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望母校

——写在古尔邦节之前

梁尚燕

深秋时节的北方。

星期六这天“关协（关心下一代协会）”这边儿稍有空闲，小外孙女萌萌的钢琴班老师结婚，正好成就了我和萌萌祖孙俩郊游的美事——既实现了我再望母校的愿望，又了却了我年近九旬老娘几十年以来的一桩心事。

下了小12路车，我领着萌萌一路小跑儿，踏了风火轮似的掠过大石桥，穿过河边村，直奔京南古镇清真寺。是啊，毕竟年逾花甲，身体再棒也绝非易事，娘儿俩脚步儿还没站稳，我便气喘吁吁地对萌萌说：“这就是我的母校。”

“这哪是……”萌萌新奇的眼神里流露出些许迟疑。

其实，我也曾经这样想过。

解放伊始，中国人挣脱了黑暗的束缚，逃离了沉重的压抑。翻身的回族兄弟几乎是与土地改革的同时，就在村公所（刚刚解放时各自然村的权力机构）和教长（阿訇）的共同努力下着手创办民族小学。阿訇伯（表少年对教长的尊称）主动让了了女殿（穆斯林妇女礼拜祈祷场所）作教室（把自家的堂屋和居室作妇女礼拜之用），并抓紧钉黑板筹桌凳。同时，又盖了两间北房供老师住宿和办公。

一九四九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正值春寒料峭时节，清真寺门前敲锣打鼓扭秧歌，全体村民欢天喜地欢迎通州专区派来的年轻女教师（那年代学校是春季始业）我清楚地记得，阿訇娘（阿訇夫人）心疼地捧着我冻红了的小脸儿，轻轻地亲吻我冰冷的额头之后，赶忙把我从小驴儿车上抱下来，送进暖烘烘的老师宿舍。就此，我开始了与城里不同的全新生活。

母校就一间教室，是全县出了名的“小班大复式”，小小的教学班，算上我才26人，却包括了初小（小学一至四年级）所有年级的全部学生。班里我年龄最小（四岁），个头儿最低（勉强一米）所以又多了个“半年级”——大家都这么说。当时汉族学生仅我一人，可自己并不理会。

“您怎和老师……”萌萌见我陷入沉思问。

“宝贝，你看——”我打断了萌萌的问话。

清真寺在河边村地势最高处。如今经装修粉饰之后，棕色寺门，大理石阶、黑体字匾、蓝砖围墙的礼拜寺，更显清真古教的深沉与厚重，只是绿地黑字的民族小学的校牌不见了（母校于大跃进年代并入镇上完小）。

拾级而上，古兰经声愈加清晰，这诵经声既熟悉又陌生。我初小毕业后回城升学、工作、退休，离开这里快60年了。

从心理学角度讲，幼儿时期大多缺乏忌讳与回避意识，可以我为例。

当初，小学校课程表每周安排两节“学经”课（因是民族小学）。开学后第一个周六下午，老师去学区学习，我则准时来学校上经课。刚到屋门口，同学们齐刷刷直面向我唏嘘不已、目光惊诧，全没了平时的兴奋与热情（本来我是很受欢迎的人）。正当吓坏了的我胆怯地站在那儿一脚门里一脚外，进退两难的时候，阿娘（即阿訇娘，只有我这么叫她）赶紧跑过来拉起我的手对大家说：“同学们，让乖乖进来。别忘了隔教不隔理，回汉一家亲。”边说着边弯下腰，把我送到座位上。正是在这种意识与理念影响下，回族同胞创造了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萌萌随我进了寺门，当然，也曾经是校门，盆花组成的硕大花坛立即映入眼帘。里面开着矮牵牛、大丽花、黄蝴蝶、串儿红等，五颜六色，十分鲜艳。嫩绿的叶子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下如翠如玉，光彩夺目。萌萌竟撒开我的手张开双臂向花坛扑去。

多么相似！不，是酷似！那扑向花坛的小孩子简直就是当年的我……

建校时，村里听说专区派来的是位女教师，妇联主任和阿訇娘破天荒在清真寺的影壁前移栽了大片的玫瑰。我也曾经张开双臂扑向那从未感受过的耀眼与芬芳……是阿娘一把拉住了我，才幸免一场不小的灾祸。原来，寺里早有提防，唯恐那城里来的小傻孩子儿不知道“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待我怀着深深的遗憾与沮丧回到老师宿舍时，突然眼前一亮，啊！我惊奇地叫出了声，原来阿娘早已把插得满满一汤瓶（回族礼拜前洗浴的用具）的玫瑰花放在我的书桌上了。那醉人的妩媚与芳菲，使这间小小的老师宿舍花香四溢，蓬荜生辉。

可惜，当时我只知道欣喜与感动，还不懂回族同胞的友善、热忱与真诚。

“姥姥，您怎么……”

“别忙，你看！”

我知道萌萌要问什么和想说什么，可我急于要告诉她的，是我的母校。

穿过绿地，沿水磨石甬路向西，是丈余高的非常宽阔的阅台。礼拜大殿（穆斯林礼拜祈祷之处）坐落在阅台之上。此殿建于清代，所建虽不奢华，却极为讲究。殿身为砖木结构，前廊后厦，黄琉璃瓦扣顶，起脊和边角处是具有穆斯林风格的绿色琉璃。门窗色为暗红。大殿上方西北处高耸一亭，亭上高擎一弯月。如此建筑不同于深宫贵府，又区别于庙宇古刹。看上去既古朴典雅又宏伟壮观。殿前一行四棵油松，如今正枝繁叶茂已成材。秋阳下磅礴翁郁苍翠欲滴。当年那四棵小树苗儿是七区长（解放初期乡镇一级的行政领导）责成任学区总校长的父亲送来，老师带着全体同学栽下的。它们是多么的矮小，又是多么的惹人喜欢。正如晚唐诗人李商隐所示：怜君孤秀，细叶轻阴。我们几个女生还在树下种了几棵紫萝兰和开着小蓝花的“秋风儿”，虽不艳丽却十分耐看。这花、这树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时，还没有下拜（礼拜没有结束）。刚才在寺门外听到的古兰经声正是从这礼拜大殿里随安息香袅袅飘来。

沿阅台向大殿北侧走去，下面是大片平整的绿茸茸的草地，再北是讲堂（穆斯林学习古兰经的地方）。和大殿相比，“讲堂”并不高大却也古典幽雅，我深情地远远望去，浮想联翩。

那曾是母校的教室。这大片的绿地曾是母校的操场。入学时我和一个十八九岁大的回族女生罗云同桌。与其说是同学倒不如说是位亲切体贴的大姐。其实，比作妈妈也不为过。因为这之前我只是个将要升入幼儿园中班的小小孩儿。当时，我起居、如厕等许多事都是罗云同学帮忙。老师特别好，她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与河边村村民亲如一家，清真寺里每次大型宗教活动，她都提前送去乜贴（类似赞助）。也从不忘记村里的人情份往，且多次替生活困难的同学交学杂费和书本费。她对同学和蔼可亲，工作细致耐心，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那时，没有什么现代化教学手段，完全凭老师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高度的责任感。专心来完成教学工作，总是把45分钟一节课一至四年级初小课程安排得合情合理，井井有条。无论是国语（语文）、算术（数学）、常识、大字，还是美术、手工、音乐、体育，所教知识、方法、技能、技巧扎扎实实，全部到位。我特喜欢她穿一身恰腰儿的蓝士林（蓝色平纹布）列宁服（刚解放时工作的人所穿的双排扣大翻领女式制服，据说是从苏联传来的，故称列宁服），板书时，两条辫子在身后摆来摆去的样子。等老师转过身儿来，我赶紧低下头装作认真学习。因老师对别的同学老是面带微笑，和风细雨，对我则往往是“另眼看待”，严厉有加。有一次因上国语课玩铅笔盒被老师一把拎出教室整整哭了一节课。最后还是阿娘把我送了回去。老师看在阿娘的面上才让我上了下节的算术。这一次使我刻骨铭心，也铸就了我学习专心、毅力长久的的品质。所以我只有8岁就初小毕业升入高小（小学五至六年级）。

同班同学升入高小的很少，多数是因为年龄太大（有的初小还没毕业就到了结婚年龄），家庭负担过重（那时一般人家都有四、五个孩子，多的要有七、八个），所以初小毕业即走入社会。解放初期，小学四年级毕业已很不简单，发有“河北省通县教育科”钢印的毕业证，上面有毕业生本人的照片，很正规。人也像模像样，制服上衣（哪怕是手缝的）口袋别一支钢笔（哪怕是支破旧的），显着是“刚挑满的缸——水平高”。就凭着这个资格，我的同桌罗云姐五三年去北京参加工作，当上前门外鲜鱼口副食店的经理；马淑茹、喜凤芹到通县当银行营业员。除此之外，有的去乡里当干部，有的参军转业后到供销社走上领导岗位，还有的进工厂经短期培训到科室工作。回村的同学成为河边村第一代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如张祥、景文、景武多年以来都是村里的生产骨干，他们进团支部、党支部，还有的当了区政协委员。升学的同学，有的上了潞河中学，通县师范，有的上了军事学校毕业后到部队当军官，还有的上了大学等等。民族小学使河边村的文化人越来越多，村民素质越来越高。这一带的回族兄弟姐妹不再只禁锢在河边区域，而是走出滨河，迈入社会，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姥姥，快来看呀！”

萌萌已不再坚持原来的提问，而是被大殿南侧寺墙外的新村美景吸引了。但她不知道，这里也曾是我的儿时乐园。

那会儿，尤其是放学以后，清真寺里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孩子。学校的小人书已经翻了没数遍，真是寂寞无聊难耐。可我终于发现了好去处，那就是大殿南侧的阅台。在这里，我无数次地跟前黎明前穆斯林的“榜答”（早拜时吟诵的古兰经）声迎来东方日出霞光万道，又无数次地伴着老师黄昏的琴声，送走暮色苍茫，夕辉飘荡。在这里，我无数次地欣赏春季里河边杨柳依依，顽童轻轻垂钓；又无数次地喜看金秋时节大地丰收在望，农民喜上眉梢。在这里我无数次地遥望，雨后的西山长虹卧坡，烟云缭绕，又无数次地远眺寒冬冰封的凉水河滩，芦花飞雪，红梅枝俏。也就是在这里我无数次地背诵入队（少先队）誓词：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还是在这里，我无数次地梦想，当然也梦想过做一个像老师那样的老师，为实现共产主义培养更多的革命接班人……

“姥姥，快看，快看！”萌萌使劲却又是低声地喊着。

噢，是下拜了。无比虔诚的穆斯林走出庄重圣洁的礼拜大殿，正在以伊斯兰教特有的方式相互祝福。同时议论着如何利用区民政局送来的物资过好今年的古尔邦节（即宰牲节，伊斯兰教传统节日之一）。当发现我们站在清真寺门外再次回望母校时，便礼节地微躬抚胸，我则以微躬还礼。之后，牵着萌萌登上返城的“大巴”。

车上，风衣口袋里忽然响起了“月亮之上”的彩铃声。我简单地向老人作了“汇报”后，萌萌诡秘地调皮地对我说：“您母校的老师原来真的是……”

我只微微一笑并未作答。因为我仍然沉浸在兴奋、幸福、满意的回忆之中。我永远也忘不了——母校、河边村、清真寺、穆斯林……

2006年于运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