”

广州方面全力支持，以最快的速度运来了血清，还随机飞过来两位蛇伤专家。抗蛇毒血清注射后，病人渐渐恢复了清醒，大家都长长地出了口气。消息传到斋堂水库，干部民工上上下下都说301医院使马荣起死回生，赞扬解放军医院就是好。

水库指挥部把广州来的两名专家请到了指挥部，一方面感谢他们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一方面请他们为各支队领导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教育课——由专家现场展示毒蛇，并介绍蛇伤的防治知识。

蛇是爬行动物。据专家介绍世界上有蛇7500余种，中国有200种。最小的蛇长100毫米；最大的蛇如南美的水蟒长达10米以上。蛇毒伤人，亦是珍贵的液剂，目前正作治疗癌症实验。

专家介绍说，原来蝮蛇仅见于中国辽宁省大连西部的蛇岛，估计有2万余条，不想在京西百花山竟有蝮蛇。说着他从随身带来的一个盒子里取出一条蝮蛇给大家看。此蛇长800毫米，体形粗壮，头略呈三角形，黑褐色。他说蝮蛇也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蛇。被蝮蛇致伤，残存在病体的毒剂很难清除，病情反复极大。

好消息不断从301传来。“病情好转！”“神智清醒了！”“开始进食啦！”支队党组决定制作一面锦旗，写封慰问信，前去301医院表示谢意。电话铃又一次响了，是从301打来的。电话里传来了噩耗，马荣全身出血，急性肾功能衰竭，已停止了呼吸！那是马荣住院的第七天。

人们沉浸在悲痛和惋惜中！

一个爆炸性消息

日夜轰鸣的皮带机刚刚平静下来，大家要打点行装准备退场了，突然一个爆炸性消息传来——“大坝裂口子啦！”

“瞎扯！”“造谣！”人们反驳着。

“真的！大坝漏水了，有人在大坝底下看见往上冒混水啦！”那个人认真地说。

“大坝裂口子啦”这个爆炸性消息，一下子把人们惊呆了。

巍屹大坝，雄伟壮观，横亘在斋堂川上。它高58米，累计砂石方220万立米，它是万名指战员三年汗水的结晶。

忆往矣，峥嵘岁月稠。人们怎能忘记清水河截流大会战、砂石料依托阵地战、黏土斜墙攻坚战、混合料和干砌石保卫战那一个接一个的战役。

市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了。下属的工程组、施工组、质检组、工程队的负责人到会了，各支队的政委、支队长到会了。会议在一个大工棚里召开，里面坐满了人。一辆挨一辆的小汽车开进市指挥部大院。市水利局局长来了，鬓发苍苍的老专家来了，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刘绍文政委来了，黄作珍政委也来了……同往常不同，指挥王觉民、李副政委等市指挥部领导坐在了一旁。

刘绍文宣布开会。他开宗明义：斋堂水库出了质量问题，市委很重视，今天开会就是查找原因。会议白天开，晚上开，找不了原因明天接着开。刘绍文政委到工地来过，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可今天格外严肃。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黄作珍政委接着说：“首都头上一盆水，你们忘了××水库的教训！（指某水库因溃坝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

开始揭摆问题了。质检组大概觉得难辞其咎首先发言，在自怨自艾了一番后，便一条一条开列起事故的原因：

“有的支队上坝超径石过多……”

此言一出，刘政委厉声问道：“哪个支队的？”

答：“京通（化名）支队。”

“民工夜班，抱老乡谷草到大坝上睡觉，混进了杂质……”

“哪个支队的？”刘政委又严厉问道。

回答还是“京通支队的。”“不服从质检人员检查，一指出问题就骂，追到指挥部大院来骂，骂我们是一群资本家狗崽子……”

“这又是哪个支队的？”刘政委一听火冒三丈。

回答依然是“京通支队的！”

刘政委严肃地说：“京通支队问题不少，必须做出答复！”京通支队的张政委在下面不服气地说：“我们有话要说！”

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总指挥王觉民坐不住了，他忙站起来说：“责任在指挥部，主要责任在我……”

我想此时心情最沉重的是这位总指挥。王觉民近六十，我敢说他是水库工地最辛苦的一个。刚一拦洪，他就把铺盖卷搬到施工现场，住进了低矮的帐篷。他每天迎日出，送日落，无论严冬酷暑，大坝上都能见到他那高大的身影。他手下的得力助手王辅明、张继先、马代文、齐曾等整天坝上坝下跑，现场督促、现场检查，那南山坡上的“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北山坡上的“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两条红漆隶体大字标语格外醒目，随时提醒着水库建设者们注意施工质量，可大坝还是出了问题。

会上，虽然没有直接点大兴支队问题，可我这心里觉得不是个滋味。干了三年竟是这般结果。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难道真的因为超径石过多吗？我接受这种观点。大坝砂石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大兴支队四千民工一车一车推上去的。我们严格执行了超径石不准装车，不准上坝的要求。为了把住最后一关，还在皮带运输机两旁安排了专人，他们每人手里拿个铁钩子，见超径石就往下钩。不让超径石上坝。长子营团有个后勤人员，是个朴实的农民，他五十多岁了，一身破旧的衣衫，趿拉双破绿军鞋，工余时间总背上个背篓坝上坝下地转，见到地上有绳头、铁丝、钢筋头、柴草等，便躬下身去，拾起扔进背篓里。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水无孔不入，不能让杂质混上坝去。一年多时间，仅钢筋头、铁丝等金属废料就捡了两千多斤，临退场时，全部交了公。市指挥部特此通报嘉奖，并奖给他铁锨一把。多好的民工呀，可如今这大坝却出了问题。想想这位义务拣拾废物的老人、想想那一个个的“泥菩萨”，怎能忍心把责任推到下边去呢！问题到底出在哪？我陷入了云里雾中。

经过揭摆问题、专家论证、现场勘查，终于有了结论：事故为黏土斜墙不均匀下沉所致。斋堂水库主坝为碾压式黏土斜墙土坝，由于上黏土时局部碾压不匀，密实度不够，蓄水后出现局部下沉，所以造成塌陷漏水。那毕竟是一支千军万马的队伍，在把知识分子当作“臭老九”的年代。所幸问题是局布的，可弥补的。

出于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万名民工又开始了新的战斗。把沉陷的泥土一锨一锨地挖出来，再从下边一层一层地填夯实……保证大坝万无一失，又在大坝南端开凿了一个五米见方的长方形泄洪洞，以备不时之需。这座投资3112万元，库容量5240万立方米的斋堂水库终于建成了。

临退场前，崔旭东同志来到水库，他已官复原职任了大兴县委书记。他对我说这次来水库一是看看大家，二是谈谈我的工作。见到老崔，我十分高兴，有异乡忽遇良朋之感。

离开农林组快三年了，见到老崔使我想起我们在农林组一起工作时的情景。崔旭东1938年参加革命，在顺义、平谷担任多年县委书记，文革后期来到大兴农林组，当时没给安排什么职务，我时任农林组副组长。送老崔到大兴的张益三主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市委农林组组长）嘱咐我说：“小王啊，你们年轻干部一定要尊重老同志，老崔是老干部，顺义、平谷的老百姓都说他是‘财神爷’。”在这以后，我们一起组织农业学大寨运动，带领全县支部书记去平谷岳各庄、徐家屯，房山南韩继，蓟县沙石峪参观学习，组织召开全县种麦现场会、棉花现场会、水利现场会……我们一起骑车下乡，记得一年秋后我们农林组三四个人与老崔一起骑车从黄村出发，先后到了青云店、长子营、采育、安定、庞各庄，然后从榆垡返回县委，十多天时间差不多把全县转了一圈。所到之处调查座谈，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老崔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又平易近人，田间地头跟农民聊起来津津有味，养猪呀，种棉花呀，他讲得头头是道，很受人敬重。1969年国庆20周年，我俩又一起参加了国庆观光活动，站在天安门城楼西侧观礼台上观看盛大游行，那时他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如今他重新回到了县委书记的岗位，我对他落实了政策感到高兴。

崔书记对我说，市水利局通过市委找县委，要把你调到市水利局去，我想听听你个人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听县委的。老崔说，你年轻到外面闯一闯固然好，可你家住通县农村，母亲又有病。你挖过河，修过水库，又年轻，去市局外出带工的任务难免更多一些，这样家来家去的会不方便。他语重心长地给我分析着情况。听得出那关心的话语中带有挽留的意思。我再次表示，我的工作听县委安排。老崔当即表示说：“那我就跟县委去说，先不去市水利局了！”

从斋堂水库回到大兴县委农林组，照例忙忙碌碌，组织会议，催种催收，总结典型，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约过了半年，崔书记又找我谈工作了，他说：“张益三主任要在各县挑选几个熟悉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充实到市委农林组去，他提出了你。”不等我回答，他接着说：“上次去市水利局我没放你，这次我再留你，跟市里也不好说了，你自己定吧！”我再次表态：我的工作听县委的。崔书记踌躇片刻说：“看来县委留不住你了，你到下边公社干去怎么样？”没过多久我去了大皮营公社任党委书记、公社主任。

我眷恋着斋堂川，思念斋堂水库。几年后我终于去了一趟斋堂水库，那是79年深秋的一天。车子在熟悉的109国道的山路上颠簸着、盘旋着……斋堂水库到了。

车子在坝头停下，下了车，我拾阶登上大坝，顿时凉意爽然。信步流连，立刻被山秀水媚的胜景所陶醉，眼前是一派“横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景象。向西看，秋阳艳艳，浮光耀金，碧波粼粼，库水湛蓝澄澈，浩大而不威严，温和而无狂暴；两岸蜿蜒层峦叠嶂，水中倒映着红叶、绿树、山影、蓝天，千姿万色，多姿多彩。转过身去，向东看，目之所及当年的衰草、石砾处已树林葱笼，果满枝头。

仰望碧空如洗的蓝天，眼前似乎出现了海市蜃楼般幻景；夕旭下大三里对面山坡上一排排、一层层工棚上空炊烟袅袅；叮咚作响的清水河正泛着银光自西向东流淌过来；那“百里十车”推料上坝的汉子们在川子里摆起了长蛇阵；那日夜轰鸣的皮带输料机把龙头昂上了南山的悬崖峭壁……我仿佛又回到当年那火热的征战中。

啊！斋堂川变了，变绿了，变美了，变富了。两坡梯田层层叠叠，一方方玉米田秧壮穗大，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山区赢来了又一个丰收年！真是有水则灵啊！

水库负责人刘同志热情招待了我。他告诉我说从74年到79年累计入库量为2.293亿立方米，为农业供水达1亿立方米，斋堂川年年都是好收成。听到这里，作为当年的一名水库建设者我内心充满了幸福！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人生旅途崎岖修远。我在大兴县委整整十年，十年里虽无可心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却有一个普通人的认真、勤奋……那是流彩溢金、风华正茂的十年。虽然“紧张”、“清苦”，但历史地看，宝贵的是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地感到经历的所有挫折和痛苦都是财富；流过的每一滴泪水和汗水都是珍珠。锦帽貂裘怎样？宝马雕车又怎样？只不过是身外之物，过眼烟云。生活的磨砺，情感的积淀、经验的积累是珍贵的。在艰苦的岁月中走过来了，以后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感觉没什么了不起。

长思既往，浮想联翩，刻骨铭心的一幕幕时常浮现在脑际。有幸经历了那段可歌可泣的人生，它使我感到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它给了我思想、智慧、感情、才能、力量和性格，使我有了今天的一点成熟，可以面对历史沉思。

200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