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三大文学版块析

小  雨

《运河》从1991年复刊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直到现在已出刊整整50期。作为一位热心读者，早就想写一点有关《运河》上各类文学作品的刍议。最后又下定决心去实现这个“实非己力所能而又非欲为之”的计划，于是就不自量力地写了这篇文字。

一、小说题材的日趋多元化

小说题材的日趋多元化反映了一个刊物和小说作者的理念更新。早期《运河》的小说题材大多限于写一般人所熟知的农村故事，而近几年来，小说题材却有了与时俱进的演变和升华。那就是更多地涌现出新农村题材小说、官场小说、平民小说、边缘小说和时尚小说。

官场小说首先应提到王梓夫先生的中篇小说《幕僚》。他的官场小说系列《死谜》、《守望北京》，特别是最近的《幕僚》，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应算得上是顶级作品。笔者个人以为，从《幕僚》的构思之奇，题材之罕见，尤其是于透视鲜为人知的官场铁幕上，它已经远远超越了周梅森的《基本国策》、晓白的《述职报告》以及石钟山反映某省文化厅某些领导内心私念的《官道》。笔者在此呼吁，应尽快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以悦众目，以飧国人。

首先，《幕僚》在选材和叙事上具有独家理念，是名副其实的创造性思维。当你阅读后会很快联想到历代官场众“清客”的一幅幅面孔，特别是二月河笔下那位瘸了一条腿的雍正皇帝即位前的智囊人物邬思道。然而在当下，《幕僚》里的智囊人物范思哲的现实意义，不知要高出前者多少倍。

王梓夫先生在每位读者（尤其是不谙新时期“官场”底蕴的读者）的心灵瞳孔前放置了一架特殊的高倍显微镜，你会在“一张载玻片”上看到令你难以置信的一些图景：1、两位县市级领导的分歧（工作上的），一反正当地摊在会议桌上的做法（实际上摊在桌面也没用）。而是一个在市委大院里暗伏“杀机”，一个在市府大院里暗自“调兵遣将”（鼓动学者专家）。2、身为秦市长女秘书（北京师大毕业）的蔡小菲因为暗恋自己的上司，竟然丝毫不讲组织原则，当市长驾车肇事后竟恣意使用“掉包计”和“全面封锁新闻”伎俩。3、文革时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的狗头军师范思哲，四十年后又在模阳市给秦市长出谋划策（历史发展有时在是同人们开玩笑）。4、秦市长与冯奈的势不两立之争，却以皆大欢喜的结尾告终（冯升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秦当上了市委书记）。

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依笔者看，是两位领导之间的剧烈“权术演绎”代替了党的组织原则，而在背后推波助澜的又是蔡小菲和范思哲那些毫无实权的智囊人物——幕僚。

这还不足以引起读者深思吗？难道蔡小菲和范思哲的行为仅仅是好玩或者是说明他们的聪慧吗？不！如果你希望各级政府的领导都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去办事，并且领导与领导之间不搞任何“小动作”。你读过这部中篇之后会慨然怅然。

王梓夫的《幕僚》可谓绝唱，它不同于一般的揭露巨贪的小说，只需了解除“国资委”的工作部署，考察中纪委的几份密档就可完成一部鸿篇巨制。因为它向读者揭开了一道道“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的官场阴影和疑云。

除了王梓夫先生的官场小说外，再就是张凤军、刘正刚、吴德龙三位的作品。

张凤军的代表作应该是《蒙娜丽莎的坏笑》。这部中篇的内容大致是写“我”每年都要遵照女上司之命写一两篇无聊的论文（应属于调查报告之类——笔者），而年终奖金以及个人的升迁黜降，也要从这些论文的质量上考查。而后“我”在写作的开始就遇到房间里的一只母蚊子，于是“我”便有了题材……

可是当“我”用几万字将母蚊子的生活，爱情经历以及最后它从王府井飞至通州古运河岸河畔的整个过程考察完毕，并将论文送给女上司时，那只母蚊子也飞到这里，与此同时，女上司又将盯在她臀部的母蚊子一掌拍死。“我于是伏在地上哭了。女上司说我：你真无聊。”

小说的结尾是，“我”愤怒地吼出：谁无聊？是你无聊，还是我无聊？

这篇小说似乎动用了卡夫卡《在流放地》和意识流创始人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墙上的斑点》的写法，它也很像巴西作家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当然还有些像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王佛脱险记》。

总之这篇小说的含蓄多于直白。

笔者以为《蒙娜丽莎的坏笑》是讽刺当今“官场”上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但它在更深层次还要披露什么，则有些难于理解了。

但无论如何，作者给予读者的毕竟不是一杯白开水，作为一份文学美食，它就像几块“黑森林‘和一杯略带苦味的浓咖啡。不过，若是专门就认“蜜三刀”的，就遇上点小小麻烦。

刘正刚是擅写官场小说的，早在前几年他的一部写恋人“雪儿“的作品里，就暴露了一些腐化的其层官员。2005年《运河》第4期上又刊出了他的《白臂湾小区5楼1门4层8号》一个中篇。

刘正刚的小说擅于场面的铺排且对基层“官场”的了解可谓洞若观火。在《白臂湾小区5楼1门4层8号》这部中篇里，对毕千刃这样埋头实干的“公务员”寄予无限同情（因为得到的是被“专制上司”的一脚踢出），而对贯满盈那种无恶不作的地区一把手却予以无情的鞭挞。而且在这部描写地区性的小说中还巧妙地道出了一串发人省醒的大旨微言，如：

贯满盈，地道的农民出身……他能爬到今天这个呼风唤语的位置，完全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畸形产物。既然是畸形产物，便伴生一种畸形心理。他就是要利用手中的职权，把过去得不到的，现在要全部得到。过去不曾占有的，现在全部占有。过去感到美中不足的，现在要加倍寻求补偿。所以贯满盈除大把捞钱外，再有就是把他的黄脸婆束之高阁，在外拼命寻找青春漂亮的女孩……其实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类群现象，这些人一旦东窗事发后，只从其人生观，价值观上查找原因是不够的，法学界、学术界应更多关注这个类群犯罪的心路历程。从胡长清、成克杰他们这些人伏法后的自白中难道不正说明这一点吗？

但刘正刚的官场小说也有一些美玉之瑕，那就是某些反面人物形象的“外向化”。因为即使很腐败的基层官吏，他们的“台风”也不同于三流黄色歌厅的小老板，更不会像口里唱着“女儿愁，女儿悲，嫁个丈夫是乌龟”的文盲富贾薛蟠。时代不同，地位不同，“他们”必须有正人君子的一面。

反面人物的“外向化”就如同一盘美味的“素炒什锦”却加上了几块溜肥肠。

一屉刚刚出笼且不再加什么调料的小笼包，是吴德龙的《政府大院里的二妹》。

这篇小说并不存在反面人物。除小说允许的适当夸张外，“二妹”也并非依靠什么走后门或溜须拍马被提升上去的。然而令人思索的是“二妹”的一步步得到升迁却并非经过什么严格的考核。这反映出不少机关单位当时提职提干都是看被提升者的人缘好坏，而并非重视工作能力。当然小说中也暗示了领导个人的喜好起着重要的关键作用。

至于“调研”，本是一件好事，但不少单位却让它流于一种形式，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调研”竟成了一番“过场”或花样文章。

这篇小说的可贵处是作者具有观察事物的敏锐性，作者能看出一般人不易发觉的东西。

如果硬要提出一些不足的话，也是小说的语文有一种“外向化”的趋向（尽管语言非常漂亮）。

总起来说，官场小说在刻画反面人物的语文和表情上，应该多进行一些“冷处理”，这方面可借鉴一下石钟山的《官道》，在那部中篇里，上至厅长，下至科员，都是一板正经的，但各个内心却那么“曲里拐弯”，或终日思考应该走谁的门路，或年终送礼时一心想着“留谁舍谁”。至于无权无势的司机呢，也表露出对将要退休的副厅长的势态炎凉。（官场文学不一定非要写出个“巨贪”）

新农村题材的小说表现在开始关注村民的政治民主生活，并且张扬正义和歌唱主旋律。如2004年《运河》第2期上董文海的《清明雨》。

这个中篇一反一个时期以来文学作品回避反映正面事务的不良倾向。小说告诉人们尽管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由于党的正确领导，阳光总在风雨后。

张春昱的《黑哥哥与白妞妞》在选材与手法上也不再是灶台和土炕（这类题材不是不能写，而是不能将其作为永恒的农村标志）。

这个中篇写的虽是一批知青三十年前在农村插队的故事，但没走“伤痕文学”和今昔对比的旧路。而更主要的是揭示主人公的爱情历程和由于某种偶然性而形成的悲剧。

小说中再现了知青插队时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趣事，如专管知青的“宋大官人”如何凭借权势以帮助白妞和狄云二人审稿为名，去进行一些苟且行为。另外在对知青返城中也显出一种欲进先退的微妙。

新农村题材小说还有张健的《角落里的石头》，和何佳（一位四川住通州作者）的《玉泉村》。

《角落里的石头》写的是新时期农村里的一个“人渣子”，他不温不火，一心注意着别人怎么生财，而且任人不理，是人不求，为了传宗接代，竟然自己去“扒灰”（因儿子阳痿），最后他还亲手将这女子弄瞎了双眼又将其掐死，抛尸野外。

这个形象写得异常饱满而作者又不过多对其使用贬语。丑恶形象是丑恶者自己“竖”起来的。读罢这个中篇，笔者不禁想起前十几年蒋子龙写的《煤矸石》（主人公是个女“人渣子”）。

《玉泉村》的人物形象也是栩栩如生，如写村长因淫念骤起，阴茎支起裤裆不得不低着头而一反往常见了村民高扬脸时，让读者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写作功力。

平民小说是以胡松岩、邢冬兴和浙江金华作者王槐荣为代表的反映社会底层群体的一些作品。

邢冬兴的《破烂》除在《运河》上发表外，也在《北京文学》上亮了相。

这篇小说是写外地来京捡破烂女子的一段悲苦遭际。作者从她梦想靠捡破烂买一辆旧平板三轮开始，一直写到孩子丢失，一屋破烂成为无用之物。其间作者还以冷峻的笔调写了她的丈夫如何拿她当发泄性欲的工具，如：这挨刀的把我的头往墙上撞，说：别他妈装蒜，不把老子伺候好了，你他妈别想过安生日子……呆了半天才想起腿上的血，顺手撕了张报纸在腿上抹了抹。作者更用一种令人想哭的幽默写了非典期间她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别人吓得纷纷往后腿（看她脏，疑是非典患者），给她留出一片空座……

这部中篇的可贵之处是语文打破了过度“规范化”，擅于抓住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细节。

胡松岩作品的关照面较广阔，有下岗工人，有开黑车的司机，有被迫卖淫的小姐……但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发表在2005年《运河》第4期上的《表弟》。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聊子”是个小混混和胡同的串子（但他并不干什么坏事），这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人物，作者既给他以精神的鞭挞，又流露出无奈与同情。除此而外作者还通过他似乎不经意地揭露出某些干部的一些隐私。

譬如，无聊子跟“我”的儿子对话时，儿子毫不介意地说：（钱）叫我爸给你出，老有人给爸送钱。

另外小说快要结尾时，有一个细节也特别引人深思：当“我”检查完毕送走各位领导快要走向自己的小汽车时，无聊子向“我”跑去（意思是上他那辆平板车），我装做没看见钻进车里马上加大油门。可是无聊子晚上来家找我，一把抱住“我”嚎啕大哭说：哥哥，你可别干了，瞧把你累得，耳朵都聋了。

胡松岩的平民小说很好看，但需要进一步克服语言中的“中规中矩”，有时过于“流利”对一个已有某种成就的作家来说，并非一件好事。在这一点上不妨看一下山西女作家蒋韵的《我的内陆》。浙江金华王槐荣的《栖息》简直是关照外地进城打工者的一部散文诗。《栖息》写一位进城打工者睡在一个公园里的树上，天亮了，树下又是扭秧歌，又是下棋的，他下不来，最后惊动警察。但睡在树上只是个习惯问题，并不犯法，于是警察又有点前倨后恭地将他请了下来。

这篇小说从语言到心理情节刻画都惟妙惟肖和出神入化，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作品。

边缘题材小说在《运河》上的出现，可以给读者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这里所说的“边缘”是借以区别在《运河》占据多数的农村题材，爱情题材，平民题材而言，既然如此，这个名称只在这篇文学中暂时出现，也许到了别处它就归于另一类了。

《运河》上这一类小说，似乎应该有武怀义的《大地野人》，张建的《祭》，彭乐山的《雾谷凋兰》、《花缘》和郝津利的《忘川》。

这里想着重谈一下《忘川》，因为它应该算作一个新的亮点。

《忘川》写的是民国时期大宅门里一个叫飞絮小姐的故事。

飞絮虽生长在富贵人家，但每天却默默守着一份孤独，那是因为：一是父亲娶了一个新姨太又常常外出。二是母亲天性懦弱，凡事听婆婆指挥。三是飞絮祖母很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孙女。

当飞絮十岁的时候就被安排由奶母莲妈妈照管独自在后花园的一处阁楼里住。但一天夜里突然见到误入她闺房里的一位蒙面飞贼，当时她看着窗台上留下的大脚印心想：飞贼，你何时也将我偷走呀？

……五年以后当飞贼再次取道这间阁楼时，在她的央求下，飞贼真地把她带走了。

然而，当他们一块逃到一片原野，飞贼揭去面罩，竟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接下来这个男子很清楚地告诉飞絮，因为年龄，他们没有在一起的可能，但飞絮表示还是愿意跟着他……

这个中篇的语言非常优美，故事的情节也时有高潮起伏。小说的主题似乎是表现一种命运的抗争与对自由的追求，但它没有更直接地表现出来，而是给读者留下不少的疑云和悬念。也正是由于此，这部小说才加深了一种内在的吸引力，似乎有“一种不近情理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东西，正从郝津俐的笔端汩汩流出。

其实仔细想想，这篇小说又有何不合情理的呢？没有什么比追求自由更重要了，一个深闺中的小姐所做的这种选择，不正是文学刻画人物性格多样化的一种需要吗？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请看，《大宅门》里那位金枝玉叶的二小姐不是跟万小和相片结了一辈子婚吗？也可以说，这，正是好看小说所要展示的特点。

这部小说也有一些小小疏漏，那就是飞絮的文化背景缺少一番交待，应该说这样的大家闺秀，必定要给她请一位“西席”。

时尚题材小说一般是指反映白领、小资和时尚生活以及现代意识的作品。根据蒋巍先生发表于《北京文学》2005年第6期《文化观察》上的看法是：历史在前进时候总是不断地更换时尚的外衣，文学作品为时代和社会生活上的映照。它必须和理应及时地动态地展示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种种发展变化，其中当然包括求新、求变、求异的诉求和时尚化的追求……

笔者亦以为“时尚小说”是应社会某些群体而生，它是缘于年龄、身份和知识结构之不同而展示的一种文学关照与精神现象。但它必须也应该绝对有别于木子美式的人来疯和《北京娃娃》、《上海宝贝》式的那片烂泥塘，真正的时尚是与社会道德并驾齐驱在一条道上的。

《运河》近几期崭露的时尚小说有莹莹《月光里的黄兔子》，柳眉的《6月没有31号》，郑林的《原来你什么也不想要》，君子的《雪后阳光妩媚》。

《6月没有31号》写的是眉（在中关村上班）和柳（一家企业的软件工程师）恋爱终归失败的故事。他们二人开始接触时可谓情投意和，但是由于眉的多心与狐疑又听信了所谓“爱情测试”，造成双方并不想散而终归于散。当眉最后给柳打电话时说，我已经同某某结了婚，在6月31日（其实她还是独自一人），可后来翻开日历，原来6月份只有30天……

《月光里的黄兔子》表现一对青年男女在爱河中的缠绵与纠葛。新丝是北京一家大公司的职员，小松是一家网络公司的业务主管。新丝未与小松结婚同母亲住在一起时就经常上网聊天（跟她很好的一个网友叫“月光里的黄兔子”），同小松结婚之后过着很甜蜜的日子，但有一天小松出差了，新丝感到很孤独，便一边嚼着带点苦味的巧克力一边想：那天发现了小松跟他的一个叫“似水柔情”的网友通话，新丝一气之下夺过手机骂了对方。但是她又忽然想起，或许，在某个地方，有一只毛色姜黄的野兔，浮在月光下，也等待着新的一天的来临。

以上这两篇小说都有各自的一些曲折的情节，笔者只捡有关时尚性的东西概括地介绍了一下。

总之，小说题材多元化的出现，给《运河》小说版面带来了一种繁荣，而对于作者也扩大了走向各种可能性的机遇。

然而对于小说作者来说，不论选择何种题材，首先必需拓宽我们自己的视野。譬如一个作家如果想写股市黑庄问题，如果不懂坐庄、跟庄、不了解操盘手如何打通证监会巡视员的关节，就很难写出《鄂大男爵有点烦》这个中篇（请看2006年《十月》第3期149页）

最后想提一下的是，这篇有关小说的浅析，主要是写近年来《运河》小说版面的题材变化。因此有些很好看的爱情小说就未能提及，如著名作家张宝玺先生的《出山三天的美女》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尚建国的《白杨》等，十分抱歉。

二、试谈散文之美和美中不足

近几年来，散文的固有之美似乎被某些文学大刊上的一种媚俗刀片削薄了。

语言清新、隽永的篇什很少见，多是一些枯燥的记实性叙述，再不然就像一篇冗长的逸闻揭密（有的竟能达到两万字）。一句话，那些只看重阿睹和销售量的编辑们不是在文学上引导读者去萌生雅兴，而只顾一味媚俗。

笔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某种对比和参照下，我看好《运河》上的散文。

谈起散文，首先想起《运河》执行主编刘祥先生。2000年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刘洋散文选》里面收进他的近百篇好看的散文作品。这些佳作从某种意义上看，可谓开《运河》散文版块之先河者（“文选”上的散文大多在《运河》上发表过）。

刘祥的散文最大特点是语言的清丽、睿智和隽永而有时竟达到了“奇”。譬如在《眼睛与眼睛的对话——读王梓夫〈寻求活法〉》一文中：上帝给了人一双慧眼，世界从此不再黯淡，但上帝也给人留下了遗憾：所谓的心灵之窗的眼睛，自己却看不见自己，正如同有的作家写了一辈子，基点不高，又总在一个层面上，走不出永远的平庸与寂寞。有一种作家很聪明，他的眼睛同样不能自顾，但他借用别人的眼睛……他看清了自己，他笑了。

刘祥的散文语言有时很大胆而且出人不备，他有时用六十多个字构成一句话但逻辑上纤毫不乱。如2004年《运河》第5期上的《北京文学节在通州》：（年年不知有几节，唯有此节最清新），清新在于它是除法定节日及民族传统节日外的牡丹、桃花、啤酒、小吃、苹果、柿子、西瓜、葡萄等等实物实惠节日之上的精神文化层面上的节日。

看，如果没有语言的功力是做不到的。这也正是精美散文“整句”与“散句”相互映衬之所需。

也可以这样说，读者看近几年来每期《运河》导读，都是一种享受。刘祥先生所写的导读几乎篇篇妙语联珠，意蕴流动，似行云舒卷，似泉水叮咚。

著名作家张宝玺对刘祥散文的评价是：其语言，其结构，有一种闪烁的流动之美，有林斤澜的巧俏灵性，有沈从文、汪曾祺的淡泊、自然、明丽。

另外，还有在散文叙事上表现出一种高超技巧的郑建山先生的《大盘点》。这部散文集里的某些文章也在《运河》上刊登过。郑建山的散文有一种内在的什么，能让所写的事物牢印于读者心之深处。如有关五十年代通州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张少卿由大红大紫沦为右派分子遭际的记述，就使笔者永远牢记住一个多才多艺、恃才傲物却又晚景不堪的凄苦世人形象。

近些年来，《运河》上的散文也不乏名家之作，如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叶文玲的《悠悠古运河》，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的《放牧灵魂》，中国文化报著名编辑红孩的《阅读真实年代》，还有王黎明的《古城联趣》，王昆的《宝岛随行笔记》以及黄殿芹琴的《天泰山上的苦菜花》等。

从总体上讲，近几年的《运河》散文版面上呈现着一种艺术融合的美，那就是散文风格迥异又济济一堂。

1、坚守清逸淡雅，以细腻，以明快。

这一类作品从形式上看大都趋向平缓，少有情感上的大起大伏，但给人一种清新和谐的审美情趣。如江苏新沂庄汉东的《涛声依稀的青岛》、高淑敏的《情系沙枣花》、李廷芳的《轮椅上织出七彩梦》、刘炳申的《艺苑挚友》、刘妍红的《思露花语》、王智洁的《审记发现一窝猫》、梦阳的《我在云之南》。

2、具有理性追求，或思想批判或精神提升。

红孩的《阅读真实年代》和彭乐山的《寻觅精神的居所》属于是。

《阅读真实年代》发表于2004年《运河》第1期上，作者以一位资深编辑的良知，以尖锐的笔触揭露了当今文坛上的怪现象。如身居文艺界领导岗位的头头们竟然一夜之间将自己克隆成文学巨人，于是剪彩、题名、作序等出场费动辄以2千、5千乃至1万的大捞特捞。

这篇文章还以“一手拿着炸酱面，一手拿着威士忌”的巧妙隐喻，披露了90年代某些出身于学院的作家写不出好作品的尴尬。

《寻觅精神的居所》发表在《运河》第3期上。这一组散文有《给灵魂以美的空间》、《大生命的呼吸》等文章。其中写出在当前拜金主义冲击下，人们的灵魂所应选择的解脱与归宿。作者呼吁社会必须重视每一个人的学养、文养和道德修养，而且呼唤诗歌的回归。

3、纪行抒怀，且诗且歌。

张建的《尘世屐痕》五题发表在2004年《运河》第1期上。此前还发表过他的几组散文。

张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行旅诗人，他跑遍了祖国的西北、东北和遥远的南缰，因此他的散文也有点像现代的《拉兹之歌》。

这些散文中给笔者印象最深者乃作者在大兴安岭中那段艰苦卓绝的伐木生涯，还有他的《大苇塘与高粱地小调》，这些笔触让曾经有过那段经历的读者，不禁忆起解放前京郊一带国民党的地方兵痞胡作非为的情景。

4、善于捕捉，以情感人。

这类散文有黄殿琴的《奢望看到光明的人》（2005年《运河》第4期），山建宁的《砸屋顶》（2005年《运河》第4期，李瑞红的《解读宽容》（2004年《运河》第2期）。

《奢望看到光明的人》是一篇关照盲人痛苦和歌颂他们乐观精神的散文。文中写出盲人虽盲，但是还要照婚纱像，为的是披上婚纱，穿上燕尾服也要浪漫一回。但是“浪漫”也得受那份“洋罪”，又得跪着，又得背着，还得摆弄各种姿势。于是会有人说：拍了也看不见，真是瞎照。可他们虽看不见，但脸上灿烂的笑容就是一种幸福。

这篇散文之更深层次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夸赞盲人，它也不经意地歌颂了一点也不盲的我们。从终极意义上看，人生之本质就是盲目的，没有真正的意义（当然相对来说是有的），可我们悲观了吗？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为工作为个人快乐地奔忙劳碌着吗？

《砸屋顶》是作者捕捉到西藏妇女几十个人一齐用脚在新建的屋顶上踩踏的镜头（是为了踩磁实上面的白灰和黄土、碎石）。这样少见的题材再配以美丽的文字，就是捧给读者的一份可口的快餐。

5、诗化散文，一唱三叠。

郝津俐于2006年《运河》第1期上发表的《日历》应该属于这一类，当然也可以说它是散文诗。

这组散文正像刘祥先生所品评的那样：一理性而大气：一意象而柔情。

《日历》表面写的是从一月到十二月，似乎是在写每个月份的气候和景致变换。然实则是依托个人的命运和隐喻生活中的悲喜。

这里仅摘“二月”和“八月”两段（随意选择，并非说这两段最好——笔者）：

二月：我坐在麦秸堆成的坟茔上，看烟花满天。欢喜的人愿意这样夸张地燃放希望，不介意触目惊心的美过去之后，会有散落一地的灰烬，更不会有清扫狼藉的悲哀。

烟火过后，夜便陷入郁闷的沉寂中，缄口不语。这种情形试图让我想起什么，一首老歌，一张底片，或者一种陈年的相思。

瓶里的花换成了草，干的，别有风情。爱草，不会似花弄娇弄艳，装笑装颦，只待那个攀折之人。兀自栉风沐雨，无人问津。但懂得敝帚自珍。所以，有了一种思念草的心情。

我和风说，你最灵活，你要时时伏耳静听，如果一旦有了青草抽芽的声音，请一定告诉我。

“二月”里的“烟花”和“草”似乎在分别隐喻“情的矫作”和“爱的忠贞”。

再看“八月”：

流浪的话题销声匿迹。

鼓噪的蝉鸣是这个八月里唯一的歌，鸟的梦栖息在阴翳里。风于此时格外温柔，脚步轻轻，街角走过的少女举手加额，一把伞的爱情成了童话。

有人在窗前偷偷嚼着文字，任何一种情愫都会因这个窒息的沉寂和空旷而蔓延，成为无根的病痛，终生不忘。

他对她说，我的肋骨丢了，是你欠我一根肋骨，来生千万记得要还。她点头，执着一双泪眼。

……

这一节是影射一个侍弄文字的女子和网上的一位“恋人”。

郝津利的散文在意象和语言上似乎正在接近一种高度。而应该警觉的是：文学必须贴近心灵视觉的广角，贴近现实生活，不要让目光停留在一处高海拔的雪峰。

当笔者快结束这篇文稿时，忽然觉得《运河》散文版面较之其它应该说是更生动活泼。或许这是因为写的人多，题材也不像写小说那样先要积累些什么，深入什么，较之诗歌，散文并无须那么含蓄或者绝对地形而上。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些，要想写出上乘之作就愈发困难。

依笔者之管见，《运河》上的一些散文作者似乎应该从两个方面再进一步努力，一是要求语言更精致些，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细致的手艺活。一是避免雕琢，力争“自然天成”，然而“自然天成”又不是完全成于自然，它更需一番内在的技巧。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本是用来说明写诗得句之难的，但它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写好散文所必须付出的艰辛。

三、诗歌，一串新手鼓喤喤敲响

如果作者不是刚上过“户口”又匆匆迁至另处新居：如果不是久住诗苑却倏而深居简出，《运河》应该拥有一个很大的诗歌家族。

诗歌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一是由于商品大潮中的某些浮躁情绪，有些人似乎已经淡忘了诗。二是现代诗歌（80年代那种故意弄玄虚，盲目学习西方不在此列）写作技巧越来越高，正如著名诗人西川所说：那些被我们阅读的典范诗人，已经发展出了各种各样可能性，你要在所有可能性中挤出自己的小位子太困难了。

然而这里还要感谢《运河》执行主编刘祥先生和所有编委，他们给缪斯的儿女们开出一片绿地，一任缕缕诗情在上面恣意驰骋。

现代诗歌写作，在通州应该说自70年代末开始，但这段时间跨度太长了，我们也只能从再次复刊后的《运河》第1期，也就是1991年通州建立文学创作协会谈起。即使如此，仍受手头资料不全的限制。故倘有遗憾或某些疏漏，尚望有关诗作者海涵。

纵观《运河》上的诗歌创作，大致可理出下面几个过程：

1、小园默默绽芳菲

这是从91年至96年，这一阶段，特别是初始，诗歌的题材多是“ 一事一咏”、“一感一抒”，而渐渐的多元化大约在95年以后，如《隐喻》、《回首》等作品便开始试图运用新手法。

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优点是突出一种心灵美或理想的追求，基本上逃离了80年代所谓新潮却给人一头雾水的误区。几乎所有作品都能让人读懂但也并非一味直白。譬如墨雪的爱情诗以及王兆祥、刘炳申的一些作品。

不足之处仍表现在一种技巧的后滞，少数诗仍有直抒胸臆之嫌。因此一片诗园虽美，但却又少了一股灵透的风。

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相对而言，彭乐山的《主观》和罗春梅的《雨中的孩子》写得不错，另外还有刘福田的《卵石》、杨德春的《念故乡》、亦尘的《土地》也有一番特色。这些作品分别获得了征文奖。上述作品有的是巧妙地运用了象征手法，有的是感情真挚、笔触婉约，有的表现出一定哲思。

2、异军突起，《运河》诗苑异彩纷呈

首先是表年诗人周春林在97年《运河》上发表了《梦里江南》组诗，此诗不仅生动质朴，而且在时空切换上处理得自然（是在通州想起故乡四川），而且虚实结合，意象连贯。他的另一首《刺客》似乎更为突出：刺客没有朋友/刺客只有使命/美酒、丽人、剑/纵马江湖/醉卧长安/……易容，改装/隐忍、伺机/在生与死之间反复冶炼/当选择终于失去退路/图穷匕首见。

再一个亮点是99年4期《运河》上梦阳的《爱情之树》，爱情诗随处可见，写不好就流于滥俗。无特殊功力，难以得到读者认同。而梦阳的表现手法新颖，体验直接而大胆：我要唱开你的小寮房/我要抢走你门楣的花手帕/我要用赤脚击打你的脚/我要你突然冲出/伸你的软手/狠拧我的右耳/让我疼痛地吟诵诗情。

这样句子，即使在《诗刊》、《十月》等诗歌版面上也应该说是佳品。

而在这两次突起之后，更引人注目的是通州本土诗人张建的诗出现在《运河》上。

张建的诗不但题材广，且有一定思想深度。如果说周春林和梦阳的诗以乡土和爱情擅长，张建则偏重于历史钩沉。请看他的《武侯祠有感》。

杜甫草堂被寒冷风掀破/实在没有你柏木成林的/祠堂暖和 罗贯中落地的八股/涂改成你的八阵图而被放逐/从那时以后你才学会马前课/才从遥远的蜀国走出/一路平坦一路辉煌/迢迢千里的我向你问计/你苦笑对我默默无语/那个四处流浪的卖柴人/偏会在马群中驾驭/休提北定中原南平蛮夷/鞠躬尽瘁只落得一方割据/坐在这里一千多年/多少真心话夹着委曲埋进五丈原山谷墓地/唉，刘备驱使一匹良马/被司马懿活活累死在《出师表》里。

张建独特而幽默的历史观还反映在他的另首诗《读《宋史》》，这首诗将赵宋王朝纸醉金迷，陷害忠良，排挤有为官吏的丑态与腐败，揭示得淋漓尽致。

3、外来族“轰炸”《运河》诗苑

随着《运河》版面扩大，除通州本土作者外，全国各地的诗人也纷至沓来，除去河南和黑龙江的诗人外（实在抱歉，资料已无法找到），还有江苏新沂的林野和山东即墨的栾承舟和鲁本胜。这些作者的诗都有较高的功力，如林野的《冬天的音符》：庄稼睡熟了/像一颗颗飘落的音符/人群坐在农舍里/睁着绿色的眼睛和心灵/曾经送走的岁月和庆祝的日子/在这些从天而降的花朵中/找到了激动人心的旋律……（这里的花朵喻雪花——笔者）

又如栾承舟的《断桥》：在美转身而去的时候/阳光碎了/伞将雨分开/撑起一个故事/风靡千年的小序。穿蓝衫的爱情/错船而过时/顺手给了宋朝一记响亮的耳光。自由  最原始的美好/如雪花  氧气  鸟的飞翔/落于民间/走过许多路/到过所有有人的地方……

这些诗句让《运河》本土诗人的思绪重新裂变、组合，又再次激荡、飞扬。

4、一串新的手鼓喤喤敲响

应该是从2003年至2006年当下，这一时期《运河》的诗歌出现了一派崭新的好势头。

彭乐山的《礼花灯》发表在2004年《运河》第2期上，后发表在 2005年第1期《诗刊》上（还有一首未在《运河》发表过的《听程派唱段》）。但更主要是在这一时段《运河》诗歌版面上涌现出许多好看的新人新作。如何生的《往事不再清晰》，兰妮的《山里风景》，卢小月的《城市心情》。这些诗几乎一致写出了现代化与某种浮躁（甚至丑恶）的强烈撞击，表露出诗人们的关注与无奈。

最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运河》第1期和第2期上棘草的《中国宋庄》和北方的《春节》。

棘草的《中国宋庄》，首先题目本身就有一种力度，体现了作者以小见大，敢于拔高的勇气。组诗中的《古老的城堡》展示了一种娴熟的技巧：古老的葡萄藤伸进窗口/想探望北京来的文人/可陶公渊明早已作古/篱墙的菊花换了米兰/把大师的名字解体我用/以玩世和艳俗向画坛叛逆/撕开性的层层遮羞/犀利的画笔直抵生命彼岸。

写“流浪”到宋庄的画家们，离不开叙事，但棘草巧妙地避开了枯燥与繁冗，又令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北方的《春节》组诗共有五个小题，分别是《过年情结》、《春节晚会》、《清晨，小区一片大雪》、《节日宣言》、《送“信报”的大姐》。

这组诗写得很大气，作者对中国的某种民俗给予了诗歌的关照，然而又不是生活的重复，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提高。且看《送“信报”的大姐》：送“信报”的大姐/红羽绒，红报袋，红自行车/身后有“信报”两个大字/像古代背着“卒”字“勇”字的士兵……看，寥寥数语，一个形象就跃然纸上。

以上这些新人新作，确实令人感到鼓舞。也可以看出，做为一份地域性的文学刊物，《运河》的发展前景该是具有极大的潜力，而且应该是非常乐观的。

5、女性诗歌的可贵坚持

主要是罗春梅和郝津利，其她一些女性诗人如王兆祥，蔡辉，王增宇等并不专门写女性的诗。

爱情，特别是写女人爱情的诗太多了。翟永明的《单身女人房间》和伊蕾（天津女诗人）说的那句“爱情，一半是痛苦，一半是燃烧的迷津”，时至今日似乎也不太新鲜了。但是在《运河》上偏偏还有人在写，应该说难能而可贵。

罗春梅的爱情诗，贵在文字的清纯和感情上的真挚，她不盲目地在结构新颖和意识流上下功夫，但读后总会给人一些什么。如《心事朦胧》：不用回眸/也知道你我不远/宽阔的前额/细细的慧眼/考场上必交的/永远是一份老师赞赏的答卷/少女的心湖/不知何时被你打乱/心一朦胧荡起层层微澜……轻轻回眸却不敢抬起羞涩的眼帘/唯恐与你目光相触。

郝津利的诗虽然泪水太多（张建语）但在结构，意念和句式上确实显出一种突破。如《嫁给春天》……我想我们必定是人群中/最流畅的旋律/因爱而升华的灵魂/永远升华在幸福的天堂/你决定永世住在我的眼底/任你的目光/将我落成永恒的随笔……

郝诗中的比喻很美，很耐人琢磨一番。

罗春梅和郝津利的诗各有特色，一个似款按银筝，一个是在弹奏一首钢琴曲。

……

以上关于《运河》诗歌版面之发生发展的几个过程中，因现代诗体例的限制，还有一些诗人的诗作未能提及，但他们也为《运河》诗苑放出了各自的光彩，这里应着重提一下的有写“反腐倡廉”诗的韩万友和经常赐诗给《运河》的区领导杜宏谋。另外还有密云的寒山、愚聪，海淀的芙蓉、琚和等诗人。

总之，《运河》诗苑经过了15年的风雨兼程，有收获，也有不足。从宏观上看，主要是新老作者的好作品可重复性差，特别是有些新作者刚刚浮出水面可转眼又不见了，这就导致《运河》诗歌版面难于做到期期“春色满园”。

从诗歌写作技巧上看，似乎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探讨：

1、“求稳”与“跳跃”的难于协调。有些诗几乎从无“跳跃”，几乎形成一段较为美丽的散文，应该说这不是诗。而有的诗又“跳跃”过了头，写出来就像一段“不易听懂的话”。

2、缺少意境的提升或巧妙的转换，即“见景”只能生出很“一般的情”。

其实这也是一种“跳跃”，没有这一点，诗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平面上，但又需高度技巧。有一首2004年第2期《诗刊》上的诗，题为《怀念一只蟋蟀》：青草深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蟋蟀的叫声此伏彼起/。在众多蟋蟀中寻找一只蟋蟀/英雄的蟋蟀 从不言败/它铜质的声音穿过千年/穿越一个世纪的围墙 我怀念的蟋蟀/站在圆月的肩头上。

请看，先是听一些常人常见的蟋蟀叫声，到了末尾，蟋蟀竟“跑到”月亮上去了。如果没有高妙的技巧，那简直成了一派胡言。至于这首小诗的“微言大旨”不必多说了，它可以是歌颂林则徐，也可以说礼赞霍元甲。

3、忽略了诗歌的“淡化”。批判性的诗更应遵守“争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原则，因为我们要揭露的东西，别人已经“骂”过千遍万遍了，我们如果再“骂”下去就失去诗意和新鲜感，不如在语言上先退一步，然而再施之以棍，而棍也要从虚处打出。

这里再举一例，有一首题为《商业街》的诗，作者对现代的拜金主义和为个人私利的残酷竞争很看不惯，但他却以平淡的笔法处理。

这里五颜六色/我无法躲避城市丛林的玻璃/栖息者必须是一把刀/用残酷划伤四周/我不过是一只瘦鸟一个旁观者/也必须警惕无数的枪口/一些莫名其妙的荆棘。

又如：一束玫瑰被一个人九十九元买走/一张爱情试纸/他手捧着向对面歌厅跑去。

看，不温不火，却将某些为钱而不顾一切的人亮相于纸上。（说明：《商业街》共十节，这里只选其中一小节）

4、不善于去挖掘一种微妙的感受。一首题为《启示》的诗，是这样写的：

一定有不散的精灵/她们在草野/在瓦钵/在泉水里。有的，在枝头/在高高的枝头/几乎就要掉下。在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雪白的羊骨/在经幡上飘动。某一个夜晚/你突然觉得/世界是那样的空/我能说什么呢/我也曾一度相信了永恒。

可不是吗？当我们突然得到某种启示的时候，它真像草野，从瓦钵里跑出来的。当然实际是大脑的一闪念，可要那样叫真，就没有诗了。

5、缺少联想之奇（但又必须经得住逻辑推敲）。有一首题为《音乐》的诗，其开头和中间部分是描写音乐的旋律之美。但结尾突然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升华：……音乐来到世界上/是为了回去/并且带走我们。

这样一来，音乐就不仅仅限于“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律之美了。而诗人在这首诗里追求的是一种道德的彼岸，音乐则具有了一种召唤真、善、美的神工。

6、女性诗歌在文静之中缺少“憨”。当爱情进入隐秘空间，绝不是“平沙落雁”，而是一种情感的燃烧的汹涌，做为女性诗人应该有独特感悟，但是下笔的时候又不应出现木子美式的“黄段子”（那不是诗），请看2004年《诗刊》第1期草人的一首《火来了》：起火了/用我染黄的长发/用我发烧的体温/用我含盐含粮的舌头/助燃一场大火。大火从前院烧到后院/火来了/在这场大火中/我刺瞎了双眼。

7、选材无意中重复了别人的路。一位著名诗人说：过去的我不写，未来的也不写，我只写现在。这是诗人对自己的苛刻要求。我们不一定非要去模仿。但选择写什么之间，首先想一想，我是否写了别人早已写过的。当然，许多人已写了，比如大海，你如果能有什么新的理念值得挖掘出来也行，然而这毕竟是没把握的事。最好办法是寻找自己一种独特感受，譬如上面说的那个“启示”。至于有过特殊体验，如去过青海无人区，那就是另番情景，你可以大书特书万古苍凉了。

2000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