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房树民

——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人

薄家景（北京密云）

1960年前后，我国发生了两件震撼人心的事：广州某制药厂青年女工向秀丽为抢救国家财产壮烈牺牲；山西平陆县61个民工食物中毒，全国各地奋力抢救，转危为安。很快媒体便以《向秀丽》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为题，先后发表了两篇报告文学，将这两件事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深深地为事件中普通劳动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共产主义风格所感动。而这两篇文章的主要作者，就是当时《中国青年报》年轻的编辑、记者，我的同窗房树民。

一

我和房树民认识在1953年9月。那年我俩都考入了河北通州师范学校，而且同被分到丁班(我们那个年级分甲乙丙丁四个班，丁班年龄最小，也最活跃)。房树民在同学中并不显眼。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少言寡语，不大爱活动。唯一不同的是戴着一副深度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经常睁大的似乎总是探索着什么的眼睛。入学不久，他的一篇小说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登了出来，同学们都十分惊喜，以后便亲昵地叫他“小作家”。

他在班上没当过干部，社会活动也参加不多。只是我俩共同编辑学校墙报有二年之久。基本是我写稿子，他往墙上抄。因为他一写就是小说，墙报没法登，而他的字却写得流畅成熟，写在墙上十分漂亮。

以后，每隔一两个月便有一笔稿费给他寄来。对一帮穷学生来说，他可算是个富翁了。但他的生活却十分简朴，从未见他买过零食。他穿的经常是一套黑布制服，一次一次地洗，破了补补再穿；他不穿新鞋，买了新的，先给同学穿，直待旧了他才要回来穿。但他不吝啬。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有趣的小故事：我们班的历史老师叫李大芳，级别很高，还常在《光明日报》发表一些论文，收入是不少的，但由于他孩子多，夫人有病，又不会理财，花钱不考虑，一副名士派头，所以经常显出落魄的样子。有一天上课，他的脚趾从布鞋里露了出来，被房树民等一些细心的同学发现了，课下，大家按照李老师脚的尺码捐了一些半新的鞋，又买了几双新鞋，给李老师送到家去。这次活动中，树民十分主动热情，我记得他拿的钱最多。在男师的三年里，房树民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诞生》和《九月的田野》，并发表了另一本短篇小说集《樱桃园村》（1958年出版）中的大部分作品。1956年初的一天，班主任陈瀛老师将他找到办公室，原来是中国文联的两位同志找他面谈（年长的一位叫翟永瑚，山东作家）。不久，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房树民光荣地出席了会议。

这年夏天，我们中专毕业。树民跟我说，现在有两个地方向他发出邀请信，一个是天津文联主办的文学杂志《新港》，一个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问我到底去哪儿好。我没有考虑便说：“当然是《中国青年报》！”他问为什么，我说：“团中央政治领导坚强，到那儿思想进步会更快。”他虽然更喜欢文学刊物《新港》，但还是认为我的话正确，便决心去《中国青年报》了。我们这一代青年，是把政治进步看得很重的。

毕业手续办妥以后，他邀我去他家——通县张家湾大辛庄看看，我高兴地跟他去了。那天是从万寿宫大街坐“二等”去的。“二等”就是自行车后座上带人，按里程付费。一路上看到北运河冲积平原上那一望无际的碧绿庄田，想到树民小说中写的运河边农民的崭新生活，心情十分开朗。

树民家是个典型的农民家庭。土墙围着的小院里，有几间北房和西房，一棵柿子树果实累累。伯父伯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伯父到地里去拾掇庄稼，只有吃饭时才回来，伯母则在家里手不停地干活。他们话不多，但显然很看重自己的儿子，也喜欢儿子带回来的朋友。

三天以后，他又随我来到我家——京南良乡水碾屯（现属房山区），我们全家同样热烈欢迎他。

这年夏天过去，我到密云一中当了语文教师，树民则到《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报到，各自开始了自己的毕生事业。

二

1957年初夏，中国大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龙卷风——反右派斗争。暑假，我路过北京，便到东城海运仓去看他。只见大幅的“打倒XXX”标语，从高高的楼顶一直垂到地面，使我马上想到唐人李贺的诗句：“黑云压城城欲摧”，心中隐隐地感到不安。因为《中国青年报》的文艺版有个名为“辣椒”的栏目，经常刊登一些干预社会不正之风的杂文，很招人看。树民是这版的编辑，而且其中登过他一篇题为“牛害”的文章，内容好像是讽刺农村基层干部不良作风的，我担心他会因此惹出事来。

中午在机关大食堂吃饭，树民指着一个正在打饭的年轻女子的后影悄声对我说：“她就是林希玲！”我抬眼望去，那是一个剪着短发，穿着合体的黑色旗袍的苗条女子，她当时已是全国报刊重点批评的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名人了。我吃着饭，却不知是什么味道，心情十分复杂，不知对她是恨，还是惋惜。

次日树民邀我一同去看从维熙，我很高兴。维熙也在通县念过师范，只是我们不同校，也不同时。但他的伯父从陆人先生是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还是鼎鼎大名的诗人冯至的同窗诗友，因此我对从主任便格外尊敬，对从维熙呢，当然也就显得亲切。我读过他的作品，早就想结识他。那天我们是在《北京日报》社的传达室里见到他的。这是一个比树民和我略高一些的敦实的小伙子，圆圆的脸庞，略厚的嘴唇，周身散发着清新纯朴的气息。他俩人谈起写作的事（好像谈的是维熙的《南河春晓》），我只是在一旁静静听着。维熙时不时地招呼我一下唯恐冷落了我似的。在这之前我和树民曾到北京的一个大杂院里找过他，他不在，只见到他的老母亲，所以这次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我本想以后和他多联系，向他请教，但很不幸，不久，他便被打成右派分子，押往各地去劳改，而我也在学校里也被暗地里划成“偏右”，从此天各一方。多少年以后，他重返文坛，并源源不断地写出了许多名篇，我也就没有去见他，因为我已经成为一个深深埋在教学教育事务中的人，文学上毫无建树，我去见他（见他并不难），又能说些什么呢。

说到维熙打成右派，就不能不说树民在批判从维熙大会上的表态。当时维熙的命运大局已定，一些人便像猛兽捕食小动物专咬脖子一样，一口致命，而房树民却蜷缩在会场的角落里一言不发。大会主持人大声呵斥他，强制他发言：“现在是你和从维熙划清界限的最后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房树民没有退路了，只好慢腾腾地站起身来，脸涨得红里透青，眼里冒着光，嘴却不像平时那样吭吭吃吃地说话了，而像他的文笔那样流畅而简练。他说：“他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立场问题……他当真不是右派。”于是全场爆起怒吼，房树民被逐出会场。

他就是这样一个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说真话的人，他有农民的朴实，战士的无畏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唐皇李世民曾有诗曰：“路遥知马力，板荡识忠良”，此之谓也。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房树民，说他当时就有多高的政治水平、多深的理论根底。请看，在他说从维熙“当真不像右派”时，上一句却是“刘绍棠像个右派”。树民初中是在潞河中学念的，绍棠虽然小他一岁，在同校却高了他两个年级，还得算是学兄吧。而且应当说绍棠对树民的写作是有相当影响的，他们又同是孙犁先生的弟子，那么房树民说出这样的话岂不是大不应该？但是只要我们想一想那个将领袖当作神、将领袖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就不难理解了。绍棠曾对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这在当时众多的人看来就必然是右派了，而且在当时已经定了性，树民他能有别的认识吗？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两种人应当识别。一种是对别人无中生有，诬陷捏造，那是阴险小人或政治投机分子的行为；另一种是当时心中就那么认识，在那种形势下也就那么说了，这类人中却有纯真君子，虽然他们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树民属于后者。

就是这句错话，在日后的年月里成了树民心中的隐痛。他是一个内向、木讷的人，或者日后他曾想去向绍棠当面道歉，但他发憷，总想以后还有的是时间。偏偏绍棠不幸早逝，这件心事终于没有了结。直到2002年的一天，他在中国文联大楼的楼道里遇到绍棠的三弟绍振（当时任《民间文学》主编），终于表达出对同门师兄的歉意和怀念。日后，绍振对我谈起这件事时，是很感动的。

三

文革前的六七个年头，是树民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向秀丽》是那个时期他和同事黄际昌的第一篇杰作。向秀丽同志由于伤势过重于1959年1月15日不幸牺牲，作为《中国青年报》编辑、记者，房树民和黄际昌怀着深深的崇敬，立即赶赴广州，对烈士进行全面的采访。很快，一篇四五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便出现在报纸上，同年5月出版单行本，一印25万册，在共和国建立十周年的前夕在亿万青少年中掀起向烈士学习的热潮。

《向秀丽》这本书我本来是有的，但在文革中与我其它书一起被抄走了。2004年底，我在互联网的旧书网站上搜寻到这本书，马上买了回来。45年后重读她，我还是掉下眼泪。当时，在购书日记上我记下如下的话：“书用的是土纸，粗且黑，带有那艰苦年月的烙印。扉页上钤有‘共青团申丝三厂委员会’的印记，和‘赠给二小少先队  1959.6.4’两行蓝色钢笔字，在岁月的颠簸里，此书已陈旧绵软，封面沾有墨点和油渍，可见有不少孩子看过，有的像是边吃油饼边看的。我用湿毛巾擦去了书上的尘埃，抚平卷曲的书角，用熨斗小心地熨过，以此来表达我对一个普通而伟大的年轻生命的追怀。”

本文开头所提及到的另一篇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则是房树民和同事王石联手完成的又一篇杰作。文章运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跳跃，穿插，时空交错，全方位地将全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抢救活动精炼地编织在一起，那气氛太紧张了，那场面太感人了。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对时代重大题材把握开掘的能力和选择运用表达方式的匠心。很快这篇作品被拍成电影，编成话剧，一时间家喻户晓，老幼皆知。这片长作还全文选入中学课本二十多年，我在课堂上讲过多次。每次讲时，我都告诉学生，作者房树民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为他自豪。

现在树民已经搁笔多年了，可以说，在他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是它众多作品里的巅峰。毫不夸张地说，这篇力作，应当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等人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一样，是建国以来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

1965年底，树民出版了第四本短篇小说集《雪打灯》，收集了他1958—1963年间创作的《白胡子老头泄密的故事》、《春歌》、《雪打灯》等十个短篇。一如既往，依然的格调清新，依然的景物如画，依然的乡土情深，展现出荷花淀派独有的艺术魅力。

以孙犁为标志的荷花淀派作家群的笔下，不管写什么题材，总是在生活中——哪怕是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残酷的民族战争中——选写有美感的东西（美好的心灵、美好的事物……）。正因这一点，他们的作品成为20世纪文坛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当然，在近年的文学评论中也有人批评他们涉嫌“唯美主义”、“粉饰现实”。对这些观点，我深深不以为然。在现实主义作家中，人们的着眼点不同，创作意趣不同，表现手法不同，，会产生多种风格的作品，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就都是好的，都应当允许存在。而且文学不是具体解决现实问题的政策、办法、实施方案；它是从精神层面，使读者获得感染和启示。每一篇文学作品反映的只是一个特定时空的现实，但它蕴含的绝不仅仅只是此一特定之点，好的作品，它的目光在于更广大的时空，看到残酷，也看到美好；看到黑暗，也看到光明。这才是现实的本质，这才是历史的必然，从而在艰苦中给人以希望，给人增加生活和斗争的勇气。

然而，这个流派在60年代初便已碰到了礁石。小说集《雪打灯》中本来还有个四五万字的中篇，但责任编辑认为“作品没有深入地表现阶级斗争”。要知道，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年代，责编的这个评语是致命的，尽管一改再改，依然被撤掉。年前树民跟我谈起此事还痛心地说：“一下子就砍掉了我这本集子的三分之一篇幅，那是我的心血啊！”

生活中有痛苦，也有甜蜜。1962年之初（旧历年底），树民和一个朴实俊美的北京邮电行业的女青年胡宝珍由热恋到结婚。洞房是机关家属院里的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土房，没有什么摆设，也没办什么婚宴，一壶清茶，几把糖块，一个极简单的婚礼，便送他俩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那天，我和妻子赶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送给新娘子一块洁白的头巾，祝福他们和和美美，白头偕老。

四

正像不论多健康的人也会生病一样，不论多伟大的人物也会有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会被他崇高的声誉和巨大的权力无限地放大，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理论最后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全国大动乱。

运动从文化界开始（当然目标是炮打司令部），众多的著名文化人，便和各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中箭落马，被批倒批臭；全国的文化单位和各级党政机关一起被捣毁砸烂。报社瘫痪了，房树民自然少不了要检查自己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但在团中央机关，他还没有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桂冠的资格，也因为他素日的谨慎与木讷，没有引起造反派过多的注意。他只是每天睁大眼睛看着这千奇百怪、人妖颠倒的大千世界。1969年初，团中央所属机关大部分人员被赶到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去“斗批改”，他当然也去了。

潢川地处淮河之畔，十年九涝。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五七干校所在的黄湖农场，原本是一个劳改农场。在那里树民继续睁大他的眼睛观察这“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世界。在他的作品里那精心描绘的美丽景色、那农村喜人的前进脚步、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高尚精神都到哪里去了？这还是我们为之骄傲的党吗？这还是我们有着几千年灿烂文化的祖国吗？他痛苦，他迷茫，他不知所措。

但是，正像他的前辈孙犁先生不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也能捕捉到美的因素一样，有一天，他终于于这昏天黑地之中看到了亮光。

干校的学员，住在集体宿舍里，一个房子里住一二十人，白天批了这个批那个，夜里挤在大连铺上，“亲密无间”。有一次潢川地区连降暴雨，河水泛滥，千万亩良田被淹。干校学员赶去帮助社员到水中抢收庄稼。树民正好和胡耀邦同志分到一组，并且夜里挤在一个屋里，有机会“零距离”地接触这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团中央第一书记两个重要总务的“大走资派”。他知道耀邦同志是15岁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听过多次耀邦同志的讲话，参加过多次耀邦同志主持的会议，耀邦同志的干练、热情、幽默、爽朗和对革命的耿耿忠心都曾深深地感染过他。今天他虽身处逆境，耀邦同志沉默少语，言行谨慎，但对周围同志依然诚挚亲切，对群众疾苦依旧忧虑关切。这一次冒雨抢收庄稼，耀邦同志不顾疾病抢先参加。树民看到耀邦同志瘦弱的身躯泡在齐腰深的水里，一步一步地费力向前挪动，将穗头一镰一镰割下，一把一把抱在怀里，专心致志，神情肃穆，似乎眼前抢收粮食的行动与他过去参与国家许多重大事务同样重要，同样神圣。树民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禁心中阵阵发热，泪水和雨水一起流下面颊。党是有希望的，国家是有前途的！想到这里，树民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身上有了劲，手脚也麻利起来。

五

“四人帮”垮台，大地回春，树民和他的同事们长出了一口气，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这一时期，我陆续在一些文学刊物上看到树民发表的新作品。其中有一篇题为《月祭》的小说，写的是主人公精心培植月季花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故事。还有一篇是写部队离休首长生活的。我一方面高兴他又有了新作，一方面又觉得不满意。我认为，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没有达到他的患难朋友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的水平。那年我好像是更年期，心绪浮躁，压不住话，便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记得有这样的话，“你是咱班的骄傲”，“看了你近日写的几篇小说，觉得仍没有突破你以前的水平”，“你要努力呀”等等。很快，他便给我回了信。他说，“就这几个短篇还修改多次呢”，“客观环境限制了我。除了干校以外，基本上没改变生活方式。比起你们诸位（指一些同班同学——笔者注），我的经历单纯得多，因此也就远不如你们成熟”，“当然一天忙忙乱乱，公事、私事，弄得不得心静也是原因”。

80年代初期，为了给报社写一篇社论，他到密云山区搞调查。调查结束的时候，他匆匆到县教育局来看我。他对我说，能不能调到密云来专职搞写作。他为没有生活写不出精品而苦恼。我当时一口回绝，说那是不可能的，以你现在的级别，县里不可能让你做个普通干部，给你安排行政职务，你又决不会干；说句笑话，除非你犯点什么错误，弄个下放，才可能调到下边来。他听了，默然无语，一脸的无奈。

在他50岁的时候，从《中国青年报》调到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这是个重任。组织上对他在政治、人品、业务上的信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还能顾及到自己的创作吗？

80年代在中国是出好作品和大作家的年代，我对那个时期出版的（尤其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史哲书籍，情有独钟，他们不注水，不花哨，不糊弄读者。所以近年来我在旧书网站上搜购了大量当时的书，虽然价格已上涨了二三十倍。

树民在出版社着实不轻松，潮水似的书稿向他扑来，他也就一头扎进这个汪洋大海。他当然知道编辑的职业就是“为别人做嫁衣裳”，但他绝对忠于职守，一丝不苟，一定要做好。他骨子里仍然是农民，农民对待土地和庄稼岂有不尽心尽力之理！

但是光有农民的勤劳、朴实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全国最高的文学加工厂可不是平静的绿洲，各种流派、各种观点、各种思潮都向这里涌来，各种不正之风也刮向这里，都要在这里抢占滩头。于是，树民他要学习，他要分辨，他要扶持，他要抵制，他要……这里也是战场啊！

1985年我曾到沙滩（当时文化部所在地）去看他。见他的编辑室是一个两开间的小平房，南倒座，里边挤了好几个办公桌，每个桌上都堆积着如山的稿件。我很惊讶，中国最高的文学殿堂就这么寒碜，那成千上万种精美的书籍就是从这里生出的吗？我把这个想法说给房树民听的时候，他只是笑了笑，并不在意。后来，从维熙也调进作家出版社，出任总编辑。从、房搭档，当然是他们最惬意的事了。

一直到1998年退休，十四年没动地方。这一时期，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的新作，但是大量的高质量的文学书籍和一大批叫得响的作家从他们那里源源而出。我不再苛求他，我知道他在做着许多文学前辈曾做过的事。

由于贡献突出，他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荣誉和司、局正职级别的待遇。

六

退休后，领导又安排他到出版社所属的《作家文摘报》发挥余热，负责把关该报第一版文章。

《作家文摘报》是一种高品位的出版物，面对的读者是作家、文学爱好者，兼及其他文化人。主要内容是摘编各地报刊中关于作家、作品的逸事、新闻、观点、动向，也转载一些当时顶级的文学作品和评论。而第一版，则刊登有关国内外政治、文化、军事方面大事件、大人物的文章，带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治敏感性。这个刊物发行量很大，国外也有不少订户，深受读者喜爱。那些年，我是每期必看的，尤其是第一版。我为树民叫好，从第一版中，我看出他的慎重，还看出他的大胆。例如，有一期刊登了写粟裕将军历史冤案的文章。文中说道，直到上世纪90年代粟裕将军的这一冤案才得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可是牵涉到我国许多领导人的，敢于披露这个问题，是需要胆量的。1999年11月我应邀参加了《作家文摘报》编辑部召开的读者座谈会，会下，我跟他谈了这个看法，他欣慰地笑了。

2002年7月11日是荷花淀派作家和全国文人悲哀的日，这一天清晨6时，一朵高洁的荷花凋谢了——九十岁的孙犁大师辞世。树民和维熙一起赶去天津，怀着无尽的崇敬与悲痛向大师告别。树民向记者说：“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一个初中生。那时我就知道《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是孙犁先生主编的。我当时写的东西很幼稚，但孙犁先生从没嫌弃过，为修改我的作品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们的见面是十年之后，但也并不多，主要是靠书信交流……”而从维熙则从文学史的高度发表了痛切的断语：“孙犁先生的逝世是一个青纯文学时代的终结……时尚文苑太多了喧嚣和炒作……文学这个宇宙间的自由落体充填进来非文学的斑斑杂色。”

在孙犁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房、从而人又驱车去白洋淀那万顷荷花中的孙犁纪念馆，向恩师孙犁先生塑像三鞠躬，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有一次我与树民见面，谈起孙犁先生，他感慨地说：“孙先生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从不追求名利地位。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他就在我党我军高级将领身边工作，他要是有心走上政界，会有很高职务的，但他一生潜心于文学事业，不遗余力栽培后生，一直到去世，也还是一个基层干部。”说这话的时候，他眼里闪着泪花。

他现在珍藏着孙犁先生写给他的两封亲笔信。其中一封是孙先生称赞他在报上办的“千字文”栏目（信的原文收在《孙犁文集》中，题为《致房树民》），信是写在一个明信片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正反面。

如今的房树民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

他练书法。我鼓励他说：“你一定能练出来，你的字有基础，从来就比我写得好，什么时候给我写一幅哇！”他当时笑着答应了，但以后二年里他也不提这个承诺，在我不断督促下，终于在今年初，他给我寄来一纸横幅，上写四个大字“青杨书屋”，这是我的室号。我看行，就装裱好，并上了框，挂在我斗室的墙上。他在信中却说：答应了你，我又后悔了，这不是我能干的事。今后我可不敢写了。”

他看书。看的多是历代笔记、稗钞之类。这是我俩共同的爱好。他最讨厌那些封面花花绿绿、刺人感官的时尚书籍。他说有时一看那封面和标题就恶心。

他锻炼身体。锻炼的方式是步行和骑自行车。他的家在朝阳区三里屯一座简易楼里，只有50多平米，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两个儿子大了，大的又娶了媳妇，实在没法住了，便又在三元桥东北侧买了一处房子。不过，他们夫妻俩白天还得到旧居来，给儿子媳妇做饭，收拾屋子，天黑了才能“下班”，每天如此。而这来回几公里路便都步行，也是每天如此。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只要不太远，他便骑自行车去。有一次，单位通知他发了一箱苹果，要他自己到复兴门外去取。他便骑自行车去了，来回三十几里，还要过大街，穿小巷。去时倒还顺利，回来时候去迷了路，在一座座新楼群里转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家。以他的级别，即便退休了，偶尔用次单位的车，也是合乎规定的。但是他不用，他说这样既锻炼了身体也锻炼了心。

他哄孩子。去年五一，我去他旧宅看他。他喜洋洋地向我介绍他七个月的小孙女。这是他的第一个隔辈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十分可爱。我说抱抱，她就哇哇地哭了。树民赶紧说：“你抱不成，她特别认生；尤其是她要睡觉的时候，必须我抱着，连她妈都不行。”这话确实不假，一会儿，小姑娘便伏在爷爷的肩头香香地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再看树民的脸，此时也是红扑扑的，慈祥而庄重。七十岁的爷爷和七个月的孙女就是如此的和谐幸福！

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忽然想起那次在他家闲聊，树民老伴胡宝珍女士给他的一个字评语：“”！  者，固执不圆活之谓也。胡女士念这个字时，用的是北京土音，将这个去声字读成阳平“轴”。我想，这个“轴”字对树民来说倒是很恰当的。试想车之轴，埋头苦干，刚直不阿，坚守岗位，信守原则，轮赖之以转，车赖之以行，真乃脊梁也！

2006年7月于青杨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