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张家湾城形制初探
杨家毅
张家湾城位于张家湾镇张湾村原村址,萧太后运粮河北岸。由于历史的变迁,张家湾经受了太多的风雨。根据《通州文物志》记载,明代就经过多次修缮,至光绪九年(1883),城墙就已经有很多地方坍塌,但是城楼仍然很坚固。1937年后,此城被日军占领,日军拆城墙建炮楼。1945年9月国民党军队将城楼拆除。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该城墙也没有有效保护,一度破坏严重。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张家湾城遗址的价值才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识。由于张家湾城在运河文化和北京历史上的重要价值,该城墙与其南门外的明代通运桥于1995年被北京市文物局公布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进一步保护此处文化遗产,通州区政府一直计划对城墙进行修缮。但是,文物修缮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情,必须要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否则就是造假古董,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关于什么是“修旧如旧”,文物界也存在争论,但总体上都认为“修旧如旧”必须有以下几个要求:1、建筑的形制必须和原来形制一样;2、如果建筑已经有倒塌就尽量用现有的旧材料,能修就修,能补就补;3、如果没有旧材料要尽量仿照旧料制造、加工;4、建造过程也必须尽量遵循传统工艺。
对于张家湾城墙的修缮,目前从材料和修缮工艺在技术上都很容易解决,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搞清该城的形制。古城的形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墙的形制,二是城门楼的形制。
城墙的形制很容易考证,因为关于城墙建造年代、建造原因和形制都有文献记载,更为重要的是遗址还存在,通过科学考古发掘,完全可以复原城墙的形制。
关于城墙的形制,明《张家湾城记》有这样的记载:周长“九百五丈有奇,厚一丈一尺,高视厚加一丈,内外皆甃以砖(周长约2900米、厚约3.5米、高约6.7米)。东南滨潞河,阻水为险,西北环以壕,为门四,各冠以楼,又为便门一,水关三。城之制悉备,中建屋若干”。张家湾城,东有潞河、元通惠河,南有萧太后河为护城河,西、北挖壕为城池。城不方正,随河就势,只北垣稍直,余墙均有弯曲。四面各建城门楼一座,于东垣西折处有一道便门,三座水关。
但是,城门楼是什么形制,没有文字资料,而且也不存在实物资料,所以很难考证。
最近,笔者有幸看到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治河全书》。该书中的《运河全图》对张家湾城门楼有清楚的表现(见下图)。共有五座门楼,均为单檐歇山式形制。这和以前我们认为的重檐歇山式形制有很大不同。
《运河全图》对张家湾城门楼的描绘应该是可信的,我认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治河全书》产生于清康熙年间,其作者是时任河道总督的张鹏融。张鹏融,字运青,康熙九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礼部郎中,江南苏州知府、山东兖州知府等职,因为政绩卓著,被朝廷提拔为河东监运使,内迁通政司参议。后来跟随内大臣索额图勘定中俄边界有功,被提拔为大理寺少卿。后来相继担任浙江巡抚、兵部侍郎、江南学政、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江南江西总督等职。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接替于成龙任河道总督,至四十七年(1708)。在河道总督八年中,他推行实地调查研究,广泛搜罗各种资料,并继承了前任的经验,在治理河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他的治理,漕运一时畅通。根据民国《遂宁县志》记载,康熙皇帝于四十二年南巡,见到漕运畅通说:“异哉,此二十年所仅见者也。”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可以推测,《运河全图》的描绘是很有依据的,也是很严谨的,这比其它图绘资料更为可信。
第二,《治河全书》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也可以证明其可信度。康熙四十二年,张鹏融将治河通运的有关文件汇编成《治河全书》。该书与靳辅的《治河方略》、陈潢的《河防述略》为清代康熙年间三部治河通运的重要著作。得到包括康熙皇帝在内的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三,从张家湾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单檐而不是双檐也是合情合理的。关于张家湾城的建造时代背景,根据雍正、乾隆、光绪等不同版本记载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据礼部尚书、大学士徐阶所撰《张家湾城记》曰:“嘉靖癸亥冬,世宗皇帝以有警……然戍者无所据,依书夜披甲立势,实不可以久。(嘉靖)甲子春,顺天府尹刘君畿因,以城请司空雷公礼上,议曰:城于戍,便于守。固世宗敕顺天府丞郭汝林、通判欧阳昱以二月二十二日始……”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张家湾城是为保卫漕河,拱卫京师,加强防范蒙古兵侵扰,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而抢筑的。工程于当年农历二月二十日兴工,约在是年五月告成,历时3月。由顺天府丞漷汝林、通判欧阳昱督修。以诸官赎罪款和士子、庶民捐助款为经费,搜集官家营建所余木材,砖瓦和废弃桥、闸石料,发动驻通军士及富裕商人、农民修筑。
也就是说,张家湾城是在一种很紧急的情况下修筑而成。虽然张家湾城在军事战略上很重要,但在缺少经费的情况下,仅用了三个月抢修而成,所以城门也是采用比较简单的单檐而不是双檐。
以上,仅为我对张家湾城墙形制的一些粗浅看法,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共享,希望对研究和保护张家湾城有一点意义。
参考文献:
1、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市通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通州文物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2、张鹏融:《治河全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2008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