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师琐忆

一

我出生的尹各庄，距通州城大概只有十五六里的样子，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三面环水，交通不便，仍然是相对封闭、贫穷与落后的原生态村落。上一趟通州在伙伴们的眼里，竟是一种奢望的举动。记得1953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随父亲去过一次，“三年困难时期”，我和初中同学就伴又去过一次。我和同学们怯生生地走进工人俱乐部，我揣着猎奇买了一瓶汽水，我试探性的慢慢抿了一小口，觉得又辣又呛的不是味儿，随手扔掉了。通州城有多大，有多少好玩的去处，我一概不知。不过闹市区的繁华与神秘所呈现的诱惑，恰似小虫一般，在心底蠢蠢欲动，而且挥之不去。

机遇破天荒地恩赐到我的头上。1962年8月我终于接到了通县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心里涌动的潮水久久不能自制。

我战兢兢地走进通县师范学校的大门，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呆傻相，一时虔诚与神往并存，希冀与憧憬俱生。

校园好大呀，分南院和北院，南院西隔一条小马路，还有偌大一片实验园地。南院的教学楼、大礼堂（兼饭厅）、操场、篮球场、甬路两侧的教学室和平房宿舍，显得错落有致。北院则是阅览室、图书馆、实验室、琴房、教工和学生宿舍；尤其是阅览室和图书馆，据说是学校创建初期的建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透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与我的家乡，由真武庙改造成的破败小学，或与由一截铁轨敲击出的简陋中学，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况且雄厚的师资力量，实在让我暗暗称道，想入非非了。

二

当年，我告别家乡的时候，母亲于欣慰之中，免不了一番的叮嘱，我一一记在心里。棉被是母亲拆洗后又添了些棉花新缝制的；脸盆是天蓝色的，印有齐白石大对虾的图案，以及牙缸、牙刷、牙膏、肥皂和毛巾都是从供销社购置的，统统放在一个红色网兜里。这一切既简单又简朴，我已经很知足了。就说我带上的由化工厂制造的长方形有一寸多厚的肥皂吧，过去在家里是极为少见的，平常用的是叫作“猪胰子”的土制肥皂，单是这一点，我的肩上无形中增加了一份沉重。

说老实话，我当初并不情愿报考中专师范学校的。只因父亲半身不遂病瘫在炕上，母亲也患有哮喘病且是小脚妇女，不能下地劳动，家里实在没有劳动力挣工分，供养不起我念高中考大学的，无可奈何只有报考国家供给制的师范学校。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对不住我的母校。

这一届的学生招收了四个班，我被编在了一班，学号为43。班里一共52名学生（一名长期病号未计算在内），由通县籍和大兴县籍的学生组成，通县籍的居大多数。入学时我才16岁，比我小的同学没几个，最大的不过20岁，正是青春年华的好时光。我们的宿舍被安排在北院的两侧，紧挨着阅览室和图书馆；教室在南院教学楼的二楼西侧，赫然出现在面前的第一任班主任是张涌老师。

张涌老师中等身材，体形稍有点瘦，但身体显得十分的结实，留着偏分头，说话的节奏不紧不慢，神情温和的样子，一下子赢得了我的好感。他兼我们的体育课，经常穿着运动服和运动鞋，简朴而潇洒。授课的时候，他的神志严肃而认真，动作要领交代得简练而准确。只是我这个学生不大争气，跳高、跳远、铅球、铁饼以及体操等运动项目，不是成绩平平就是免强过关，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实在是没有多大的面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上张涌老师的体育课。我欣赏他颇有节奏与力度的三级跳远，也着迷于他与冉永泉老师打乒乓球时一攻一守时的那种魅力，更被他驰骋于篮球场上的风采所倾倒。他的篮球打得实在漂亮与耐看，三步上篮优美而动人，远距离四十五度角的投篮，常常是空心入网。看他打篮球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难怪我千里之外的大哥回乡探亲，总要点名去看张涌的“篮球”。多少年之后，据说张涌老师又在国际国内的裁判舞台上亮相，一展身手，这是后话。说不清哪一个学期了，反正我能被选取进由张国良（张同吾）老师为教练的校乒乓球队，这与受张涌老师和冉永泉老师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初中的时候，我也曾喜欢打乒乓球。当时乡村中学的条件很差，一副球台子只能放在露天地里，风吹日打的时间一久，便破败不堪了。况且我家也穷，买不起球拍，只好用瓦片、木板或是黑板擦代替，乒乓球也是最劣质的，不敢奢望用上红双喜牌的。进入通师乒乓球队，我才勒紧裤带买了一只单面海绵胶的球拍，真像眼珠儿一样倍加爱惜。球队的活动时间，我场场不落，一有空就去抢占球台打球。国手姜永宁与通县选手的表演赛，真是赏心悦目让我大开眼界。这促使我通师毕业之后，还对乒乓球热恋了好一阵子。曾任过通县少年之家的乒乓球教练，通县体委也曾安排我做乒乓球教练（本人未去），也曾同通县成人冠军正式交过手，虽一比二败北，但在一个时期内，在通县乒乓球界也算排得上号的人物，这当归功于母校的培养。

通师素有体育运动的优良传统，且一代一代经久不衰。国内篮坛上有显赫一时的大小黑队；田径场上有长跑名将李贺年、铁饼女帅杨玉敏。我们开学之后，每天要出早操、课间操，每周有体育课，春秋两季必有田径运动会，冬季则要安排越野赛事。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我一个既没有运动天赋，也没有什么运动资质的人，却迷上了长跑运动。那个时候虽然最严重的“困难时期”已过去，但那点粮食定量，也远远抵不上消耗的能量，就是一门心思想跑。在校内跑，在校外也跑，节假日要是回家也常常跑来跑去。毕业之后分配到通县少年之家每天还要坚持跑十里或是二十里。后来下放到“五·七”干校，每天重体力劳动之后，也常常去潮白河边跑沙滩。如此坚持到30岁左右，也没跑出什么名堂，却跑出了一种毅力，为我追求的事业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我真的应该感谢我的母校，感谢张涌老师，感谢王跃明和王秀菊老师。

三

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始料不及的，大概是一个学期之后，便由祁乃成老师接任班主任。

祁乃成老师兼我们的生物与农技课，我特别喜欢听他的课，因为初中时我就受过生物老师的特殊恩惠与熏陶，当上了生物科代表。况且祁乃成老师高高大大的身材，却有一副学者的风采。他崇向摩尔根学派，他演讲的逻辑性，会在不知不觉中征服你的灵魂，这使我对他不得不仰视与崇拜。

生物与农技课往往又是和“劳动课”联系在一起的。学校没有专设劳动课，但格外重视对学生劳动意识的培养。教室的卫生，由学生轮流值班负责，校内的大扫除，几乎人人要参加，还时不时地安排我们去由欧阳中石老师书写的《北京通县师范学校实验园地》里参加实践活动。每年的大、麦两秋，学校总是特意安排我们去学农。记得我们去过通县北部的管头和南部的漷县一带劳动过。学农劳动是我的强项，早早领教过了。小学四五年级，我就参加过修徐辛庄水库的劳动，还上过光荣榜；小学六年级就同成人一样下田拔麦子，自拔自捆，两抱一个麦个儿。上初中之后，农村的大田、场院、园田里的主要活计，我一一干过。那时交的学杂费，也是我在农业社挣的工分或是割青草换来的，说句文词我很早就勤工俭学了。

参加学校组织的学农劳动，我沿袭了在家乡劳动时的习惯，腰间要系上一条包袱皮儿或是头巾，有点像练武人系的宽带子，这样拢气，干起活来好使得上劲，另外也可以弥补我身体瘦弱的不足。“困难时期”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发育期，即使进了通师，粮食定量也不够吃，营养一直跟不上，因而身体虚弱，看上去一阵风就会把我吹倒。然而，我具有强体力劳动的素养，学农劳动中决不甘示弱，总是冲在第一梯队。当我直起腰，站在麦浪翻滚的田里，擦去脸上流淌的汗水时，我的心里便燃起一团烈火，放眼望去心潮难以自制，好一幅人生征途中的拼搏图景啊……

四

王秀玲老师笑容可掬地朝我们走来了，她是继祁乃成老师之后又一任班主任。

王秀玲老师慈眉善目，中等苗条个儿，梳着两条长辫子，讲话不急不躁的，我从未见她发过脾气。她曾穿着花格上衣，兴致勃勃地带领我们游览过北京的美术馆、天安门等名胜古迹。她信步在我们中间，有说有笑地同我们一一合影留念，有些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难怪她后来“出差”返回学校时，同学们都蜂拥着去看望，问寒问暖地把师生之情推向了极为高潮的一幕。

王秀玲老师还兼我们的语文课，她点着我的名字，让我回答问题总是那样的温文尔雅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记得教过我们语文课的，还有王恩厚和冉永泉老师。王恩厚老师讲课不仅有激情而且有魅力，我听得专注而入神。冉永泉老师的独特方言，有板有眼的姿态，让我终生难忘。其实冉永泉老师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他的乒乓球打得漂亮。他打出来的孤旋球前冲的力度大，而且落到球台上后能改变前进的方向，充满着一种飘忽不定的神奇力量。

通师的语文，尤其是作文，曾促使我改弦更张，引起我对其格外的重视，以至于着迷而不能自制，令我终生受益。

初中时我最为头疼的就是语文课，特别是作文，简直是不可救药。那时候我只看过一些小人书即连环画，一本完整的课外书都懒得去读，偶尔翻上几页，随手便扔在了一边。一个学期下来，作文成绩统统是“烤鸭”。有一个学期我换了一个新的作文本，曾下过决心好好写。结果期末一看几乎还是“烤鸭”，只得了一个“3-”，算是安慰了，晦气得无地自容。

上了通师我就想，将来我要成为人民教师，也要给学生上语文课，也要教学生如何写作文，现在不好好上语文课，不下决心把作文水平搞上去怎么能成呢？感到幸运的是，在校内、在班里有一批文学迷，他们整天津津乐道的是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还有荷花淀派的孙犁。运河滩上的刘绍棠、甘蔗林与青纱帐里的郭小川……不久，我的魂也给他们勾了去，从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的终生之缘。

我破天荒地闯进了北院的阅览室，去真切感受读书看报的氛围，又揣着猎奇从图书馆借了一部长篇小说——孙犁的《风云初记》。读罢此书，说不清为什么，我便如同进入了圣殿一般，喜爱上文学而不能自拔。

从此，我着了魔似的经常往阅览室和图书馆路，一本一本地借，一页一页地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的确打开了我的眼界，唤醒了我潜在的文学基因，而膨胀、漫延，一发不可收。

也由此，我对语文课越发地有了兴趣，作文水平随之明显地提高。再翻开作文本，5分制，也有5分出现了，百分制，80分以上者居大多数，不及格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我的心里荡漾着从未有过的宽慰。

这期间，除了刘绍棠，浩然之外，还有通师附中就读过的从维熙，大师兄房树民，都已成了我崇拜的偶像。他们的作品，我不仅是疯狂地借读，而且还要大段大段，或是整篇整篇地抄录下来，几十年后我还能熟练地背诵刘绍棠《山楂树的歌声》开篇的大段文字。后来我能走上《人民文学》的编辑岗位，能主编《中国校园文学》，能堂而皇之地走上作家的道路，我不能不感念他们，不能不感念，为我搭起文学平台且哺育我成长的通师母校！

五

俗话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是罕见的雄厚，耳濡目染之后，我这个饥饿的学生则不知天高地厚地向所谓的全面发展的轨道迈步前行了。我的数理化的底子好，可以“吃老本”，对待其它科，我是竭尽所能拳打脚踢一番。体、音、美任其发扬光大，长跑、打乒乓球、吹笛子、拉二胡、画国画、练书法……一天到晚，显得紧张而充实，无忧而快乐。幻想着日后在体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滋味中，还能成为一个什么“家”。

我崇拜欧阳中石老师。

欧阳中石老师简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奇才。他曾教过我们的语基和书法课。他的个儿头不高，戴一幅眼镜，头发稍稍往后背着，平日的装束简单而简朴，常常穿着一双布鞋出现在课堂上。他讲课时的样子有点像古时的老学究，时间不长，我就发现他的知识渊博，且多才多艺。他的文学素养，他的戏曲造诣、他的书法艺术，都可以堪称我们的大师。无怪乎经过七灾八难之后，一跃成为当今中国著名的书法家。我格外喜爱他的欧体行书字，连教室里的名人语录也出自他的手笔，让人有随时欣赏与效法的机会，可怜我的一手“歪字”，也是从他老先生那里“偷”学来的，至今感怀于心。

我欣赏王静老师。

王静老师教我们的音乐课。他留着偏分头，皮肤白白净净的。课讲得灵动，声调温和而有磁性，显得儒雅有加。他一边讲一边唱，还一边用钢琴伴奏，“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多做几件棉衣裳……”每每想起这首歌，王静老师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让我回想起那个不可重塑的激情燃烧的又是田园牧歌式的岁月。王静老师最具魅力的是，他具有一双白皙的充满神奇的手，手指在琴弦上轻松自如地跳跃着，于是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空山鸟语》、《光明行》、《山村变了样》等等，便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所有的听众，余音缭绕，久久回荡在耳边，令我品味不尽。记得毕业之后，大概是1972年，我不揣冒昧，拿着拙文去请教韩信农老师，经韩信农老师点拨之后，我有幸也见到了王静老师。他鼓励我说：眼下文坛上一片荒漠，正是你发奋的好时机……

我也佩服张振煜老师。

张振煜老师身材魁梧，宽宽的额头，总是衣冠楚楚的样子，让我见了长精神。我很喜欢上他的图画课，他的板书（画），实在有魅力。他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勾画，粉笔末那么潇洒自如地流泻，不一会儿，物体的形象，或人或猫或狗或瓶或罐，便活灵活现地跳跃在眼前。我从小喜欢绘画，这时就更加得意，不断渴求新的技法。毕业之后，我能留在通县少年之家任美术辅导员，当我骑上徐悲鸿的奔马，驰骋于高高的鼓楼台上时，怎能忘记张振煜老师的一腔热血呢！

还有王占春老师的算术法则，贾小云老师的教育学，刘吉元老师的数理王国……无不令我折服与倾倒，他们也一一在同学们中间享有盛誉，并留下一桩桩美妙的记忆。

六

那是一个幻梦的年代，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忆中总抑制不住地涌动起一股股潮水，且久久难以平静。当时，我给张宝增老师的印象是又小又幼稚，不招灾不惹祸，活像一个贪玩的孩子，不过，学习上还是挺用功的。

张宝增老师系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吕家营人，朝阳师范毕业的留校生，1964年8月调通县师范学校任我们的政治辅导员。其实他比我们班年长的同学也只大一两岁。他的身体结结实实的，留着比寸头长一点的发型，总微笑着出现在我们中间，从没见他发过脾气，不卑不亢的一副真诚且厚道的面容。他的手中有两件法宝，一是像雷锋一样的英雄模范人物，二是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能同我们打成一片，说说笑笑中便渗透了政治思想工作，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他曾像对待小弟弟一样，拍着我的肩膀，教我如何去学习，如何去面对生活，如何去迎接未来的人生……

记忆的闸门一打开，那么一张张可亲可敬的面容便一一闪现眼前，而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蔡文美——一个响亮的名字，宛若旷野里远远滚过头顶的雷声，是那么必然而专注地凝聚在笔端。

蔡文美老师是我们最后一任班主任，为期大概有一年的光景。据说她是北大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弟子。她中等身材，留着齐肩发，眉毛稍重，她很少笑，总是一脸的严肃。她给我们讲历史课，似乎有了用武之地，侃侃而谈，思辨力极强。她的目光锐利，神情自负，偶尔还透露出一点莫名的霸气，这让我对她不得不敬而远之。毕业之后，她的一些举动传到我这里，常常会令我暗暗惊叹，她的确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质。

漫漫四十余年过去了，母校老师惟一而明确留下来的文字，在我这里只有蔡文美老师。她在1964——1965学年度，在我的操行评语中这样写道：“思想要求进步，对政治学习比较重视。要求自己较严格。学习认真、努力、体、音、美各科成绩都好。社会工作（班卫生员）认真负责。各项集体活动中表现较好。劳动中积极肯干，对南志诚恳。”

这一“成绩通知单”，至今我还好如初地珍藏着，它在我的人生档案中，已尘封为无价之宝。从蔡文美老师的气质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优柔与软弱，同时我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希望与光明。

七

毕业之后，我曾重返过母校，我在熟悉与陌生中穿行与感悟。还是那个宿舍么，还是那个大操场和实验园地么，还是那个教学楼么，还是那个阅览室和图书馆么？我不敢确认，是物是人非还是物也非人也非呢？似乎一切都成了遥远的记忆。怅然若失中，我不免还有一点点莫名的苍凉之感。

然而，我的低沉的情绪很快又振奋了起来。据可靠消息，母校已于1999年与原北京三师一起并入首都师范大学，成为培养本科研究生层次小学教师的高等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这一喜讯，足以让我欣慰之至了。

2006年10月12日于北京团结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