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山 未曾忘却的纪念

时间过的真快啊，不知不觉，启会走了已经6年了。6年前，也就是公元2005年2月27日，夜里十一点多，我正在赶写一篇稿子。刘祥打来电话，他声音悲戚地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不要激动，启会去世了。我如同五雷轰顶，蒙了。我不敢相信。这是怎么了？我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早上，电话里传来文化馆副馆长贯会学的哭泣声，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了。

参加追悼会回来，我就想写一点东西，无奈怎么也集中不起精神来。一个大活人，一个欢蹦乱跳的好人，一个对通州文化事业有着独特贡献的人，从突然去世到火化，不到48小时。我就不明白，他怎么突然就化为一缕青烟，轻轻地飞了，我觉得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堆积在我的身边，慢慢地挤压着我，挤压着我，使我不能呼吸。我想大哭，大骂，老天公吗？老天真的不公啊！

如今，6年过去了，6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当然也不算短，我的情绪早已恢复平静。他呢，或早已被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忘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我想，这就够了。

我和启会相识在1981年。那时，我大学刚刚毕业，分配在通县文化局工作，住在文化馆后边的小平房里。启会在文化馆。上下班我们经常碰面。不过，我搞文学，他搞摄影，交谈的机会并不太多，碰面只是憨然一笑。1984年6月吧，文化馆领导班子调整，冯振光任文化馆馆长，我和德山任副馆长。大概过了几个月吧！启会也出任副馆长，我们俩合作，抓业务。我们这才熟起来。启会真的很聪明，有悟性，摄影不用说了，当时他就得了好几个全国大奖；有时我想，启会如果不当文化馆馆长，他的摄影艺术会达到什么境界，他会成为我国著名摄影专家吗？他的扬琴打得好，我想在通州能达到他的水平人恐怕也不太多，他要搞音乐呢？更让我吃惊的是他有很强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要走仕途，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呢，却选中了群众文化这个行业。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是文化馆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文化馆的领导干部，不要求你对文化馆各种业务技能多么的精通，但你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必须强，要有敏锐的眼光和创新精神。也许是他的摄影艺术缘故吧，启会的人脉是相当旺的：从横的方面说，全县的局长、主任、镇长、乡长，他都非常熟悉，纵的方面说呢，上至文化部长、局长，下到文化站长，他也不陌生，至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呢，那就不用说了。这就为开展群众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真是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我31岁，启会34岁，冯振光大概36、37岁。年轻就不知天高地厚，年轻就不会循规蹈矩，年轻干起事来就没边没沿儿。我们在通县第一个恢复了舞会；举办首次京郊九县文化馆干部艺术交流会；组织创作和排练了《运河组歌》；举办“运河杯”摄影大赛；组建了“运河之声”艺术团；成立了“十大集成”办公室，搜集整理通县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这些事现在看起来很是平常，可在当时的确是大事，这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呀，文化馆长期流行的工作模式：“吹拉弹唱，打球照相，布置会场，带头鼓掌”。现在，京郊九县文化馆业务干部交流会，将一百多个文化馆干部聚集在一起，办展览，搞演出，进行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舞蹈等艺术交流，这得多大的动静？！震撼了北京的群众文化界，县市领导到会祝贺，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而这种艺术交流活动，据我所知，在北京至今仅有这么一次吧。《运河组歌》是通县文化馆创作并演出的大型组歌。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她好象是文化馆乃至通县第一次有意识的以弘扬运河文化为主题的经典之作。文化馆下了大的力量：创作干部刘祥骑着自行车沿运河进行数月的采风，从通州到杭州，那是几千公里啊！我想，对创作这样严肃认真的人在全国也不是太多吧？他是这样创作的歌词；常富尧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好像正在某工厂里烧锅炉，文化馆将其调来，他也耗尽心血为其谱曲；演员和乐队达到一百多人，涉及到全县七八十个单位，要组织，要协调，要解决各种困难，还要取得领导的支持……这都是多大的难度！现在想起来也不寒而栗。领导也真的很支持，县委常委全体人员在文化馆召开现场办公会，专门研究《运河组歌》的问题。这恐怕在通州文化史上也是第一次吧。《运河组歌》参加了中国文化部、总政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合唱节，荣获二等奖；并被拍成电视风光片在全国播映。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创作的文艺作品举不胜举，现在看来还真没有哪件作品能和她匹敌，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她都是扛鼎之作，在通州文化史上熠熠生辉。“运河杯”摄影大赛是文化馆与“农民画报”、“中国摄影报”、北京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企业家乔长军为其赞助。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摄影大赛，比赛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共收到五千幅作品，有二十五个省市的作者邮来了作品。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为大赛写来了贺词，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为大赛颁奖……我们组建“十大集成”办公室，搜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民歌挖掘出《运河号子》；民舞挖掘出大松垡高跷、马头龙灯；民间故事出了一本小册子；戏曲志、曲艺志、民谚、民谣等都搞出了资料本。运河号子在北京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组建“运河之声艺术团”；组织辅导民间花会、吹歌比赛、家家乐、消夏晚会及美术、书法、文学、摄影等等……我们在北京首届农民艺术节获六个第一，并获得总分第一。我们干得红红火火，使通县文化馆这个普通馆一下子进入了先进行列，1990年，通县文化馆被中国文化部评为全国先进馆。这是文化馆最辉煌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启会作为主管业务的副馆长，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

也许是物极必反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使文化馆跌入了低谷，出现了分裂。对于这段历史，我实在不想多说，我觉得，这件事不管谁是谁非，都是文化馆的耻辱……文化馆班子解体了。冯振光率领部分文艺组人员，组建了中国农民艺术团，出去了；书记田振芳进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启会呢，被调到博物馆任副馆长，后又任馆长。这段时间，启会有些消沉，朋友们也很担心，担心他会从此沉沦下去。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启会很快地振作起来，很快地适应了角色。这段时间他办展览，搞活动，游刃有余，把博物馆搞得有声有色。闲暇下来，就和朋友们下棋，我知道，他的棋以前是很臭的，不料经过博物馆的“洗礼”，他的棋下得竟然蛮像那么回事了。这是启会最舒服的日子。据说文化局领导同志也曾劝他回到文化馆，他总是一笑了之。看起来，他是非常留恋这个舒服日子了。但我知道，博物馆和文化馆毕竟是两码事，他的心里还是惦记着群众文化事业的，证据之一就是每年他都要在博物馆搞几次大型展览，每年都要搞几次大的群众文化活动。日子一天天、一年年的过去了，2000年吧，我忽然得到一个消息，启会重回文化馆，担任馆长、书记。真的……说实话，对于这个消息，我没有丝毫意外，不过，对于他的到来，我是喜忧参半的。我知道，他有能力扭转文化馆的颓势。但我隐隐地有些担心，文化馆已经不是当年的文化馆，官司缠身，债台高筑，十几个挂靠公司吞噬着文化馆，文化馆业务骨干大量流失，物转星移，再找当年的情景恐怕很难了。大环境也不允许了。有几次，他劝我出山，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早已没有当年的锐气了。

启会好像不太在乎，他真的干了起来，文化馆租牌照办公司，公司挂靠文化馆，文化馆嘛没得，莫名其妙丢了十几万，还惹上了官司，这不是笑话吗？退了吧！私人在文化馆承包舞厅、台球厅行吗？收回吧！多户职工家属住在文化馆，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想办法解决吧！文化馆脏乱差小，太破了。没办法解决，脏乱差总得有个法子吧。说个笑话吧，北京市文化局某位领导到文化馆视察，想给文化馆一笔专项经费，在文化馆转了一圈后，二话没说就上了图书馆。这种状况能继续下去吗？

他找到了区委、区政府及区文委，诉说了文化馆的困难，希望得到他们支持；他找到了文化馆的骨干们，了解情况，听取他们对群众文化工作的意见。领导们也真的很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多方筹集了资金，对馆舍进行大规模装修改造；他又和职工商量，妥善解决住在馆舍内的多户职工家属搬出问题，改善了群众文化活动条件和职工办公条件，创造出文化公共场所良好外部形象。文化馆干部们呢，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一改颓势，团结在文化馆党支部的周围。真的干了起来。

这是启会最辉煌的时期。我想，他大概做了两件事吧！一是多次组织策划了大型有特色有魅力的群众文化活动。“文化进农家”、“新春大拜年”、 “五一、十一、春节联欢晚会”、 “农民艺术节”、“五月的鲜花歌咏活动”、“金秋采摘节”、（2000年至2004年）组织了“迎奥运万人大合唱”、“庆祝建党80周年”、“运河书画摄影大赛系列展览”、“文明礼仪大赛”、“家庭才艺表演”及各种演讲大赛等。在抗击“非典”斗争中，组织文艺专场，由通州电视台录制向全区人民播出，并带节目慰问潞河医院、新华医院等一线医护人员。在2001年北京“广场文化年”中，文化馆策划组织大型精品活动30余场；协助城乡广场演出活动3000余场；参加的人员上万人，吸引观众百万人次。活动围绕建党80周年、建国52周年、庆祝申奥成功和弘扬运河文化四大主题，采取国际与国内相结合、专业与业余相结合、城市与乡村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既有反映运河文化深厚底蕴的民间绝活儿展示、民间花会表演，又有国际、国内高水平的演出（组织邀请俄罗斯、朝鲜、波兰等文艺团体和国内著名文艺团体、著名演员来到通州区参加“文化广场”演出活动），还有大量群众自娱自乐的秧歌、健美操、民间吹歌等。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演出交相辉映，构成祥和、热烈、丰富多彩的文化画卷。通州区文化广场被评为“北京市最佳文化广场”。组织策划有特色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是文化馆长的基本业务素质之一，这一点，我想，启会真的做到了。当然，文化馆的社会地位也在迅速提升，一下子达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水平，文化馆再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与此同时，文化馆干部的创作能力也获得了很大提高。以2000年至2004年计，文化馆专业干部获省（市）级以上各类艺术奖项80余个。其中，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7个；获全国群星奖4个；获全国美术大赛奖等全国性奖项20余个；北京市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北京市农民艺术节奖等省（市）级奖50余个；文化馆干部在省（市）级以上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本、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200余篇（首），论文16篇。出版文学、戏剧、美术专著12部。文化馆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参加省（市）以上展览168件，有68件参加全国与国际展览。他专门设立了培训部。开设美术、书法、摄影、跆拳道、新秧歌等培训班，在各乡镇、街道、机关、工厂、学校和部队等单位开辟辅导点，培训辅导6000人次。培养的学员书画作品和演唱获省（市）级以上创作表演奖20余个。有7名学员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天津艺术学校、北京戏曲学校。他创办了文化馆工作刊《群文风景线》，发表了大量的群众文化信息和作品。他牵头成立通州第一家演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运河之声”演出服务公司，取得了较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0年以前，文化馆设备总值仅7万元，2004年文化馆设备总值突破百万元，增长了15倍；职工福利大幅度提高。通州区文化馆成为北京市先进馆，被连续评为通州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文委系统优秀党支部；2004年，经北京市和中国文化部评估、验证，被定为国家一级馆。2003年，馆长王启会荣获北京市“群众文化明星”称号。

第二件事恐怕就是他的创作了。在繁忙的群众文化工作同时，他抓紧一切时间，进行他所钟爱的摄影艺术事业。他到西藏，被西藏那独特文化深深吸引，创作了《天国之门》、《天籁》、《祭》、《花开的季节》、《虔诚》、《八角街边》、《守望圣湖》、《眺望布达拉宫》、《无尽的轮回》、《纳木错湖边的藏民》、《相依》《寂寞的风》、《圣洁天水》等；他随北京艺术馆到欧洲进行文化交流，创作了《倾斜之美》、《教堂之顶》、《高高的十字》、《留作纪念》、《金风吹过》、《拥抱蓝天》、《水城》等，他用独特的视角审视外域艺术氛围，全身心地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瞬间，为我们留下了独特的艺术美。我发现，为此，他的审美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可以这样说，他后期创作的艺术作品是他的扛鼎之作，他给我们留下了思索，留下了美。他将全部心血都倾注他所珍爱的艺术事业中了。他不愧为摄影艺术家这个光荣称号。

启会累了，真的累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建山我真累呀！我理解他。但我也知道，这条路走上了，要回来恐怕很难了。2005年2月27日，他终于倒下了，要知道，他只有56岁呀！56岁，启会！他还有多少事没有做呀！他留下多少遗憾啊！

启会，我要告诉你，五年了，通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有许多变化是你想象不到的。我知道，你生前最挂念两件事。一是要出一本书——摄影集。这件事通州文化委员会早就替你做了。这是你一生的全部心血呀！你的两个朋友山建宁，贯会学负责你作品的编辑、整理；你的好友作家王梓夫为你的书写了后记，书名为《心之影像》，非常棒的。第二件事是建文化馆新馆，为此，我们曾多次商量，也曾多次呼吁，你让我写了好几次方案。如今，在通州区委、区政府、通州文化委的领导下，文化馆新馆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这个图纸我见过了，近一万平方米，非常漂亮。启会，你就安心吧！

写到此处，泪不能禁，就此停笔。那么，启会，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