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燕勤 我所认识的浩然

今年2月20日,是著名作家浩然病逝整整1周年，在周年之际,我思绪如云，不禁想起了他的几件往事。

浩然给我的一封信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便和浩然同在一个单位供职，他是驻会专业作家，我是司机。论年龄，浩然大我十一岁，见面后我管他叫浩然老师，而他叫我老段，一声老段叫得我一惊，像受了宠似的。

浩然以歌颂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杏花雨》步入文坛，以描述社会风云的长篇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闻名国内外。“文革”之后，初衷不改的浩然，一边继续深入农村搞创作，一边在京郊办起了“文艺绿化工程”，意在扶植业余作者，提高写作水平。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在他一次次地鼓励下，我也拿起了笔，写点小豆腐块文章。当然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1995年12月11日，老作家杨沫去世。我目睹了杨老病逝前前后后的情景，便写了一篇《杨沫在最后的日子里》，聊表缅怀之情。文章约3000多字，文中有涉及杨沫与浩然在“文革”中患难之交以及浩然明里暗里保杨沫的事。对此我缺乏深入的了解，只好一带而过，又因写这么长的文字尚属首次，心里没底,便情不自禁地想到浩然老师。于是，我贸然试拨他在和平门住所的电话。说来也巧，他是前一天和妻子老杨由三河“泥土巢”赶回来和儿女们团聚的。当时正值春节期间。他热情地说：“老段，你把稿子拿来吧！”但不巧的是我到和平门后才知道他们夫妻二人都感冒了。浩然头晕目眩，血压偏高。我不无遗憾地说：“您身体不适，就不打扰您了！”他仍然坚持说：“既然把稿子拿来了，就放下吧！我抽空看看。”此情此景，说心里话我怪不落忍的。

两天之后，我们单位的老孟对我说：“浩然让我把稿子转给你，他回三河了。”我连忙从牛皮纸袋中取出稿子，只见首页上附有字迹舒展工整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老段：

你的稿子内容很充实，但写得粗糙潦草了些，与杨沫自己无关的事应从简，而写到与杨沫有关的事应写透。现在有蜻蜓点水之弊。开头之处，我认为该删的地方都勾划了一下，须要细写和刻画之处，我不好代笔也就没改……

稿子开头通过浩然老师勾划，文句确实简约了。但他那中肯的修改意见我并不满足。我想需要细写之处，您为什么不能代笔呢？哪怕示范一段也好啊！可是又仔细一想，我有点强人所难了，倘若浩然保杨沫的事由他写，势必有自我褒奖之嫌，再说细写之处，由我自己完成也正是有助于提高写作能力的绝好机会呀！于是我又采访了杨沫生前老友管桦以及亲眼目睹了那场劫难的好多老同志，他们都感慨地说：“浩然岂止是保杨沫，他保过好多老作家……”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保杨沫的素材，比如“文革”初期有人要整杨沫，说《红旗》杂志约稿要批《青春之歌》。浩然得知后，亲自到《红旗》去核实此事。《红旗》杂志是毛主席1956年亲自倡导创刊的，由中共中央主办，其发文举足轻重也就不言而喻了。浩然原来就是从那出来的，所以很快找到了几位可靠人士，他们证实并无此事纯属无中生有。浩然回来之后把调查实情写成大字报，据理力争，结果招来了一通攻击和谩骂，说他是保皇派……最后也没把杨沫揪出来，不了了之。

再比如8.23事件中红卫兵揪斗老舍那天，北大造反学生自称高干子弟，声称揭盖子，拉山头，写大字报，大意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并来了一车二十八中红卫兵助阵，一个个手持带铜头的皮带，杀气腾腾地让大家都去参加批斗会。杨沫慌慌张张地由办公室走出来，一时不知所措。正好遇上浩然和管桦（浩然是单位“文革”负责人之一），杨沫怯怯地问：“我该怎么办？”浩然说：“你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在屋子里待着吧！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出来。”凡是那天出来陪斗的人，后来都被拉到了孔庙，遭受了一顿暴打，杨沫虽然是被审查对象，也在陪斗之列，然而却因此躲过一劫。讲到此处，管桦意犹未尽又提到老舍：由孔庙回来时老舍用唱戏的水袖包着脑袋。街上也跟进来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问题，场面乱哄哄的。有人为了保自己，便揭发老舍“崇洋媚外”，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拿了美元稿费。红卫兵便推推搡搡地让他站到台阶上并戴上了黑帮牌子，老舍不愿意，摘牌子砸到了红卫兵，有人吼叫着愣说老舍打红卫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浩然大声宣布：“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该交给专政机关处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变相的保护，于是有两个人立刻把老舍架到了派出所。当时不这样做，恐怕老舍当场就会遭到不测。

我根据访问得来的新材料，加以整理，对文章增补了细节，显得行文具体了，内容也丰富许多。不久这篇小文被一家杂志刊发了。

转眼之间12年过去了，最近整理书柜时又见到了浩然老师给我的这封信，倍感亲切。浩然的为人之道，做人之本，以及提携后人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前行。

浩然在301医院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不久，各单位根据中央指示，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揭批“四人帮”活动，同时也开展了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浩然毫无疑问就成为被关注和清查的对象。

当时我在市文化局工作，浩然在市文联，同在一个党组的领导下。“文革”时我们又在一个院内参加“运动“。我和浩然并无深交，但我知道他口碑一直很好，即使他在最牛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架子，见面之后总是他先和我打招呼，他不但根正苗红，为人正直，组织观念也很强，即使在“文革”中也是如此。其实浩然与江青的几次接触都是市革委会通知单位，再由单位告知浩然，然后在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同志陪同下参加接见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次是浩然单独找江青的。这是圈内好多人知晓的不争之实。可是话又说回来，在揭批运动中，真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居然有一位司机，不知是出于派性，还是别的什么目的，他说有一天晚上他用车拉着浩然到钓鱼台去见江青，害得他在外面等了大半夜。于是调查组根据他提供的时间、地点反复进行核实，一是出车日志上没有记录，二是钓鱼台会客名单上也无记载，三是也没任何人陪同，又根据浩然的一贯表现，分析来分析去，一致认为属于子虚乌有。不过，浩然在301住院期间，江青倒是曾经派人找过他几次，当时浩然也主动向组织上汇报过。根据浩然提供的线索，党组派我顺藤摸瓜，尽快查明事实。

那天一大早，我就赶到了在全国赫赫有名的301医院。我向院方负责接待的同志出示了外调函，他们非常热情地给予了配合，很快找来几位医生和护士，都是在浩然住院期间的当事人。通过谈话，我了解到浩然来此住院是由市革委会一位军代表介绍来的。他的病症主要是血压偏高，时常出现头晕目眩。用药物治疗后血压稳定了，其症状也很快得到了缓解。浩然当时备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青睐。但他并不以此而盛气凌人，他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浩然不但把《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送给医生和护士们，而且还亲笔签名留念，并请他们指正。

一位护士说，浩然曾对她们流露过他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不满,对她们讲过江青在山西的文艺工作会议上，专横跋扈开口骂人的事情，与会的许多人对此十分不满。浩然在住院期间也从来没有间断过笔耕，仍然继续着《金光大道》的后几部创作。每当有人来看望他时，就让护士们帮他把写作资料隐蔽起来，

经过多方调查，我了解到，原来当时是江青安排上海人编写一个剧本，指名要浩然参加，还嘱咐他们说，浩然同志在文艺上是内行，要多多向他请教。剧本内容是重写井冈山会师，要突出林彪与毛主席会师井冈山。其实这是“未雨绸缪”，为他们篡党夺权作舆论宣传。浩然是了解历史的，当然知道是朱老总带着起义部队和毛主席会师井冈山，怎么现在要突然改成林彪了呢？真是不可思议！于是，浩然带着满腹困惑走访当年会师井冈山的亲历者何长工。何老说：“我当年是井冈山28团的团长，是毛主席指示我带一些部队打前站，迎接朱老总和他所带领的部队。”自此，浩然更加坚信了朱毛会师井冈山的这一历史事实。浩然说，“我怎么能做一个篡改革命历史的罪人呢！”

有关与江青接触的往事，浩然也曾向笔者叙述过。第一次接见时，江青说，浩然同志，你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我都看过了。当时浩然非常感动，心想中央首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看他的作品，自然心存感激，江青不但向他嘘寒问暖，而且还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浩然说搞创作的时间有点紧迫。江青见他没有领会她的意图，于是又让人向他暗示，想让他为官，走仕途之路。浩然说搞写作是他平生最喜欢的事，说自己也不是当官的料。派来的人仍不死心，说谁也不是天生当领导的料，可以在干中学嘛！但都被他一一婉拒了。

为了报答党的恩情，浩然曾错误地接受了江青的委托，代表她去西沙慰问解放军战士，并也曾写过歌颂她的文章。再后来看到江青一伙一批批打倒老干部，甚至把斗争矛头指向为国事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浩然对江青一伙人的所作所为百思不得其解。他曾私下里和好友肖永顺（《艳阳天》中肖长春的原型）、武民（原密云县县委书记）议论过江青,说江青就是30年代的电影演员蓝苹，离她远点好，要不然将来跟着吃挂落儿。浩然有意识地疏远江青一伙，既有内在原因，也有朋友们的忠告。面对江青一伙明目张胆的篡改历史行为，浩然经过苦思冥想，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才出此下策，住院躲避江青一伙的纠缠。

在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浩然在很多事情上有着自己不得已的苦衷。后人在看待这些问题时，应给与充分理解和宽容。

浩然没有写成的书

浩然老师走了，永远地走了。2008年2月28日追悼会那天，在八宝山东大厅的门首有副挽联引人瞩目：

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

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

据说是《北京日报》一资深編辑所写，这不仅代表北京人民对他的敬意，也是对浩然真实艺术人生的写照。

2003年春，我和时任主管老舍基金会的领导老崔和老高驱车到三河，一是去看望浩然；二是向他汇报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的筹备工作。行至三河市中心十字路口向北，不远处路西边有一条小胡同，胡同两边都是遥遥相对的两层小楼，每栋小楼都有一个小院，自成一统。浩然晚年就在胡同北侧的一栋小楼内居住。

    此时的浩然已是两次患脑血栓之后，说话已不太利索，但思维、记忆还是清晰的。谈过正题之后，我和老高饶有兴致地询问了他的自传体小说创作情况：您已写了《乐土》、《活泉》、《圆梦》，接下来该写您在“文革”岁月了吧？浩然很无奈地说：是的，可是，我现在没有灵气，进入不了状态，尤其是最近脑袋整天晕晕乎乎的，每天除了给别人看看稿子，什么也干不成，看来真地写不了了。不过，我还完整地保存着在“文革”期间写的十本日记，我想找人代笔，但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此前我曾在天津的《今晚报》上看到过一篇浩然在“文革”岁月的访谈，依稀记得访谈开头之处写道：自“文革”之后，很少有人问我有关“文革”中的事……纵观全文，显然他处于亢奋状态，闸门一开，那些细节源源不断流淌而出，几乎占了大半个版面。然而，没过多久，原本对浩然有争议的文坛，又热闹起来。对他竖起拇指的有之，对他指责的亦有之。尽管因工作之便，我时常见到参加各种会议的浩然，但是，我不敢把那些指责他的闲言碎语告訴他，怕对他的病体不利，尽管我不说，在交谈中话里话外我感觉他还是知道的。有一次，他情绪很激动地对我说：“往往反我最厉害的人，恰恰是在‘文革’中托我给江青送效忠信的人，把我逼急了，我就公布他的效忠信，让大家看看他的嘴脸。”但是他没有，一直到去世都没有那样做。由此看来他只是一时气愤之言。他告诉我他手里有十封别人写给江青的效忠信，都被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压下了。我曾怀着好奇之心，问写过效忠信并求托转的都是何许人，他却守口如瓶，从未透露过姓名。然而这些被浩然保护过的人，却以怨报德，大肆攻击他，简直是世无天理。

据我所知，浩然在1998年就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自传体小说第四部《文革回忆录》出版协议，并已拟定出写作提纲。以浩然的才情，用不了多久就可面世了。在他正准备实施时，一个难题扑面而来，浩然说：要写《文革回忆录》，势必牵连到一些人和事，而且有些当事人还在，个人看问题也难免有个人的片面性，如果不把真情和来龙去脉写出来，又无法说清楚。反之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果就此搁笔，‘文革’之事尘封于记忆中，浩然也会心不甘，情不愿。但他更看重的是不愿给那些当事人带来伤害，我想这也许是他一直踌躇着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之所在。

管桦在世时曾说：我看还是不写《文革回忆录》为好，前不久，在一次会上，我刚刚为浩然说了几句公道话，人家就冲我来了，浩然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写作勤快，稍有空就写小说。时代就那么左，《金光大道》是那时代的产物，值得后人研究。他要写《金光大道》新序，我劝过他别写了，如果再写《文革回忆录》定会又起风波，就我们身体现状而言，已是风烛残年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管老一番肺腑之言，我想对浩然也许起到了或多或少的作用。

老作家赵大年也曾对浩然坦言：“你的自传体小说，应当先从“文革”写起，你的那些参加儿童团的故事，现在能有多少人看呢！你不要顾及在‘文革’中牵连到的人和事，当事人还在也不怕，不妨先把它写出来，搁在一边放着，等待时机，再发表，总会大白于天下的。”我想赵作家的话不无道理，无论何时出版此书都是一本很有卖点的书，更是一本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

浩然也曾不只一次对我说他最想写《文革回忆录》。在“文革”中只有他一个作家当红，甚至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他介入上层的心路历程和感受，足以让他写出一部比所有小说都重要的作品。

浩然去世了，我怀念他，更让我难过是，浩然是带着遗憾走的，他最终也没有写成那本惊世骇俗的书。

浩然与“车把式”二三事

2006年春节前夕，我和一位老友去看望浩然，当我们来到他的病房时，己是3点多了，他还在午睡，样子很安详。

浩然的女护工是个农村人，也是个很健谈的人，她悄悄地向我们介绍说；“上午市文联新上任的书记陪同市委宣传部领导来看他了，新书记还即兴为浩然画了像。”她边说边拿给我们看。被第三次脑血栓侵袭后的浩然，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完全丧失了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为严重的是不能用口进食，只靠鼻饲和输液维持生命。“领导看到他这样的状况，痛惜地说，浩然同志，你为人民创作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可是你太不爱护自己的身体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的后果……浩然当即大哭起来。”显然他意识很清晰。护工还说：“有人向他叙旧，讲往事，有人向他提起杨沫，提起管桦时，他也会潸然泪下，因为听说他们在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和感情，自然为之动容，我并不感到意外，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些普普通通的司机来看他，也同样会落泪？看来他对‘车把式’是有感情的，于是我有时和他开玩笑说，你的‘车把式’来了！他便把头偏向一侧，目光久久地注视着门口……”

是的，何止是对“车把式”有感情，而且感情还很深，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70年末，“文革”刚刚结束，尽管社会上流传着“文革”中八个样板戏，中国一个作家之说，当然这个作家就是浩然；尽管浩然因受四人帮株连，而受到不少地方报刊的批判，然而，北大老教授吴组缃却断言：浩然打不倒，因为他有《金光大道》、《艳阳天》，果然被吴先生言中了。有人称这段历史为艳阳天中的阴影。我在机关很少听到对浩然的非议，常常听到的却是有关浩然为人、为文的赞誉，尤其在机关大院司机中，对他的为人反映更为强烈。

“文革”后期，在机关给支左的军代表开车的一位战士，转业后留下从事司机工作。接踵而来的就是与家乡的爱人两地分居，不但带来诸多不便，生活也十分困难。要知道，那时把外地的农村户口，办成北京居民户，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事比登天还难。他常常为此愁眉不展。无奈之下，他向浩然坦露了心扉。这种事搁在别人听也就听了，表示同情就是了，即使想帮忙也是力不从心。浩然听罢，不但好言抚慰，而且给予实实在在帮助，浩然动用在京郊多年的老关系，把他爱人的户口转入郊区农村，大大缩短他们夫妻之间的距离。也是天助人愿，有一年北京在郊区农村招工，又是浩然从中周旋，不但户口进京，还有了稳定的工作，真可谓锦上添花。

斗转星移，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而今这位司机还在机关开车，月月有3000余元的收入。他爱人虽说退了休，每月也有近2000元的退休费，他的两个孩子也成家立业，一家人衣食无忧，其乐融融。他每每和我谈起此事，便激动不已：“没有浩然的帮助，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来世变牛变马也报答不了浩然的大恩大德。”有时一个人得到别人的帮助，确实会改写人的一生，或者一个家庭的命运。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感触也很深。于是，我把这个细节写在一篇小文里，名曰《急人所难的浩然》。最初给我身边的一位编辑朋友看，他说：“这牵扯到浩然的隐私啊！你一定要让他看看，得到他的同意才能公开发表。”这对初学写作的我，犹如冷水浇头，我费了好大的劲，怎么写的是人家的隐私呢？我好困惑；困惑归困惑我还是把这篇稿子寄给了远在三河居住的浩然老师。出乎意料的是百忙之中的他，很快把稿子寄回来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连忙拆开一看，他不但同意发表，而且对文中字句还作了必要的修改。我把小文投给了《北京晚报》，更没想到的是居然还在副刊上发了头条。我的欣喜之情自不待言。现在想来浩然老师是个不事张扬的人，他为了保护我的写作积极性而破例为之。说来惭愧。

小文发表后反响较好，但也有人说，这是浩然的不正之风。我向他提及此事，他笑吟吟地说：“我一没有搞过请客送礼，二没有受贿，三不是为自己，即使有错误，我想领导和同志们也会谅解。”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一个人办了件好事，也常常有人品头论足，甚至遭到非议，如此看来名作家更不例外。

虽然浩然遭到了非议，但他依然不改初衷，依然对底层小人物遇到难事时给予热情帮助。几年之后，我们单位又有一位司机家在顺义，其爱人在当地教书，也是两地分居，为此也是找浩然求助。又是浩然从中帮忙，把他爱人调到市里安排了工作，不久这位司机又在单位分了一套两居室，从此安居乐业。浩然除了搞创作之外，还曾任《东方少年》主编，编辑部会计是个临时工，工作兢兢业业，从未出过任何差错，可是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转正。浩然得知后，一边和罗副主编商讨此事，并说你我都是农民的儿子，我们不能让劳动人民的子弟受委屈；一边打申请报告向文联党组建议转为正式职工，很快这个会计的个人问题得到了解决。至今对浩然的帮助她感念不忘。

浩然是全国人大代表，当他第二次患脑血栓后，还能行走，只是步履蹒跚，语言也没有大障碍。参加两会期间，可以有人陪同照顾，一般都是由家人担当，可是浩然却偏偏选择了司机陪同。三河的司机老褚是农村土生土长的苦孩子，见识少，这种机会更是难得，这次不但见了大世面，开了眼界，而且为同行们所羡慕，他也常引以为荣。

当年，浩然还向我说过有关司机老褚的一段小插曲：浩然所乘坐的奥迪车是由廊坊地区配给的，司机是由三河县交通局指派的。通过接触，浩然认为老褚虽然不善言谈，但老实忠厚，心地善良，驾驶技术也不错，所以对他印象不赖。在一次会上浩然遇到了老友管桦，便把管老介绍给老褚认识。不久管老一家人回乡小住，途中经过三河，因早上走得匆忙没吃早点，于是在三河县城找了一家小饭馆用餐。结账时老板说有人替你交钱了。管老一惊，心想在三河我只认识浩然，别的熟人没有啊！老板用手一指——就是这位同志。原来是司机老褚，早晨时常在县城遛弯，偶然发现管老在此吃早点，性格内向又不善言辞的他，不愿上前打扰，便悄悄地替管老付了钱。管老说，怎么能让你花钱呢？就坚持把钱还他，老褚说什么也不肯要。管老回忆说，我连个“谢”字都没来得及说，人家就走开了。后来管老得知老褚买了大房子，便写了一幅4尺的字画托我送给了他，一来表示祝贺，二来答谢那顿早餐之情。

浩然是名作家，也是在三河挂职的作家。县城的干部子弟对他十分敬仰，当得知老褚给他开车时，又羡慕的不得了，便求助父母说情也愿意为浩然开车。其实给浩然开车，不是个轻松活，北京文学界的各种活动和会议多不胜数，有时一天要跑好几趟，起早拉晚不说，时常中午也不能休息。浩然唯恐有的司机吃不消，或照顾不周，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都婉言谢绝了。但有的县干部仰仗着自己的权力，还要坚持撤换老褚，这件事闹的浩然心里很是不爽，便愤愤地说，如果让谁来给我开车，我都不能选择，我宁肯把车交回。自此这件事才算打住了。

浩然帮助其他普通人的故事还很多,我不一一列举了。那天，我们和浩然说了好多往事，他的面部表情也有些微弱的变化，分别时，他眼里还闪着泪光，一直默默地目送我们出了病房。

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我们这次来看望浩然前，又惊闻与浩然相濡以沫的妻子老杨溘然离他而去了，这对病魔缠身的浩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家人一直瞒着他，不敢想象，如果他知道了会是怎样的景况。

回头望着浩然默默地躺在病床上，在这变化莫测的非常时期，似梦似幻中，无奈地打发着寂寞的时光。我情不自禁地想到，现代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能否在医学上也出现一个奇迹，让浩然得以康复，那该有多好。我衷心地期盼着。

世事难料，谁知一年多之后，期盼来的却是浩然驾鹤西去。虽然人的生老病死，原是世间的常事，但还是令人悲痛和唏嘘感叹，让我再叫您一声浩然老师吧！并以这粗浅的文字作为对您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