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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来源 通州的洋车行(外一篇)
  • 来源:原创 作者: 运河杂志 日期:2012/5/22 阅读:1928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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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州的洋车行(外一篇)

     

    张来源

     

    看过老舍先生作品《骆驼祥子》的人对“洋车”都不陌生。

    “洋车”是北京人的称呼,在上海称之为“黄包车”,天津人喜欢逗哏儿,根据橡胶轮胎的特点称之为“胶皮”。

    老通州的“洋车”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也是不少穷苦百姓借以谋生的手段。老通州有钱的人开车厂子,把洋车出租给拉车的人坐收“车份”,通州较大的车厂一个是朱记车厂,有洋车二十多辆。一个是王记车厂,有洋车十多辆。还有的人有几个钱也置办几辆洋车租出去,坐吃车份。穷苦人只有到车厂向东家去租车拉活儿养家糊口。

    租车一天分成两班,早六点至晚六点为一班,拉早班车的人晚六点前把洋车拉回厂,由东家仔细验车,无磕碰交车,交车份(当日的租金)。拉夜班的人接茬干,至夜间一点收工。拉晚班的人主要去戏园子、大烟馆、妓院伺候着有钱的人玩乐。也有的人社会上熟人多,自己攒点钱再找保人从放印子钱的手里借点印子钱,置办一辆洋车。如果顺利地还完了印子钱,或拉包月,或到车口趴活儿,自己挣自己花,那日子就好过一些。

    拉洋车的工人为了赢得乘客的满意,不管多穷,衣服都要穿得干净利索。冬天天寒地冻,甭管多冷只能穿夹裤,外套两条腿的棉裤套。脚穿布袜子布鞋,裤腿绑着腿带,显示出撒腿就能跑的利索劲儿。上身只穿夹袄,小棉袄不能穿在身上,要披在肩上,有人雇洋车,把小棉袄披在车的后背上,让坐车的乘客靠着小棉袄觉得舒服不硌腰,然后抄起车把就跑。到了地方坐车人下车给了车钱,拉车的人赶紧把小棉袄再披身上御寒。拉洋车的工人头上都系条白毛巾,平时用来擦汗,掸掸身上的尘土。冬天不能戴帽子,之所以不能带帽子,是怕戴着帽子遇到刮大风把帽子刮跑了,不能撂下车让客人等着你满大街追帽子。洋车工人冬天的这身打扮儿是为了迎合乘车人要稳要快的心理,可怜到了老年身子骨都落下一身病。

    洋车档次有高有低,高档的洋车不但车新,配置也齐全:车身装饰着锃亮的铜活,车圈车条镀得倍儿亮,车两边有洋式的电石灯,车顶夏天有凉棚,冬天有棉棚,还备有保暖盖腿的毛毡。前有大帘,车棚两侧有小窗,配备耳帘,行话叫腮帮,这套配置系统“腮帮大帘”。坐这样的车冬天保温,夏天不怕大雨淋。为了显示气派,车把上有喇叭,车座脚下有脚铃。坐这种高档车都是有身份的主儿,遇上路面人多把脚铃踏得叮当乱响,真是神气十足!到车厂租这种高档车,洋车工人所付的租金要比普通车高两倍,一般都是到有钱人家以拉包月为主,送大老板上下班或接送少爷小姐上下学,其余的时间再到“车口儿”拉些散活儿。

    现在的公交车在客流量大的地方设车站,老通州管客流量大,洋车工人集聚等活儿的地方叫“车口儿”,大一些的车口儿通常停十多辆洋车,东大街是老通州商铺最集中、最繁华的一条街,瓷器胡同口、鱼市口(现通州商场后门)、闸桥、小楼饭店都是大车口儿。女师、男师所在地也是车口儿,上下课时间总有几辆洋车等着拉教书先生和有钱的学生。

    干拉洋车这一行苦累不容易,大家要遵守一些行规,不能来了活儿你争我抢。洋车工人在大小车口趴活儿等乘客讲究是“占车”:就是在来往的行人中判断,认为某人是乘客,要口头先占下来。“占车”眼要尖,语言也简洁形象。几个人在鱼市口儿趴活儿,四边都有过往的人群,张三判断从鼓楼向南走来一位老者可能坐车,赶紧“占车”:“北边拐棍哎!”如果老者坐车,他就拉老者走,别人不得争活儿。

    洋车工人“占车”的行话不但很形象,也体现出下层穷苦人对有钱人的评价:管戴着前进帽的时髦青年叫“烙饼”——远看脑袋像扣个扁扁的大烙饼。戴瓜皮地主帽的叫“小帽”,涂脂抹粉烫发的摩登女人称为“烧活”——过去冥衣铺卖祭奠死人出殡用的纸人纸马、童男童女,纸糊的女人总是画得大红大绿很俗艳,祭奠完一烧了事,俗称“烧活”。洋车工人看见涂脂抹粉的摩登女人,用他们浅薄的思维联想起出殡用的纸人,贬义之中不乏幽默的成分。对手中拎着东西的人简称“提溜”,老头儿老太太统称“拐棍”……洋车工人趴活儿眼尖嘴快的“占车”但这毕竟是一厢情愿的事;“东边‘烧活’哎!”谭二伯断定东边来的一位摩登女人肯定雇车,赶紧“占车”,摩登女人根本不拿正眼看年老力衰的谭二伯,径直向一个年轻的车夫叫车,谭二伯干着急,这趟钱也挣不着。

    拉洋车这一行最苦最累,伺候别人人挣点小钱,社会地位最低。最苦最难熬的是194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为了战争的需要,将粮食、煤炭等物资抢运回日本,当时在东北伪“满州国”的中国人不准吃大米,老百姓坐火车晕车,吐出的东西有大米粒,就是“经济犯”,抓进大牢别想活着出来。为了达到预计1944年把中国人饿死一半,剩下的成了真正的东亚病夫,成了亡国奴的目的,老百姓只能吃混合面(橡树籽、棒子皮、麸子、豆皮、豆饼磨的面),那种混合面远不如今天的猪饲料。就是这样难咽的混合面,也要一大早排队去买,饿得穷苦人走道转磨打晃。有位姓鲍的老人带着三个儿子都拉洋车,一家人还是有上顿没下顿。干拉洋车这一行的人十有八九都是家徒四壁,家无隔夜粮是常事。清早儿出去,伺候到中午一个活儿没拉着,家里孩子大人饿得眼蓝,怎么办?幸好南街“永益当铺”的掌柜为人厚道,同情穷苦人,拉车的实在没辙,摘下洋车的大帘腮帮押在当铺里不用写当票,先拿两三毛钱赶紧去买混合面,回家蒸窝头去。下午拉车挣了几毛钱,再赶紧到南街“永益当铺”把大帘腮帮赎回来,不然晚上收车到车场交车,车场主检查清点,东西没了交不了差。

    日本鬼子为了达到永远统治中国的目的,孩子从小上学就要学日语,老百姓都要学,洋车夫也不能例外:“咪西咪西”是吃饭,“撒优那拉”是回见,“啊拉呀嘟”是谢谢,“八格呀噜”是混蛋,一些简单的话要会说。一位姓马的洋车工人趴了半天活儿,好容易拉上一个日本宪兵,到了地方下了车要了车钱,他应当用日语说:“啊拉呀嘟”。一紧张一害怕,他说了句“八格呀噜”,日本宪兵大怒:“钱的给了,你地骂我!”把钱抢了回来,把人打个半死,穷人没有活路。

    1945年,小日本无条件投降,穷苦人高兴哇!盼着能过几天踏实日子能吃饱几天窝头。没想到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全然不管老百姓的疾苦,大发横财,侵吞豪华房产、贪污巨额金银、花天酒地无恶不作。老百姓称国民党大员来了是忙着搞“五子登科”——房子、车子、条子(金条)、女子、票子。随着抗战胜利不少国民党伤兵涌进了通州,张口闭口“老子抗战八年!”横吃横喝,满大街仨俩成群或吊着胳膊或架着拐,手里提搂小玻璃瓶,里边灌点儿染料水,专往人身上撞“碰瓷儿”。成心把玻璃摔碎了,说是多少多少钱买的进口药水,讹人钱财。拉洋车的更是躲着走,生怕惹事。伤兵要是坐洋车说不给钱就不给钱,洋车工人要钱要急了闹不好要吃伤兵几个耳刮子。

    当时的物价更是一日三涨,民不聊生。终于由美国兵在东单公园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为导火索,爆发了全市学生大游行,随之通州和全国各大城市亦爆发了“反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活动。北京艺专的学生提着颜料桶,手拿板刷走上街头写标语、画漫画,在某国民党要人的大影壁上画了一幅大漫画:一个洋车夫拉着一辆破洋车,左车轮瘪了右车轮卷饼,衣衫褴褛双脚赤足,面色蜡黄骨瘦如柴,手扶车把仰面长叹。这幅漫画是那个年代洋车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洋车工人也需要精神食粮和乐趣,没钱只能自己找乐子,那个年代刚有无线电广播,通州的一些大的商家为了扩大知名度,有的在靠门摆放收音机,有的把大音箱吊在门脸上边。有一位叫王杰魁的说书艺人,很受听众欢迎,每天下午四点开书,说《包公案》吸引不少人听书。王杰魁开书,不少人甚至连孩子们都跑到大买卖铺门口听书,故王先生被人们称之为“静街太岁”。此时坐车人很少,大小车口的洋车工人索性拉着空车仨一群俩一伙聚到西大街的“宝兴居”、“福兴楼饭庄”,闸桥南边“宝兴斋”鞋店、鼓楼前的“庆泰昌”布铺,东大街的“恒仁益”、“裕升和”布庄等大商家门口听蹭书,也有到万寿宫几家茶馆外边听上一两段蹭书,满足一下精神生活。

    有位叫马顺喜的洋车工人为人诙谐 ,总在西街西口趴活儿,没活儿就到旁边的“通兴厚”杂货铺里和掌柜的聊天。掌柜的是山西人,长着一个大酒糟鼻子,喜欢开玩笑,时常与马顺喜调笑一番解解闷儿。一次,马顺喜拉一个活儿到朝阳门,客人下了车,他在胡同口的大树下歇歇脚,见一位老者也是一个大酒糟鼻子,就攀谈起来。得知老者曾多处求医也没治好酒糟鼻子,马顺喜好诙谐的劲儿又来了,便装得一本正经对老者道:他有一个朋友是通州西街“通兴厚”掌柜的,山西人,祖传秘方专治酒糟鼻子,说得老者动了心,答应过两天来通州看病。过了两天那位老者乘私营的公共汽车到西街拜访“通兴厚”掌柜的。二人一见面,看着对方的大酒糟鼻子相视大笑,这才知道受了马顺喜的捉弄。马顺喜也打趣地诌了两句顺口溜:“有缘千里来相会,酒糟鼻子凑一对。”

    马顺喜的老父亲为了帮衬家里过日子,每天晚上在牛市口(今回民胡同西口,小楼饭店北面)支个小摊,点个臭电石灯卖“蒸而炸”的饼子——饼子蒸熟再放在铛里抹上油炸热炸焦。有一回马顺喜晚上拉车饿得受不了了,远远地听见他老爹正在吆喝:“蒸——而——炸!”就去打趣他老爹。他知道老头儿患有雀盲眼,一到晚上眼神不好,黑灯瞎火看不清人,便压低了草帽走过去,打着河南腔:“老汉!侬这包子咋卖?”——马顺喜有语言天赋,河南、山西话都能说得很地道。“五毛钱十个。”“来三十。”老头儿恭恭敬敬夹了三十个包子放在荷叶里递了过去,马顺喜边吃边摆谱,打着河南腔:“老汉,算账!”“一块五您哪!”这时他才摘下草帽笑个没完,气得他老爹哭笑不得。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能像马顺喜这样穷欢乐的车夫又有几人呢?

    解放以后,洋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改为劳动强度较轻的三轮车,那种社会地位低下,全凭两条腿拉着人满街跑的洋车夫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改善,再也不用陪着苦笑受气。

    五十年代中期成立了三轮车社,六十年代初又添置了三轮摩托车,年轻的工人开着摩托车给工厂送氧气瓶,给用户送货为主;年纪大一点的拉一些散活儿,工人们按月开支,生活有了保障。年老的工人还有了退休金,过上了吃喝不愁的好日子。

    200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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