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

    前些天，旅美作家严歌苓女士接受《新京报》采访，认为“文学成为影视工具很可悲”。她说：“中国文学变成为电视剧服务，这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文学借电视剧来传播自己，它本身的价值和美感就下降了，变成了电视剧的工具，比如越来越注重情节，语言越来越粗糙。我的小说可能会用电视剧来做宣传，但我的小说写作绝不会向电视剧投降。”

    严女士身在海外，想必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坛状况了解更多。但她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其实应指小说）变成为电视剧服务，而且“世界少见”，我虽然没有查过具体数据――比如中国一年出版小说多少种，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又有多少――凭粗浅印象，隐约觉得有些不确。这种全称判断有失严谨不说，就现状而言，目前发行的国产电视剧（正巧最近经常去音像店借电视剧）品种其实是非常单薄的，大约以历史剧（最多的是清宫戏）、侦探推理剧（包括反腐题材）、武侠片以及都市爱情剧为主。这说明，并不是什么小说都能搬上荧屏（其中还有一些并非自小说改编），原因很简单，电视剧摄制本身是一种商业投资行为，一部小说能否改编成电视剧，不是看制片人的心情，而是至少要看有无商业价值。

    当然，严女士批评的或者正是当下小说创作与电视剧（或者说商业化）走得太近的现象。在这点上，我基本同意她的观点。却认为不值得批评。因为从分工的角度来讲，为电视剧写剧本，或者为将来拍电视方便而在小说创作中有意接轨，也没什么不可以理解。这种写作，可以归入商业写作的范畴。而这样的写作，如果不超越创作的范畴（比如毫无文学价值的文字加工），我并不反感――只要知道这是一种消费文学也就罢了。况且，这种分工也不是毫无必要。严女士认为“文学应该是人自己的生存劳作之外的精神生活”固然值得推崇，但这世界上，总还得有人在文学大餐（所谓经典文学）外炮制点文学麦当劳，既为个人提供生存空间，也为大众提供文学消费的便利。这两种作家，一为“名山事业”而坚守，一为当下而写作，在道德评价上，并不存在谁比谁高尚的问题。

    严女士对于文学（小说）为电视服务大为不满，应该是在于她坚定地认为，走向电视就是走向庸俗，就是走向文学死亡。拒绝对电视投降，也就有了“拒绝庸俗”的大义。但这似乎对电视这玩意儿多少有点不公道。在某种意义上，电视和书籍都是一种媒介，可以诲淫诲盗，同样也可以宏大叙事。再说了，我们现在承认电影可以很艺术，很经典，为什么电视就不能艺术起来，经典起来？我总以为，小说有小说的艺术，电视剧当然也有电视剧的艺术，在这上面并无高下之分。如果从受众角度来讲，电视剧的观众可能比小说的读者更“普罗”一些，但大众化并不直接等于庸俗化，这样的庸俗化，更不意味着文学自杀。

    作为一种个人选择，严歌苓女士的观点（拒绝商业化与庸俗化）我十分尊重并理解。与此同时，我更想提一个建议，有“时代感”的小说家不应当主动放弃电视这一个“公共空间”，甚至应当介入其中，使电视成为文学家、思想家和公众沟通的平台。比如严女士的新作《第九个寡妇》（据说是讲述一个从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传奇故事），依我看就应该、也很适合拍成电视连续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