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永 广播情·爱国心

上世纪50年代初，刚记事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听耳机子。耳机子里怎么有人说话？还会唱歌？是谁在里边呢？充满好奇心的幼童怎么也想不通这奇怪的事。怎么声变小了呢？父亲傍晚收工，我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他。“先吃饭，吃完饭告诉你。”晚饭后，当时互助组的人在房墙根下用铁钎子往下扎，边扎边浇水。原来是地线浅土又干使声音变小的。时隔近60年，但互助组年轻人争相往深处扎地线的情景仍记我心。耳机子只能一个人戴在耳朵上听。可能是哥哥听到了逗乐的事，他笑了。“我也要听！”哥哥不给，为听耳机子我还哭过鼻子。

195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听同学说：有一种听广播的喇叭，挂在屋墙上，全家都能听见。我天天盼家里有个喇叭。一年后，父亲买来喇叭，挂在墙上。我拍手叫好。怎么不响？还要买铁丝在室外拴在两个木杆或大树上，叫拉天线。再用一根铁丝引下来，叫引线。再接矿石，这学名叫矿石收音机。

1962年，小学六年级升学考试作文题是《一件新鲜事》。我写的是村里安了大喇叭：大喇叭安在大树上，中午就安好了。“怎么还不响？”“太阳落山才响呢。”电工叔叔说。呀！还得等一个下午，我盼呀盼呀，盼大喇叭马上响起来。太阳还有一杆子高呢！我恨不得把太阳拉下山。

那时有公社广播站有县广播站。傍晚，各村的大喇叭都响起来，使整个村庄充满生气。从大喇叭里老百姓知道了国内外新闻、党的方针政策、英雄模范人物……

上世纪70年代，有一种可以提携随便移动的收音机，叫半导体收音机。由于经济拮据，我买不起。当时我在砖窑场劳动。幸巧，烧窑的师傅买了一台。他烧窑我推煤。在推煤的间歇时间，听他的半导体。尤其是晚上，人们都下班回家了，我专心听广播，那充满铿锵之声的播音，令我陶醉；那优美的戏剧，让我跟着学唱，样板戏的唱段我会唱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公社党委要求各村办广播站。大队党支部让我当广播员。我很高兴，因为从听广播到办广播这简直是个飞跃。采访写稿编排广播全是我一个人。每天中午11：30伴着《喜洋洋》的开始曲，村里的大喇叭传出了我的声音：麦庄大队广播站，现在是战三夏专题节目……麦熟一晌，龙口夺粮。我们要抢晴天，战阴雨，防霉烂……三夏前，各生产队日出勤最高记10分，党支部决定：三夏期间，各生产队日出勤记20分。三夏结束，各生产队日出勤最高记5分。社员同志们，秋后分红是用工分记算的，而三夏正是多挣分的时节……下面报告各队收麦进度……现在报告大队新闻：本站消息：第一生产队麦收胜利。这个生产队马不停蹄，立即转入抢插晚稻的战场……广播鼓舞士气振奋人心。表扬插秧能手：天将晓，社员醒来早，不顾梳洗紧穿袄，匆忙奔田插水稻，看谁质量高。天将午，日照汗水流，一队已插300亩，六队赶起不服输，各队士气足。日落西，会计来打地，今天插秧1亩1，商定明天4点起，谁也不懈气。公社广播站转播了我们麦庄大队广播站的节目。在公社三夏总结会上，党委书记亲手发给我一个日记本，上面有他写的赠言：赠崔永同志，愿你在宣传工作中精益求精，做出更大贡献。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个奖品。

1983年，麦庄中学校长找到我：“现在缺一个教语文的老师，你来学校代课。”“我行吗？”校长说：“从你的广播里就知道你行。”“我的广播校长也听到了？”从此，我走上了教育工作岗位，是广播介绍我到学校去的。

去年退休，一年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共广播我的投稿6篇。是“新鲜早世界”节目把广播和我的退休生活又结成不解之缘。

现在，女儿给我买的手机随身带，不但能通话，还能听广播。这和我小时候听耳机子相比是多么大的变化呀！从60年广播的变迁中，看出社会主义好，祖国日益走向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