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艺术之乡通州

——透析通州的文化积淀和文化现象

刘姝平

《文艺报》编者按  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今天，通州区委、区政府打出文化通州这个品牌是富有战略眼光的，近些年来，通州区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主管领导的带领下，努力打造中国文学艺术之乡——通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文化通州的形成既有历史的渊源，更有今人的努力。

     在北京实现现代化的今天，文化通州日益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通州文学艺术工作者，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奋力拼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通州成为享誉全国的文学艺术之乡。

     当然，通州成为文学艺术之乡不是偶然的，与她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分不开的。

    “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这是清代诗人王维珍对当时通州景象以及通州标志性的建筑燃灯佛舍利塔的描述。从北周创建始，历经千年的这座高56米，13层砖木结构，密檐式实心塔以其塔身悬挂2248枚铜铃而闻名中外，仅明清两代诗人以塔为题的诗文就达百篇。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用枪击劫掠的方式将数百枚塔上风铃带出国门。然而今天的通州人民补齐了这座古塔身上的所有风铃，使它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迎风鸣响，始终鼓舞着通州人奋进。现在从北京天安门出发东行20公里，仍然可看到这支雄伟的宝塔塔影，就知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了。

     通州地处北京的东南郊。全境处于永定河、朝白河洪冲击平原，土地面积仅有907平方公里，不到祖国版图的万分之一，但它所承载的历史却远远超出了她略显瘦小的身体。闻名中外的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也是南北漕运的终极码头。从元代开始通州的漕运便兴盛起来，到明清两代，通州设漕运衙署，已有重兵在此屯兵把守。这里成了皇粮、皇木的仓场，富商大贾的商局、会馆、货栈。迎来送往的是南巡谒陵的帝王，进京会试的文人，赴任述职的官吏，四处游历的闲绅逸士。仅康熙帝巡幸通州就达27次。

     历朝都视通州为肘腋。京畿凡重大战事均涉通州。明清两代更替，近现代三次外敌入侵均经通州而薄京城。清咸丰十年，通州民团猎户数千人与清军一起殊死抗击英法联军，爆发了著名的“八里桥之战”；光绪二十六年，通州数万民众加入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留下最悲壮一页。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殷汝耕叛国投敌，在通州成立了闻名中外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华北22县成了第二个满洲国，通州成了推行奴化教育的大本营。通州人民历来有反抗外敌的传统，在通州人民的努力下，通州保安队官兵举行起义，捣毁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活捉了汉奸殷汝耕，击毙了日本特务机关长、打死日军500多人。这一事件曾通电全国，通州人民无不为之振奋。

     千年沧桑，既淬砺了通州人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也孕育了通州的漕运文化，接纳了中外及南北文化的融合，造就了人杰地灵的地域氛围，形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突显的文化通州。如今的通州是全国文化模范县，被誉为中国“作家之乡”。在首都现代化发展战略中，通州将被纳入东部发展带，十年内将成为历史文化彰显，现代化气息浓厚的现代化、国际化、高品位的北京新城区。

     一、通州地域文化是今天建设文学艺术之乡的历史基础

     通州历史悠久，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建县，始称路县。金代天德三年在路县设刺史州，取“漕运通济”之意称通州。

     自秦朝以来，因通州多河富水，历代都利用通州自然河道开发水运。运河段多达四五条，在这样小的区域内开挖运河之多，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元代以来，起点于通州的京杭大运河及连接京城与通州的通惠河，既是滋养北京的动脉，又是北京以水路连接滨海各省，以至朝鲜半岛、印支半岛等各国、各地区的出发地。元、明、清各朝经京杭大运河每年运抵北京的漕粮就达300万——500万石，这些漕粮都需从通州转运。因此通州设有多座仓群存储。所以金代的通州，虽然民户不足3.5万，人口不过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名城，成为京东行政、经济、商贸、文化中心城镇，全国性的物资交流中心。

     通州最早的古运河道曾称潞河。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漕运不仅给通州带来了经济的发展，而且由此带来的饮食文化、地名文化、仓储文化、皇家文化等，在日后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巩固、延伸和发展。对通州形成以漕运为代表的文化特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通州的地名、胡同文化

     地名产生于远古，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其产生、发展及演变，无一不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民族、语言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通州的地名及胡同文化，正是依据这一规律，把千百年来漕运的历史以地名的形式永久的积淀下来，给通州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给通州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场景空间。

     通州的街巷是随漕运的兴盛逐渐发展起来的。明代至清代康熙年间，通州的街巷有55条，到光绪年间已达102条。这期间由于漕运的兴盛和漕运码头的繁荣，各种货物的交易市场增多，商人、富贾及五行八作之人逐渐定居通州。又因漕运衙署及仓储机构繁多，因而街巷、胡同也日益增多。新增街巷及胡同就多以仓场、衙署和交易货场命名。于是带有漕运特色的一批地名及胡同在清代就基本定型了。如位于通州城东南的粮食市，街区为人字型。因东滨北运河，南方大米、北方小麦在此销售，形成粮食交易市场，至今人们仍习惯称其为粮食市。又如，位于通州南部的“四员厅”，街道呈T字型。清代为仓场总都衙门（简称仓场署）所在地。由仓场侍郎、巡仓御史四名官员统理漕运粟米、监督河道及漕运和仓储各厅署官员。署内建有理事厅一座，在此共议管理漕运、仓储事务，故称“四员厅”，清末渐成街巷。在通州这类地名可以说比比皆是。诸如瓷器口、鱼市口、斗子营、江米店、北果子市、牛市口等。这些地名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大多数街巷至今基本保存完整。

     通州的街巷形成早，作为街巷的主要构成部分——胡同更是通州的一大特色。在整个通州的街巷中，胡同有69条，占全部街巷的39%（不包括原称胡同后又改变者）。虽然胡同数量远不如北京，但其所占比例在华北地区极为少见。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胡同最早见于元曲，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我家住在砖塔胡同”之说，由此可见，胡同之名始于元代。元代定都北京后，胡同日益增多，明清沿袭了这一称谓，迅速扩展并波及整个华北地区，因自金元始，北京的皇家文化与通州息息相关，故对通州的街巷名称影响很大。二是漕运的繁荣，带来了商贾、衙门的增多，外来商人剧增，渐成若干聚落，这是通州胡同多的主要原因。

     2、通州的皇家文化

     通州的皇家文化始于辽代。从辽至清历代帝王均亲临通州或游猎，或巡视驻跸这里，在通州留下了较多文化遗迹。

 辽时，通州称潞县，隶属辽国的南京道幽都府。在今通州漷县镇有一片幽燕一带较大的湖薮，名延芳淀。这里水天一色，莲藕飘香，绿苇丛生。辽主每值春季来这里打猎游乐。

 金代，海陵王定都北京，路县始称通州。金正隆四年海陵王完颜亮亲临通州视察造千艘战舰情况。大定二十一年，世宗至通州游猎。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于元十八年正月至通州，二月驻跸通州的柳林。元成宗铁木耳也游猎柳林并发兵1500人于今通州漷县镇域筑呼鹰台，用于射猎。元英宗硕德八刺时代，不仅游猎柳林而且在此敕建行宫。到了泰定帝仍经常在柳林行宫游猎。

     进入明朝通州的漕运已经比较发达，明武宗朱厚照曾于正德十五年十月由江南乘舟至通州，驻跸44日。值得一提的是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与通州的关系。

    李太后，通州永乐店村人，据传其母生前曾居住在通州城东一带，也就是今天的下香胡同。因其母闻有奇香后，在永乐店生下李太后，故胡同取名为香儿胡同，今此胡同仍存，分为上香胡同和下香胡同两段。她幼时性情活泼，聪明伶俐，读书能过目成诵，并酷爱书法。她就是后来朱载厚的贵妃，明神宗朱翊钧的生母慈圣李太后。

李太后（1545—1614）于嘉靖四十年（1561）以良家女子选为裕王朱载厚妃，次年生子朱翊钧。隆庆六年六月，太子朱翊钧10岁即皇帝位，七月尊封生母为慈圣皇太后。据史料记载，李太后教导神宗甚严，她贤明又熟悉典故，以历史为鉴约束父家，使父家畏惧，有贤声。因此，明万历初期国家较为富强。李太后酷信佛，不仅在京师修寺庙，建佛刹，万历三十五年还在诞育之地永乐店筑景命殿、万寿阁，设有行宫及花园；行宫周围还建有华严寺、文庙、魁星楼、护国崇宁至德真君庙等。在真君庙附近有李太后之父李伟的衣冠冢，坟山高大，数十丈长，享殿之前设有神道，道两旁分别站立文官、武将，并有一对石骆驼、一对石马、一对獬豸（号天犬），殿前耸立着大学士申时行撰写的神道碑碑文。现只有李伟墓地依稀可见，人们称之为“李良坟”。神道的石人、石马、石骆驼等文物被存放于通州西海子公园供游人观赏。但这段历史在通州流传甚广，并在史志及文艺作品中多有体现。

     到了清代，顺治元年五月，多尔滚率后金兵攻破通州，八月，清世祖福临就驻跸通州。康熙年间，康熙帝巡视通州达27次。雍正帝去东陵谒陵时，驻跸通州的任庄。乾隆三年八月乾隆帝奉太后游通州的马驹桥围猎。通州又是清廷推行圈地政策的代表地区。满人在近京500里内进行过三次大规模圈地，用“跑马占圈”的方式将通州的47万亩土地强行圈给正白旗所有，占通州总土地量的74.1%。……

     历代帝王及皇室满人在通州所留下的足迹，构成了通州皇家文化的主体，而在各层面社会生活中，通州也与皇家文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通州的漕运仓储文化

     通州自金代开始至以后的800多年间，护卫与管理漕务成为其基本职能，居民生业也多因漕运所需而兴废。因此元代以后，通州逐渐形成了以漕运为代表的特定文化氛围。而这种特定文化中，漕运、仓储文化是其本原。其它文化多源于此。通州在全国独具的三座庙宇中的仓神庙、铁锚寺正是通州漕运仓储文化的显著特征。明清两代仓储衙署官员责任重大，为祈祷保佑无事，故建有仓神庙。明朝在张家湾码头还建有铁锚寺，无论何船经此寺，舵手均要上岸入寺，恭拜祭锚，以祷安航。

     据史料记载，元以来，各代在通州均设管理漕运事务衙署。元代设督漕运司，明代因修建宫室、城垣、定陵和北部长城，对运河水运更为重视，在北京设仓场总署，以户部司员经理，并在通州设有尚书馆、户部分司、坐粮厅公署、监督主事公署、巡仓公署、巡漕公署等近40个办事机构。衙署遍布通州城内。到了清代仍依旧制在通州设置户部坐粮厅署、仓场总署、漕运厅署等大小衙署共10几处。另外，江苏、浙江、江西等漕运总局、会馆等也设在通州。元代以后，通州共有三座漕运码头，张家湾码头、石坝和土坝码头。漕船抵达通州后，分别由三个码头把漕粮及货物转运通州各仓群或陆运京城。金代开始在通州设有三座国仓，元代增至13座，到了明代，北京设仓为天子之内仓，通州设仓为天子之外仓。内仓储粮40%，外仓储粮60%。到明正统元年，通州国仓已分布在城的四周，分为大运中、东、西、南四座仓群。由于通州是漕粮的仓储重地和转运中心，清雍正七年（1729年）八月，开始修京通石道，通往土坝、石坝码头及各仓群。雍正十一年，雍正帝亲自撰文并书御制石道碑一通。乾隆三十七年，即令重修，又御制石碑一通，现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存放于通州北苑一带。

     每年农历三月初一，春暖花开之际，通州还在土坝码头举行开漕典礼，祭祀坝神。山东、河南二省漕船率先到达通州参加开漕典礼活动。典礼上，由一个壮汉扮演“坝神”，双肩各扛一石粮食，两臂各夹一石粮食，伫立坝上，在鼓乐、鞭炮声中仪式开始。由仓场总督率所辖漕衙下属，向坝神焚香叩头，大礼参拜，祈求保佑。同时到崇报祠祭祀吴仲、何栋等修河功臣。头帮漕船彩绸装饰开进，一年一度的漕粮收纳工作便宣布开始。漕粮的收纳和支放场景可以说是蔚为壮观，构成的是一幅幅特殊的仓储文化画卷。这段历史，清代的纳粮图、晒粮图以及江萱所绘的《潞河督运图》中都有形象记载。著名作家王梓夫先生的长篇小说《漕运码头》（现已改编成40集电视剧）也从文学方面得到了体现。

     4、通州的饮食文化

     历史上流传甚广的“一京、二卫（天津）、三通州”的说法，与当时通州饮食业发达不无关系。京杭大运河不仅给古代通州的相关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由它带来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形成精品。特别是被称为通州三宝的“小楼烧鲇鱼”、“大顺斋糖火烧”、“万通酱豆腐”至今仍为京津地区人民津津乐道。

     通州创建的全国绝无仅有的监斋庙，是饮食文化的很好例证。通州历史上商业繁荣、文化发达，酒楼饭馆星罗棋布，厨师很多。为祈祷神灵保佑，厨师便集资建造了监斋庙，每逢年节，厨师云集至祭，今仍保留有监斋庙胡同名称。

     明末南京上元人刘刚乘京杭大运河的粮船北上，来到通州水运码头，见这里商贾云集，异常繁华，便定居通州，生产出闻名中外的大顺斋糖火烧。中国政府曾把这一食品作为礼品赠送给印度总理尼赫鲁。至今大顺斋糖火烧在通州有专卖店，在京津大食品商场有专柜销售。

     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的小楼饭店，利用当时北运河盛产鲇鱼的有利条件，把鲜活的鲇鱼去头尾取中段，用纯绿豆淀粉裹衣，用香油红烧，通过三烤，拌入副料，熘炒勾芡出勺。放在盘中，色泽金黄。放在口中，味道鲜美。时隔一百多年，至今仍为通州一绝。

     清末民初，享誉京津地区的万通园酱豆腐，借助京杭大运河，用从绍兴运来的胚料，每年四次，每次二船，每船五百坛，每坛一百块，以极少的产量，精细的制作，加之入库封存久储，使得这一小红方曾经红透京津南北。尝到它的人无不感到腐质细润，芳香扑鼻，别有风味。

     通州三宝是通州饮食文化的代表，通州人民政府为了进一步弘扬这一特色文化，从1991年开始，连续举办了五届通州美食小吃节。当时每到10月初，通州城张灯结彩，小吃摊位林立，数千种小吃以各种销售形式迎接中外宾客，盛况空前。对此，通州政协《文史选刊》有专辑记述。

     5、通州民间手工艺术文化

     晚清时期，朝廷为了保证漕运通畅，严禁在运河沿岸兴修农田水利，通州农业发展受到限制，所以手工业相对比较发达。因通州城市繁华，逐渐成为消费城市，所以手工艺术品制售就更为突出，产生了许多代表人物及作品。

     剪纸艺术家杨本逵。清末武举，通州人。他的剪纸艺术讲求立体效果，多以亭台楼阁为剪裁对象，并将其制作成实物模型，在公共场所展览，十分引人注目。他所创制的潞河中学谢氏楼和铭贤学校的剪纸模型曾先后送往美国展示，在当地引起轰动。他剪制的北京前门楼、通州文庙模型博得各界好评。最后，他以巨大的故宫剪纸模型在一次国内展览会上获奖而声誉愈著。

     陶器制作家杨梦臣，通州人。他的陶器作品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大的有通州古塔、老寿星、狗熊等均高一米左右。小的如茶具、花盆、帽筒、笔筒等日用器皿，形如树根，表作酱色，镌绿色花纹图案，纯朴厚重，雅俗共赏，深得各层人士喜爱。1915年，他的作品曾参展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并获奖。

     通州的料器（旧称琉璃）生产也可追溯到清朝末年。在通州有台湖的蒋记、门记，城关的马记等几家作坊。其作品有花鸟、盆景，还有百兽、瓜果、蔬菜、人物、首饰、彩料浮雕等。其质感晶莹剔透，高贵典雅，深受国内外人士喜爱，历经百余年而不衰。现在，通州台湖和梨园地区被誉为“料器之乡”，通州的料器作为一种艺术产品行销世界各地。

     通州因漕运的发达、交通的便利、人流物流的繁复，形成了南北、中外经济的交汇融合，祖国各地文化、外域文化在这里也自然形成了独特的通州运河文化。它的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南方会馆对通州的影响  清乾隆三十年（1765），由江西省十三个运粮船帮集资在通州兴建了江西漕运会馆。道光元年（1821）又进行重建，改名叫“万寿宫”。万寿宫前后四进院落，前殿供奉许真君（相传许真君为东晋道士，江西人。其人于宁康二年即374年，在南昌西山成仙，曾斩蛟拯救众多江西人而被奉祀为福主。宋代被黄帝封为“神功妙济真君”，世称“许真君”。故江西人在外地组织团体建房舍，即把许真君视为福主供奉于内，称“万寿宫”）。这里平时只设一人看守，通州人进出这里的机会很多。因宫内还建有戏台，除运粮船抵达通州交粮结帐等候多日的船工以此作为休息之所，以待返航外，通州人也把这里作为吸纳另类文化的场所。由于这一机构的长期设置，使这一地区逐渐繁华，商店、茶馆、饭馆、照相馆、理发馆等应运而生。各种商贩，说书唱戏，杂技耍猴，变戏法、拉洋片，肩挑贩佣和民间艺人多集于此，形成了通州最繁华的街区。至今通州人仍习惯称这一带为万寿宫。1952年万寿宫才被拆除，江西人的特色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通州人。

 基督教、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在通州的碰撞  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别于清嘉庆和光绪年间传入通州。天主教以建立教民区域为传教方式，先后在通州贾后疃村等十个区域发展教民近两千人。基督教则以集中建立学校等设施为基地进行传教，教民达1800多人。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将基督教传入通州后，先后有英国救世军与挪威神召会派牧师来通州传教，但以公理会的势力最大。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席卷通州，数万民众加入义和团，共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强迫通州地方政府赔偿白银六万两，并为被杀外国教民建坟立碑。还强迫地方政府割占通州新城南门外晒米场等大片土地近两千亩，兴建教堂、学校、医院。今天通州的潞河中学、潞河医院前身均为庚子赔款所建。天主教、基督教的长期进入，使通州形成了若干个宗教文化区域。在通州的贾后疃村、牛牧屯村、龙庄村建有三座天主教堂。村民多为教民，至今教务活动频繁。贾后疃村教堂能同时容纳本地及外地20个村子的400多名教民活动。基督教由于在通州城内建有学校、医院和教堂，位置又相对集中，因此新城南街一带成了基督教民和身份较高及神职人员的居住区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现通州建有一座能容纳500人的基督教堂，周边各县教民均来此从事宗教活动。

     通州较早接触到现代文明  清同治六年（1867）美国基督教公理会牧师姜戴德在通州新城北街开办男童寄宿学塾，将西学、西医首次传入通州，成为通州教育区别于旧学和私塾的分水岭。1903年通州成立了小学堂，全部教授现代课程。到宣统二年（1910）城乡小学达57所，学生1175人。

     清光绪九年（1883）京沪电报线延至通州。通州成立了电报局，隶属清政府邮电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通州设立邮政分局，邮政业务除平信、挂号信外，还有贸易契及明信片等。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始建自北京正阳门至通州北运河西岸铁路，始称京通铁路。1925年通州安装了第一台75千瓦燃煤直流发电机，始用电力。1927年通州城万寿宫处设公共汽车站，直达北京。1936年通州建造了第一眼机井和水塔。从此，通州始用自来水。现代机构的设立及现代文明的引入，使通州人视野更加开阔。

    二、文化名人的出现及引入，激活了通州文学艺术的创作    

     通州因漕运而兴、因地域而成的文化特色，奠定了通州文学艺术事业的坚实基础。经过南北文化的融合和中外文化的碰撞，沉淀几百年的通州运河文化，像一瓶陈年老酒，让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们回味无穷。从而打开了他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因而通州名人荟萃，作品繁多，文化现象屡出，充分显示出漕运文化积淀的深厚和厚积薄发的态势。

     1、通州文化名人荟萃

     古往今来，通州人杰地灵，文学艺术创作繁荣。仅明清两代，通州籍作家作品就有280多部，清代为最，有史料记载的通州籍作者达30余人。

     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客居通州，其最后著作《九正易因》就在通州莲花寺写成。通州人马经纶，曾任明朝监察御史，被贬为民后，回乡兴办闻道书院，著有《与当道书》、《启当道书》、《与李麟郡都谏转上萧司寇》等。明代通州人李三才，官至工部尚书，在其家乡张家湾开办双鹤书院，主要著述有《无自欺堂稿》、《双鹤轩诗集》、《诚耻录》等。通州人岳正，明代翰林院修撰，著有《深衣纂误》一卷、《类博稿》十卷、《类博杂言》一卷。通州人王大鹤，清乾隆朝住国史馆纂修、宫廷上书房师傅，著有《爱吾庐及思存集诗》、《啸笠山房诗集》。通州人刘锡信，先后任山东即墨知县、户部员外郎，著有《潞城寺古录》三卷、《煮石山房诗稿》、《菱溪笔记》等。民国时期通州人傅绍曾，著有《南洋见闻录》七章等。

     新中国建立后，通州籍作家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展露头角。通州人刘白羽，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他在1950年参加编制的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散文集《芳草集》获1989年优秀散文奖；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和（1986至1994年）炎黄文学奖；长篇传记文学《心灵的历程》，获首届（1990年至1994年）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他有多种作品被译成英、俄、德等多种文种出版。

     通州人刘绍棠，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系列》12卷。其中长篇小说《京门脸子》获北京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获全国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娥眉》获全国优秀作品奖。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长期在通州工作创作的作家浩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杏花雨》，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浩然选集》5卷，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等。其主要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连环画，并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别奖。

     通州人高占祥，曾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主要文学作品有《浇花集》、《微言集》、《微风集》、《春泥集》等，并有《高占祥书法集》、《高占祥人物摄影作品集》、《莲花韵》、《荷花韵》等摄影专集。

     通州人房树民，曾任中国青年报社文艺部主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诞生》、《九月的田野》、《樱桃园村》、《雪打灯》，与人合作发表报告文学《向秀丽》、《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

     通州人王梓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异母兄弟》、《漕运码头》，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光》、《大运河启示录》，纪实文学《净化神圣的国土》，中篇小说集《昨夜春风》，话剧《夏威夷酒家》、《红河谷》等剧本。

     通州人周祥，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著有长篇小说《运河摊上儿女情》，短篇小说集《死岛》等。

     改革开放以后，通州文学艺术事业不仅调动了通州人的创作激情，而且吸引了各方艺术人士来通州居住创作。其中，不乏大家、名家。如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著名雕塑艺术家韩美林先生、著名歌唱家郭颂先生等。另有宋庄画家村及各界来通州发展的艺术家达二千余人。

     2、通州文学艺术特色凸显

     文学是各项艺术的本源。通州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文学创作不断繁荣，而且具有特色。因此带动了通州地区各个艺术门类的兴旺，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现象。

    （1）运河文学现象

     运河文化是伴随着通州的诞生而成长的。通州区的文化名人无一不以运河文化为创作题材和汲取养分的源泉。因此，从刘绍棠的创作作品开始，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通州文学创作，引上了以“运河文学”为特色的乡土文学的轨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以王梓夫、张宝玺、刘祥这批新生代作家为代表的运河文学创作，更加彰显出实力，并把通州“运河文学”创作不断向更高层次、更广阔的程度推进。通州文联以“运河文库”为题，每年出版发行一套10名作者的10部运河文学作品，现已出版到第40部。通州文联的机关刊物《运河》，也以文学创作为主要内容，成为通州籍作者及京杭大运河流域作者的孕育之地，使运河文学作为一个文化品牌屹立于文学创作之林。

    （2）“红学”文化现象

     通州在清代漕运发达之时，大文学家曹雪芹家在张家湾运河码头一代开有当铺与染坊一事世人皆知。至今，房舍旧址仍存。而1992年8月1日在通州张家湾镇召开的曹雪芹墓葬刻石发现鉴定及新闻发布会，则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海《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香港《明报》，美国《纽约时报》等数十种报纸登载曹石要闻与评论文章，《北京日报》开辟“曹雪芹墓石争鸣”专栏，发表不同观点文章。1992年10月18日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和香港、台湾以及我国各省市红学家120余人到会。会议主旨原定《红楼梦》与中国文化，但北京4位代表的论文均为论证曹石，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大会组委会将曹石列为专题进行讨论。曹石虽有真伪之争，但肯定者认为张家湾一带是曹雪芹晚年重要活动场所。使通州成为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之地。

    （3）张宝玺创作现象

     张宝玺系通州人。他出生在运河边上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崇拜刘绍棠和浩然，少年立志“河东有个刘绍棠，河西要有个张宝玺”。因此，他长年笔耕不辍，几十年如一日，成为通州运河文学领军人物之一。他的经历是亦农亦笔，亦官亦笔。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成长为当年最年轻的乡党委书记，团县委书记，县水利局副局长，水利工业公司总经理，县经济技术协作办主任，区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区文化文物局局长，区文联主席。与此同时，他紧随社会的脉动进行文学创作，以运河沿岸的改革大潮为创作题材，先后发表三百多万字的著作。被浩然称作“张宝玺”现象。其中长篇小说《沧桑 》曾获得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佳作奖。长篇小说《大河惊梦》被改编成十五集电视剧，中央电视一台在2002年“十六大”期间进行了播放。他的六卷本文集在美国出版发行。我国驻美大使馆发来贺电，称这是中美文学交流的一件大好事，也是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实例。他的文学创作历程代表了通州作家之乡若干创作者的成长历程。

    （4）通州的戏剧情结

     通州历史上对戏剧的接受能力较强，曾流行评剧、河北梆子、京剧、曲剧等剧种。解放初期，曾有通州市评剧团、通县评剧团、通州专区河北梆子剧团、通州专区文工团等专业戏剧团体和通州业余京剧团等。戏剧演出活动十分频繁，演出涉及内蒙、河南等地。通州的专业戏剧团体之多，当时在华北地区极为少见。河北梆子剧团还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如金镶钻、张少卿、王晓云等。

     专业演出还带动了票友的活跃。通州业余京剧团曾诞生了许多高水平的优秀票友，如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书画家刘大石先生等。

     通州不仅戏剧表演艺术活跃，戏剧创作更加繁荣。解放以来，共创作过歌剧、评剧、河北梆子、曲剧、小品、电视剧等剧本数十个。其中曲剧《烟壶》、《春柳》，评剧《闹花堂》获全国创作银奖；业余京剧团创作并演出的《银珠》，获北京市创作奖、演出奖。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干部刘康达，1991年创作的评剧《花为桥》，获全国首届群星奖二等奖和北京市第二届农民艺术节优秀创作奖、演出一等奖；广播剧《运河人》，获1995年中国广播剧奖一等奖；广播剧《红庙村的故事》，获1996年中国广播剧奖一等奖；广播剧《马克思的一天》，获2003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广播剧二等奖。

     戏剧演出带动了戏剧的创作，戏剧创作又使演出活动进入到更高水平。目前，通州城乡到处活跃着群众戏剧演唱活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5）画家村现象

     从二十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通州宋庄一带逐渐聚集了一批批现代画家。他们创作风格不同，追求各异。然而，他们共同选择了通州大运河畔这块土地，生息创作，汲取这里的泥土芳香。这种情况被中外人士广泛传为“画家村现象”。

     经过十几年的潜心创作，他们有的跨入了世界绘画艺术的最高殿堂，有的在中外大赛中频频获奖，有的在探索的路上艰难跋涉，也有的在潜心研究探索中得到了认可。这一现象，不仅深深地影响了通州的绘画领域，而且带动和影响了通州各个艺术门类的创作。全国各地的书法、绘画、摄影、文学等多种艺术的创作者们纷纷涌入通州，把这里作为发展自己的首选之地。通州吸引了祖国各地的艺术儿女，他们使通州的艺术氛围更加浓郁深厚。 

     四、通州历届政府重视文学艺术创作事业

     通州文学艺术创作事业达到今天的繁荣程度，既有运河文化底蕴的历史氛围使然，而更重要的是各届政府始终重视运河文化为通州的灵魂，对文学艺术创作事业备加关注，提供了诸多促进文学艺术创作事业生存和发展的有利环境和条件，真正打造了一个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的平台，使文学艺术创作者们在这个平台上尽情展示各自的风采。

     1、各种文化组织和机构健全

     在通州，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之一的文化组织机构，一直比较健全。上至文化委，下至乡、镇、企业的文化站、所，始终能够按照政府文化工作方针从上到下地开展工作。通州还于1991年成立了文联，使文学艺术创作者有了自己的家。文联的成立并通过开展活动更加促进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文联下设的作家协会、美术协会、书法协会、摄影协会、戏剧协会以各自的优势，为通州的文学艺术舞台不断添花增彩。以社团名义注册的书画研究会、文化中心等遍布通州各个领域。因此，以政府为主线，文联为纽带，社团为点面的文化组织像一块五彩斑斓的织锦，紧紧凝聚着通州各艺术门类的艺术家们，使他们思有所寄，行有所依。

     2、通州当今的文艺作品及报刊出版事业为历史之最

     通州为人文荟萃之地，大运河所氤氲的文气、人气，形成了重视印书、办报、出刊的传统。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及今，通州籍文人及寓居通州的艺术家正式出版的文学作品、书画摄影作品、历史政治读物约达500余部。报刊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通县报》、《前进报》，七八十年代的《通州文艺》、《运河》期刊，《群众文化》、《通县经济信息》报等。而今，通州的报刊、书籍种类繁多，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数量之多为通州历史之最，也可以说是北京市区县之最。通州文联主办的《运河》季刊，以其纯文学性和历史悠久在北京市各区县首屈一指。同样由文联主办的《兰亭》艺术期刊，以其高立意、高品位、高质量赢得世人广泛赞誉。与此同时，《北京娱乐信报》社区版《通州时讯》是北京市郊区第一份经营性日报，办得多姿多彩。还有《文史选刊》、《群文风景线》、《通州书苑》、《运河苑》、《通州青年》、《通州教育》、《通州校外教育》、《通州非公经济》等期刊，内容各有侧重，广泛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同时这些报刊也成为了通州文学艺术创作者活跃的舞台，对促进和弘扬运河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以政府为引导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通州地区的民间花会，吹奏、戏剧、曲艺等群众文化活动源远流长，形成传统。解放前，多以重大民俗节日演出为主。解放后，基本形成了政府管文化的格局，群众文化活动更加经常化。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政府发起的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连续搞了18届，每届群众登台演出者达一万多人。从1990年开始的农民艺术节已连续进行了14届，极大地促进了农村文艺创作及演出水平的提高。本世纪初兴起的群众自发组织参与的社区文化活动，则更充分显示出政府引导文艺工作的广泛性、普及性、有力性的特点。并且，它将永远是通州运河文化繁荣的基石。

（200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