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车摇滚

沉沉午夜，一辆火车的硬卧上疾速划过错车时对面射来的串串灯光。一瞬间，车厢内明暗交错，一个个躺在卧铺上的身躯，忽儿被黑暗吞没，忽儿又闪现出清晰，于是，轰鸣与寂静，短暂与永恒突然交叉开同一张黑白底片上。然而，剧烈的颠簸再加上钢当、钢当一串生猛旋律，却让我体味出一曲无比壮伟的生旅摇滚。

我喜欢走进这样的画里，去寻找飞驰的动感和体验那串特有的节奏，那是一种“狂歌走马遍天涯”的激荡和潇洒，快哉！美哉！

乘飞机出行最初竟像一抹银亮亮的诱惑，渐渐发现它冲击了一种距离的美。产生背叛的原因是一次乘欧洲空中客车飞往德国，那10小时的飞行要经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以及捷克和匈牙利。但我的眼睛尽管全神贯注地透过云层间隙往地面上看，近3万华里的路途上也仅是一片模糊中的斑驳，别说分辨是哪个国家，就连山脉和河流都找不到（在国内航班上是能隐隐分辨出山脉或公路的）。就这样，我与《静静的顿河》、“哈萨克的骑士”以及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擦肩而过的心灵交谈贻误殆尽。一路上整个大脑空白，没丁点浪漫的余地，再说得直接一点，那就是坐在飞机上没有梦。

轮船呢？我总觉得那是生活版的“诺亚方舟”，像是救赎，而缺少生存的主动出击，否则也不需要什么救生衣了。虽然，这只是掺杂了个人想象的一种夸张，但有时坐在上面放眼望去，除了汪洋还是汪洋，从而目光陷入一片盲区，这却是事实。江轮当然好，神女峰、夔门月、“牛肝马肺”可以一览无余，还可以在白帝城下遥想刘备托孤时究竟患了脑中风还是肝腹水？然而那只限于长江瓶颈——三峡。

出门远行乘火车硬卧是最好不过了，一串野性摇滚能让你摆脱平日平庸生活的甜俗。

那是一个狭长的舞台，随着阵阵摇滚，彼此本是陌生的“剧中人”，在一瞬间就可以伴随一串音乐相互唱和。这是我每次乘火车出行躺在那串摇滚中所亲历的，那时，和我相邻的几个人，想睡就睡，醒着的时候总是一阵天南海北。

忘记是谁说的，爱情就像一个方程，有无数个解。而每当我坐在那串摇滚中，我就像面对一种朦胧的爱情，那是当火车载我驶过一处处名城、古镇乃至一些曾经辉煌过的荒村、野甸，我就像解读一位情人，对其发出种种揣想，因为，在它们身上有许多令我感兴趣的未知。

在一串摇滚中，历史会向我频频招手，那时，一些站牌后便浮现出许多尘封的面影。譬如从北京至厦门路过邵武（去武夷山要在此下车）我心头便映出柳永和袁崇焕（袁曾出任过邵武县令）；在赴佳木斯途中，几乎总是同皇太极和阿骨打唠嗑；去西安路过三门峡，绝不会忘记“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也许是受了伟人那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影响，每当此刻，我便萌生一种情致，在那串生猛摇滚中，我很像股票行情中的牛市，在一路高开高走。

还记得上世纪有位大人物患严重失眠症，安定和鲁米那已经难于解除其神衰。但如果他躺在伴随一串摇滚的卧铺（当然是专列上的软卧）上，便可迅速入睡。

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同感，那是由于大脑皮层上那些该死又该死的兴奋点，经过一番颠震、推拿的“去极化”，而达到一种恶性条件反射的解除。不过所不同的，是那位到了晚年，便终日枯坐而几年中就坐坏了四个沙发的副统帅，他不会我和一样，能在那串摇滚中与陌生人达成热烈的话语链接。

那是1998年冬天，我从北京乘火车去重庆，起初是在硬卧的一个下铺，但到了襄阳站时，当时一位在火车上负点责任的亲戚突然发现了我，他死活让我到软卧包间去（当然不用补票）。

就在那个包间里，我遇到了从北京一上车就在这里的一位女教授，当时她正躺在对面的卧铺上闭目养神，看有人进来了便睁开眼睛。

“吸一支烟行吗？”

“行，只要敞着门。”

“您去哪儿？”

“广安，到一个石油部门讲课。”

“你呢？”（她是南方人，不会用敬称）

……

她躺在那边铺上，我躺在这边铺上，当时刚过中午，谁都不会再去睡觉。于是我们在一串钢当、钢当的摇滚中便像老相识一样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去了趟洗手间回来，就打开一个化妆盒往脸上涂抹着面霜，然后又仔细按摩着。这时我突然发现，火车在一串有节奏的摇滚中，大家都在拒绝着彼此间的疏离，不管男女老少，仿佛在孤旅中都想相互承认的那种。

女教授刚刚五十岁，她身穿暗绿色薄呢西装，说话非常随和，她护理完“面子地带”，便削了一个苹果递给我。

那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下午（还连同一个晚上）我们时而聊天，时而各自躺在铺上浅浅入睡。有时我又独自伴着那串摇滚走到铺着地毯的走廊上去，隔窗望着一个个令我瞬间肃然并有着历史掌故的站牌。当火车突然停在华蓥山的山脚下，我眼前仿佛闪过那位坐在滑竿上的双枪老太婆；也曾双目紧紧盯住上写“房县”二字的站牌，于是心中又折腾起李自成和张献忠那齣险些刀兵相见的“双雄会”。

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跟那位绿衣女教授近乎无话不说的亲切攀谈。是的，短短的12小时当中，那位女教授向我道出了她的半生身世。

她是北京石油大学的教授，前不久刚从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回国。这次去广安是给当地一个石油部门介绍她的科研成果。

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是石油部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婆婆七十多岁，她的家务活较多，丈夫不能在外面吃饭馆，只要一吃饭馆就拉肚子。

她说，她们有两个正上高三的女儿，但就是这两个女儿有时气得她躺在床上发抖，她们的学习成绩让她没的挑，就是家里活儿一点都不干，懒得油瓶倒了都不扶。而这个责任在她们的父亲，那是因为女儿已上高中了，可是做父亲的还要给她们洗衣服，连内衣内裤都给女儿洗。

女教授还告诉我她是这列软卧上的关系户，她去传授技术资料的那个单位早已跟列车长联系好，要一路照顾好她的吃、喝、睡……

不知不觉中午夜12点钟到了，女教授跟我说她就要在前方的广安下车，有一箱书太沉，下车时让我帮她提一下，我欣然答应了。

车到站时，我替她提着那只箱子，一直送她走到站台上。

“彭老师，再见！”

“再见！”

我们的声音连同她的身影，很快被夹着寒风的夜色吞没……

转眼间10个年头已过经去了，当然，我和这位同住在一个城市中的女教授再也没见过面。

我常常想：人，为什么非要在一串摇滚，一串钢性、野性的吼叫中，才会遇到“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