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玲 故乡张辛庄

张辛庄位于通州城东南，东临京杭大运河，北靠北吉陵大沙坨，南近京津公路。

张辛庄东西长是南北宽的四至五倍，房屋大多数是面朝南。贯通东西的有两条街，南边一条叫前街、北边一条叫后街，街中腰南北走向的一条街，将张辛庄分成东、西两部分，东边住着东张家族，西边住着西张家族，听我爷爷讲在他小时候，两家族经常发生械斗。我属新张家族，爷爷说他爷爷的妹妹嫁给张辛庄老黄家为妻，因受气，为了给妹妹撑腰，全家由淹营村迁居张辛庄，日久形成新张家族。三张家庭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由于张辛庄优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少人在北京、通州、张家湾等地工作，譬如我爷爷年轻时在张家湾当铺里做活，我父亲在通州西广利粮店工作。爷爷说在新张家族迁来之前村里就有私塾了。

先从张辛庄的小学基础教育说起吧。1946年，我初入学时，张辛庄小学位于后街村东头，正房三间、西厢房三间为教室。院落不太大，可以容纳一百余学生，分一、三年级及二、四年级两个复式班，只属初级小学，五、六年级到梁各庄完全小学去读。两位老师，一位张老师（女，本村人），另一位刘老师（男，外请的），他们都是师范毕业生。语文、算术、音乐、图画、体育等都是他们教。村里很重视教育，为调解东、西张家的矛盾，两张家族各派一位有文化的农民任校长。两位校长都很尽责，老师有事找到他们，他们从不推拖。村上还照顾一位瘸腿的村民当工友服务于老师和学生，还负责上下课的摇铃。

解放前，国民党的票子（钱币）经常变更，只记颜色和面积大小不成了，长辈们都把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儿们送入小学，二十岁左右的成年人都进入夜校，夜校的老师由村上有文化的农民担任。我老叔就是夜校教师，没有课本，他拿着字典，在黑板上写着生字数。村里有人调侃：“票子扫盲了！票子扫盲了！”

解放前夕，因为运河东国民党和共产党形成拉锯状态，生活不太安定，所以有一批学生到张辛庄小学就读。学生增多了，教室显得很拥挤，双人课桌三人用了。有的老师也到运河西任教。

解放后，学校规模增大了，校址迁到一个富农家的四合院内，其打谷场变成了学校的操场。

改革开放后，张辛庄又在前街村西头建起了三层的教室楼，楼前有正规的操场，四周绿化得非常美丽。现已是完全小学了，不出村可以读到小学毕业啦。

张辛庄的文化底蕴较深厚。冬闲时，一批爱好乐器的人们集中在一起练习，特别是吹笙的人比较多，村里一有什么活动，他们都能充分发挥作用。

另外流传的儿歌、农事谚语比较多。例如儿歌：“高粱叶子哗啦啦，小孩儿睡觉找他妈，搂搂抱抱快睡吧，马虎子来了我打它。”手指着身体的部位说：“大拇歌（大拇指）、二拇弟（食指），中指楼（中指）、花市（无名指），小妞儿妞儿（小指）爱淘气，手心、手腕儿、挎篮儿（胳膊弯部）背带儿（肩），吃饭的包儿（咀）、闻香袋儿（鼻），两盏灯（眼）、月亮盖儿（额头），脊梁沟儿（脊椎）、屁股蛋儿，小脚丫儿会走道儿。”农事谚语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茅茅锥儿钻天（茅茅草从土中钻出的尖状幼芽）；“清明前后，栽瓜种豆”；“清明动了坟头土，一刮就是四十五”；“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芝麻开花节节高”；“蚂蚁搬家快下雨了”；“桃三杏四梨五年，枣儿当年就还钱（说出这些果树从种树到结果的时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抬头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

村里有几个嘎小子曾经做了一场恶作剧，说西张家族一家婆媳都是寡妇的家里闹鬼啦，夜里盘子、碗……都会自动在空中转动起来，这件事很快传遍全村，闹得几年不息。小孩们黑天不敢出门，看到墙角、屋旮旯总是疑神疑鬼的。解放后，我四爷带领全家三口由外地回张辛庄，借住两寡妇家里，我告诉四爷她家闹过鬼，四爷笑着对我说：“世界上根本没有鬼，一些人欺负她家无男人，胡编出闹鬼之事。”从此这件事就平息了。

人们常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1966年我调到云南省昆明市工作，星期日的一天，我们全家到滇池边去游玩，经过近郊西山区王家堆村，村西头有三间土坯房、窗户既没安装玻璃，也没糊窗户纸，往里一看，里面的课桌和坐凳都是用砖和木板搭砌成的。房前有一小片空地，但没有围墙，原来这就是王家堆小学。进村后，见到三四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儿身后用背袋背着更小的孩子，我问她们上学没有，她们都摇摇头。

这时，我联想到我的家乡——张辛庄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多么发达。

从我有记忆起，张辛庄人就管村边的这条贯通祖国南北的运河叫通杭大运河。其一，有个“通”字，张辛庄人感到住在运河的源头而自豪；其二，中间加个“大”字表示对运河的尊重和关爱。1951年我在梁各庄小学读高小时，地理老师也是这样讲的：“这条河北从通州起，南到杭州止……不知从何时起改名为京杭大运河了。”我没更多更好多地想什么，以为通州划为北京郊区了，改名为京杭运河也是合情理的，我就这样自问自答了。

在运河西岸与河堤之间我家有一块地叫小份地，妈妈告诉我：“这里的地每份都是一亩六分，因为运河不断慢慢东移，不知谁订的公约隔河不种地，所以每家地的面积都增多了。”因为是河滩地所以很肥沃。

我和妈妈经常到这块地里劳动，累了，就在河边柳树下休息。看到河水清澈透底，人们在河里游泳、捕鱼、捉虾……还看到南来北往船只的白帆，听到纤夫的号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情趣和快乐。

但是运河也有发怒的时候，爷爷辈的人常讲起民国二十八年运河涨大水之事，他们讲的可神啦：“……哗！哗的流水声很大，村里有人敲着锣大喊：运河涨水啦！大家快往北吉陵大沙坨！人们站在沙坨上看见五六尺高的水立着从东向西流，很快淹过村庄，还看到水面上漂着柴垛，有的垛上还趴着猫、鸡和各种小动物。

这故事深深吸引我，他们娓娓的话语铭记心上。确实，前街东头张大头家有一棵奇怪的树，在大水过后生长出来了。其叶子有四五岁小孩儿手掌那么大，结有三棱形的角，角里面长三个黑色的豆，秋后成熟落地，村上一些女孩捡来用线穿成兜肚链儿，手镯等。20世纪40年代它已有大碗口那么粗了，全村人谁也不知它的名字。直到1966年我调到昆明工作，发现昆明市中医院大门内有三棵小碗口粗同样的树，我请教几个人都说是梧桐树的一种。80年代初，我有机会回家，本想把树名告诉我的老同学张大头，顺便看看那棵树有多粗了。不幸，妈妈告诉我那棵树已经没有了，在张辛庄大队重新规划调整村子住房时，砍掉了这棵树，真可惜，使这南方来的客人过早地夭折了。我问妈妈砍那棵树时树哭没哭？妈笑了。

20世纪50年代初期，运河又有两次涨水，水漫过堤，庄稼被淹。水退后，人们还可以在低洼处捡到不少鱼呢。1960年左右，一个星期日我回家，妈妈惋惜地告诉我：“运河里的鱼都翻白儿了（肚子朝上漂于水面）。”这说明运河的水被污染了，并且越来越严重，现在河水变成黑色了，很远就闻到一股臭味儿，张辛庄的人们也都变成旱鸭子了。

京杭大运河，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祖国人民有重大贡献，它沟通我国南北经济文化，提高了两岸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张辛庄的村民现在还尊称它——通杭大运河。

北吉陵大沙坨位于张辛庄与电锅（张辛庄人对小圣庙发电厂的专用称呼）之间，南坡比较陡，高达四五米，像村庄的靠山。北面缓缓地平下去，它与电锅之间还有一大片耕地，叫黄河口子。我家那里有八亩地，因为是沙地，所以只能种花生。

北吉陵大沙坨最早叫北鸡翎沙坨，因为民国二十八年运河发大水，它救了张辛庄人的命，给人们带来了吉祥，从此改名为北吉陵大沙坨。因为它比张辛庄其他沙坨都高大，所以又在名字中加了个“大”字。我爷爷说：“原来在北吉陵大沙坨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叫北鸡翎村。一夜大风，沙子把整个村子埋没了，只有两个在张辛庄赌博的赌徒幸存下来……”

我小的时候，常和小朋友一起到北吉陵大沙坨溜沙玩儿，或者到沙坨上面被风吹的洼槽里捡碗碴儿、罐子片儿……拿回来过家家儿玩儿。

在大沙坨的南面有一大片茅茅草，其叶子和穗子都像芦苇，其高度却只有二尺。孩子们常到这里玩耍。春天有茅茅锥儿钻出地面，夏天雨季可捡到茅蛾（茅茅草根儿长的小蘑菇）可以做菜，还可以做糊饼或合子的馅儿，可好吃了，秋末割些茅茅草秧儿，待到春节时摊咯炸（煎饼）。听说用这种干草秧作燃料摊出的咯炸质量最高，咯炸做成咯炸盒儿，口感好极啦！这种茅茅草在张辛庄的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

在茅草地与村子之间是榆树林带，它曾是我们小学上体育课的地方，老师在这里教我们唱歌、跳舞……榆树结出的一串儿串儿榆钱儿捋下来和棒子面一起蒸了，再放上适量的咸菜汤儿等调味品，真是营养丰富又好吃。冬天人们用筢子搂树叶当柴烧。

随着经济的发展，北吉陵大沙坨作为建筑材料被村上给卖掉了，后来又在那里建了东方化工厂。沙坨、茅茅草、榆树林全没有啦！这么好的自然生态就这样给破坏了，带给人们的是吸不尽的化工厂毒气。

最近村里人言传：北京第二化工厂要搬到张辛庄，整个张辛庄要迁到通州开发区。这样北京东方化工厂和北京第二化工厂将会对该地区造成更大的危害。我希望这传言不是事实，是村上现代嘎小子们胡编的。

京津公路是北京到天津两个直辖市的重要交通要道，它横贯整个通州区，对通州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京津公路在张辛庄的南边，村里人到北京、天津或通州城里工作，读书都要经过它，连我小时到梁各庄读高小也必须穿过它（梁各庄在公路南），凡乘火车到外地去的人也要经过它，京津公路在张辛庄人的心目中，有着相当重要地位。

宽阔平坦的柏油路面上汽车、马车、自行车和行人络绎不绝。解放前，公路两旁都有一尺粗的柳树，约三米一棵，村里人常在树荫下乘凉或摆摊儿卖西瓜、花生……西瓜又沙又甜，它就产在公路与张辛庄之间那片耕地里。我小时候，村里人常到到瓜棚里吃西瓜，看瓜人会拿出最好的西瓜来招待，吃完后必须留下瓜籽儿，作为来年的种子。

1945年的一天上午，从北京开往天津的汽车一辆接一辆。我们全家透过篱笆缝儿看向公路时，听到村里人高兴地喊：“小日本投降啦！小日本投降啦！”后来听说汽车里载的都是日本兵及其家属，连续不断地走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是到天津塘沽港乘轮船回日本的。

我们全家和全国人民一样特别痛恨小日本，因为我爸爸就死在小日本不见血的屠刀下面。1943年我爸爸任通州西广利粮店掌柜，由于抵制日本人强购和抢购粮食，被日本宪兵队处罚游街一天（大、二掌柜各一天）。转天就病倒了，经诊治得的是伤寒病。当时日本人规定所有得传染病的人统统活活烧死，所以不敢到医院就医，因为医治不力，一个月后就去世了，死时年方三十三岁。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就这么快离开了人世，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了，天大的灾难降临了……不但亲戚朋友哀痛不已，全村人都为之震动。

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肆无忌惮地欺压中国人民，不顺他们心意时，他们残忍地往中国人胃里灌辣椒水或放洋狗撕咬……这种残无人道的行为，不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恨，也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所以1945年他们被迫投降了，被中国人民赶出中国去。

1948年解放通州时，国民党军队退据通州城内，为还击解放军扫清视线，将京津公路两旁的柳树全部砍伐，树干运到通州城里做防护用，树枝抛在公路上面阻挡解放军前进，真是罪大恶极。

最近几年，特别是与京津公路平行的轻轨修到土桥后，随之从通州北苑到土桥段，沿线两边的铁路公园建成了，又宽又美，其中有树有花有坐凳……成为人们散步休闲的好地方。

目前，土桥以东的公路两旁还未来得及更好地绿化，所以张辛庄的人们还留恋京津公路两旁的大柳树。

光阴似流水，60年过去了，如今我已是奶奶辈的人了。张辛庄随着祖国的发展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汽车代替了马车，到京津公路上乘938公交车可到达北京火车站，通州的６路小公共直接进村（村东头和西头各设一站），交通相当方便。如果你想骑自行车锻炼身体，顺着柏油大堤（土堤已修成柏油堤）北行可到通州城东，顺着京津公路西行可直达通州城西。拖拉机代替了牛耕地，几个农民承包了全村的耕地，余下的劳动力进了村办工厂，如彩印厂、服装厂、纸箱厂等。砖墙代替了篱笆，自来水代替了井水，不少农民已从平房搬进了楼房，村西口张辛庄小学南边建起几栋宿舍楼。楼东与平房之间，有两个篮球场面积的健身器场地，供村民们锻炼用。村里有银行、商店、饭馆等整套服务设施。女的五十五岁、男的六十岁可以领取退休金，全体村民都办了大病保险，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已经是农民生活城市化了。所以张辛庄人不愿意离开本村，譬如我弟弟在通州城里已有一套福利楼房了，他还常同夫人在张辛庄住。村里的小伙子不愁娶媳妇，姑娘们也不想外嫁了。我也想还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