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  话语  身体

——评冰凌小说《婚夜》

李秋华

关于文革记忆的文字非常多，充满了苦涩而艰难的疑问追问拷问；关于男欢女爱的主题，精彩的描述更是汗牛充栋。若是将二者放置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冰凌的小说《婚夜》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实验结果是喜剧？悲剧？抑或都不是？

狭小的房间，房门扣上保险，年轻的一男一女，女主人公钱小梅坐在床沿，故事如何发展几乎不言而喻。青春期的性渴求，冲动，试探，羞于启齿，欲迎还拒，水到渠成……若只是这样，冰凌就不成其为冰凌了。

冰凌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让那些已为读者熟悉的“羞于启齿”与“欲迎还拒”呈现出令人讶异的陌生感和荒诞感。文革时期，关于性的话语被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如果没有诡异的年代做背景，甫卫东和钱小梅的故事也就是一般的男欢女爱的故事。但在一个身体掺杂了外部权力的控制性因素的特殊年代，身体的自我言说权力就只能退居幕后。甫卫东企图获取性快感的根据不是他的身体本身的渴望，而是身体之外的话语表达，于是错位与荒诞出现了。身体的存在是个体最真实的表达，但在甫卫东与钱小梅的“婚夜”过程中，在两个身体的相互吸引的呓语中，读者几乎看不到关乎性的丰富感受的词语出现。一本《毛选》成了欲望的遮羞布，羞羞答答地求欢藏在理直气壮的“革命”话语背后，声音产生了，思想却消逝了，身体被隐藏了，欲望却凸现了。一对在欲望灼烧之下的红卫兵，要如何使自身的欲望表达具备合理性呢？他们想到了“结合宣言书”。为了“永远团结在一起”，“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两位“红卫兵战士”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许甫卫东”和“肖梅”，喝下由革命圣地延安带回的延河水，“在敬爱的毛主席像前正式结合了”。也许是出自女性本能的羞涩，也许是还残留着那么一点疑惑，在“庄严的时刻”到来时，“肖梅”一开始的表现相当僵硬，“许卫东”再一次用毛主席的话说服了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思想工作十分成功，肖梅似乎彻底放下了矜持，“叫了一声，猛然抱住许卫东的腰”。然而，一阵敲门声来了，“许卫东和肖梅紧紧相抱，惊恐地望着门”。似是而非的神圣，终究没有太大的力量。

显然，冰凌对于“革命式话语”的兴趣不止在于对这一套话语本身进行调侃。他似乎要揭示“话语”所投射出的时代与人性的异化。一个时代的特性首先就体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的话语方式上。文革时期，就与苏联的斯大林时期一样，人们普遍遵循着“新话的原则”——“除了肯定是异端的词要取缔以外，减少词汇数量也被认为是目的本身。凡是能省的词一概不许存在。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把用词的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间接帮助了这个目的。”（奥威尔）“新话的原则”必然反映也必然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并进而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时代已经成为一种诡异的存在，最能与这个时代相吻合的人物，也就无法遮掩其荒谬的一面了。

那么，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化？什么是虚假？什么又是真诚？当身体的最大价值在于充当革命的资源，个体就成了模糊的存在，当一个社会遍布着对性的压制性话语时，性也就不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某种特质了。“革命式话语”的核心是领袖崇拜，崇拜又产生了对个体的压制，导致了身体的沉默和边缘化。然而，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在精神被外部话语笼罩之时，身体却依然留着异于精神的需求，其最强烈的表达就是性欲。表达身体欲望的声音可以沉默，欲望本身不会消亡。由此，自发的真诚产生的却是煞有介事的荒谬效果；神圣的誓言是对身体欲望的欲盖弥彰，而欲望的存在就是对压抑身体的规训堡垒的敲打。甫卫东和钱小梅的故事或许是身体对精神的“越轨”，或许是身体对精神的抚慰。当一场所谓的“革命”指向个体的蔑视，对身体的压制时，身体却借用“革命”的话语实现了自身的欲望——尽管是通过扭曲了的表达“实现”的——从而形成对压抑性的意识形态的反讽，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另类颠覆，并消解了“革命式话语”本身。

对时代的批判，对一种权力话语的颠覆，或许都不是冰凌的最终目的，他的作品包括《婚夜》在诙谐与深沉兼而有之的笔调之中，总让人感受到隐含于故事背后更深层的文化焦虑感，以及对人性的关怀。或许正是这种焦虑与关怀，让他的文字总带有宽厚的味道，作品里的人物即使言语荒谬、举止可笑，在他们身上投射出的却是作者对生活的严肃的思考，甫卫东、钱小梅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