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梦

——《地缘：一个男人的沉沦》自序

吴思民

我的小说《地缘》发表了，终于圆了我50年的文学梦。

50年前我正读初中。也不知是受谁的影响，从那时我就有了业余创作的兴趣和爱好，经常给报刊寄一些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在高涨的创作热情之下，我的稿件像雪片一样飞向编辑部，又被编辑部秋风扫落叶般退回到我的手中，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不知疲倦，退稿对我来说不是打击而是动力。何况那时候投稿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不贴邮票，只用一个自己贴糊的信封，左上角剪去一个角儿，再写上“稿件”两字，信就寄出去了，一分钱不用花。说实话，那时如果要花一分钱的邮寄费，恐怕我也真的无力支付。

17岁，初中读了两年半，家庭经济困难到了极点，因为买不起上学用的铅笔和本，我辍学回村了，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一名和祖祖辈辈的庄稼人一模一样的农民，拿起农具，干起了土里刨食的营生。这一干就是18年，起早、卖晌、打夜子，甚至干通宵，一年不放假，到大年三十上午还得干一阵儿活才算放假过年；播种、镑地、开镰、跟车、拉墒、薅地、打夯、打坯、挖河……作为一个“壮劳力”，农民的活、农村的活我干全了。也真怪，再苦再累时间再没空，可是写作的梦，每时每刻跟着我、伴着我。人可以累垮，可文学梦却累不垮、扔不掉。不管换什么活茬，换什么工具，有一样东西没有变，它每时每刻伴着我，那是一个用化肥袋做的塑料布小书包，里面装的是纸和笔。

那时候买不起什么像样的塑料制品，能挎个化肥袋的塑料布自制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有了这个塑料包，什么风呀、雨呀、雪呀、霜呀、露水呀、汗水呀，都不怕了。打歇休息时，我把笔和纸拿出来，扎到没人的庄稼地、树棵子边、沟渠里、机井旁边，去写、去记，去追求文学的梦。

功夫不负有心人。21岁那年，即1964年4月，《北京文艺》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灌溉》，我也因此成为了通县第一个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的作品业余作者。编辑部不仅发表了小说的修改稿，还发表了初稿，同时，编辑柯兴同志专题撰写了评论文章，题目是《评小说〈灌溉〉的初稿和改稿》，这下可轰动了。

当时的文艺刊物还不像现在这样多，因此发稿的要求很高，像《北京文艺》是千分之一的发稿率，业余作者能上稿已属不易，还能被编辑部配发评论文章，在当时足以引起文坛的关注了。紧接着5月份，编辑部通知我将刊发我的另一篇小说《枪》，已经定稿。柯兴同志对我说，“你已经被我们确定为‘苗子’，准备重点培养你。”我无法准确地描述那一刻的感受，只感到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如一颗重磅炸弹，轰击着我耳鼓和心灵，我因为兴奋而颤抖，我欣喜若狂、壮怀激烈，苦苦追寻的文学梦啊，终于在我的生命中现出了身影。

然而生活却充满了不可预料。拿到5月份的《北京文艺》，我顿时傻了眼。全部都是批判文章，批三家村四家店，批吴晗、邓拓、廖沫沙，文艺作品全部撤下，同时宣布停刊。文革来了。

我的文学梦也卷进了文化大革命。坦诚地讲，作为一个21岁的普通农民，在当时，我无力洞穿历史去审视社会的变化，也没有俯视体制、反思民族的修养，当时的我只是芸芸亿万农民中的一员，我的创作热情并未因政治环境的改变而减弱，而恰恰是因此得以延续甚至愈加高涨。那时候每个村都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于村里干部群众都知道我刚发表了小说，认为我能写，便让我当了文艺宣传队长和大队通讯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十年，我给文艺宣传队和通讯组编写节目，写通讯报道，粗算一下有百余篇东西。最值得一提的是，公社抽我帮忙编写节目，参加县里调演同时参加“北京国庆游园节目选拔”，没想到我编写并指导的说唱《自力更生把筐编》竟被北京国庆游园小组选中，并被确定为北京市的五个重点节目之一，要专门放在颐和园知春亭——那是中央首长与北京市民一起过节要去的地方——演出。国庆节那天，颐和园共有八个演出点，而首长只去知春亭。演出那天，我们的节目又被安排为重头戏，首长什么时候来，立刻撤下当时的节目上我们的节目。那天，中央首长是看完我们的节目才离去的，他们和我们的演员握手，中央电视台也直播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我们又被安排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这对我一个务农的社员来说，其欣喜不可名状。

在这里我想说，我无意吹嘘自己具有文艺才华或是天赋，只是想表明，我曾经那样执著地追求着文学的梦想，而文学也馈于我荣誉、自信和骄傲。在那段被称作“十年浩劫”的岁月里，我不停地写着、梦着，不知辛劳、不计得失、无怨无悔！……

又一个圆梦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后期，《北京文艺》要复刊，为了第一期的稿件，编辑部举办了一次学习班。那次学习班大约不到20个人，北京市在工、农、商、学、兵、知识分子中，每个行业选拔两人参加。说实话，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迷迷糊糊地成为了北京市数以千计的业余作者中的幸运儿，只是觉得能选上我可能是因为文革前我发了稿，并且有一篇待发稿，曾被编辑确定为“苗子”吧。而这次会上，编辑真的说道：这批抓的“苗子”，是今后刊物的骨干，是文坛的希望。我，一个失而复得的“苗子”，历经磨难而终于触及文学的神圣殿堂，我再一次因为兴奋而颤抖，再一次欣喜若狂、壮怀激烈，这一次，我真切地感到，我的文学梦更近了。

然而历史再一次无情的轮回。当时通县的一位文人由妒生恨，竟给学习班写了封信，问“……难道通县50万人就他一个人是天才吗？你们走得什么路线？……”

一个月的学习班我呆了半个月，学习班的领导周雁茹找到我说：“你先回去吧，你是村里技术员，村里的事需要你回去。”从她的眼光里我看出她的为难和对我的惋惜，很难过。我当时感到一丝差异，确实，我来之前正是杂交玉米去雄授粉，是技术关键时期，村里很为难，由于市里要得太紧，公社领导找村里领导两三次，最后才答应放我去学习班。但走之前村里让我把去雄授粉技术交给村里的几个人才能走，所以，当时我想村里都已经安排好了，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村里不会让我半截回去呀。虽然也有一点疑惑，但回村后我并没有去追问谁，而是默默回到了我的制种田，接着干起了农活。

陪着我的还是那化肥袋做的塑料书包，还是那虽让我历尽悲喜世事，却始终不渝的文学梦。

至于这封信，我是10年后才知道的。那时这个人已经犯了错误，坐了牢，才终于有知情人向我吐露了真相。如今，我已年过花甲，我无意怨恨谁，也无意为此人的“恶有恶报”而解恨，剩下的只有感慨，感慨这世事沧桑和人生的多舛。

1979年初，由于我钻研农业种植技术业务突出，被调到公社工作，成了一名“补贴干部”，端起了“瓷饭碗”。那一年，我35岁，之前在村里务农18年，在市级刊物上发表过小说、诗歌、曲艺、散文，在《群众文化》、《运河》等县级刊物上发表文艺作品数十篇。

进了公社，我的文学梦被彻底埋藏了。上班第一天，党委书记马玉林就找我谈话，他说：“全公社3万亩水稻就交给你了，你要把技术把握好，保证稻苗稻秧长得好，不出问题，保证全乡水稻夺高产，你不能再想‘别的’了。”我清楚地知道他指的“别的”就是文学创作。

是不能再写了，在村里写了18年，还是个农民，虽然是村里的技术员，但那也只是季节性的工作，一年没有几天的“独立”和“自由”，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跟着全村的劳动力一起，听队长派活。再想想马书记的话，把3万亩水稻交给我？可绝不能出问题啊！可水稻又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作物，病虫草害频发，责任太重、太大了。把全部精气神儿都投到稻田也不一定怎么样，还搞什么创作?再说这个瓷饭碗也是来之不易的，村里书记、大队长干了几十年，下来也不一定能进机关干上“补贴干部”。再写，肯定闹个不务正业，也肯定影响本职工作。在当时，“瓷饭碗”可是说砸就砸，弄不好，让你回家去。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警告自己，必须放弃这追寻了18年的文学梦。

文学梦虽然做不成了，但我把多年写作培养出来的仔细观察事物的本领用在了水稻技术上，同样背着包，里面装着纸和笔，只是塑料包换成了黑皮革包，记的也不再是文艺作品，而是水稻的生长、发育、特征、特性……我依旧不知疲倦，依旧不辞辛劳，马驹桥乡的每一块稻田、每一个村落差不多都出现在我的笔记本上……一年的努力工作，组织看得很清楚，进机关第一年我入了党，第二年任生产组组长兼水稻技术员，后三年，马驹桥公社水稻进入全市先进行列。全北京市水稻高产田竞赛，几百块参赛地块，我指导的两块地，得了第一名、第三名。全社单产、总产排在全县第一；北京市农业技术刊物连续三年发表我的论文；我观察纪录的作物生长数据被水稻专家作为一手资料引用在论著中发表……感谢文学创作给我带来的灵感。

梦甩不掉。83年至85年，公社让我带职脱产到通县农业技术学校读书，两年毕业，给个正式中专文凭。当时学校学的知识都是我这几年实践用的，学起来得心应手，比外行来的同学更容易理解、掌握，因此我的时间充裕了。文学梦，不由自主就要做起来。利用这两年，我写下了这部长篇小说《地缘》的初稿，是悄悄写的，没敢让任何人知道。感谢这两年的脱产学习，成就了我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梦。

毕业了，回到公社，还不能发表，不能“走漏风声”，不能“不务正业”。一直到我退休，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农业，这些年，我先后任马驹桥公社科技站站长，通县林业站站长，通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书记，马驹桥镇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牛堡屯镇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台湖镇党委书记，通州区农业局局长、党委书记……始终没有离开农业、农村、农民。然而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忘记，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雕琢和修改自己的“梦”。

这中间，1991年第一期《运河》上，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学：《土地的诗篇》。那是一期创刊号，浩然、王梓夫、王明、张希政、刘祥等同志都鼓励我，说运河复刊，你应该有所表示。不写吧，盛情难却，写吧，还是心有余悸。突然想到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文体，叫“纪实文学”，乍一看又像通讯报道，又像报告文学，界于两者之间又是真人真事，又有文学色彩。这样写，谁看了也不会说我“不务正业”，写的都是农业局有关系的人和事，是“分内之事”。再之后，仍然是一字未写，压箱底的长篇也不敢面世。

今年，张宝玺、王梓夫、韩万友等文友，总给我打气，希望我写个东西。我犹豫了几天，才下定决心把这篇小说交出去。说实话，此文得以付梓，我要感谢宝玺老弟对我的大力支持，要感谢梓夫先生对文稿的润色，要感谢韩万友、刘祥等老友的鼓励，让我终于走出敝帚自珍的狭隘。

交稿那天，我不知道是轻松还是失落，人生62个春秋的雨雪风霜转眼成回忆，文学梦之于我到底还意味着什么？太多的感慨无从发起，唯一言聊以欣慰：

“五十年的文学梦，可以圆了。”

2007年8月于运乔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