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把木梳拿给我看看

郑太去了。父亲打电话跟我说。郑太不是我的亲人，她是我小学同学的姑奶。若按辈分，我应该称她为大姑。由于她在村里生活了六十多年，一直未婚，村里人便都以郑家姑奶相称。但对于我们这帮黄毛小子，大人就让我们统统称呼她郑太，以示尊重。

郑太一个人住在村子后街的一所独门独院。房子有三间，是用士坯垒成的。从我记事起，这三间土坯房就一直伴随着我。印象中郑太的屋内从来不开灯，唯一的一盏15瓦的灯泡被挂在屋外简易厨房的房梁上，从远处看，昏黄昏黄的，像一盏摇曳的鬼灯。郑太的家很少有人去，人们大概想，一个孤老太太有什么可说的呢？

大人们不爱去的地方不等于我们不去。因了我那个小学同学的缘故，我们经常光顾郑太家。郑太家的院子很大，院中央有两棵杏树，杏树的西侧有两棵核桃树，核桃树的西侧有两棵酸枣树。从每年的五月前后杏子下来，一直到秋季核桃落地，这里便成了我们的乐园。在郑太家的院子里怎么玩都可以，她那三间黑咕隆咚的屋子我们断然不敢进去的。大人吓唬我们说，千万不要到郑太的屋里去，那里边有很多的黄鼠狼。郑太家的黄鼠狼不同于别处的，个大，凶狠，都是成了精的。小孩一旦被咬住，几口就给吃到肚子里。大人的话不全都是吓唬我们，我就亲眼看到在郑太家的柴禾垛里有五六只黄鼠狼在一起打闹的情形。

关于郑太的身世，小时候我们不得而知。等长大些才略有耳闻。对我最刺激的一次是在文革后期，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在秋天的一个早晨，郑太家的门口突然围了很多人。我父亲也在人群当中。人们似乎在议论着什么。我从大人的屁股间钻进去一看，只见在郑太家的大门上挂着一双破旧的布鞋。那意思是这家的女人不守妇道。我听一位妇女说，谁这么缺德，欺负一个老太太干吗？我又听到另一位妇女说，郑太过去是干过那个，可是那毕竟不是她自愿的，还不是被人逼的。我还听到人们说了许多。从他们的表情上，我能猜测出郑太在过去似乎干过什么不光彩的事。身为村干部的父亲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觉得这件事很无聊，就主动把那双悬挂的破鞋给摘下，冲着人群挥挥手说，没什么事，都散了吧。于是，人们三三两两彼此交头接耳地离开了。我和父亲一起回的家。一进门，我母亲问道，怎么回事？父亲说，也不知道是谁，往郑太的门上挂了一双破鞋。母亲说郑太知道吗？这人也太缺德了吧？父亲没有回答，只是苦笑了一下。再往下，他们什么也没说。

从破鞋事件之后，我对郑太的态度发生了一些改变。如果说过去我看郑太有点神秘，那么现在我则觉得她还有些丑恶。在相当长的时间，我一度琢磨过那天大人说过的那句“郑太过去是干过那个”。“那个”是指什么呢？当时我联想的最多的是女特务，因为我那时经常听人讲“梅花党”，我觉得天底下最坏的人就是女特务。自打有了这种变化，渐渐地我就不到郑太家玩去了。偶尔在街上碰到她，我也是离老远就主动地避开。

等上了小学五年级以后，我才逐渐明白了昔日大人所说的郑太过去曾经干过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原来，郑太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北京城里做过窑姐。解放后，她获得了新生，被遣送回村。由于过惯了好吃懒做的生活，她打死也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当然，这都是那时的理解。按现在我的理解，她不愿与村里人过从，唯一的原因就是保护自己的隐私。只是过去的人们还不大或根本不能理解这些。

在我们当地有黄鼠狼屁臭、狐狸尿臊的说法。也有人说狐狸的尿再臊，也没妓女臊。关于郑太年轻时当妓女的故事，村里人有很多版本。我听得最多的是郑太一晚上可以跟八个男人干那事。而我听得较正规的一个版本是郑太在家做姑娘时曾跟一过路的山东小伙好过，只可惜时间不长。小伙子一家是打铁的，他们在一处干个十天半月的就要转移到下一个地方。据说郑太很痴情，跟着那打铁的小伙子走过三四个地方。在一次回家的路上，她被妓院的人贩子给抢去做了窑姐。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郑太过去曾经有过对爱情的美好追求。

郑家的土坯房一般每年在开春前后都由本家的侄孙们给整修一次。郑太一天吃两顿饭，而且是吃素。我记忆中，她的生活从来没有闹过饥荒。她不一定有很多的钱，好像也不缺钱。我记得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她竟然敢拿出钱到开地下副食店的杨大爷家买鸡蛋吃。我曾对我母亲提起过这事，母亲说小孩子家家的不要瞎说，即使看见了也要装做看不见。如今想起这事，我倒有点敬佩郑太和杨大爷，你想，在商品经济几乎崩溃的年代，是他们——一对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抗争的普通农民，反而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进行着。要知道，进行就是存在啊！

女人一旦上了年纪大都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或许是在妓院里养成的习惯，郑太的穿着打扮一直都有别于当地农村妇女。尤其是她的头发，总给人一种新潮，一种洋味。在人们尚为温饱问题而奔波忙碌的年代，人是没有权利谈论美的。所以郑太穿着稍有不同于村上的妇女时，人们便会说她是破鞋，是窑姐。等人们过上了相对富裕的日子，不再为温饱而犯愁时，想打扮，突然发现自己反而老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彼此间的往来逐渐减少。等我高中毕业回到当地政府机关工作时，郑太已经从村里搬到乡敬老院了。敬老院我去过几次，也见到了郑太，她还能记起我来。我问郑太敬老院的生活咋样，她一个劲儿地说“好好”、“感谢共产党”一类的话。后来，敬老院的院长告诉我，自打郑太来了以后，敬老院的老男人好像都焕发了青春。郑太这人很会逗男人，男人为了她还争荤吃醋哩！我对院长说，你们也不必那么保守，让郑太选个中意的，结成一对老鸳鸯也不失为一种时尚嘛！

不知道是我这话起了作用，还是郑太真的想结婚了，在我离开乡政府调到上级机关后的第二年，我从父亲那里得到消息：郑太结婚了，老头是个有退休费的干部。我听后不由惊喜地对父亲说，郑太到底是郑太啊。

如今郑太去了，她大概该有八十四岁。想到郑太一生的传奇，我不禁问父亲，郑太走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吗？父亲说，你猜猜？

我想到一个故事。说某老干部在弥留之际，家属、单位负责人和医护人员围在病床前都想听他最后说点什么。这时有人提议让大家设想一下老人该说什么？有人说“别忘了交我最后一个月的党费”，有人说“把氧气拔了，别再浪费了”，也有人说“我还有个存折，一直没露”，还有人说“我这一生最爱的不是自己的妻子”……不料这些猜想都被老人微弱的声音给压下去了：“大夫……还有别的医生吗？”

按着这个思路，我猜道：郑太准会说，我还没活够！父亲说不对。我接着猜：郑太说，还有没有更好的男人！父亲笑了，说亏你想得出。见都没有猜中，我只好对父亲说，您就别卖关子了。父亲说，郑太在弥留之际，她冲着敬老院的女管理员说：麻烦您，再把木梳拿给我看看吧。

木梳？为什么要拿那个木梳看看呢？父亲对我说，据女管理员讲，郑太在最后的日子经常用那把木梳梳头，看那木梳的木质，兴许有几十年了。

爸爸，您不用说了，我知道那木梳是谁的了。我大声对父亲说。停顿了片刻，我又对父亲说了那句过去曾经说过的话：郑太到底是郑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