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2年我在县城一中上初中二年级时的事情。
    我家地处胶东丘陵地，山地多，加上那时生产水平低，所以农产品以地瓜为主，粮食很少。因此地瓜就是我们常年的主食，而少量的玉米即成为上品。玉米饼子也就成为一家之中出大力的男人的优待品。但我却自幼与地瓜结下了不解之缘，常吃不厌，而对粗糙、死硬的玉米饼子没有好感。
    然而，真是命苦，当时学校几乎是一天三顿玉米饼子，只在星期天吃一顿馒头，叫做改善生活。
    在家时，母亲总是采取两种办法解决玉米饼子的“死硬”问题，一是发酵，一是掺豆面。然而学校食堂这两种措施全没有。那个饼子又粗又硬，我实在受不了，有一次还特意留下一块带回家向母亲诉苦。母亲见了那粗硬的饼子，看看消瘦的儿子，心疼得掉下了眼泪。从此，母亲便不时地托进城赶集的乡亲给我捎去鸡蛋、花生、地瓜干儿等好吃的。
    然而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我的肚子降服不了这玉米饼子，于是就常常便秘。有一次难受得没法儿，下午课外活动时就跑到医务室。校医姜医生系部队转业，约四十岁左右，黑黑的，人很和蔼。他看了看面黄肌瘦的我，又摸了摸我的肚子，开了一些食母生之类治胃病的药。然后说：“给你开几天病号饭吧。”我感到很惊讶。在我的印象里，吃病号饭的人必须是病得躺在床上不能动，让人来送病号饭。一时感到很为难。姜医生说：“这有什么难为情的？你自己拿着条子到老师食堂去打回来吃就是。”
    在回教室的路上，我苦苦思索该怎么办。
    回到教室，已是饭时。我把事情向几个同学说了，他们也都不置可否。倒没听到什么难听的话，只是听得远处座位上一位同学说：“他有什么病！”我只是说“胃不好”。我难道还能等着别人去给我打病号饭吗？
    然而我万料不到，女同学胡广仙走过来说：“你把病号条子拿过来，我去打饭。”而更令我诧异的是，从她拿走条子到打回饭来，全班同学竟无一句难听的话，更无一个特殊的表情。这实在使我又惭愧又感激。这个以农村孩子为主体的集体，同我上高小的城内完小大有天渊之别。
    打回来的是大米饭，柔软而筋道；菜是初夏刚刚上市的西葫芦炒肉。这在那个年代是最高级的饭菜。后来我自己似乎还去打过一次饭。但此后就再也没去打过。这一星期的病号饭就此不了了之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忆及此事，我总感到啼笑皆非，甚至觉得不堪回首。但却始终对胡广仙同学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为一个活蹦乱跳的男生去打病号饭，这需要怎样的勇气？
    广仙老实、善良，模样也挺好，但在全班的女同学之中，她不是一个强者。作为本县历史上唯一一所中学的首届初中生，毕业后，我到外县考了高中；后来才知道广仙在本村当了小学教师。还听说，因为太老实，太善良，管不了学生，常常被气得哭鼻子。
    此后，随着时空的渐去渐远，我和包括广仙在内的同学完全失去了联系，只是不知广仙现在情况如何？不过我想，她虽然和我一样已年逾古稀，但这样善良的好人，定然会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
    五十多年来，每想起那次病号饭，就忍不住埋怨自己，那时实在是太年轻，太傻气了！
    然而，我终生感激好心的姜医生，感激善良的胡广仙同学，也感激不曾使我太难堪、太尴尬的全班同学。

2009年11月13日于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