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育英才

——方田古光辉人生

王志红

方田古——这个名字，很多人听了会立即与潞河中学连在一起。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方老曾在这所名校先后任校长长达20年；然而，这位1938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终身守教的传奇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更鲜为人知的是年已88岁高龄的老人，直到今天仍然痴迷着教育，与教育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继续实践着他那光辉的人生。

初春三月，乍暖还寒。我登门叩拜这位革命老人，请他谈谈自己的人生经历。方老家住后南仓一所七十年代建的简易楼内，知道我来了老人出门迎接。方老身材不高，腰板挺朗，一副黑边老花镜，一身褪了色的蓝色中山服，整洁庄重。

方老微笑着把我让进了门。进门一看，我不禁愕然，房间太过于狭小了，“三室一厅”仅有48平米。我随方老走进南侧临凉台的一间客厅。十来平米的客厅里面满满当当。迎门贴西墙并摆着一对单人木柄沙发，墙壁上方挂着两幅名人字画；正面靠北墙居中放着一个简易双人沙发，大沙发连同前面的茶几占去了客厅不小空间。沙发左侧是一个书架，贴东墙也是一个书架，两个大书架高低不齐、宽窄不一，里面放满了书刊。凉台门内左侧窗台下摆着一个低柜，低柜上面散落着的邮件书信重重叠叠堆起老高，略显凌乱。客厅内林林总总，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唯有敞开着的凉台门后面那台25英寸彩电勉强时尚。

我与方老迎面而谈。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还是那么精神焕发。他满头银发，古铜色的方脸，两道浓重的眉毛，老花镜后面是一双深邃的眼睛，显出他的睿智刚毅。他思维敏捷，谈吐文雅，一派谦谦君子之风，长者风范，毫无龙钟老态。

刚刚坐下，一位中年妇女走进客厅，面带微笑把一杯热茶递了上来。她叫张玉兰，方老的学生，和方老住邻居。方老儿女不在身边，只身一人住在这里，张玉兰每天过来帮老人料理家务，中午、晚上为老人做两顿饭。张女士性格开朗，很是健谈，我趁机与她攀谈。提起方老的生活，她快言快语地说：“大爷（指方老）不喝酒不吸烟，一日三餐吃得很简单，个人从不到外面吃饭。”

方老是离休干部，从北京教育学院顾问岗位上退下来的高干，时下工资一定不菲，可对自己生活却如此刻薄。张女士见我迷惘接着说：“大爷把钱都捐出去了。听说哪儿遭灾了，他捐钱捐物；听说哪个学生家里穷上不起学，他掏钱资助。”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前几天又给了潞河中学一万。”说着顺手从旁边低柜上拿起一张单子让我看。那是潞河中学开据的一张收款单，时间2006年3月8日。看着这张单子我胸中泛起波澜。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请方老谈谈他的革命经历，方老谦虚地说：“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所做的一点工作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我一再恳求，老人沉默了，他沉浸在回忆中。过了一会儿，他开始了述说。从少年讲到走上革命直到今天，方老语气平和，不张不扬娓娓道来。说多少历史，道多少沧桑，如同一幅水墨画卷展现在我面前。

孤苦少年苦有乐

方老1918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薛茨园村，原名党乾章。他三岁丧母，四岁亡父，被寄养在仝庄外婆家。而命运并未垂青于他。到外婆家不到两年，外祖父、母和舅父相继病故，只剩下年轻寡妇舅母与他为伴。鲁迅先生说过：“有谁从小康之家没落下来，才能看到事态的冷漠和人间真情。”童年的不幸遭遇使幼小的他过早地感受到了事态凉炎，人间冷暖。所幸外婆家家境还好，舅母为人厚道，亲子般照料他。他六岁被送进私塾，像一只小鸟圈在笼中，整日的子曰诗云，他感到枯燥乏味，只能在无奈中苦读。

童年自有童年乐。党乾章和几个贫苦农家子弟渐渐混熟了，很快结成了好伙伴儿，每天一放学，他们蜂拥着冲出校门，相互追逐着，厮杀着，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他们一起捉迷藏、做游戏，尽情地玩耍，常常玩得昏天黑地。他们一起采野果，捉蚂蚱，逮蝈蝈……更是其乐陶陶。农家子弟机智勇敢、纯朴憨厚的性格品质深深地熏陶了这位少年。方老的人生之旅从孤苦的童年起步，然而苦涩之根基，竟结出了人生、事业的甜美之果。

立志要圆教师梦

九岁那年，党乾章考进唐河县县立第五小学读书。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动荡年代，北伐革命失败、“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抢占了我东北三省、蒋介石疯狂地“围剿”红军，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工人上街游行，发出了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吼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

第五小学的老师们思想活跃，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争取民主的主张。校长姓邱，据说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老师们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启迪学生的爱国觉悟。方老回忆起那段校园生活，仍充满无限深情。他说那个时候师生们人人爱唱歌，天天都唱歌，用歌声抒发爱国热情，痛斥新旧军阀和列强的罪行。“九月卅日，天昏地暗沪江边……”、“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蒋介石不打一枪丢了沈阳城……”这些老歌直到今天方老还烂熟于胸，可以哼唱。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了唐河县城，古城燃起了革命烈火。国民党县长、保安团长等大小官僚和地主劣绅闻风而逃。红军砸开监狱放出“囚犯”，使他们重见天日。几天后，唐县苏维埃政权建立。新政权开仓济贫，把伪政权剥夺人民的财产分给贫苦百姓……劳苦大众如久旱获春霖的禾苗，个个精神抖擞，欣喜万分。人民像过节似的召开大会，热烈庆祝自己的解放，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赤卫队，组织起来打击反动势力。

时间不长，红军失利，撤离了县城，唐河大地又陷入了苦难之中。红军走了，群众中传颂着一位英雄的故事，这位英雄在红军围攻县城那天夜里，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打开了城门。他就是唐河县师范学校潘士其老师，潘士其老师成了他心中的北斗星。

红军解放唐河县，苏维埃政权时间虽然很短，但在党乾章心中却播下了红色的种子，潘士其老师的英雄事迹鼓舞着他，他树立了一个信念，勤奋读书，刻苦学习，将来也要做一名像潘士其老师那样的教师。

“爱国有罪”被开除

1934年暑假，党乾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阳地区名校——宛南公立中学（简称宛中）。有着革命传统的宛中，1929年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进步力量一直很活跃。党乾章如鱼得水，学习更加勤奋，他一天到晚手不释卷，同学们说“党乾章刻苦读书不要命”。在这里他有机会阅读了鲁迅、邹韬奋、陶行知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萌生了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理念，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东北四年后,又把魔爪伸向我华北大地，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绝对不抵抗主义”，对内镇压一切抗日爱国活动。在这民族危急时刻，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富有革命传统的宛中师生，立即走出校门，举行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救亡大游行，党乾章和几位救亡积极分子高举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他带领同学到处演讲、募捐、组织座谈，为声援北平学生救亡运动日夜奔走呼号。他们办墙报，贴标语，呼吁“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一起行动起来，挽救祖国的危亡”。他节衣缩食省下钱来购买进步书刊，组织读书会学习鲁迅、郭沫若、邹韬奋、艾思奇等名人的著作。他和几个同学秘密跑到南阳城南门外“欢呼林书店”，阅读《向导报》，这份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像黑夜中曙光亮起指引他前进的方向。

193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党乾章欣喜异常，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扣押蒋介石的壮举甚为敬佩。同学们在一起议论各抒己见，有主张杀蒋的，有主张放蒋的。结果“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协调下得到和平解决，促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党乾章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的高风亮节所感动，使他坚定了一个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国民党反动派骨子里仇视学生运动，对他们的爱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1937年春，反动当局以“共产党嫌疑分子”为名开除了党乾章和30多名学生的学籍。

依靠平民办义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党乾章被开除回到舅母家，潘士其老师的光辉形象映入他的脑际，鲁迅先生“救救孩子”“改造社会”的呼唤声在他耳畔响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的教诲启迪着他。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这是他很早的愿望。

党乾章很自信，认为自己是个有理想、有志向、有文化的年轻人，能胜任教师工作。可这位气血方刚的年轻人，过于理想化了，他忘了自己是“共产党嫌疑分子”，在择业的路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乡长杨文亭是他的表兄，论公论私都应该帮他这个忙，但他失望了。杨乡长对他似笑非笑地说：“乾章表弟的心情我很理解，我本该帮忙，但这个时候谁敢承担这种风险聘你做教师，请另想它法吧。”

党乾章的梦就是当一名教师，让“布衣”子女读上书。他不再向官府低头弯腰乞舍了，决定办义学。他东奔西走争取平民百姓支持。农民文化人杨俊章先生被党乾章的精神所感动，腾出了自家的两间瓦房让他当教室，房前的宅基地用做操场，并答应任校董。他动员杨彦章和他一起教义学。

1937年春，在乡亲们的支持下，仝村义学成立了。这是附近一带第一个乡村义学，学生自带桌椅，老师义务执教,学校不收学生分文。党乾章的义举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得到了舅母及其继子的支持，他吃住在舅母家。生活虽然清苦，但精神上感到无比充实和快乐。

义学除开设语文、算术、史地、常识课外，还根据农民的需要讲授珠算、农村应用文、毛笔字。每天下午有体育课，把歌唱和游戏结合起来，同学们学得生动活泼，学校成了他们的乐园。家长们高兴，群众称赞。

1937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局面，仝庄义学自建校以来一直高举抗日爱国旗帜，符合民族愿望，体现了时代精神，受到群众好评，党乾章在社会上有了声望，这年八月在群众的要求下，经官府批准仝庄义学升为了公办小学，党乾章被聘为县立第五完小教师，每月有了八块银元的薪水。

1937年寒假，党乾章回老家唐河县薛茨园村，沿途目之所及到处是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这一带比仝庄更加贫穷落后。薛茨园村周围十几个村没有一所学校，乡亲们见到他格外亲热。他们没想到这位当年的孤儿如今已长大成人，出息成了教书先生。他们跟这位年轻的教书先生诉说起孩子们上不了学的苦衷。党乾章动容了，经过认真思考，他决定辞掉公职教师回家办义学。有人说党乾章“有病”，每月八块银元的公职教师不干，却跑到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来办义学。党乾章有股犟劲，认准了的事儿从不回头。

1938年3月，他选择位置居中的小曲沟村办起了一所义学。往日只有鸡鸣犬吠和嗡嗡纺纱声的穷乡僻壤，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和悦耳的歌声。

曲沟义学高举爱国旗帜，为抗战服务，为农民服务。文化课、时事课、唱游课是曲沟义学的三大主课，意在和谐育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文化课教学生农村需要的读、写、算知识。时事课向孩子们灌输爱国抗日思想，党乾章每天早读时间给孩子们讲抗日故事。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机场、台儿庄战役……他讲的惊心动魄，绘声绘色，孩子们听得入神儿。

唱游课是少年儿童最喜爱的课程，寓教于乐，义学天天都唱歌，周周有新歌。单人唱、集体唱、轮唱、表演唱，花样翻新。《义勇军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保卫黄河》、《大刀进行曲》、《在松花江上》、《筑路歌》以及陶行知先生“锄禾五歌”等一首首抗日爱国歌曲，激励学生的爱国激情，陶冶儿童向往美好明天的情操。当时的区政府不承认曲沟义学，不许他们参加区办的集体性教学活动，却邀请曲沟义学的师生们参加歌咏表演比赛。他们的歌声一鸣惊人，获得优秀奖，受到了大会的表扬。曲沟义学爱国教育办出了特色，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为了帮助青年文盲农民学文化，党乾章又办起了曲沟农民夜校，听说党乾章办夜校，曲沟村一位叫徐华章的制墨工主动找到他，提出和他一起教夜校，党乾章一面教青年农民学文化，一面向他们灌输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与当地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后来不少夜校学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新四军，成了革命骨干力量。

终于加入共产党

党乾章盼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地共产党还没有公开很难找到，他入党心切，曾冒着生命危险给邹韬奋先生写信，请他帮助去革命圣地延安找共产党。一向爱护关怀青少年的邹韬奋先生很快回了信，信上鼓励他说：“困难太大，不便介绍。坚持学习，前途光明！”党乾章又给南阳师范学校一位进步老师写信，倾吐他的政治愿望，结果没有音信，此时他想起了久已敬仰的英雄潘士其老师，于是他托潘的外甥杨保定给潘老师转去了一封信，表达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结果没有回音。党乾章不灰心，他坚信他的愿望总有一天能实现。

1938年春，阳光绚丽，大地温煦。那是三月的一个星期天，和党乾章一起教夜校的徐华章带着个“陌生人”走进校园。徐华章向他介绍说：“这是潘士其同志。”党乾章惊喜万分，他久仰的英雄、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打开唐河县城门的潘士其老师，如今站在了他面前。他热泪盈眶忙迎了上去，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潘士其时任中共地下党唐河县县委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唐河源潭中学教师。令党乾章更为惊讶的是，眼前这位小曲沟的制墨工，天天和自己谋面的夜校先生徐华章竟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地下党员、潘士其的战友。党乾章几次写信找党，今天党就站在了他面前。三个人坐在一起，如久别重逢的战友，相互倾诉着肺腑之言。

最后，潘士其同志亲切而郑重地对党乾章说：“你要求入党的愿望，党组织早已知道，经过长期考察，认为你已具备了入党条件，今天我特来介绍你入党，请你写一份入党誓言。”

党乾章激动万分，抄起笔写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打败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不惜流血牺牲，献出生命。”他把早已成竹在胸的誓词写出来交给了潘士其同志。潘士其看过后，连连点头赞赏，立即郑重地说：“乾章同志祝贺你，我现在代表党组织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希望你今后按照党的要求和自己的誓言，努力工作，做个好党员。”党乾章心潮澎湃，紧握潘士其同志的手坚定地表示：“我一定做个好党员！”潘士其同志随即把那张入党誓词烧掉了。入党仪式虽然简单，但那凝重的气氛，激动的心情，党乾章终身难忘。

营救战友陷魔窟

党乾章入党后以义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先后秘密发展了五名党员。1938年8月经上级批准，曲沟义学建立了中共曲沟党支部，党乾章被选为支部书记。中共小曲沟党支部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省唐河县西部地区升起的第一面红旗。党在这里播下的革命火种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在白色恐怖下，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了1938年夏季，在小曲沟一带已有党员23名，上级党委决定成立中共小曲沟区委会，区委会选举那天，党员们乔装打扮成种瓜的、卖瓜的聚集在村南边一片西瓜地的瓜棚里，边吃瓜边开会。会上党乾章被选为区委书记。

中共小曲沟区委成立后，党乾章带领群众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话剧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在死亡线上》、《布袋队》等剧目，在唐河县西部地区演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所到之处受到各界人士欢迎。

唐河县邱罐乡乡长潘灵寨和保长余××依仗权势随意抓丁索税，贪污受贿，贩卖毒品，打骂群众。他们以“违抗兵役”、“抗工拒役”为名，把农民张光先送进了牢狱，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大义愤。党乾章组织带领群众到县政府门前请愿示威，要求惩处潘、余。伪县政府畏于众怒不得不撤销了余××的保长一职，把张光先从狱中放出。

区委先后派刘慕阁、牛凭凡等一批批抗日骨干分子，到河南省确山县人称“小延安”的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学习游击战。他们把优秀党员张国聚、闫兴礼、潘松林、张继贵等人送到彭雪枫将军部下参加了新四军，这些同志后来有的牺牲在抗日战场，有的锻炼成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

1939年11月，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唐河县委撤销，唐(河)南（阳）方（城）中心县委成立，县委书记张静波（又名张子杰）隐蔽在小曲沟，住在党乾章家，以与党乾章合伙经商为名进行革命活动。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疯狂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广大共产党员在腥风血雨中并没有被吓倒。张静波同志在唐河县源潭镇（小曲沟东部）一带秘密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游击队，不幸在一次活动中被捕。

党乾章得知县委书记张静波被捕心急如焚，立即组织营救，他走动上层人士买通狱警，到狱中探视张静波，借机串通口供。他出庭作证，在县法庭上神情自若坚定地说：“我与张静波是同窗好友，一起合伙经商，我了解他，保证他是个好人，敢于负责保他。”然而，反动当局把他视为张静波“同党”抓了起来，投入唐河县大牢。

国民党唐河县牢狱是一座死亡之墓，党乾章与县委书记张静波被同囚在一个牢房内的两个小木笼里。木笼狭小，在里面腰不能直，脚伸不开，身子不能舒展，终日不见阳光。“犯人”大小便就在室内，臭气熏天。早上一碗清水米汤，中午晚上一个小窝头。五月天气炎热，囚笼似蒸笼。饥饿、酷刑、伤病、虫咬加上精神折磨，常有尸体从牢房里抬出。党乾章在狱中严守党纪，始终未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他利用每日一次的放风机会和倒便桶时与张静波接头，串通口供，相互鼓励。他俩商定在合法斗争无望时，组织难友越狱。

党组织多方营救，囹圄三十日，党乾章经具保出狱，张静波仍被关在狱中。

逆境之中救逆境中人。党乾章出狱后处境艰难，他继续领导曲沟区委会工作，中心任务是营救张静波。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他利用义学教师身份，走动社会名流政要，会见青帮会（封建组织），宴请乡保长……经过八个月的艰苦斗争，终于从虎口中救出了县委书记张静波同志。

战地黄花分外香

党乾章在唐河县境内已无存身之地，经湖北省枣阳县著名爱国人士黄山农（黄火青之弟）介绍去了湖北省逮唐镇一所小学当了一名教师，改名方田古。教书不到半年，得知国民党当局又在追捕他。上级党委指示他化装撤到延安去。听说去延安，方田古兴奋不已。他和另外两位同志扮成逃荒难民，踏上了延安路。他们从枣阳出发日夜兼程，艰苦跋涉，走了两千多里，就要到延安了，胡宗南部队铁桶似的封锁延安，封锁线上碉堡、战壕密布，他们无法通过，只好无奈返回唐河县。回到唐河县，党组织指示他们化装南下到大别山去找李先念部队。1942年秋，方田古从黑暗重重的国统区来到朗朗晴天大别山抗日根据地，这里是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将军开创的鄂豫边区。

方田古到了根据地，组织上根据他的要求分配他到边区实验中学任教，这是一所战地学校，学生来自部队里的小战士、烈士子弟、干部子女、边区小学毕业生，也有来自国统区、敌战区的孤儿。学校无固定校舍，蓝天为屋，大地为凳，门板即黑板，双腿一盘即课桌。师生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大草垫，边区实验中学随部队流动，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战地学校。

师生们每到一地，首先做群众工作，帮助老乡做家务。做到地扫光、水满缸，安顿下来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学校设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军体、唱歌等课程。教材大多为边区自己编印。大别山春、夏、秋三季山花烂漫，香飘四野，条件虽然艰苦，却是一片新天地，方田古担任一年级（二）班班主任，像一位独立连连长，又像一位教导员。

1944年日寇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严密封锁根据地，根据地军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们自己动手做棉衣，自己动手种蔬菜，上山打柴，下水捉鱼渡难关。1945年春，方田古所教班的大部分学生离开了学校，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南下支队。他们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壮烈牺牲，不少学员锻炼成为了党的优秀干部。方老至今怀念自己的学生。

1945年上半年日寇末日来临，此时边区中原居民面临巨大财政经济困难，为保证部队供给，上级决定成立职业学校，培养有文化、有技术的纺织人才。时任边区育才学校校长的方田古被调任边区职业学校任校长。师生们一起学文化学技术，边学习边生产，职业学校办得红红火火。这年七月师生们纺出了第一批棉纱，八月制出了第一批军用蚊帐。军区连以上干部都用上了单人蚊帐，方田古受到了军区领导的表扬和奖励。

解放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人民战争，1946年春，方田古随李先念和王震将军领导的中原部队穿过平汉路，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按照党委决定，部分非武装人员化整为零奔赴解放区。方田古化装成卖土布的小商贩，带上几批上等布料，闯关过险单人独行2000里，辗转来到解放区邯郸。他热爱教育事业，组织上分配他到邯郸大名台臣中学任教。1949年春，他被调到肥乡县师范学校任校长。1950年至1953年他先在邯郸中学任校长，后代邯郸地区中学总校部担任领导职务。他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办学成绩卓著。1953年夏被评为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潞河园里写春秋

1954年春，年富力强的方田古被任命为潞河中学（当时名为通县中学）校长。他怀揣着河北省省长林铁颁发的任命书，走进潞河园。

潞河中学始建于1867年，原是一座教会学校，偌大的校园环境优美，十几座古城堡型欧式楼房，凸显她的历史渊源。教学楼、读书楼、礼堂、饭厅错落有致，校长楼立于林木掩映的果园内。校园东边是运动场，内有标准的四百米跑道，有可容千余观众的台阶看台。校园东南协和湖边有博唐亭、假山和小桥。校园内苍松翠柏繁花锦簇，百年古槐绿荫蔽日，青草铺地，虫唱鸟鸣，四时不绝，校园美如公园。解放前在此就读者多为非官即富家庭子弟。方田古走进潞河园满怀激情，决心把这所近百年老校办成劳动人民子女的学习乐园。

方田古兢兢业业，日以继夜地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团结带领校领导一班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及知识分子政策，坚持以教学为中心，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到1966年已有教学班32个，在校学生1700余人，是旧潞河中学在校学生的三倍。潞河中学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为高等学校输送了大批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潞河中学享誉京城，成为河北名校，是学子们向往的乐园。1956年方田古以中国教育代表团团员身份赴欧，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国教育大会，并在那里参观考察了两个多月，后来他又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潞河中学并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协和湖面上便起涟漪，有时卷起旋风。从1957年“反右”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这里从未平静过。身为校长的方田古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

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他为痛击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而欢欣鼓舞；然而，当他看到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时，他困惑了，焦虑了。运动还在深入，上级党委再次召开反右斗争动员大会，提出继续抓右派分子，方田古再也坐不住了，开始唱起反调，在大会讨论会上提出“对教师中的右倾言论可以批评教育……但不能再发动群众进行打右派的斗争了，以免伤害教师，影响工作”。这在当时的气氛下是需要何等的政治勇气啊，地委书记听了他的言论勃然大怒：“这是立场不稳，思想右倾!”从此，“右倾”这顶沉重的帽子便扣在了他的头上，成了后来历次运动被攻击的一颗炸弹。

人不可有傲态，却不可无傲骨。1958年大跃进，方田古开始时为祖国跨上大跃进的骏马欢欣鼓舞，他亲自带领师生下乡劳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翻土地，大炼钢铁，还常常挑灯夜战，连续劳动使学校教学秩序全部被打乱，方田古向上级党委反映：“劳动过多，影响健康，影响教学，应返校休息上课。”他毅然把师生带回学校，结果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

1959年春，方田古脱产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学习期间他理论联系实际，在讨论会上，针对时弊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方田古认为共产党员就应该对党说实话，把心窝子里的话掏给党听，这有利于党的事业，在谈到人民公社时，他说：“人民公社搞‘一平二调’，办集体食堂……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人民公社问题不少。”他还写了一张小字报，讲成绩，摆问题，区别主流与支流，他把人民公社比作太阳，把缺点问题比作太阳上的“黑子”。他满怀希望党采取措施早日除掉太阳上的“黑子”，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灾难又历史性地降临到他头上。这年七、八月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开展了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他在讨论会上的发言竟被与“彭德怀反党集团”联系起来，批判他说方田古与“彭德怀反党集团”上下呼应，是有预谋、有计划、恶毒向党进攻。市委党校接二连三组织了对他的批判。九月间，中共通县县委把他带回通县，回县后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批判，接下来便大会、小会连续批判他三个多月。1960年春，撤销了他的校长职务，取消了他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给予了留党察看二年处分，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三年，直到1962年8月方田古问题得到甄别平反，他回到潞河园。

郑板桥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你东西南北风”。这首诗正是当时方田古的写照。回校后，他排除干扰，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依靠领导成员一班人，团结带领广大教师努力开创新局面。关心师生生活，狠抓生活管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学雷锋活动；狠抓教学管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加强体育设施建设，开展体育活动……潞河中学很快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景象。

1964年政治风云再起，“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派，方田古又成了焦点人物，有人给他编织出“反党罪行”数十条，“右倾”一条仍在其中。方田古沉着面对，他团结大多数积极工作，最终赢得上级领导和广大师生信任，饱受磨难的他总算逃过了一劫。

时隔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来得那么突然，那么迅猛，潞河中学很快成了通县地区“文革”的风暴中心，方田古在劫难逃了。“顽固走资派”、“三反分子”、“反革命分子”……十三顶政治帽子一起扣在了他的头上。他和十一位干部教师被圈了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造反派”头头私设刑堂搞“逼供信”，大打出手。当时那阴森恐怖的情景今天讲起来还令人毛骨悚然。在那场浩劫中，一位副校长、一位教师、一位会计被折磨致死。方田古作为一校之长，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困境中看到老师遭迫害，他依然大声疾呼，但遭到的是嘲讽、斥骂和更加严厉的惩罚。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凄惨惨离开人间，心如刀绞。“造反派”岂能放过了他，没完没了地批斗、罚跪、殴打，棍棒相加打断了他的三根肋骨。饱受折磨的方田古，大难不死活了下来。

方田古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毫无奴颜媚骨，在逆境中，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造反派”强迫他写本校五位教师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行材料，他正言回答：“这是五位好老师，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我不能写这种材料。”他的家乡河南省唐河县“造反派”派人来找他，威逼利诱说：“×××是叛徒，就是他当年出卖了你，致使你在唐河县被捕坐牢，你把他的叛徒材料详细地写出来，即可为自己报仇，又可立功，得到从轻处理。”方田古虽身处逆境，但绝不陷害好人，他如实地写出了这个人的情况，“造反派”看了大发雷霆，责骂他“死不改悔地走资派，不识抬举的东西，必须打倒！”

潞河园里再也容不得方田古了。1972年他被调到二中任校长，1974年又被调出了教育口，去县医院当了一个外行的院长。他一如既往，尽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勤勤恳恳工作。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老教育工作者。1978年4月，潞河园又历史性地选择了他。应老教育家、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韩作黎的恳请，方田古又回到了潞河中学。时年六十岁的方老又担起了潞河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的重担。方老在十年动乱的废墟上又开始了辛勤的耕耘。1980年，61岁的方老离开了潞河园，调到北京教育学院负责党委工作，至此方田古在潞河中学度过了二十个春秋。

历史尘埃早已落定，是非功过自有评说。直到今天，潞河人还怀念他们的老校长方田古，《潞河中学历史回顾展》追溯着他的功绩，再现了他当年的音容笑貌。方老也时刻眷恋着这方热土。

慷慨解囊助学子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1986年方老从北京教育学院顾问岗位上退了下来，波澜壮阔的人生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然而，五十年的教育生涯铸就了这位老共产党员对教育事业的钟爱，难舍的情结岂能戛然了断。他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学生，继续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奉献。

从1982年开始至今天，方老每年至少资助三四个贫困学生，他的老伴张英华(原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离休干部，已故)对他的义举全力支持，同心协力做善事。80年代初，方老算属高薪族，其实加上老伴儿每月五十多元工资，月收入也不过二百多元。随着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方老捐资助学献爱心越来越多，他还资助贫困的教师与乡邻。得到他资助的人很多，有家乡河南的，还有江苏、河北等地的。

还记得2004年夏，我同方老一起参加区教委团委组织的一次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党日活动，会上方老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他那烽火岁月，为学生们上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讲话结束前，他郑重宣布：你们中谁家里经济有困难都可以找我，我愿意资助，并当即公布了他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真挚的感情令我感动。通州四中学生崔立卿给方老写信求助，方老通过学校团委了解情况后，立即给他送去了一千元。在我这次采访方老时，方老还深情地说:“崔立卿这孩子今年该高考了。”他还惦记着这位贫困的学生。

河北省大名府中学是方老当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近十年来，他每年都资助这所中学的两个贫困生，资助金额由当初的每年每人400元，渐渐增加到800元、1000元。至今方老到底资助了多少学生他已记不清。看着客厅里那低柜上堆放的一叠叠来自四面八方的感谢信，感慨之情在我心中涌动。

受过方老资助的学生郑俊丽，2005年暑假接到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马上向方老报喜。信中对方老在她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她的帮助表示深深地感激，信上说方爷爷那“高贵的灵魂，火热的心肠”，“是物质外的人间情，是世界呈现给我的美好”。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要用美好回到社会”。方老看了来信十分高兴，立即回信表示祝贺，并告诉她，已为她准备了学费五千元、被褥一套、秋衣一套、冬衣一套、手表一块。另外许诺，每月再补助给她100元。方老至今践行着他的诺言。

河南省唐河县是方老的故乡，至今还是全国出了名的贫困县。2004年春节前夕，方老听说当地教师生活很苦，心情十分沉重。他给十位最贫困的老师每人寄去300元钱，让他们过一个祥和的春节。老师们十分感动，他们在给方老的感谢信中写道：“您虽已退休，还不忘教育，为教育筹思……您的重教之情，助教之意将永远激励我们更加忠于党的教育事业，自觉肩负起光荣重任，志在教育，竭尽全力教书育人……”

老骥伏枥情益浓

“苍容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花更红”。

1996年方田古给县委领导写信，提出由自己出资成立奖教基金，县里领导十分重视，责成时任县教委书记的罗敬义同志操办。罗敬义毕业于潞河中学，是方老的得意弟子，对方老的善举乐此不疲。奖教金董事会很快成立起来，成员多是教育界的名流，罗敬义任秘书长。为基金会的称谓董事会还颇费了一番心思。有人提议以方田古名字命名，方老拒不接受，他提议叫“刘绍棠奖教金”。以著名乡土作家刘绍棠的名字命名极富想象力，也十分贴切，可后来在征求刘绍棠意见时，刘仰天哈哈大笑：“岂敢岂敢！”他说：“我在潞河中学，和方老有百日师生之缘，我这个小字辈的岂敢享受如此荣誉。”经再次讨论，最后定为“运河奖教金”。“运河奖教金”寓意运河历史源远流长，丰厚文化底蕴还要弘扬。

“运河奖教金”以青年模范班主任为奖励对象。方老早年从教时当过班主任，对班主任工作有亲身体会。他认为一个好的班主任可以带出一批又一批的好学生。

1990年 “运河奖教金”董事会举行颁奖仪式，第一次表彰奖励了十名中学、十名小学模范班主任。会上，给每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奖励每人一块手表。“运河奖教金”到第六届共奖励中小学模范班主任100名。

模范班主任评选活动有一套程序。在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参选教师个人先写出班主任工作经验总结材料，由各校上报乡（镇）教育主管部门审阅筛选，再分别汇总到县（区）教委中教科、小教科，由他们择优选送到董事会，董事会每个成员一份一份审阅，最后集体评出最佳模范班主任。

“运河奖教金”的资金，源于方老的一本书。方老离休后重温人生路，他戴着老花镜，字斟句酌地写起了回忆录，潜心著书，终于成卷，他的学生刘绍棠为此书起名《汗滴禾下土》。方老的回忆录出版后，受到广泛称赞。《汗滴禾下土》是一本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题词“卷中烽火岁月，笔下一人春秋”。方老自费出书，获得稿费五万余元，他把这笔钱加上社会资助的钱一并存入银行，每年以所得利息奖励青年模范班主任，运河奖教金从第二届开始，对获奖者进行现金奖励。历届所得入不敷出，方老决心把奖教金办下去，他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商量怎么办，多年受父亲爱国爱教熏陶感染的儿女们，表示坚决支持父亲的善举，儿子党大建、女儿党朝红和党东红都主动提出捐资，连刚参加工作的孙子党臻也表示出资支持爷爷。“运河奖教杯”就这样地延续着。有人问党大建为什么如此慷慨解囊，他回答得干脆利落：“父亲终身守教，我是尽孝心。”好一个“尽孝心”，党家真是满门忠良。

2004年第五届“运河奖教金”颁奖仪式于通州区教委会议室举行，颁奖仪式隆重热烈。区政协主席王玉辉，时任区委副书记邓乃平，主管教育的副区长刘淑华等领导到会。这届“运河奖教金”奖励模范班主任十名，他们中的代表先后以“以人为本，坚持素质教育”、“自爱是最好的老师”为题，介绍了班主任工作经验体会，精彩的发言博得热烈掌声。

颁奖仪式上，教育界的老领导、老前辈为每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和运河育人杯。奖杯高尺许，深褐色正方体底座，中央矗立着一根带环的圆柱，顶部是一尊鼎，奖杯端雅庄重。十名获奖者一字排开，红灿灿的证书贴在胸前，金黄色的奖杯金光闪烁，栩栩生辉。在热烈的掌声中方田古老人起身向前，带领他的儿子党大建和女儿党朝红走向颁奖台。方老并边走边喊“孙子，你也来”，大声地说：“我的孙子是个好孙子。”祖孙三代走到受奖者面前，为十名青年模范班主任颁发了奖金，奖给每人一千五百元，顿时掌声响起。

最后，区领导邓乃平、王玉辉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方老爱国助教的高贵精神品质，区政协主席王玉辉讲话时一连用了四个感动，表达他内心的感受。

方田古这位老共产党员波澜壮阔的人生深深地感染了我，在我即将结束这篇文稿时，顿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段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有益于人民。”我敢说方老做到了。

祝方老健康长寿！

于2006年3月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