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刘绍棠老师

时广生（北京延庆）

我和刘绍棠老师相识是在1954年秋。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全国著名的青年作家了，而我还是一个业余爱好文学创作的初中三年级学生。可是，我俩的年龄却只相差三岁。他是从初中直接保送上大学的。可见，刘绍棠老师的聪明才智非同一般。

1954年秋，他是应延庆县文化馆的邀请来为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上辅导课的。我记得那天来听课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学生，还有中、小学老师和机关干部。都是慕名而来的。县文化馆临街的三间阅览室里坐满了人。

县文化馆的王印平馆长随着刘老师走进来，屋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刘老师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

刘绍棠老师衣着非常朴素。他穿着一件已经褪了色的蓝劳动布工作服，头上戴着一顶蓝色劳动布的工人帽，很像一个普通的工人。他说话谦虚和霭，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

我记得，那天刘老师讲的那堂“创作辅导课”是从他的处女作《青枝绿叶》讲起的。他说；“我的《青枝绿叶》这篇小说，是趴在运河边上写的，很土气。还带有湿漉漉的水气。”多么生动，风趣，而又有哲理性的语言啊！我非常欣赏刘绍棠老师的这句文学创作的名言。它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上，指导着我的业余创作——要深入生活。

刘老师这次讲座，对我的影响很大。这年冬天，我写了一篇《杏林姑娘杏儿》的小小说，寄给了刘老师。经他精心地修改后，又推荐给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这是我首次在国家的正式报刊上发表作品，甭说那个高兴劲呀！简直难以形容。

后来，我升学到张家口读书。从此，没有机会和刘绍棠老师见面。直到1957年“反右”时，我从报上看到刘老师被打成“全国文艺界最大的‘右派’”。当时，我既惊异，又为他惋惜。

岁月如斯，如泣，二十五年过去了。1979年10月26日，刘绍棠老师被彻底“平反”后，又来到了延庆。我在“文革”中，也遭受到迫害。此时，也刚刚“平反”恢复了工作。县文化馆通知我，说绍棠老师来了，要我参加“座谈会”，我真是高兴极了。

那天清早，我骑着自行车从距延庆县城40多里外的永宁赶往延庆县文化馆，见到了阔别25年之久的刘绍棠老师。我们互相问候，感慨万千。相同的命运，25年的阔别，今日的相见，怎不使人悲喜交集，我不禁热泪盈眶。刘老师虽然历经二十多年的磨难，但身体还很好，也不怎么显老，衣着还是很朴素，说话还是满脸带笑，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似乎是唯恐我离开。他问长问短对我非常关心，还提到了我那篇《杏林姑娘杏儿》，夸我这篇作品写的不错，鼓励我要继续创作。刘老师的记忆力真好啊！已经时隔25年了，他还记着我，当时一个爱好文学的初中三年级学生和我写的《杏林姑娘杏儿》。

这次的“座谈会”，县文化馆只通知了几位有关的领导和二十几个业余作者。可是，来的人却有一二百，三间阅览室里怎么能容得下这么多的人呢？只好在院里放一张桌子，请刘老师做“露天座谈”了。人们都很关心刘老师的不幸遭遇，提议让他介绍一下，这艰难的二十多年，他是怎么样熬过来的？

众情难却，刘老师只好讲述起了他在这二十多年里的不幸磨难。他讲着讲着，眼里流出了悲痛的泪水。所有在场的人也都哭了，有的甚至失声哭泣起来，还有的人气愤地骂起来。整个大院深浸在悲愤之中。

在这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中，刘绍棠老师没有一句责怪党的话语，对党还是一片赤诚的心。他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是党的儿女，我怎么能怨恨培养我，教育我的母亲呢？”真是一颗赤子之心。多么宽阔的胸怀啊！与会的人无不钦佩，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谁能想到，这竟是刘绍棠老师来延庆最后的一次讲座，也是我和刘老师最后的一次会面。他带着他的遗憾，带着全国人民的遗憾，匆匆地走了，走了。沉痛的走，让我的心真是难以承受！

2006年3月26日写于北京市延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