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念

王梓夫  张宝玺

编者按  这是一篇写于十年前的报告文学，作者以浓重的笔调，满怀崇敬之情向我们讲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坎坷经历及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感人事迹，在深入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今天，想必读来仍具深刻意义。

一

这时候，以及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风尘中，每当他的灵魂受到炼狱般的痛苦煎熬的时候，他的眼前总会现出那神圣的一幕：一个属于翻身农民的三月的夜晚，在村公所的西厢房里，春风艰难地扫荡着残冬遗留下来的严寒，小油灯燃烧着黑暗与它自身，在高悬着的镰刀铁锤的旗帜下，他把紧握的拳头举过了头，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也堵塞了他发泄感情的渠道。一刹那间，他的灵魂从他那热血沸腾的躯体中飞升起来，与那爆裂的灯花一起燃烧着，幻现出一番神奇瑰丽的景象：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这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

而十的后的今天，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另一番令他惊骇与痛心的场面：黑压压的人群，森林般的拳头，林涛般的吼声。这阵势他经历过，这情绪他体验过。他正是从那挥舞的拳头中冲到队伍前边，跟上了共产党的。而眼前这一切，却是对准他的。

“打倒反党首要分子牛文祥！”

……

不是想不通，他没有想，没容他做任何思考和反应，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他的思维窒息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像被抛进了一个黑沉沉的大海中，险风恶浪冲击着他，撕扯着他，颠簸着他……

他睁开了那双无望的眼睛。

他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看到了父亲那尊险遭杀身祸的小铜像。自父亲上溯到祖父，他家祖祖辈辈几乎都是给地主当长工。父亲活到了二十岁，都没穿过棉鞋，每到冬天，双脚都冻得生疮化脓。直到三十二岁，他才娶了一个穷人的姑娘，给牛家续上了香火。父亲婚后，便到北京广济寺当勤杂工，伺候一位年高体病的老和尚，老和尚在圆寂之前，为了感激父亲的精心照料，留个念想儿，送给了父亲一尊小铜像。父亲把小铜像抱回家中的茅草屋里，村里的人不开眼，便纷纷传说父亲得到的是一尊价值连城的金佛。这话传到了个贪心且歹毒的地主老财耳朵里，他便与张家湾镇上的警察勾结在一起，以“盗窃金佛罪”将父亲和那尊小铜像一起带走了……

父亲在沉冤囹圄的时候，他的心潮中大概也曾翻卷着愤怒和不平吧！然而父亲却找到一条冲破冤狱的道路：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铲除天下的一切不平。

他按照父亲的话去做了。正当他在铲除不平的道路上忘我拼搏的时候，更大的“不平”却像山峦一样压在了他的头上，也压在了父亲那被累弯了的驼背上。父亲被屈辱地押上了台，向一片挥舞的拳头弯下了腰，低下了头。他的罪名仅仅是生下了一个“反党分子”的儿子！

他心里刀割般的难受。他没有勇气扭过头去看一眼那可怜的老父亲。

他又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妻子作为陪斗对象，也被推到了会场前边。她看了他一眼，目光是平静的、柔和的，脸上没有半点委屈和怨尤。他受不了，他的心灵震颤起来。多少年来，无论她陪着他吃多少苦，受多少罪，担多大的艰难和风险，她的目光始终是这样平静柔和的。她是个充满爱心的女人，爱丈夫，受儿女，爱公婆，也爱众多的父老乡亲。她没有向他吹过一句枕边风，没有因为自己的儿女和亲属开口求过他，可是有一次，她却为了全村的百姓，流着眼泪苦苦哀求他。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人们勒紧腰带，咬紧牙关，把希望的种子埋进了贫瘠的土地里，好不容易从春天熬到了秋天。人们等不及把成熟的庄稼收获下来再分进各家各户了。饥饿使偷吃偷拿一时形成了风气，村村如此。可是她这个村却看得很严，管得很紧，“他爹，求求你了，乡亲们饿啊！要不是饿狠了，谁去吃生葱，吃生芥菜，啃生棒子呢！你就松一松吧！”他被妻子的泪水和爱心打动了，第一次放弃了原则。乡亲们在田里干活，在腰里塞把谷穗，在草筐里藏个棒子，自觉地把握分寸，有限度地偷点拿点，自己过得去，也让村干部过得去。这在当地叫做小偷小摸。在后来整顿这种偷摸风的时候，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不偷的户，没有不偷的人。可是牛文祥这一户，却没有一个人染指。妻子饿着肚子坚持参加劳动，站起身就打晃儿，身子浮肿得发亮。这回，该他流着眼泪央求妻子了：“要不，你也拿点儿！”妻子却坚决地说：“不，许别人十回百回，不许我一回，因为你是党员，是支部书记。给你争气，就是给党争气，给你丢脸就是给党丢脸！”

又一阵暄嚣，他的心紧缩成了一团。他看到了妹妹被两个“革命派”押上了台。在一片“打倒”的吼声中，贫协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地控诉着妹妹的“反革命罪行”：贫协主席的猪到地里去啃麦苗，妹妹用土坷垃把他的猪打跑了。那会儿的逻辑就是如此地简明而通畅：打贫协主席的猪，便是打贫协主席；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打击革命，便是反革命。于是，一个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乡村姑娘，一个天真纯洁的女中学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当上了“现行反革命”……

荒诞吗？不！这是一个庄严的现实，庄严中又笼罩着一种神圣的气氛。而母亲的反抗，却糟蹋了庄严和神圣。他们把母亲押入了会场，让她跟“黑五类”站在一起，母亲不干了。“我是革命的！我丈夫是革命的！我儿子女儿都是革命的！你们这是欺负人！是冤枉人……”母亲挣扎着、哭闹着、叫嚷着，拳打脚踢，竟然冲出了会场。

牛文祥惊骇得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母亲这毫无顾忌地反抗，必然会遭到残暴的镇压。然而，他想错了，没有人去追赶母亲，尽管那几个革命派被气得脸色铁青，会场上却响起了一片善意的笑声。人们对一位老人，一位母亲的宽容，使他在惊涛恶浪中看到了一条广阔的海岸线；这稍纵即逝的笑声，使他明白了人心的向背，也触摸到了中华民族那不可泯灭的正直与善良。他心里奔涌着滚烫的浪头，泪水汩汩而下……

二

这一切，都是由那封所谓的“万言书”引起的。那年月，提到“万言书”，人们自然会想到“胡风集团”，想到“庐山会议”。这天大的罪名，压在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头上，他承担得起吗？

这是一九六四年的春天。

人们刚刚从一场罕见的大饥荒中挣脱出来，热烘烘的土地重新铺上了绿色，焦黄浮肿的脸上也重新染上了红润，如同土改、合作化时一样，平静的小乡村里又进来一群穿着干部服装的工作人，他们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把基层干部赶上了“楼”，然后“洗手洗澡”，“脱了裤子割尾巴”，整整轰轰烈烈了一冬一春，进入了春耕春播的时节，各式各样的“斗争会”、“批判会”、“下楼会”越发紧锣密鼓，运动和生产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刚刚熬过“三年困难”的人们知道误了农时，撂了荒地将会出现怎么样惨重的后果。群众急了，基层干部急了，上级领导也急了。老县长魏继庚深入到台湖公社检查生产，看到台湖大队的棉田里长满了鸭子脚，苣荬菜，便冲着牛文祥发起了火。紧接着，他又在这个公社的胡家垡大队召开了现场会，要求基层干部振作精神，负起责任，带领广大群众不违农时地抓好春耕生产。

老县长讲话了，本该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可是，基层干部难呀！你要抓生产，工作队却让搞运动。他们当中大部分还没有“下楼”，“政治生命”还掌握在工作队的手里。牛文祥心急如火，对工作队说：“农时不饶人，光运动能打粮食吗？”工作队却说他这是“用生产压运动，妄图蒙混过关”。

一气之下，他召开了支委会。支委们统一了思想，就运动和生产的关系等问题，写了《台湖公社台湖大队支委对四清工作队的意见给县委领导的一封信》。

这就是所谓的“反抗四清运动，攻击工作队的‘反党万言书’”。牛文祥被打成了“反党集团首要分子”，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被开除了党籍。当时的党支部副书记，支委等几人也被开除了党籍，团支部书记牛宝忠因起草“万言书”被打成了“反党集团骨干分子”。

三

牛文祥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困惑之中。他想不通，无论如何想不通，共产党对他的恩情有多大，他对共产党的感情有多深，他自己最清楚。他自从认识共产党，决心追随共产党的那一天起，他便把党看成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党在他心目中是神圣不容亵渎，威严不可侵犯的。他有什么理由反党呢？他怎么会反党呢？

眼泪泡心啊！泡着心的泪水流不下来，他大口大口地咽进肚子里。

他失去了自由。在几个公安人员的看管下，他一遍又一遍地交待自己的“反党罪行”。他有什么罪行呢？

解放以后，年仅十八岁的他，便在村政府当文书，这时他入了团；1954年，他又被调到乡政府当秘书，这时他入了党。

1957年，台湖受了水灾，几个村干部整天找到乡里县里，要救济粮、救济款。牛文祥劝他们说，国家也有困难，咱应该自己克服困难，开展生产自救。一个村干部说：“你敢情吃的是铁杆庄稼，一个月30多块钱工资，一年12次分红，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他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他应该跟群众在一起，于是，他向领导提出了请求，回到村里担任了高级社社长，尔后又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群众兴修水利，精耕细作，当年便夺得了大丰收，每个日值合1.6元钱，居全公社之首。秋后，他又在村里办起了轧花场、运输队、油坊，不但战胜了灾害，而且使村民过上了温饱富裕的庄稼日子。

1959年，那会儿他又在管理区当上了脱产干部。前一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跃进”，遗留了下来的是街村萧瑟，满地荒芜。他又一次想到了众乡亲，回到村里，连口气都没喘，便带领群众投入了除草灭荒的战斗。七天七夜，地里吃，连轴转，4000多亩地里的秧苗硬是从萋萋荒草中剥离出来，见到了天日。不幸的是，天道不公，大谷穗压弯了腰，晚玉米吐出了线儿，眼瞧着丰收在望，一场大雨几乎吞尽了庄稼人养命的粮食。他又带领群众投入到更加艰辛的抗灾自救的工作之中……

他心里有一本帐，这本帐清清白白，理直气壮。然而，他却没有办法向工作队“交待”，他们不会相信他。

他自己交待不出自己的“罪行”，可是在批斗大会上，一桩一桩的“罪行”却像重型炮弹似地在他的头顶上狂轰滥炸：“漏划富农”，“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更有甚者，还有人出来作证，曾经把整口袋的粮食扛到他的家里……

他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就是他吗？难道真的没有人替他说句公道话吗？那是一个阴沉可怖的夜晚，凄风苦雨敲打着破碎的窗纸。他麻木地坐在囚室里，痛苦，冤屈，惶恐，绝望像烟雨般地缠绕着他。他解下自己的腰带，呆愣愣地望着那裸露着狰狞的屋梁，泪水凝聚在他那变了形的脸颊上……

门轻轻地开了，两个儿子同时站在他面前，小小的手心捧着一个铝饭盒。他把饭盒盖打开，里面是满满一饭盒手工卷的烟卷。儿子相信他，心疼他，担忧他，知道他心里的苦痛，而缓解这苦痛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吸烟。儿子一支一支地把烟卷好，像是把两颗稚嫩的爱心奉献给他们的父亲。他看着儿子那哀求与恐惧的目光，胸中那冻结的感情开始融化，流动，翻涌，他再也忍不住了，把两个儿子紧紧搂在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四

他成了一个孤儿，一个被母亲抛弃了的孤儿。在茫茫的天地间，在潇潇风雨中，他觉得很孤独，很迷惘，心里空荡荡的，像是骤然失去了生活的支点和生命的依靠。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的寻觅者。

一支长鞭，一挂马车，他重操旧业，当上了大车把式。星光寥落，像是乡间小路开着的野菊花。他捕捉那孤零零的马蹄声，想要拼凑起一个破碎的梦。如梦的天边传来哀婉的呼唤，“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有一次，老县长魏继庚在田头上碰上了他，悄声说：“那次现场会上，是万里副市长让我那么讲的……”下边的话他没有说，但牛文祥却明白了。含着眼泪，哽噎在喉，却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只是使劲地点了一下头。

工作队还没有离开村，他自然被当作“敌人”对待，他不能享受普通社员都可以享受到的“超借支”待遇，全年的口粮都被送进了粮库。他家十四口人，两位老人，八个孩子，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妹妹。每天只给他们十斤发了霉的烂红薯干，就是这点儿可怜的红薯干，他也没有钱到电磨坊把它加工成红薯面。一位素无来往的村民看到他妻子端着那红薯干发愁，便悄悄地塞给了她两块钱。

腊月初一，家家户户都要吃爆玉米花。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所谓“腊月初一蹦一蹦，一年到头不生病”。可是，他家里连一粒玉米也没有。听到左邻右舍那清脆诱人的爆裂声，嗅到飘溢街巷的玉米花的芳香，一群孩子饥燕似地围住了他。他心里刀割般的难受，他没有勇气面对那一双双饥饿和渴求的眼睛，踉踉跄跄地跑出了门。忽然，他的脚下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低头一看，半袋玉米放在了他家院外的麦秸垛旁边……

整整一夜，他都没有合眼，心里翻江倒海：牛文祥啊牛文祥，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吗？要是的话，就应该受得住冤屈，经得住考验。你虽然被开除了党籍，可是领导心里有数，群众心里有数，你也应该心里有党啊！毛主席不是谈过组织入党和思想入党的问题吗？你可不能对党有二心，思想上，感情上，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党啊！

他从痛苦和困惑中摆脱出来了，振作起来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又理直气壮地出现在群众之中。

一支长鞭，一挂马车，春天送粪，秋天运粮。他总是多装快跑，快跑多装。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辆车，跟他一辆车，一天至少多干半天的活儿。他赶了八年大车，比别人多干多少活儿不说，还为生产队驯出了两头辕骡子，育了三头马驹子——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他当了八年反党分子，却年年被评为五好社员。滑稽吗？一点儿也不。群众心里有杆秤，称得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分量！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党。每月一日，他都把该交的党费默默地存起来，八年后，当他恢复党籍的时候，把所有的党费一月不差地都交给了党组织……

思想上没有离开党，行动上便更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该说的话，他照样说；该管的事，他照样管；歪风邪气，他照样顶。村里的许多干部，包括当时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老杜，常常避开耳目，溜进他的家里，钻入他家的小套间，关上门，与他一起商量村里的方针大计，请他出主意，想办法，虚心向他讨教。他不仅是一名被开除了党籍的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位没有党籍的共产党的领导者。

“文化大革命”后期，整党开始了，有一次，他赶着马车正往地里送粪，担任整党联络员的杨广仁骑着自行车从后边赶上来，高声大嗓地喊着：“前边赶车的是不是牛文祥呀？”

牛文祥把车“吁”住。

老领导看了看他，调侃地说：“无官一身轻，这回你可舒坦了！”

牛文祥说：“这可不是我愿意的。”

杨广仁哈哈大笑起来：“你舒坦不了几天啦！”

杨广仁骑着自行车远去了，留给他的无疑是一个可喜的信息。他激动地扬起长鞭，高声呼号，策马飞奔，扬起了一路烟尘。

不久，在全体党员大会上，群情激愤，众口一词，强烈要求给牛文祥平反……

五

1972年，温柔的孟夏之夜，麦子拔节，棉苗放叶，菜花吐蕊，梨花盛开，大地上蓬勃着一片生机。

牛文祥被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党籍。公社党委又找他谈了话，准备重新任命他为台湖村党支部书记。

全家人围坐在土炕上，泪眼中闪烁着感激和欣喜，也流露着余悸和忧愁，八年了，噩梦一样的八年。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熬过来，容易吗？

老母亲实在忍不住了，颤颤巍巍地说：“文祥啊！你当了十年干部，倒挨了八年整，你爹你妹妹陪着你挨斗，全家人陪着你遭罪。远近亲戚都受你的牵连。这一回，你就听妈的话，可别再干了。让咱过几天踏实日子吧！”

牛文祥看着母亲那哀求的目光，心里愧疚得发疼。难道母亲说的不对吗？这些年来，他虽说对党的工作，对老百姓的事业问心无愧，在这个家里，他却屈着理。他欠父母、欠妻子、欠儿女、欠亲戚的太多太多了。这笔债，他永远也无法还清。母亲只求过几天踏实日子，这要求难道过分吗？不，一点也不。可是，他是共产党员啊！共产党员不干党的工作，还要党员这块牌子干什么？他心里不仅装着自己这个小家，还要装着全村两千多口人，五百多户的大家呀！为了那个“大家”，只好委屈这个“小家”了。这些话，他在心里翻滚着，在嘴唇上嗫嚅着，却一句都没能吐出口。知子莫如母，母亲懂得他的心啊！他还说什么呢？

他又看了一眼坐在母亲身边的妻子。妻子的目光依然是平静的，柔和的。几十年来，他从这平静柔和的目光中获得了多少慰籍，多少温馨，多少爱？而正是这种如水的亲情滋润了他的理想、信念和勇气，才使他视险如夷，瞻程非邈，历尽百难而矢志不渝。

这时候，他用探询的口吻对妻子说：“你看呢？”

妻子低着头，轻声地说；“我只担心你的身体。”

牛文祥竭力压下了从内心深处翻涌上来的那滚烫的情感，用一种极为复杂的苦笑，代替了千言万语。

就这样，他走马上任了，第三次担任了台湖村党支部书记。

十几年之后，当北京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农民企业家等一连串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他的二儿子牛铁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您这功勋章上，得有我妈一大半！

其实，无须儿子说破，他比谁都清楚。别的都不说，就说她所担心的他的身体吧，几十年来她为他的身体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简直是割自己的肉往丈夫的身上贴！

在五十年代的那次抗洪中，他在冷水中泡了几天几夜，落下了很严重的病根儿——心口疼。亦即胃病。疼起来满地打滚儿，浑身淌冷汗，死去活来。这种病说犯就犯，吃东西硬了不行，冷了不行，粗了不行，杂了不行。

他在外边工作，没日没夜，没早没晌，无论他多晚回来，哪怕是数九隆冬，他半夜里推开家门，妻子也得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给他点火热饭，无论在“三年困难时期”，还是在他挨整的时候，全家人都吃糠咽菜，也要省下来净米净面，给他单做一碗滋润饭吃。

就这样日日夜夜，暑去寒来，几十番回黄转绿，在妻子精细的照料下，那么严重的胃病居然神奇般地康复了。

他的身体壮了，她的身体却垮了。

开始的时候，她只觉得心虚气短，食欲不振，腹部疼痛。她自己没有在意，跟谁都没有说。庄户妇女对贫困和疾病的忍耐力是惊人的。她依然坚持每天出工，依然操持着一大摊子家务，依然精心眷顾自己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她大口大口地吐血，昏倒在田地里，她被送进了医院，一检查已经是肝硬变了。

她病倒，再也没能起来，这一病便是七年。儿子说：“我妈一辈子，把好心都用尽了，把好事都做绝了，就是她死的时候，也要等到把麦子种完，让我爹腾下手来。”

1990年10月19日，她告别了丈夫和儿女和她所依恋的父老乡亲，离开了人世，终年64岁。

这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葬礼。她以自己非凡的一生和非凡的贡献，赢得了人们非凡的敬爱。小院里摆满了花圈，县委、县政府、乡党委、乡政府以及调离此地担任了其他职务的领导都赶来了，各村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者赶来了，全村和邻村数千名群众也赶来了，向这位共产党员的妻子献上一片哀思和悼念之情。

当大悲大痛山崩般向牛文祥压下来的时候，他仍旧保持着应有的清醒。他向子女和亲友们规定：不许烧纸，不许收礼！他知道自己把不住关，便请乡党委替他把关。许多的知恩图报和情义难抒的亲朋乡邻，想趁这个机会表表心意，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妻子离他而去了。他回到家里，还习惯地摸摸锅，那里总是给他预备着可口的饭菜，锅是凉的，他又习惯地伸手摸摸盛咯炸盒的坛子，那里有他的下酒菜，坛子是空的。他的心里也空空荡荡的。“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一股巨大的悲哀和孤独攫住了他。

他索性搬到办公室去住，把悲痛和思念化作一股新的力量，在人生最后的征程中他要做一次新的拼搏与冲刺。

六

八年的“在野”，他并没有闲着；对于官复原职之后如何“执政”，他有一整套方针大计。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只不过是个浅显直白的道理：“共产党的宗旨，说白了，就是为群众过好日子，再这么穷下去，群众可就不拥护咱们党了。”

牛文祥第三次担任台湖村党支部书记，堪称是受命于贫困之中了。经过十来年的折腾，他原来留下的那点儿家底也所剩无几了。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由他原来在任时的亩产五百余斤又退到了“黄河”以北。他建起来的粉坊、豆腐坊、轧花场也拆的拆，停的停。家家超支借支，人均分配只有五、六十元。

他大胆地提出了抓副业生产，以副养农的设想。当时，“大批资本主义”正在风头上，许多人都为他捏一把汗。一位支委劝他说：“别人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你老兄却是越挨整胆子越大。文祥啊，还是小心一点儿吧，你可不能犯错误了！”

牛文祥坦荡地说：“地是集体的，钱是大家的，咱只要不谋私利，就没有什么样好怕的！”

就这样，粉坊、油坊、弹棉花坊、料器加工厂又建了起来，大车运输队又跑了起来。尽管这些“副业”都属于小打小闹，还是屡屡挨批判，受限制。他只好上下周旋，装糊涂，打擦边球 。他把每年的五、六万元的收入，都用在了买农机、购化肥和农田基本建设上了。抓了副业，粮食产量也上去了。到1975年，平均亩产又过了“黄河”，每年向国家多贡献15万斤的余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牛文祥如鱼得水，真正可以甩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从1980年初到1982年2月，他们与京棉三厂联营，建起了一座拥有5000多平方米的厂房、324台织布机的织布厂。光是这一个厂每年就为国家创汇250万美元——这难道不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奇迹吗？

紧跟着，村里又办起了印刷厂、珐琅厂、工程队、运输队、农机队等十几个企业，还是让我们展示一下那辉煌的数字吧：

——工农业总产值1440万元，相当于10年前的18倍。

——粮食总产量574.5万斤，上缴余粮400万斤，每人向国家贡献吨粮。

——人均收入1765元，相当于1978年的23倍。

——几年来，农业机械投资204万元，现有联合收割机、大小拖拉机、挖掘机、大小汽车48台（辆）以及配套设备。全村3000多亩地，全部实现了稻麦两茬种植，种、管、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村里有了钱。作为一村之长，这些钱干什么用呢？

——他投资5万元把中心小学几十间校舍翻建一新，改善了办学条件，儿童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他又投资办起了幼儿园，购置了手风琴、录音机、教具玩具，村里百分之百的学龄前儿童免费入园。

——从1984年起，台湖村率先实行了老年退休制度，男60岁，女55岁的农民，退休后每年可以领取200元左右的养老金。

——村里建起了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外出看病，村里的汽车免费接送。全村主要街道修成了砂石路面，家家通上了自来水。

七

不是说共产党员允许带头致富吗？在这“允许”之下，有些人便撕破了脸皮，如同领到了公开逐利的通行证。于是，以权谋私者有之，贪污受贿者有之，挥霍浪费者有之，腐化堕落者有之。这固然是个别的，提起这些“个别”，牛文祥便气得脸色铁青，嘴唇发抖：“他们这是败坏党，给党抹黑，群众骂娘啊！”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个别”的存在，牛文祥才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行得端，站得正，用自己坦荡无私、甘于奉献的行动，铸造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使那些“个别”者相形见绌、渺小卑微。

他有权，但从来不为自家使用一分一毫，这也许会让那些“有权不使，过期过废”的“个别”者感到汗颜吧！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有谁不向往大城市，向往外边的大世界呢？那些年，招工，上大学，转干的机会接二连三，可是他的两妹妹，八个子女却没有一个从他手里出去。别看好事没份，遇到拿家里人“开刀”的时候，他毫不客气。织布厂刚开张的时候，工人的工资只有25元。有一次，厂门口打鱼，几十个工人出去看新鲜，他的儿媳妇也在其中。他知道以后，对其他工人只是批评了几句，唯独告诉会计，扣发他儿媳妇15元工资，并且张榜公布。儿媳妇哭着问他：“爸爸，那么多人都去了，为什么偏扣我的钱？”牛文祥严肃地说：“因为你是书记的儿媳妇，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你没做到嘛！”

台湖村富了，富得光光亮亮，一排排砖瓦房，一幢幢小洋房栉比鳞次，错落有致。而他呢，仍然住的是35年前爷爷留下来的几间旧房。一根柱子已经糟朽下陷，前边的墙壁歪斜断裂，每逢阴雨，儿女们都替他担心，一个又一个地跑来，生怕把他砸在里边，而他总是漫不经心地说：“没事！”

冰箱、彩电、收录机以及沙发、组合柜、席梦思这类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和时髦家具，差不多已经进入了每一个农户人家。而他的屋里，依然是一盘土坑，一个墙柜，几只方凳。冰箱，电视机没有，洗衣机，电风扇也没有，唯一的电器设备，就是那盏25瓦的电灯泡。

已经是年至花甲的人了，他仍旧保持着几十年形成的老习惯，天不亮就起床，全村几千亩地，他都要走一走；大小几十企事业单位，他都要转一转。晚上，还要开会，处理公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没有一分钟是属于他自己的。两个妹妹，六个女儿都嫁了人，可是谁家的屋门朝哪边开，他不知道，从来没有去过。人家也自觉，从来不邀请他。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的小妹，最近向他发出了“请柬”，他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邀请，因为这其间有一段让他心酸的过节儿。小妹结婚时，他做哥哥的怎么说也得送份嫁妆，唯一的指望就是卖了圈里那头猪。可是，由于没的可喂，那头猪总也长不大。他央求小妹说：“你再等几个月吧，卖了猪我送你一对箱子。”小妹体谅哥哥的难处，没有等。今年春节，小妹来，他送给他三百元钱，算是还上当初欠她的那对箱子。小妹接过钱，含着眼泪说：“哥，我结婚20年了，你连个脚印都没有送给我。明年春节，你就到我那去一趟吧，才五里地。”

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牛文祥为台湖村奉献了多少，创造了多少，群众心里都有一本帐。可是他得到了多少呢？未必所有的人都知道。

“按劳分配”的政策，在他的身上根本行不通。每到年终分配，他的收入总要低于生产组长和队长。1987年，队长平均收入4000元，他只要3500元；1988年，队长平均收入是4800元，他只要4000元。

队长们急了，说：“你当书记，不多拿钱我们依你，可你拿我们的平均收入还不行吗？”

牛文祥说：“不行，我是书记，就该少拿点儿！”

去年，在年终分配前，他又对会计说：“今年，干部工资提高百分之七，我的工资降百分之十，你们不许再变！”

这一增一降，牛文祥又少收入800多元。

至今，在会计的帐上，还趴着10072元。这是几年来的各项工作中上级单位发给他的奖金。他如数上缴，分文不取。他说：“工作是大家干的，荣誉我得了，钱就不该要了。”

他就是这样，这就是牛文祥。一个心里只有党、国家、人民而从来不想自己的牛文祥。

八

三十七年后的今天，这是一个属于提前进入小康生活的新型农民的三月。

夜阑人静，窗外忽然飘起了雪花。轻柔的花絮有如白色的精灵对着灯光与春潮翩翩起舞，向人间挥抛着吉祥和瑞气。

他久久地站在窗前，望着外边那神话般美丽的世界，深深地吸了一口早春清凉的空气。支委会刚刚散去，那一片激昂的话语仍在他耳边轰响。他昨天才开完县人民代表大会回来，今晚讨论的是台湖村十年发展规划。

展望今后的十年，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神圣的一幕：村公所的西厢房，跳动的小油灯，在高悬着的镰刀铁锤的旗帜下，他把紧握的拳头举过了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当年的梦幻都已变成了现实。而今天，幻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番更加神奇瑰丽的景象。这不仅仅是一个台湖村的蓝图，这张蓝图叠印在全乡、全县乃至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台湖人民与十二亿炎黄子孙一起奋进。东方世界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在扣击着新世纪的大门！——他身上涌动着一股春潮般的力量。

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坚贞不渝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