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教授薛瑞生在比勘柳永福建老家的方志和镇江方志以及其他笔记的记载，并研究柳永留在镇江的儿子柳涚生平后，认为《万历镇江府志》的记述是撮录群籍而成，自相矛盾，他经过比勘认为：

　　《镇江府志》乃撮录群籍而成，根本不能做统一理解。开头几句显系撮录《艺苑雌黄》与《能改齐漫录》。今存葛胜仲《丹阳集》，无《陈朝请墓志》，无以查对。然“三变始就窀穸”句决非墓志中语，而系明万历修《镇江府志》者的猜测。试想，葛胜仲为陈朝请写墓志，只是说王安礼守润时，欲葬“槁殡无归者”，并非专为葬柳永。陈朝请仅任“市高燥地，亲为处葬具”之职，何能突然冒出一句“三变始就窀穸”？自“近岁”至末，亦系撮录宋籍，因羊滋乃宋孝宗时人，《宋会要辑稿》第八册第七三○三页记有他任水军统制时事〔二○〕。简言之，葛胜仲仅云王安礼守润时“葬藁殡无归者”，不及柳永。至叶梦得，始据传闻而云王安礼葬柳，并谓“求其后不得”，反倒露出破绽。志文为其侄所书，盖为柳淇，因柳淇是书法家。如柳淇书碑与王安礼葬柳是一回事，何言“求其后不得”？柳淇不算其后么？反言之，柳淇既为其叔书碑，岂能不葬其叔，而由王安礼按“藁殡无归者”来葬？须知柳淇也是进士，而非一介草民，连葬叔之资也无？况柳永之子柳涚，据《建宁志》说他是庆历六年贾黯榜进士，著作郎，宋刘宰《京口耆旧传》说他“为陕州司理参军，以政绩闻，特改大理寺丞。”清末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十六说他“嘉祐六年（一○六一）秘书省校书郎，守陕州司理参军。”为什么柳涚父死不葬，而要等到二十多年后由王安礼来葬？这与“以政绩闻”的柳涚身份相符吗？宋皇能允许这样一个忤逆之子继续做官吗？很显然，王安礼葬的是“藁殡无归者”，不是柳永，也不包括柳永。柳永不死于皇祐五年（一○五三），至嘉祐三年（一○五八）永尚写词赠刘敞。其时柳涚正在京任著作郎。大约此后不久，永即客死京都，涚寄葬其父于汴。“殆二十余年”后，柳涚盖已谢官而卜居镇江，遂又改葬永于镇江北固山下（与陈朝请所“市燥高地”毗邻或甚近，叶梦得始误永为王安礼所葬“槁殡无归者”之一，明万历《镇江府志》修纂者王应麟、王樵又从叶氏语演出“柳永始就窀穸”之句），并请书法家、堂弟柳淇书碑。碑文云“归殡不复有日矣”，盖涚始无久居镇江意，欲待返里时又携父遗骸“归殡”于崇安，后因故久居乃至老死镇江，初愿未遂。使其父长眠于北固山下，他自己也被视为镇江人了（《京口耆旧传》即谓柳涚为丹徒人）。《镇江府志》撮录旧籍而失考，遂留疑窦于后世。然录柳淇碑文，又证成柳永葬于枣阳、襄阳、仪真诸说之伪，其功亦不可没。（见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前言》，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

　　柳永有无写镇江的作品？其后世词家学人没有提及。笔者在《乐章集》中偶现一首《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写镇江对岸扬州城的繁华，下阕为：“扬州曾是追游地，酒台花径仍存。凤箫依旧月中闻。荆王魂梦，应认岭头云。”荆王是谁？历史上不多，最出名的是汉初主淮东的荆王刘贾，是汉高祖刘邦的堂兄，屡有战功，后死于与英布的战斗。他的墓在北固山南峰今青云门鼓楼岗鼓楼二村一号院内，坐东朝西，墓前竖碑，刻有“汉荆王之墓，万历甲午夏吉日立”。墓前墓道。附近原有荆王庙，唐先天二年（713年）重修过，后屡有兴毁,墓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宋时“灯火扬州”常见于镇江山水吟咏，如秦观《长相思》“依然灯火扬州”。在北固山头，对岸扬州的灯火确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在扬州的高处，非但在白天能看到江南山峰,就是晴朗的月夜也可以看到江南山峰。（朱志泊：《月是古时明》，《读书》2000年第7期）柳永于此处感慨万端，冥冥中竟然点破了自己的魂魄栖息之所———死傍荆王、魂归北固。

　　联系薛瑞生教授的结论，笔者认为柳涚匆促葬父于北固山南麓是依照父亲的遗愿了。因为《汉语大词典》将荆王注为恋爱故事中的男子。岭头为山顶，故上述仅是笔者的一隅之见，仅供参考。

镇江《京江柳氏宗谱》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为“迁润始祖”。但纂者以为，“世系中断前代无考，还是以明人柳鲲为第一世，以下世系历历可考”。“镇江柳”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家族，清朝经学家柳兴恩（宾叔）、柳荣宗（翼南）和近代国学大师柳诒徵（翼谋）都是当中翘楚人物。（原刊《镇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