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  民（续三）

张来源

一个小人物所经历的一连串的运动

五七年“反右”

母亲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炉子，用水汆放在炉口里坐开水沏茶。我和小伙伴在暑假期间下午六点左右总要拿着小篮到东海子“女子师范”后门等着大食堂开门倒炉渣，捡拾烟煤里未燃净的小炭块——用小炭块生炉子上火快火力冲，母亲可以很快喝上茶。

五七年这里突然变得恐怖异常，女生宿舍的大门坐着斜背盒子枪的人，还有流动哨不停地巡视，除去我们检炭渣的孩子，大人一律不准靠近。放了假的宿舍听不到学生的笑声，后窗户不时传来拍桌子大声的训斥和男人绝望的干嚎声，反右斗争在这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几个月前，通州市叶市长洪亮的动员通过大街小巷的“大喇叭”，伴随着习习的春风传入老实巴交的通州人的耳鼓：“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各行各业都要积极地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给党提了多少条意见成了是否积极的试金石，提意见多的受到表扬。天天下班开会，不提意见的“落后分子”也总要凑几条意见。几个月后风向大变，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所谓 “工人阶级”反击的《这究竟要干什么？》一时间，给党提意见的人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人都蒙了。大喇叭里叶市长的声音依然洪亮，只是内容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决不允许右派分子反党！”

经过惨烈的斗争，提意见多的首当其冲从几个月前的“座上宾”转眼变成“阶下囚”，成了“专政”的对象。有的轰到山区矿山和北大荒接受改造，有的在原单位“不准乱说乱动”。不要说老婆孩子受牵连，就连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都受株连。还有一些有“右派”言论的人，右派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战战兢兢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造，天天扫大街，不老实随时可以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一个小伙伴的父亲，邻居们官称“张老师”，每次我找同学玩，张老师翘着二郎腿坐在堂屋的藤椅上或看书或看报，态度超然，似乎根本没有我和同学在眼前嬉闹。被打成右派后，我再去找小伙伴玩张老师总是笑脸相迎，临走也要笑着送几步，矜持的张老师变成了满脸堆笑的“店小二”。

万马齐喑，除去批判右派的豪言壮语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言论的寂静为一年后更大的瞎折腾铺平了路。

五八年的“大跃进”

难忘的一九五八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开始了，全国上下都舞动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小人书里画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餐鸡蛋牛奶、午餐炖肉大馒头、晚餐米饭炖鱼外加水果。我们胡同的右派张老师派上了用场；在抹光的墙上画巨幅宣传画，至今我记得女子师范墙上的四幅画，其一：“一个米粒煮一锅”——大锅里一个米粒把锅盖都顶了起来，老太太正忙着添火。其二：“一个玉米拉一车”——马车上拉了一个大棒子，马被累得浑身流汗。其三：“高粱杆上架电线”——高粱长得比杉木还壮实，电工在上边架电线。其四：“坐着瓜皮过黄河”——西瓜皮里几个人划着浆悠然地过了滚滚的黄河。

到处都是“社会主义好”的嘹亮歌声，到处都是红旗招展。诗歌更是无比的豪迈：“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路——我来了！”更有狂妄的口号宣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了实现十五年超过“老英国”、四十年赶上“美国”的美好明天，全民都陷入躁动狂热之中。似乎闻到了“共产主义”早餐牛奶加面包那垂涎欲滴的香味。全国的农村，城镇都成立了“人民公社”大家都吃食堂。当然，吃的远没有书上描绘的那么好，记得我和母亲第一次打饭吃的是白菜馅饺子，后来是大包子，金裹银卷子，再后来基本是“黄金塔”唱主角。到了冬天只剩下窝头白菜汤，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挨饿的日子。

广阔的农村大有作为，很多先进的耕作技术在企望明天就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的狂潮中不顾客观条件地推广开了：平整的土地，适当的深翻，小垄密植，喷灌施肥是今天小麦增收的手段。在根本不具备现代化条件的五八年这些超前的狂妄则变成了大灾难！人们视而不见已经丰收到手的粮食蔬菜，一窝蜂地扑在平整和深翻土地上。全国上下，农民按年龄、性别分成“罗成组”、“赵云组”、“老黄忠组”、“穆桂英组”，你深翻一尺，我就深翻二尺，你深翻三尺，我就深翻五尺！我在海子底见到理发馆、浴池的支农队深翻五尺，地下都出水，穿着雨鞋挖土。许多土地贫瘠地区根本不管缺衣少粮的穷家底，大搞食堂。社员自家省吃俭用勉强够一年的嚼谷，在食堂由着性半年就吃光了，不少人开始了半饥半饱的日子。还有各别地区按军事化编制成班、排、连。大家按编制统一住在大席棚里，开始大家感到很新奇，不久，结了婚的男女社员忍受不了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日子，偷偷地撕开席棚钻进老婆的被窝解决性饥渴的问题。席棚钻出不少狗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才寿终正寝。

那一年我们六年级毕业就近入学分配到“北关中学”。开始我仍然是班里的文体委员，不久改为劳动委员，整天带着同学“除四害”轰麻雀打苍蝇。在主力军都深翻土地的形势下，我们学生军担当起收庄稼的任务。记得我带领班里的男生从北关外的海子底儿农田里起大葱，运到新建大队的食堂里。割黄豆秧子收黄豆则一塌糊涂：我们把豆秧子堆到水渠沟里，在上面一边大唱“社会主义好”，一边大跳狂欢，然后把豆秧一扔，将黄豆装进四个麻袋，系上嘴靠在水渠的树旁完事大吉。满地的黄豆粒密密麻麻，无人再过问。肚子饿了我们随便到哪个深翻土地工地的大锅旁，有窝头吃窝头，有煮红薯吃红薯，过着“共产主义”生活。

毕竟是一群“三天不挨打，上房就揭瓦”不懂事的孩子，在一望无际的“海子底”，我们干完了活，还要瞎玩一通才顶着月亮回家。一天，我们五六个同学顺着铁路桥“流窜”到了大运河东岸，东岸的南边有一个大土包，这里离铁路七八十米，西距大运河一百多米。四面由榆树棵子和酸枣棵子围成天然围墙，人不可过，南边有条人走出来的小路可通上边。好奇的我们从南边的小路爬上土包的顶部，上边竟然是一个小院落。二门外是农村常见的用棒子秸圈起的茅房，还有一大垛麦秸用于烧炕用，里院是正房三间一明两暗。西厢是两间棚子，看样子一间是存放农具和杂物用，一间是鸡舍。东厢空地有两小畦蔬菜，尚有半畦大葱。旁边堆着一堆土，小院空无一人。五八年为了集中管理和吃食堂，零散户都搬到大村居住。这一户人家显然搬得十分仓促，除去门窗已经拆走，杂物仍存，鸡舍的小门完整无损，正房外屋锅台的大锅虽然拔走了，锅台的火柴盒里有几根火柴仍然可用，屋内墙上的年画犹在。深秋挂在酸枣树上的酸枣，爬满树棵子被霜打蔫了的山扁豆也无人采摘，整个小院依然完好。这户农家其实是很令人羡慕的，除去吃水要到一百多米的大运河去挑，应该说是过着《桃花源记》与世无争平静的理想日子。

已经无主的土堡是我们这些“游击队”和“日本鬼子”打游击的理想之地。我们在上边四处侦察，不一会儿好消息频传：外院麦秸垛里发现七个鸡蛋！里院两畦蔬菜旁边的土堆下面原来是一个红薯窖，窖两侧的洞里码满了麦茬薯！这些发现让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喜出望外，我们把鸡蛋和红薯窖恢复原貌，商量好明天带着假枪、锅和盐、火柴并拉勾保密后高高兴兴各自回家。

第二天中午，我们几个伙伴在新建大队的食堂饱餐了一顿窝头熬百菜，就直奔河东土堡而去。我是班里的劳动委员，平时带领同学参加各种劳动，自然也是”游击队”的小头目。到了目的地，“游击队”队员们掏出各自的武器，占领了土堡。我派出了陈兆康和李成东两个“哨兵”，又一次检查堡垒户给我们留下的“粮食”，随后埋伏在土堡的房顶上和树棵子里，对铁路上开来的“鬼子的列车”进行两次集中火力的射击，“消灭”了许多“鬼子”。陈兆康的父亲是“女子师范”的老师，母亲在河北老家务农，从家里拿小锅、盐等比我们方便。为了庆祝胜利，我派他和李成东到运河取点水（当时运河两岸的人都挑河水吃），其他的孩子用树杈支了个三脚架，取回来水我们把锅吊在三脚架上，把收好的七个鸡蛋放进锅里，下面点燃麦秸。鸡蛋熟了，我们迫不及待地每人蘸盐吃一个，别提多香啦。陈兆康拿锅和盐有功，可以吃两个鸡蛋。“游击队员”们接连打了两个漂亮的伏击战肚子又有了新要求，有的同学想吃点红薯。正所谓是“鸡毛凑掸子”，李成东下到红薯窖里拿上几块红薯，我们盖好窖口，擦擦红薯上的土，一边吃着甜丝丝的红薯一边“胜利”地返回家了。

随后几天，我们仍然劳动完了在土堡里玩上一阵打仗的游戏，饿了拿上几块红薯埋在烧红的麦秸灰里，也不管是否熟透，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再后来索性打完了仗每人装一书包红薯背回了家，“游击队”变成了“鬼子兵”。五八年人人都深翻土地放“卫星”，家家都吃食堂，孩子劳动回来拿几块红薯也就没人在意了。

第二年五月，我们拿着铁钩到“海子底”给小麦松土，在水渠的大树下我们目睹了触目惊心的景象；水渠里外未收干净的豆子长成密密麻麻半尺来高的豆棵！再看看一望无际深翻密植的小麦，不足一尺高，上面顶着小得不能再小的麦穗，可以断言，未必能收回种子来！再回想去年居然发明了用豁地的豁子把红薯豁得七零八碎，堆在地里无人管，不少红薯都冻坏了。花生也用豁子豁，豁完的花生由学生军拉到生产队，满地里没收干净的花生就再也没人管。六零年到六二年的“自然灾害”，人们吃树皮挖野菜，饿得浮肿，走道打晃，到处都有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是天灾还是人祸？

五十年代未，钢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硬指标。为此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放卫星”，掀起“大炼钢铁”运动。我所在的北关中学也不例外，体育张老师带领我们用蒸窝头的笼屉圈木自制一台鼓风机，砌了一个小高炉，里面抹上耐火土，炼钢设备就齐活啦！然后由我们班干部带头捐献钢铁。为此，我和母亲还吵了一场。我要把家里的大小铁锅全拿去支援国家建设，母亲死活不同意。我吵的理由是全民吃食堂，要铁锅还有什么用？母亲的理由是我放学回家吃饭时间没准，从食堂打回的饭菜凉了，再腾腾热热没有锅怎么行？吵的结果是我拿走一个中号锅，一把铁锨，一个花铲，一把砌墙用的瓦刀。我们拉来木柴烟煤倒进小高炉点燃，把杂七杂八的铁锅、勺子、秤砣、炉子、铁皮、通条、铁索、破水桶扔进炉膛开炼。白天鼓风机轰鸣，夜里炉火通明，钢终于炼出来了——一块四不像的大铁疙瘩。像所有单位一样，我们也用红布系在铁疙瘩上，敲锣打鼓到区委（五八年河北省通州市划归北京市通州区）报喜：我们北关中学也放了一颗“卫星”！直至六十年代中期，北苑到八里桥公路的南侧仍然可见一排排炼钢小高炉的遗迹。

在那疯狂的年代，为了明天实现“共产主义”过上好日子人们狂热得失去理智，干什么都一窝蜂，不计后果。土地深翻熟土变成生地。大炼钢铁煤炭烧得差不多了，树也砍完了，不少还能用的生活日用品、农具烧成大铁疙瘩之后，我们又有了新的发明：做“超声波”。据说那玩意儿做饭吹蒸汽熟得特快！哪有蒸汽锅炉？没人问，反正要放卫星。整根的铁管都锯成一尺长，端面锯一个口，夹里一块铁片砸扁，超声波便制成啦，照例装在车上敲锣打鼓报喜。随后是大搞轴承，每个家庭都领来细铁棍儿截成的一堆小铁疙瘩，在石头上磨得锃亮，做轴承的滚珠。这七棱八绊的铁疙瘩能当滚珠吗？没人问！

六零年，我进了面粉机厂，第一眼就看见一大堆锈迹斑斑的“超声波”足有五六吨，好端端的铁管就这样给糟蹋了。东墙有一段外边是护城河，厂里只用铁丝网拦着，下面堆着长长的一串“大跃进”的胜利成果——大铁疙瘩。护城河里有不少鲫鱼、鲇鱼、黑鱼，厂里的年轻人没人敢去摸鱼，里面有许多大铁疙瘩，扎脚剌手可不是闹着玩的。用多少日用品和农具才烧炼的大铁疙瘩最后的贡献就是成了鱼儿的安乐窝！

为了尽快补足毁坏了的生活日用品和农具，铸工车间抽出一半的人不停地赶制铁锅，食堂办砸了，被迫解散了，老百姓急需铁锅做饭吃。锻工车间抽出几盘炉，整天打菜刀、小农具以解燃眉之急。

后人会质问到：“偌大的中国就由着你们的性瞎折腾，胡糟蹋，这样暴殄天物，制造人祸，六亿人口就没有一个明白人？出来说句明白话？”

仅一年前，敢于指鼻子道脸痛骂蒋介石的经济学家马寅初老先生，从五一年开始到五四年经过科学的统计，马老被新中国人口无节制的增长速度惊呆了，他联系一些有知之士，大家一致认为人口的膨胀应当引起中央的关注。马老把他调研的数据向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做了汇报，提出了人口无节制增长会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这种善意的建议得到了刘少奇和周总理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当时虽然不以为然，也没有反对。只是说马老算的是人多会给衣食住行造成困难，还要看多一双手多办好多事。五七年反右运动铺天盖地席卷华夏大地，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学生抓住马老节制人口理论不放，因为它与毛主席“人多好办事”提法相抵触，一痛歪批。老先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爱国爱党的马老要求见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他急切地想告诉共产党的决策人：从解放到五七年我们的人口已经净增加一个亿，而人口是按几何基数增长的，土地不会增长，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宝贵资源是有限度的。此时制定合理的节制人口政策还来得及，如果让人口无序膨胀，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淹没在人海之中。

反右渐近高潮，在康生等人的挑唆下，对马老要见主席的要求，老人家轻蔑地表示不见。并且表态：“马寅初的马和外国洋祖宗马尔萨斯姓的是一个马。” 最高学府“北大”校长的职务也给抹了。刘少奇、周恩来沉默了，再也不敢提人口问题了。一向敬重马老的周恩来对马老近乎哀求地请他写一份检查以应付眼前的险恶形势，铮铮铁骨的马老不愧是中国人的脊梁：“明明是他错了，我为什么要写检查？我今年八十岁，也许还能等到历史证明谁对谁错的那一天！”老天有眼，马老等来了的那一天，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向马老谢罪。然而这一天来得太迟了——中国人口已经冲过十亿大关！

据说“文革”期间人口统计为八亿二千万，这是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都担不起的人口负担。老人家听完也吃不住劲了，连连说到：“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不相信并不等于严酷的现实不存在。面对茫茫人海和无数张要吃饭的嘴，老人家参照托马斯在《乌托邦》里城乡人口轮换的设想让多余的人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农民嘴里分一口食儿，缓解失业人口的压力。老人家撒手归西，人口大膨胀，后来的领导人只得下狠着——“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娃”，我们的国策又一次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造成独生子女要赡养六位老人的可怕局面。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无尽的困难，甚至是祸根。

毛主席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怎么肯定都不为过。过去，现在，将来毛主席都是前无古人的伟人。但毛主席不是万能的神，美国作家罗斯 • 特里尔在他著的《毛泽东传》里客观地评价毛主席的经济管理要比军事和政治管理逊色，而且急切地“拔苗助长”。事实证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冒进遭到惨痛的失败，但亿万亩田野星罗棋布一堆堆坟头树棵子和坑凹不平的大地变成了可以进行水浇地的良田，却为后来的高产稳产奠定了基础。记得五八年以前，冬天站在运河大堤上极目眺望，大田里不少坟头映入眼帘，地势坑凹不平千百年来没有变化，指望一家一户平整土地谁也没有那份力量。没有修建密云水库前，每年都要发大水，淹没凹地里的水存留下许多杂鱼，一个几十平米的水坑，小伙子们用笆斗或破脸盆淘干里边的水，可以抓到一两水桶鱼。有一年水发得大，运河东岸二道堤树棵子里积下一两千平米的水坑，冬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发现鱼儿都被冻在冰里，便回家拿着斧头砸开冰，每人都砸出十来斤杂鱼。客观地说如果没有五八年“大跃进”上上下下的狂热，把田地里不可胜数的坟头推平，改变中国人传统的土葬习俗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当年的人海战术，大面积地平整土地，形成今天的一马平川也是不可能的。当年平整土地，挖河修渠到处是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们最现代化的工具是推着手推车。而今国家富强了，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了，前几年运河源头修建“运河文化广场”调直和加宽河道，偌大的工程只有几十台施工机械就完成了。往年的麦收，天麻麻亮，地里站满了拔麦子运麦子的人群，为了龙口夺粮，各行各业都要抽人去支援。而今，上午还是一望无际的麦浪，下午丰收的麦粒已经上了场。两天以后播种机种下了棒子，一场雨后棒子秧窜出了一尺多高。从五八年人们狂热地期望着丰收，到今天大面积机械化作业真是沧海桑田啊。   

五九年反对右倾翻案风

一年后，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毛主席意识到五八年的浮夸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原打算在会议上反冒进，纠正共产风，扭转狂热混乱的局面。曾被他老人家誉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因写了万言书，让老人家觉得狂热造成的灾难是大家煽忽起来的，眼下砸锅了让老人家一人顶锅有失公允，老哥俩翻了脸；“反冒进”变成“反右倾”，定的调子是五八年的“大跃进”就是好！好得很！敢于直谏的横刀立马彭大将军和一批深有同感的高级干部下了台。“彭大将军”几年后在“文革”中倍受折磨，悲惨地死去。开国元勋尚且落得这样的下场，草民更是噤若寒蝉闭紧了嘴巴。

也有过一次例外；又一队打着红旗、敲锣打鼓报喜的人群过去了，我旁边看热闹的一位老人显然喝多了酒：“还他妈敲哪，还有他妈什么喜事可报！”老人用红着血丝的眼睛盯着我：“听出那鼓点说什么哪？”我茫然地摇摇头，老人凑近我的耳朵：“听，是不是说‘家家穷、他妈净光净，家家穷、他妈净光净’！”说完踉跄着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惊呆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六零——六二年的三年“自然灾害”

老天爷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向暴殄天物、不知天高地厚猖狂破坏大自然规律的狂热的人们示警了。六零年至六二年“三年自然灾害”，大灾荒大饥饿降临到可怜又可悲的中国人头上。唐代魏征曾和李世民议论国家兴亡：“一年丰收江山可保三年，三年丰收江山固矣！”建国十年了，年年“形势大好”，怎么会饿得老百姓走道打晃，怎么会出现“赤地千里”的局面？原因只有一个——瞎折腾。

华夏大地都走到这地步了，一些愚顽的假“积极分子”还不让人说话，还憋着整人哪！——宿舍里饿得睡不着觉的人从菜窖边上捡回几个烂白菜帮，洗洗放点盐腌腌，几个人边吃边精神会餐：“要是来斤羊肉片一涮，嘿！那才叫香哪。”一位老兄拖着蓟县口音接茬：“一仅（斤）！四仅（斤）我也迟儿（吃）它！”第二天那位四斤涮羊肉没吃到嘴里的老兄却狠狠地挨了顿批判。

据网上的文章介绍：国家主席刘少奇六零年回趟湖南老家，见到衣衫褴褛满脸菜色的乡亲，心里震颤了。乡亲们问道：“全国各地都亩产几千斤粮食，我们这里饿得直不起腰，再这样下去要出人命啊。能不能先借一点，救救急？”刘少奇无言以对。只得想尽办法买了口猪，请乡亲们吃顿红烧肉，结果妇人们用手把肉抓到衣襟里，自己一口都舍不得吃。一问才知道细脖大脑壳的“娃们从来没吃过肉，带回去给娃解解谗！”刘少奇哭了：“我这个国家主席没当好。让老百姓受了这么大的苦。”周恩来哭了：“我这个管家没当好！”邓小平沉默不语，陈云告病……眼下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何以告慰天下？主席他也饿得腿都肿了。

民以食为天。我现在写的往事中有相当多的篇幅写到了吃，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人在要吃没吃，要钱没钱的苦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总算赶上改革开放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而更多刻在脑海里的则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母亲有一门近邻，富豪村曹姓。在家境不错的年代，每年都来看望母亲。六零年冬日，一个满面污垢，散乱头发夹杂着草枝树叶的妇人推开了我们的家门，我和母亲迟疑了好半天才认出来：这不是平日干净利索的曹大姐吗？曹大姐坐在炕沿上张着嘴，大口地喘粗气总算哭出了声：“二婶呀，我再不来看看您，咱们娘两个就见不到面啦！”曹大姐家是上中农，成分偏高。这几年运动不断，怕给亲戚朋友惹麻烦，不敢走动。五八年以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更是走动不起。

六零年预感熬不过寒冬腊月的曹大姐向生产队请了一天假，最后来和母亲见见面：“二婶呀，您看看我这两条腿肿的。”曹大姐哭述着提起裤腿——两条腿像发面包子，一按一个深坑，“十多里地我走了四个多钟头呀！”

那年代是风箱里逮耗子两头堵，社员不允许有自留地，也不开放自由市场，不要说大家没有钱，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吃的东西，眼看着要挨饿，成分好的贫下中农或明或暗往家偷棒子，偷红薯，偷白萝卜。曹家成分偏高胆子又小，只有忍饥挨饿。好面子的曹大姐给母亲兜来一手帕比大拇指粗不了多少的红薯须子：“二婶呀，我从没跟您张过嘴，这回我也张张嘴，您给我一顿饱饭吃吧！”母亲擦干净眼泪，打了一盆水让曹大姐洗脸，赶忙和了二斤多白面。没有肉，没有鸡蛋，切点葱花炸花椒酱油，切面煮熟了，曹大姐一口气吃了两大碗，把碗底的汤都津津有味地喝干净：“不瞒您说，二年了，我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啦，今儿在您这儿总算吃饱了。”

冬日黑得快，曹大姐不敢耽搁，临走和母亲约定：“我只要熬过冬天，开春儿再来看您。”春暖花开了，曹大姐却再也没能推开母亲的房门。

中国有句至理名言：“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在大饥荒的六零年至六二年，我也被逼得干起了“打家劫舍”不光彩的勾当。

车间有位曹师傅，经常在大铁桶改制的炉子上烤净面窝头。那时侯，人们的鼻子特别尖，烤净面窝头的香味弥漫半个车间，引得不少师傅咽口水。在我和师弟小孟羡慕的目光下，曹师傅禁不住道出能吃净面窝头的秘密——曹师傅家在北关，他和妻子就住城乡结合部，妻子是社员，挣工分。曹师傅知道田鼠是储存粮食的高手，每年大秋后都去挖田鼠洞，用挖出的棒子、豆子喂鸡，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知道什么样的地形田鼠喜欢打洞筑巢，甚至根据田鼠洞的大小，洞壁的光亮程度判断可以挖出多少棒子粒，多少黄豆。

这二年粮食越来越紧，曹师傅顾不上田鼠可能会传染疾病，把挖出的棒子洗干净，磨成棒子面，用黄豆做豆腐，基本解决了肚子问题。我和师弟小孟仿佛在茫茫大海中见到了灯塔，追着曹师傅扒根问底。曹师傅开始还吞吞吐吐，毕竟曹师傅自知自己冬天扛火枪打兔子，秋天粘鸟，夏天到河里扎王八被别人看不起，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再说粮食是田鼠一口一口叼进窝的，吃出好歹不好交代；另外也怕挖的人多了势必影响他的收获。我们打消了他的顾虑，第一，我们不到北关以北去挖。第二，吃出好歹总比饿出好歹要强，我们是自愿，与曹师傅无关。曹师傅这才把经验传授给我们。他最后嘱咐道：“你们是到田鼠家里打劫，抢夺它一家子的命根子，田鼠急了会拼命，千万别让田鼠咬着。”

那个年代，虽说是每周休息一天，实际每月能休息两天就不错了。到了周日经常被号召加班为党做贡献，说是自愿可谁也不能不来。天气越来越冷，真要等半个月冰封了大地，再想挖田鼠洞解决肚子问题也不可能了。我和师弟小孟迫不及待地商量，只能是铤而走险，不管三七二十一，明天各自找理由请一天假，去解决饥饿的问题

第二天，我和小孟扛着铁锨，拿上大号书包，从东关摆渡坐船过了大运河，我们避开村落，沿着河坡向南开始了“大扫荡”。

清晨，河滩里光秃秃的大田弥散着薄雾，地头荒草上结了一层寒霜，空气湿冷。饿着肚子的村民龟缩在家里，举目瞭望，渺无人迹。我和小孟横向拉开距离搜索前进，太阳刚露头，我们在河坡一块较高的棒子地里发现了一个田鼠洞。田鼠不同于土拨鼠，在地表层乱钻吃些植物的根茎，田鼠的洞是垂直向下，大约二尺深才拐弯通往卧室。这种筑巢方式很科学，垂直上下可以免去蛇、黄鼠狼等天敌的袭击。转弯大约二尺多是一个相对宽敞的洞，里面絮有柔软的草叶和羽毛，那是它们的卧室。再往里去洞就要分叉，通向各粮仓。粮仓分类储藏：有棒子粒、黄豆、红小豆、花生米甚至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薯，各仓的品种泾渭分明，从不乱放。一般的仓库直径有二寸多，长有一尺多，粮食堆得密密实实，一个仓库可储藏三斤左右粮食。一般窝里有三四个仓库。有的田鼠还会制造假象，它把储藏好粮食的仓库用土再封起来。不过这种小伎俩瞒不了挖鼠洞的人，因为土层端面毕竟不一样。听曹师傅说田鼠专挑果实饱满的粮食往窝里叼，它的两腮一次可放入二十多个棒子粒，洞壁越大越光滑说明田鼠储藏的粮食越多。

挖鼠洞是个力气活——你不知道挖下二尺多深鼠洞朝哪个方向拐弯，找到拐弯的方向要把上面堆的土清理掉继续挖。挖过了田鼠的卧室才弄明白鼠洞向哪个方向分叉，又要把上面的土清理干净再挖。分叉的洞要先用草团堵上一个，防止田鼠突然窜出拼命，咬伤人。另一个洞也要随挖随用树枝探路，如果田鼠在里面它会吱吱地叫着把树枝咬断。一般情况都是田鼠咬树枝乘势把他拽出来赶跑，免除后患。大的田鼠有近一尺长，平时见到会被它吓一跳，为了肚子也顾不得害怕。

开局很顺利，在第一个洞里我们挖到三仓棒子粒，还有一仓红薯小块块，我们没要。待满头大汗地回填完鼠洞，冬日的太阳已过了头顶，这才觉得肚子饿得不行。我和小孟找来树枝在河边背风的地方生了堆火把带来的菜窝头烤热，美美地吃完，背着粮食拿着铁锨向南继续搜索前进，在杨坨和郝家府之间又发现一个田鼠洞，这个田鼠洞比较小一点，我们挖出两库棒子粒一库黄豆。待我们筋疲力尽地回填完鼠洞，弦月已上了树梢。回家一称（那时候家家做饭都要称重量，不然到月底没发粮票前就要挨饿）成绩不错！十一斤棒子粒，一斤多黄豆。

高兴的同时一块阴云也压在我们的心头：车间徐主任，一个老滑头，假积极分子，见我们那两天围着曹师傅嘀嘀咕咕，识破我们的伎俩，上午见我们不约而同地请假，下午假惺惺地来家访，已经完全掌握我们的动向。第二天下班，车间开批判会，说我们不是搞好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向自然灾害做斗争，而是破坏劳动纪律，破坏农田基本建设。帽子虽然很大，但大家都饿得不成样子，没什么人响应。再和小孟请假挖田鼠洞是不可能了。在那个年代，我和母亲为了活命，吃过葱须子、烂白菜帮子，吃过做纸用的纸浆、吃过麻渣子，晚上饿得睡不着觉，切上几刀葱花兑上点“化学酱油”沏碗汤赶紧钻被窝。挖一次鼠洞能吃上十来斤粮食是多么大的诱惑呀！此后，我仍然抓紧在封冻前和同学韩建英、孙思成去挖田鼠洞，母亲把挖回来的棒子洗干净晒干，磨成棒子面，我们也能截长补短地吃上香喷喷的净面窝头。黄豆则泡豆芽炒着吃，挖出的红小豆，母亲留到春节前，煮成豆馅，放入糖精和一点红塘，蒸豆包过大年。

老滑头徐主任怕我狗急跳墙——日后的运动谁也不敢自保，也没再追究下去。倒是过了若干年，有些原来在一起熬苦日子的同事，见我目前混得不错，经常嘲弄我挖耗子洞那段二流子图吃害命的经历，敲打敲打我来平衡他们现在失衡的心态。似乎当年我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们举目无亲的母子就应当吃纸浆，饿得打晃，而我却把那三年靠挖田鼠洞填补粮食不够吃的特殊日子，看成是适者生存的经历。

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千方百计采取补救办法，给农民松绑：解散食堂，每户分点儿自留地，开垦十边地谁种谁受益，允许饲养少量家禽，允许少量的农产品到自由市场交换。缓到六三年，人民开始能填饱肚子。可怜的中国人刚刚见到曙光，又等来一场运动……

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场人整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开始了。

本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每天下班也都要进行政治学习一个小时，念念报纸，发发言，谈谈大好形势，实在没的说扯几句闲篇，不过是天天耗钟点。

没有亲身经历过政治运动，头脑单纯的我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过如此，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太傻了，我领教了人整人的滋味，领教了为什么人们噤若寒蝉像避猫鼠似的不敢说话，甚至有的人委屈地选择了自杀。

“工作队”进驻各单位和农业生产队，开始只是和人们啦啦家常，聊聊天，找一些人谈谈话。没几天，运动走上正轨，今天按班组讨论，明天按党员、团员、群众分组揭发，后天按年龄分组谈工厂的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由工作队员记录，这种以几个人为小组的组织形式，再利用数学的排列组合，今天“面对面”，明天“背对背”几轮下来，所有的人都要积极发言，谁也不知道被他人揭发了什么罪行。

从五五年粮食“统购统销”，到“公私合营”；到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反右倾”；六零至六二年“三年自然灾害”，向过筛子一样，每次运动都有“一小撮”倒霉蛋趴下成了专政的对象。而物质生活每况愈下，人们离期望的美好生活越来越远，在这样的背景下，除去哑巴谁都有控制不住不留神说几句牢骚话的可能。而眼下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了，每个人都有可能为自己说过的错话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了自保，为了表白自己积极，只能索尽枯肠地揭发别人。每次临散会，工作队都要严肃地重申：“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会上的内容谁透漏出去，谁要承担政治责任！也不准打听其他组的揭发情况。”折腾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和别人说话，越是平日的好哥们越不敢接近。多年总结的人整人的艺术几近完美。

条件成熟了，工作队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任何人不准请假，坐在主席台上的王队长表情严峻，满脸煞气，职工们的心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主持人宣布开会，由工作队长老王讲话，老王清清喉咙，先讲讲国际、国内以及厂里的大好形势，然后话锋一转，脸一沉：“我们厂阶级斗争的形势还是很严酷的，阶级敌人还在磨刀，伺机向我们反扑。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和工人阶级弟兄们！我们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要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他具体地指出我们厂阶级斗争的各种表现：“有的反革命分子拉拢腐蚀我们的青年，有人私藏枪支，有的坏分子聚众赌博，有的人不问政治整天哼哼靡靡之音，有人偷听敌台，有的人替反动派说话否定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人为敌特搜集情报，有的人甚至参加国民党外围组织，有人在女宿舍大跳裸体舞！我们厂阶级斗争的形势很严峻，反动势力很猖狂，我们一定要敢于揭盖子，打下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确保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万代长！”

当时我都听蒙了，在这里工作好几年的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么多可怕的事呢？别管他！幸亏没有我什么事，我该看书看书，该学技术学技术，不去掺和里头去就行了。然而我太天真了，第一批挨整的就是我！

工作队进住后在机工车间的电线杆上设了一个“意见箱”，要求职工们把厂里的问题写出来，投到意见箱里，老实巴交的工人谁也没把它当回事。

该当倒霉，我和张普玉、小徐到电气焊车间热处理踢毛刺的扁铲，回来的路上，张普玉心血来潮，学当时电影《飞刀华》的姿势一甩，扁铲不偏不移正好把意见箱的门给砸劈了。这是工作队的箱子，张普玉也紧张了，央求我和小徐千万不要说出去。我很讲哥们义气，这是小事一桩。

此前，我虽然从没正式卷入政治运动，没尝过整人和被整的滋味，但本能地厌恶那一套。自认为一身清白，洁身自好。既不胡说八道陷害他人，也不会受到他人的伤害。其实没有社会经验的我错了，厄运正降临我的头上。

一天，晚上散了会，工作组组长老王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和蔼可亲地聊了起来：“小张，听说你歌唱得挺好，平时和同志们在一起也挺能活跃气氛的，可我们查阅发言记录，你的发言不踊跃，实质性的东西也不多。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我回答没有什么顾虑，自己的政治水平低，还要抓紧学习。老王的脸开始阴沉了下来：“可你近期的表现令我们很失望，有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杜某走的很近，有的人专喜欢拉拢落后青年，有的人加入了敌特组织，这些就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你就没有察觉？一点都不知道？”我说确实不知道。老王拿过被张普玉砸坏门的意见箱，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们知道你的家庭出身还是很不错的，你还很年轻，是很有前途的。希望你和我们共勉之，搞好这次运动。好了，时间不早了，耽误你吃饭了，回家好好想想，有工夫咱们再聊。”

夜色漆黑，我隐约感到有些不祥之兆……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问一问张普玉、徐书华意见箱的事，工作队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队长老王朝一把椅子示意让我坐下，又示意天津口音的王大姐记录，一轮谈话开始了：“小张，昨天想得怎么样？”我马上表态：“我原来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思想，我愿意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老王拿出一支烟在桌子上戳了两下，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好，好嘛！现在我们分析分析这个意见箱，工作队设立意见箱是广大革命群众揭开我们厂阶级斗争盖子的重要工具，如果某位工人弟兄把一封揭发反革命分子搞破坏的材料放进意见箱里，意见箱被破坏了，反革命分子得到了材料，我们的工人弟兄的生命，甚至是全家的安全就都受到了威胁。如果坏分子破坏了意见箱得到了检举他破坏运动的材料，狗急跳墙杀害工作队成员，是不是会给运动造成损失？如果反革命分子垂死挣扎制造政治事件，妄图杀害中央领导同志，这样的揭发材料被反革命分子得到了，后果将是多么严重？如果……”老王一连串的假设我听了只觉得可笑。就我们厂里地、富、反、坏、那几个孬种，早给整得成了大气不敢出的行尸走肉，借他胆子他也不敢！再说怎么那么巧检举信就被破坏分子得到了？老王越说越悬乎，假设得没边了。我情不自禁地回了一句：“没那么严重吧？”老王大脸蛋子沉了下来：“我举的例子还是轻的，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什么事不会发生？工作队刚设立的意见箱就有人公然敢砸坏了！”老王把砸劈了门子的意见箱拿到我面前：“你分析分析是什么人用什么东西破坏的？”我对张普玉承诺过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只得说是砖头或石头砸坏的。“不！”老王没等我说完，厉声地说；“是尖锐的铁器砸坏的，你很不老实！年纪不大你很狡猾。站起来！你的问题很多，性质很严重。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老实交代你的问题！”说完怒气冲冲地出去了。

时间似乎凝固住了，我头一次亲临这种阵势，心乱如麻。硬的出去了，软的开始；王大姐用她柔和好听的天津口音开导我，要争取主动，要竹桶倒豆子干干净净地把问题交待清楚。我眼含着泪水：“王大姐，我家是孤儿寡母，这您知道。我不积极参加运动，我就是一门心思学技术，不招灾惹祸让我母亲安度晚年。箱子是张普玉学飞刀华砸辟了，可是没有砸坏。张普玉不让说，我也没想后果那么严重。”王大姐锁紧眉头，摇摇头：“问题没这么简单，你想想老王点出的几个问题……”

世上总有善良的好人，王大姐是北师大的图书管理员，始终参加我们车间活动，她很喜欢我，曾经跟我说她有个弟弟与我年龄一般大，现在在天津上大学，也很聪明活泼，喜欢唱歌，放学回到家在父母身边还撒娇呢。而我小小年纪就失学担负起养家糊口的担子，犹为可惜。她知道我喜欢看书，约定运动搞完了，我去找她可以随便借书。

她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担心我在运动中出大事，一辈子就完啦。看得出，她不赞成老王非整出几个反革命出成绩不可的极端做法。索性把问题谈开了：为什么和反革命分子杜某经常在一起说话？有没有越轨的地方？我的回答让王大姐也苦笑了：“我每个月都要借几块钱才能接上开支，车间的人都拿不出现钱，只有和反革命分子杜某借钱我才硬气，工人阶级跟他借钱他不敢不借。另外我经常找他占点小便宜，卷他一炮叶子烟抽，他不敢不给。”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她也直接捅了出来；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动外围组织？回答是绝对没有，而且是第一次听说。王大姐拿出一张照片，那是我和几个同事在西海子公园学着电影明星拿着姿势拍照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我们到西海子电影院准备看电影，遇到一位庄老师，这位庄老师是解放初期参加南下工作队的知识分子，受过美国教会的教育。五七年说了苏联专家一些怪话：“赶个四轮马车也算是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净惦记着找中国姑娘跳舞，没憋好心眼。”被打成“右派”后开除公职，回到通州在东街租一间房以画像为生。他拿着一台袖珍135照相机，相机小巧玲珑，功能齐全，我们很是羡慕。庄老师情不自禁地瞎吹了起来，他说是在南方委托商店买的，原本是国民党特务用的东西。趁着高兴劲儿，他给我们照了几张像，没想到这几张照片又惹了漏子。我虽然一连几天白天到工作队的办公室去反省，晚上回家写检讨，毕竟没有被隔离审查，在心地善良的王大姐的执意保护下，我的问题大事化小，厄运逐渐远离我而去。

六六年“社教”和“四清”运动还未搞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既然毛主席说“造反有理”，人们怀着各种动机也造他娘的反了，在烧毁“黑材料”时，我找到了险些至我于死地的揭发材料：

小徐，那个身材矮小，举止猥琐，少言寡语类似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在张普玉不小心砸了意见箱的第二天，就忙不迭地汇报了，害得我为了哥们义气差点爬不起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个“套中人”时至今日仍穷困潦倒，应是必然的结局。前几个月，他得知我患了不治之症，这位因自卑从不与我联系的“朋友”竟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表示慰问：“差不多就得了，别累坏了。”当时我是百感交集，他那庆幸的心理无疑在给我发唁电。上个月，我请建英邀请他一起晚餐，未至。席间，建英才吞吞吐吐告诉我，我们的“套中人”已辞世一个月了，走出苦海的结局还不错。

王得福师傅：一个一门心思要给农村户口的儿子找一位身高马大的媳妇——“在家里能干活，到队里能挣工分。母大儿肥，赶明儿给我生个大孙子身体都棒！”就是这位一心想找一个壮劳力小农济经济的代表人物，诬陷我为反革命杜某搜集情报。

曹振祥：一个饭馆小老板的儿子，这个智力低下的人物，为了躲避小业主的父亲历次运动都吃挂落的厄运，根据“右派”庄老师用国民党特务的照相机给我们照了几张像，此时想象能力发挥到了及至：我们摆着姿势的几个人，是国民党在大陆发展的外围组织，我则是这个特务组织的负责人！

令我极为寒心和百思不解的是这些凭空编造的胡说八道居然是我平时认为最本分的人，而这些令正常思维的人嗤之以鼻的拙劣编造，工作队居然有人信！

“四清”运动我一度身陷险境，但寸方未乱，有的人却吓麻了爪，时有财务人员和生产队里的干部想不开自杀的传闻。我们厂里的副厂长韩德勤，一个唯唯诺诺的人物，在四不清问题检讨大会上，手拿搞纸哆嗦得找不到行，检讨更是语无伦次：“我的罪行罄竹难书……九牛一毛……罪大恶极……”说得驴唇不对马嘴，令人同情中不免有几分鄙视。

十年“文化大革命”

六六年是大乱的一年。文化大革命之初，我和同事叶传法正在天津学习，学生罢课走上街头，到处都贴满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高音喇叭用最大的音量放着毛主席语录歌，除去活跃兴奋的学生，人们的脸上都露出困惑恐惧的表情。我和叶传法吓得结束了学习回到厂里，随后全国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高潮。被称之为“革命小将”的无知学生开始了全国大串联，号称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但地、富、反、坏、右被抄了家，而且一些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家庭也不能幸免，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学教授蹲在烈日下拔草，串联的人群向看耍猴似的看着他们。大批珍贵的文物字画，历代珍藏下来的古玩瓷器，被砸被毁，古版书籍民间藏品，明清家具甚至古建筑的砖雕木雕也难逃此劫。中华民族值得珍视和自豪的文化遗产全成了“四旧”被毁。商店里色泽鲜艳的花布没了踪迹，自行车上的“飞鸽”、“凤凰”的标牌也被革命小将撬了下去。不久，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内部的领导人，北京市委垮掉了。就连排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七位的彭真都被押到通州俱乐部广场由两个彪形大汉架着“喷气式”接受万人批判，记得陪绑的有廖沫沙、陈荒煤等。在革命小将震天的口号声中，陪绑的人被折腾得惨不忍睹。被揪出的领导人职务越来越高，先是“彭、陆、罗、杨”随后是陶铸，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帅纷纷落马，就连慈祥可亲的朱德都被冠以大军阀的罪名，最后矛头直指邓小平、刘少奇。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被定为“大工贼”、“大叛徒”、“大内奸”，永远开除出党，惨死在开封。无数高干被揪出游斗，到处都画着百丑图，昨天还称之为把毕生都献给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今天被揭发出个人生活糜烂腐败，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开国元勋几乎全被林彪打了下去。毛主席身边除去忍辱负重的周恩来，就是奸臣林彪和妖婆江青，以及走马灯似的丑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

早在林彪给毛主席写古今中外政变经时，我和好友大吴、小尹就绝望地断定天下大乱，明朝诛杀功臣的悲剧重演了。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以他无法替代的功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下了丰功伟纪，是他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是他敢于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进行殊死的拼杀，把印度打得三十年不敢呲毛；他和老一代革命家节衣缩食搞出了导弹原子弹，使中华民族从百年的耻辱中解脱出来，迎来令世人刮目相看，国人扬眉吐气的今天。然而老人家太急切了，解放后一连串的运动，说明老人家恨不得明天早晨全中国人就会向蜜蜂王国里的工蜂那样单纯、勤劳、无私。这种乌托邦式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令老人家急切地想改变人们自私的天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非但不赏识意见不一却始终为老人家修补篱笆的刘少奇等忠诚的助手，反而迁怒于他们，引发了所谓的两个“司令部”的殊死搏斗。

我们怎么办？中华民族的前途是一片黯然，在这个各种最阴暗最丑恶的行为却能用最冠冕堂皇的“语录”伪装起来群魔乱舞的年代，我们能明哲保身吗？两年前的“社教和四清运动”证明龟缩在角落里只能是被动挨整。大吴一席话使我们茅塞顿开：“这个年代，谁跟疯狗似的逮谁咬谁，谁‘汪汪’得越凶，谁就是造反派，就是英雄好汉。谁老在后面囚着、涩着，就向案板上的肉等人家拿刀剁，那只能是一家子跟着倒霉。咱们要想过踏实日子，该呲牙也得呲牙，该‘汪汪两声’也得‘汪汪’两声，镇虎住别人也就保护了自己。”

我接受了六四年被动挨整的教训，积极加入了“造反公社”一派组织，对立面组织是“红色造反者”。我们到处贴“大字报”揭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武斗高峰我也磨匕首，作钢叉，走路横着，一副混戗戗的架子，虽然暗自觉得自己给自己鼻子上画了一块白，像京剧里的丑角，但这种疯狗一样冲谁都呲牙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做派还真让一些人发憷，没人再打我的算盘。以至到了“文革”结束，还有整过我的人也被我整过的人多次向我表白：“来源，咱们是一比一。”——意思是再有运动千万别再整他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就在我们大把撒钱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的时候，回过头一看，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把我们远远甩在了后边。亚洲穷得只有泡菜、酱汤的韩国，懒散的泰国都挤身到“四小龙”的行列。我们还数着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而洋洋自得。急需“解放”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客观地分析，目前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官员腐败、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追求政绩不顾民意、虚报成绩、结党营私都是那几次运动长出的怪胎，都能在那几次畸形的运动中理出因果关系。

近几年通过一些回忆录，我们知道刘少奇处处维护着老人家的威望，这位最早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党至高无上地位而受到老人家赏识的刘少奇，这位最终把主席抬上神的宝座，处处为主席的固执、偏激打圆场，以至委屈得泪流满面，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把人吹捧成神的始作俑者，自己却被神坛上的老人家拽下马含冤而死。

六五年以后，毛主席已经没有办法采用正常手段搞掉执行富民路线的刘少奇。只得纵容江青利用上海的文人造舆论，他看出来林彪选编《毛主席语录》和古今中外政变经的一番苦心，是“有人打鬼，借助钟馗”，想借助毛的威望打掉自己的一批对手，便先借用林彪的野心打掉刘少奇。又利用无知的“红卫兵”制造一场自下而上的大乱，这位精通《资治通鉴》统治术的伟人，原希望二至三年既可“收秋”，大功告成。没想到年事已高的他已经被身边的一批批野心家包围，再也没有回天的力量。大乱了十年茫然没有头绪，找不到结束的办法，在东北陨石雨和唐山大地震的警示下，老人家凝视着窗外的苍穹，黯然地退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历史舞台，最后抑郁而去。他和出生入死的战友们斗得鱼死网破，结果是殊途同归。后来的人们只要借鉴了那一段惨痛的教训，只要不再搞窝里斗，好日子焉能不长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