遐思·赏阅·悬疑
彭乐山
破心中贼
总觉日子过得很不开心,总觉好端端就生出一股凄凄的况味。在那段时光里,我的日记上曾经写道:
生命给予我的一张支票被岁月一点点兑现之后,余下的仅是悲凉回忆,而对现实中的向往又“潮打空城寂寞回”……
因为烦恼,一颗本属赢弱却喜四处漂泊的心便常向某些苍凉的文字靠拢。我曾陶醉于杜 甫的“摩娑老眼从头看,只有青山无古今”,更爱默默吟咏李白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如此这般,于是“感时”与“伤生”就一齐袭来,一种埋于某种阴影里的硬伤却愈加疼痛和灿烂。
哦,何时才能挥去如是的忧烦与艾怨,而我自不再拥有一阵出击的风或曰本能的排遣。
然而,一次偶然的经历,竟给我打开一处逃离“耽溺冥想”和“沉缅哀伤”的通道。
那是在一次出国旅游回来之后。
我从青年就喜欢远行,以前曾去过不少地方,但每次回来总觉得走出去并不算远,也是出于消解心中的烦闷,去年夏天我一下又踏上去欧洲的旅途。
按说这次走出去不能说太近了,可回来之后觉得仍旧不算远。之所以产生如是感觉倒不是因为还有比这更远的地方没有去,而是由于无论到了哪个国家都感觉像国内一样的行色匆匆,都是一模一样的笑脸和苦脸。
出门远游,总该感到不少新鲜吧,可是因为我以前山南海北地走的地方多了,所以再出去远一点,索性也就收获不到太多的惬意。
其实对于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已经拥有了许多,按说应该以为满足,可实际上却认为自己已毫无所得,甚至赔了亏了。
生活于我们并非仰之弥高,滚滚红尘亦非于今为烈,只是在一架很抽象的天平上,我们过多地放上了欲望的砝码。
这使我想起国学大师王国维于《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中的一段话。他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即使吾人之欲悉偿(完全达到——笔者注),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
正是由于这种“远也不远”和“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给我带来一种参透和苏醒。
它让我懂得客观事物未变,而人之主观意念却可营造出各种纷杂的迥异。
古代一位高僧于一次夜行中渴极,便趴在一个小村的池边喝了几口水,顿觉清凉沁入心脾。天明之后,一位路人告诉他,那水是池塘中积存的脏水。高僧听后呕吐不止,由此便获得一种禅悟。
既然到了远处而不觉远,既然在不可见的情况下喝了脏水竟觉甘甜。那都是主观意念在作怪。
那么我们第当遭遇莫名苦恼又难于自拔时,何不先求之于心,而后再去战胜各种于己之不利。这,不禁让我想起“陆王心学”所提倡的那句话:破心中贼!
一道思想顽茧剥开之后,似清爽了许多。如今,当那些“自缚之苦”与“无端忧伤”再来逼近,吾觑目以观,似乎它们已褪却原来的狰狞。
“刺”与“隔”
——有感于豪猪效应
舶来与国产之“效应”,琳琅杂陈,如“木桶效应”,“踢猫效应”,“鳗鱼效应”等不一而足,然笔者较为关注者是“豪猪效应”。这并非由于此种大物长满三刺,倒是因此而引起我对某种人际关系的遐想。
到了冬天豪猪喜扎堆取暖,但上帝赋予其身的赘物,却让它们稍近必匆匆散开,否则便有伤肌裂肤之患。
人无此种取暖的需求,但群处中的相互接触却不可少。但支颐而思,在人际之中也阻隔着这样那样无形的刺,有时聚在一起之后竟也感觉某种疼痛。
其实,“豪猪效应”的内涵,国人早已知晓,最早公开提出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名学者黄药眠先生,不过他是以刺猬来隐喻的,名虽有别,实则一也。
豪猪的刺是由其上皮细胞渐渐角化而成。而障碍于人与人之间的无形之刺,其成因较为繁芜。譬如文人相轻自古有之,有据可查者大约要数《宋史》记载的那次王安石与沈括联手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至今回味起来仍令人颇费一番琢磨。那么时下文人之间的情况又如何呢?偶翻李国文先生的《中国文人的活法》,伊曾发出如此之感慨:
君不见今日域内,文坛上那些个大小圈子中的爷儿们,娘儿们,哥儿们,姐儿们,与圈外写作的普通人,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吗……
说穿了,就是某些文人那些如刺的清高,自诩和狂妄,在彼此思想的空间阻遏着什么。
缺少文化按说不会形成刺,但缺且蛮者,则视法轨德范如废纸,视读书人为另类或软弱可欺。或招摇乡里,或横行街肆。碰上如此之刺,是很难相互挨靠的。
争金夺利刺不仅有碍人情亲情,更可速速疯长成相骗相欺,要么商场大战,再不就釜底抽薪,你死我活。
以上所说的人际之刺是硬碰硬,也有芝麻帚苗般的小刺虽不伤人,却也彼此心中郁郁。
如今“男女合租,小资妆扮”常见几位“漂族”的青年男女,平日走下楼来不仅贵人语迟,且目光也不屑扫上邻人一眼,但突遇停水,停电,靓男倩女们也只能困于一统的小屋,暗自着急。
至于笔者自身,虽竭力开通人际之路,然午夜清思,病态之刺仍不加少。
当前社会正在倡导和谐,而窃以为,在提出这个口号的同时,人与人之间,首先应消弭那种豪猪式的聚而不能。
非如此,一个民族,一种博大,乃至袍泽与袍泽之间的相助与悲悯情怀,则难以挺然而立。
当然,我们更不愿听到某些韩国小说封面上那种小家子语:
X X X ,惹我你死定了!
大地的画卷
没有倚红叠翠的艳美和玲珑,也没苍松翠柏葱郁中的拘谨。这里是早春的闽南原野,山像少女出浴的清芬胴体,水是村姑的一双明眸。
我是2005年清明后的第三天中午从福建北部的邵武乘火车进入闽南的。这时的北方原野除返青的麦田外,还沉睡在一片灰黄的枯燥中,而南方大部分地区也谈不上真正的山青水秀。
在邵武停留两天是为了“九曲漂流”和游览武夷山胜景。那里的山美水美,还有到处飞扬的有关柳永、朱熹各种传说的人文意趣。
然而我更喜欢的还是闽南原野上“水岸风清菜花香,江边一望闽天长的旖旎与灵动。
当火车南下到达富屯溪沿岸时,只见车窗两旁的一座座青峰骤然而出,这些绿绿山峦不似别处的那么苍老,它主要突出了“早”和“嫩”,似乎一掐一汪水。猛一看去又像随意抛散于大地上的巨大的绿翡翠,而这些翠又是那么鲜灵。
所有的青山均不孤独,几乎到处衬托着一片片、一条条莹莹的春水。于是我的耳畔仿佛回荡着一缕柔柔旋律,似一双暗藏的仙手在那里轻敲檀板,款按银筝。
那天天空阴沉沉的,似乎刚刚落过濛濛细雨,原野上的空气非常湿润,仿佛向车窗外打个喷嚏,顿时就能招至一片积雨云。因此那些山峦恍惚似一块块软软的绿印泥,似乎顺手拈来,可以以捏成欢蹦乱跳的小面人。
突然,一处山脚下的碧溪中,一船自天际徐徐驶来,天地间静极,此情此景,让人突然融入柳宗元的“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的名句而置身世外仙源。
福建的森林覆盖率居全国之冠,而闽南气候与地理条件又与众不同,同样是南方之南,但较之海南,这里比海南山多,山多则显灵秀。跟云南相比,云南雨量没这里充足,所以树木虽也不少,但缺乏色彩上的鲜活。
更为美者,闽南有大片大片红土壤,土地是红的,裸岩也是红的。红与绿,再加上随处可见的橙黄的油菜花,这绮丽的三原色就足已构成一幅水墨丹青了。
然而在这幅隽永的画面上,我还隐隐见到一方方古朴的印章,那当然不是印章,而在这幅天然图景上依然倔立的古民居。看青砖灰瓦,窗户就像土簸箕那么大。牙掉了,谢顶了,却仍立在那儿,见证昔日的贫窘和苍凉。
啊,早春之际,闽南的蓬勃、清丽和秀美,让我想起美国作家梭罗描写的瓦尔登湖:瓦尔登的风景是卑微的,虽然很美,却不是宏伟的,不常游玩的人,不住在它岸边的人未必被它吸引,但这湖以深遂和清澈著称,值得给予突出的描写。
闽南原野也是“卑微”的,它既非旅游景点,也无门票价值,既乏小桥流水,也缺斑竹滴泪,然而我还是爱它,爱那“满地菜花橙照水,野鸟飞度青山嘴”的诗情和画意。
看透与看不透
老同学之弟已经有了“马六”轿车和楼房,却又从一家房地产公司跳槽到另一家更火的房地产公司,年薪由12万升至15万。但付出代价是收缩压由150蹿至180毫米水银柱,且居高不下。
“已经有了钱,干嘛还如此奔命?”亲友们纷纷劝他。
原来他并不太爱钱,且常把“看透一切,不当金钱奴隶”的口头禅挂在嘴边。而且这位硕士出身的白领还特欣赏《红楼梦》中的“好了歌”: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因嫌纱帽小,遭至枷锁杠……
“唉,人哪,说变就变哟!”老同学不无感慨地说。
无独有偶,前些日子看到了南方某报上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已拥有了3亿元资产的某董事长也曾高喊“看透人生,不为金钱所累”。可为了争夺“考研辅导班生员”,竟令手下女职工暗杀他商场上一个身为马列主义理论副教授的劲敌。最终落个绳之以法的结果。
一个为钱伤身,一个见财害命,虽说性质迥异,但在“看透又看不透上”却如出一辙。
所谓看透,是在否认人生终极价值之大前提下,去否定人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表面看去,似乎这样一来,便可达到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境界。其实却忽略了人在这个大前提下,也可以随时由正推理变成反推理。既然人生苦短,何不趁有这口气,搞定更多金钱充分享受一番。如此一来,越说看透,就越发加深了物欲和贪婪。
当然真正看透者亦有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李叔同,原是过着膏梁锦绣,歌台舞榭生活,早年在日本留学时还扮演过《茶花女》中的阿儿芒,但后来因看透而皈依佛门。可如此者,世上又有几人?然而,此举果穷追之,又有何意义?
三毛却直言不讳,她说钱是好东西,我喜欢钱。
因此,还是不要轻言看透吧,让生存多一份乐观,多一份“浪漫”,并没有什么不好。也不必鉴于某些人的视金如命,便以“看透”去警世醒人。
看透的本质终属消极,那只是看到绝对的“死”,而没看到相对的“生”,而且也易对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以误导。
当前某些大学生,动辄因一点小事就跳楼轻生,背景故然很多,但有一点值得深思:他们也曾认为自己看透了什么。
遏制商品大潮中的物欲横流与金钱至上的沉疴,首先应宣扬正确的“道德观”和“荣誉观”,让人们懂得:学养、德养、修养才是全社会值得去羡慕和追求的东西,而并非仅仅金钱。
关于曹雪芹
——性精神世界的探密
男女只有性别差而不应有品质差。不能说秦桧坏因为他是男人;说秋瑾好因为她是女人,果如是,那岳飞和慈禧该如何解释?
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通过她笔下宝玉之口,道出男人品行极差,女人之德行至高,即“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捏的骨肉”;“男人是须眉浊物”,“诚不若彼钗裙”……
值得沉思的是,有关曹雪芹对女性之奇异歌颂,建国以前的红学家王国维、胡适、俞平伯等,却从未对其给予任何喝彩,充其量认为他写的是一种“闺友闺情”。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红学争论之后,很多学者都顺竿爬,赞曹雪芹是书中那些受封建压迫女性之同情者和保护神……
最近又出现了刘心武先生的“社会边缘”之说,那就是:
这种情怀,跟上面所分析出的他对社会实践边缘人的看重是相通的。因为当时那样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妇女整个是受压抑,处在社会边缘的(见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第二部100页7至10行)。
笔者对这部小说,多少年来反复阅读了几十遍,一直以为它就是一部描写与作者身世有关的爱情文学作品,不过其中也关注了当时某些“世情”。这从作者哪里用墨多,哪里用墨少,是容易看出的,不能将很少出现的东西也当成重笔。
实事求是讲,此书总的是写豪门世家臻于极至之繁华和爱情悲剧,而揭露家国积弊并不占主要位置。因此我比较赞同胡适先生所说“这部书是一种自然主义写作”。至于曹雪芹或曰宝玉对女性之爱,个人以为也是肌香体艳之羡远远多于思想情趣的关注。
所以,说曹氏同情封建底层女性或刘心武先生的“看重社会边缘人”,这首先是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个传统观念。
正因有了某种先入为主,正因先有了一个雷打不动的模式,一些学者便将曹雪芹的一颦一笑皆视为稀世楷模,他笔下的宝玉也就成了叛逆世俗,一切皆入情如理。
难道曹雪芹笔下之宝玉真的是从某种社会意义上去爱那些女人吗?就连刘心武先生也只能一方面歌颂他,一方面又不得不指出其“下作”,如一次次吃女人胭脂,左一个呆望宝钗粉臂,右一个亲鸳鸯细嫩脖颈;还有,大中午对母亲之婢金训调情(115页第2段。这段文字是大意)
我只知道更早的“竹林七贤”和上个世纪美国的嬉皮士都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也是对当时的社会不满。
另外,除去大观园中锦衣华居的小姐们不说,且看看那些被曹雪芹笔下同情的丫头们是怎样的人:
就因芳官干娘拍了(请注意不是打——笔者)两下芳官,先是晴雯指着婆子说:你这么大年纪不懂事……接着袭人便唤麝月出阵吓她,最后齿利舌尖的麝月又对那婆子劈头盖脸训斥一顿。(作者对这回训斥用了280字)
还有,睛雯因坠儿偷了平姑娘的镯子,竟拔下簪子刺那个丫头的脸。
袭人回家时穿大毛风衣,裹物的包袱皮,凤姐都给她挑选上好的。
更体面的鸳鸯手里掌握着贾母存有几千两白银的箱子的钥匙。
芳官手持5寸高的西洋红葡萄酒(内装玫瑰露)漫步于大观园柳径花阴,出尽风头。
司棋点名要厨房给她做蛋羹,柳家的稍有怠慢,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去砸厨房。
这难道就是“受封建压迫”或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吗?那封建社会食不果腹的农民又该如何?
应该这样理解:曹雪芹关于“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这个多少带有“色迷愣瞪”的提法,足以说明他对异性之爱,爱到无语地步之后而蹦出的一句赞词。别人的附会引伸都不能为他掩盖什么。如果非要将他所爱之女性往“社会边缘”那方向拉,那曹雪芹为什么不去爱更处于社会边缘的焦大、刘姥姥和醉金刚泥二?
正由于曹雪芹对女性的崇拜,大大超过了中国封建文人对异性之恋的固有模式,超过了所有常人的一般心理状态。我们不得不从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角度对其性精神世界进行一番探密。因为按弗氏说法,人的一切行为均与性不无关联。当然曹氏也不能例外。
可以明显看出,曹氏所宣扬的“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是异性崇拜狂的一种文字宣泄。再进一步推论,为了给这种宣泄提供站脚之处,于是才假托“厌科举,恶仕途”而去爱女人,也就是说给小说精心设计一种合理性。其实此意于小说开端已经道破,即“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刘心武先生也如以前学者——给一个假棒槌却去当针纫了。
对于曹雪芹之异性崇拜狂,笔者并不认为像书中警幻仙姑所指的“意淫”而不属“滥淫皮肤之蠢物”,那是小说人物说小说人物(警幻赞宝玉),并不能证明作为真实的曹雪匠就是如此,有实为证:
一、 在此书开篇伊始,曹氏就将书中主要女子仙化、异化和神圣化。让她们分别进入金陵十二钗正册和副册。若为证明她们“身处社会边缘”,大抵不必如此。
这是曹氏性精神世界祭起的一幅图腾。
二、曹雪芹在宝玉对女性之爱的塑造中,暴露出自身的“花痴心态”。
所谓“花痴”,说白了就是无时无刻都爱女人,盼女人,想女人!那就是第四十回刘姥姥二进贾府时,为了取悦于哥儿、姐儿讲了关于“七七,八岁穿红绫袄,白裙子的女子走过柴草垛”的故事之后,众人听了都没去理会,可宝玉却如痴如呆,背了人便问刘姥姥个究竟。刘姥姥只得胡诌出一套东西应付,可宝玉又逼着焙茗去觅寻那座可能与那女子有关的什么庙。这与“社会边缘”有关吗?
更需留意书中的性描写,这足以看出曹雪芹对女人身体的“膜拜欲颠,顶礼若狂”了。
《红楼梦》里的床上戏不算太多,然其刻画之细之“高”,非曹公不能为之。如贾琏与多姑娘做爱时哼哼出的那些话和“如卧锦上缎上”之感,还有贾瑞重病之中看“风月宝鉴”的淫浪而不要命的神情。
最能表明曹雪芹之异性崇拜狂的是书中第五回有统领和“书胆”意义的一幅对联: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
这两句话虽出自太虚幻境,但实际写的是大观园中这个小小的人间世。也是曹雪芹于悼红轩对这部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全部理由。
我们需特别注意“厚地高天”和“债难酬”这些几乎带有宇宙重量的词,说明曹雪芹满腔满怀都丰富着男女之间的情爱,如地之厚,如天之高。如果将这两句话再跟“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诚不若彼之钗裙”等连接起来,便充分反映出作为一个男人的他,时时刻刻都是一种对女性的惦记。
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说,通过上述那些形而上的话语和形而下的具体细节,说曹公是一位地道的“女性崇拜狂”应不再费解了。
中国古代有才华的文人中,不乏喜欢女性并纵情风月者。如晚唐诗人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即是其寄情勾栏的写照。
更为无羁者,还有明代名士何元朗曾以妓女绣鞋充杯饮酒。
我们虽不能将曹雪芹与过分滥情于色的文人相提并论,但怎么能说他的弄情风月,说他的影子贾宝玉就一定是出自“看重社会边缘”的女人呢?
不错,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在抑钗扬黛上似乎与后者因厌仕途经济而骂了声“臭男人”多少有些关系,但宝玉所爱之其他女性(吃胭脂,亲脖子)对这些绝无关联,又该如何理解?
不难看出,刘心武先生在看待曹雪芹及其笔下的贾宝玉对女人之爱时,也同某些传统观念一样,竟将一些常理硬往玄理上套,而且强迫广大普通读者去接受。
譬如很多人都看出了,同是女人,婆子不被宝玉喜欢是因为她们已失去姿色。本来这是明白之见,可刘心武先生非要说封建社会里,家长不许年轻女子随便走出大门,等到嫁了人,随着男人参与了贾府的府第管理,这些女孩便失去单纯,所以宝玉也就不喜欢她们了。(大意)
这分明是预定好一个框框,然后往里附会己之所需,并让其左右逢源。
其实,要想正确分析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红楼梦》,必需不去强加给它一种非属本然的不实。而曹雪芹与他笔下的贾宝玉对于女子之爱,既非出自同情被压迫者,也并不与什么“社会边缘”有关,而根据笔者于上述文字中揭示的材料,应将其视为:一种特殊性心理的张显和文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