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浩 然

许福元

2月21日上午，一位文友给我打来电话，声音有些悲切，说浩然老师逝世了。我心里一沉，问消息可靠否？文友说：是浩然女儿春水告知的。

这位文友曾几次去医院看望过浩然，就在前几天，她还是准备去的。但春水来电说，父亲情况有些不好，暂不要前来。谁想到，竟在元宵节的前一天，驾鹤仙逝了。

几年来，不断从文友口中得知，浩然久缠病床。但他的辞世，仍引起一些震动，就如我和浩然并无任何私交的后人，心中仍不免有些酸楚，仿佛失去了一位师长般的亲人。

大约是1964年，那年我18岁，从顺义石幢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浩然的《彩霞集》。边走边看，从县城一直步行到家中。走完了15里路，这本薄薄的小说集也看完了。

我真的被书中的人物和情景吸引住了。胳膊肘弯里夹着孩子，手里掐着两个小板凳，用脚往灶膛里踢火的农村媳妇；农村姑娘铡草，她的长辫子随着青春的身子，上下飘动；农村小伙摇动辘轳，一柳罐清水被徐徐吊上来，歪倒在菜畦中汩汩流淌，架上的瓜娃娃，顶黄花带绿刺。在我一个农村少年的心中，立刻打开了一个文学的世界。

后来，我读了他的短篇小说《送菜籽》、《老支书的传闻》，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等。

读《艳阳天》时候，按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我都能从我的身边，从我的村子里，找出他们的原型。眼前活跃着弯弯绕、马大炮、焦淑红等人的影子。读到小石头之死，我的泪水掉在书页上，将书页洇湿了。

我第一次见到浩然，大约在1975年。文化馆通知我到县招待所参加文学创作班。但我赶去的时候，已经晚了，浩然刚和参加创作般的同志们照完相。

王克臣指给我：那就是浩然。

浩然并非如我想象中的高大魁梧，他中等个，且消瘦。留着板寸，眼睛温和而有神韵，眉毛黑而长，说话及笑容给人以亲切感。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个人，假如走在大街上，通常会认为他是一名普通干部，因为他也穿一身普通的蓝色中山装，且纽扣扣得很严。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浩然的小平头，怎么会装下那么多作品呢？

他的身边，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当时我认为是他的警卫员。还有一位中年妇女，据说，是他的夫人。

浩然讲课的时候，轻松而活泼。他说，农村中的好多人物，如量斗的、牙行的、摆船过渡的，写不完；好多题材如打铁、做香、钉马掌，写不尽的。讲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关系，他说，先让正面人物在椅子上坐好，让反面人物围着正面人物转。

吃完晚饭的时候，王克臣约我：“找浩然聊天去。”我说：“行吗？”克臣却说：“把‘吗’字去了，就‘行’。”

克臣前边走，我在后边跟。浩然屋里，人都满满当当了。看见我俩进来，浩然自己却站着，让我们坐下。王克臣将我介绍给浩然：“他写诗。”

浩然说，写诗也不错。但还是练习写小说，小说可以改变成剧本，可以拍电影，诗就困难了。浩然与农村业余作者在一起，常通宵达旦，长谈不倦，且神采飞扬。

那一年的浩然，43岁。

从那以后，每年办几次创作班，都请浩然来。

大概是1978或1979年，浩然又来了，面容有些憔悴，他在全市文化系统，刚做完政治检查不久。

浩然开始讲话了，情绪有些激动：“顺义，是我第二故乡，在这儿，我可以说心里话。我是做检查了，群众也鼓掌了，领导也肯定了，也算通过了。因为，我是错了。可我是一直紧紧跟党走的，是党错了，我能不错吗？我要是想当官，早当上了。我要是真当了官，这会打倒四人帮，还不把我一勺烩了。”

我们都相信，浩然讲的是心里话，我们同情他。

以后办文学创作班，请的人逐渐多起来：秦兆阳、冯牧、雷加、孟伟哉、张志民；后来又有王蒙、刘绍棠等人；再后来有陈建功、陈祖芬、叶延滨、李陀等。

浩然的声音，逐渐微弱起来。当时顺义《无名花》的主编去浩然家，浩然有些苦涩和歉意：“只好请你吃碗老面条了。”

但浩然对农村的文学事业，痴心不减，在河北三河县主编了《苍生文学》，在顺义出了几套丛书。对农村业余作者，热情有加。扶掖顺义的王克臣、高国镜、林馨、张宝星等人。他仍播撒着文学的种子，他仍呵护业余作者稚嫩的文学翅膀。所以，在农村文学青年中，浩然政治上的事，根本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独特的现象。

在我的心目中，浩然是一个正统、正直、亲切、热情、温暖、平和、注重礼节又能与人心灵沟通的人。他一生都行走在农民中间，一生都活跃在农村的田间地头，他一生都在为读者提供一方阅读农村的天空。他的作品有不可替代和不可复制性，如陈述解放以后的新中国文学时，浩然是一道迈步过去的门槛。他的全部作品，自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甚或为一些人诟病。我却觉得，他的作品价值，就在于是那个时代的化石。

于是，我凑成如下八句：

悼浩然

病榻缠绵几春秋 ⁄ 浩然驾鹤竟西游 ⁄ 艳阳天逢云蔽日 ⁄ 金光大道路尽头 ⁄ 三朝心系苍生志 ⁄ 一段文史化石留 ⁄ 斯人已逝谁相似 ⁄ 生前身后论未休。

2008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