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成 一个没风没雨没有季节的夜晚（上）

一个没风没雨没有季节的黄昏，我在荒莽的塬子上跋涉。朦胧中，有两只狼在前面的草丛中闪动。我举起枪，小狼应声倒下，大狼不顾一切地用嘴拱起小狼，舔着它的伤处。片刻，它扭过头，驰啸着在月光下划出一道黑色的伤痕向我猛扑过来，死死地咬住枪口；小狼在空蒙的旷谷里凄厉地嗥鸣，一声远似一声……板机再一次扣动，随着那沉闷的声音，我醒了。从此，再也没有睡去……

                                                                   ——题记

号里很暗，燃尽的劣等烟草在屋子里形成厚厚的雾，弥漫着，和躺在地上的挖河用的大靴子们调和出一种味道，足以使一个呼吸系统良好的人麻木。小宝坐在炕上捋着手中的牌，不时瞅着旱狗脸上抽搐的局部。他想笑，他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此时，旱狗又羞又恼，他的“瓷器”前两天接见时带来的一大包东西，现在只剩下腿边的这两盒烟了，他本想打把高牌捞回来，可牌有不测风云。旱狗慢慢地往前弓了一下水蛇腰，无力地扔出一张牌。

“够了！”

小宝响响地甩出一张梅花K ，像是在抽旱狗的嘴巴。他恼恨地将牌摔在炕上，不干不净地说：“妈的，这牌真够损的，五硬一杆枪，底牌换一，愣没上。”他说着向后拧了一下水蛇腰，对他的瓷器说：“小仔儿，再拿几条烟来。”没等小仔儿回答，他从兜里掏出钥匙放在他的手里，用眼神拨走这个犯人。然后边洗牌边说：“一会儿清。”

小宝瞥了一眼旱狗，心里有了底，他借口说上趟茅房下了炕，回到自己组里，没人，出了门正在犹豫不定时，一个外号叫小猪头的犯人跑进了筒道。

“小队长，安子呢？”小宝问。

“电视房。”

“告诉他，我卷的差不多了，十分钟后叫我去。就说队长找我有事。”

“……”

安子是小宝所在一组的组长。他的经历复杂而简单，十六岁至今年三十一岁，这期间在社会上只活了三年有余。最不幸的一次是出去四天又折了回来。他常说吃的窝头从茶淀能码到北京火车站。他少管、教养、判刑共七次，就是偷钱包，一次两三年。这次多点，拿他的话说如同出趟远门。每次进来都能混个一官半职，他熟知队长该怎么应付，犯人该怎么拉拢。他在一次神机妙算之后，骤然变为左右中队的人物。

那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小宝他们刚刚下队，旱狗还任中队统计的时候。安子因为往队里带酒，被分场干事发现，关进小号。当时因活儿太忙，中队长跟分场说情把他放了。安子找到旱狗，让他和队长说说休息两天，拆拆被子，缓缓身体，没想到旱狗子根本没理那茬，他从心里开始忌恨旱狗子。

旱狗在中队红得发青，青皮的青。他想如果队长是皇帝，他就是宰相，宰相就得有打洗脸水的，有倒洗脚水的，总得有人帮他干。

一天出工挖河，安子组里的一个新犯因体力不支，偷了懒。中队长上前说这个犯人，他不服。旱狗子正好看见，他认为这是个献媚的好机会，上前给了这犯人一脚。挨打的犯人瞪了他一眼，他又给了这个犯人脑门一个大呱唧。小宝看眼里，有一种曾经体验过的愤怒和自尊纠缠着，他上前拉架，旱狗的瓷们跑过来拦住了他。中队长严厉地喝住双方，安子脸上堆着笑劝走了骂骂咧咧的旱狗，他心里也在笑。

下午收工，安子从别的犯人那借了瓶二锅头，把小宝和被打的犯人聚在一起喝了顿酒。

这一夜月亮被风扯着一直没升起来，新犯们睡的很晚，筒道里不时传出上茅房的关门声和鞋的趿拉声。一组“小猪头”养的刺猬不知什么时候跑出了屋子，在筒道里干瘪地咳嗽，仿佛像一个老人在向这个世界警告着什么，敲击着什么……一会儿，二组的门响了一下，有人在说：明天就是你的末日。新犯们全竖起了耳朵，他们的肌肉在暗暗颤动。

翌日，阳光很好，犯人吃完早饭整理完内务，照例排成一个方阵，小猪头打着一面陈旧的队旗，旱狗在前面领着队。别的队出工的犯人不时和队里人打着招呼，有人叫着狗。其实，他不叫旱狗，刚来茶淀的时候，他叫狗子，可中队老犯里也有一个叫狗子的。老犯们便于区分，也因他长的奇瘦，给他命名为旱狗，另一个叫了水狗。他也不知听谁说的，水狗比旱狗凶猛残暴，他生了这种奇念之后，一直在水狗面前有一种莫大的自卑感。也正因为这种奇念，使他在梦里经常看到水狗在众人面前出丑，抑或一顿暴打，挨完打后水狗都要找他，向他跪着哭诉，一笔写不出两狗字。每每这时，他脸上便泛出自然而兴奋的红光。水狗刑满以后，他想把名字改回去，可中队里的人叫惯了，只因他当了统计以后，才有叫他狗哥或狗爷的了，背地里人们仍叫他旱狗。

旱狗的水蛇腰像一根高密度高弹力的橡胶在队前一拧一拧地移动着，他扬起头，让阳光烤着他脸上的粉刺，他敏感着一种不能言喻的舒服。昨天晚上，中队长向他许了愿，只要二月底两万土方任务拿下来，别出大事，减刑半年，没跑。想到这儿他心里美。美得那根橡胶拧动的幅度更大了，美得他情不自禁从嘴里溜达出口哨。那哨声很远，很飘……

这几天河岸上的老柳树有些后怕了，前一个月堆在脚下的河泥使它觉得清香而温馨，可现在它时时刻刻都感觉到大地在微微颤抖，深远的触角在私语。随着河道一天天变深，它婀娜的姿态即将名存实亡，昨天它借助风的力量顽强地和压迫它的河泥抗衡了一夜，此时它疲倦地喘息着，胀裂的树皮似乎在向河床上的人群苦苦哀求。小猪头站在老柳树旁来回抖动着旗子，高声叫喊：“我们胜利了！”声音在工地上传得很近，很重。

“孙子！又入戏了吧！”河床上二组组长朝小猪头骂道，“晚上你‘爷爷’犯病，白天你又犯疯，今天晚上你不给它宰了，我宰你。”他拍了一个满满的大台儿，命令插完旗子的小猪头，“抬走！”

“头儿，干嘛呀，干嘛呀，昨天又没梦见嫂夫人那大白腿是怎的。”他边说边抄起扁担，手迅速地将绳子往前面傻柱子那边一推，喊了声，“走！”傻柱子的腿剧烈地抖动了几下，瘫在地上，引起一组犯人哄哄大笑……

旱狗坐在一块干河泥上抽完一支烟，站起来在河沿上高傲地踱起步子。每当这个时候，他都能听见几句玩笑味儿的恭维话，今天不然，他感到有些犯人看他时，很像初中体育老师那不屑一顾的眼神，他的小眼睛抽动了一下，脑子里闪现出那次向体育老师挑衅时所尝到的有力的回击。“妈的！”他暗骂了一句，脸上滋出淡淡的羞红。他溜达到二组，拿傻柱子开起心，傻柱子站下，脸冲天说了一句：“就知道拿……拿我取乐，有能耐说三哥去。”旱狗听他说话心里好乐，过去给了他一脚。正踢在傻柱子兜上，几粒瓜子从兜里忍不住蹦了出来。

“嘿，柱子哪来的瓜子呵？”说着他上前将手摸进兜里，另一只手朝傻柱子脑袋给了一巴掌，“吃把瓜子呵。”傻柱子嗫嚅着骂了一句：“狗，狗。”

旱狗听了觉得满舒服。这要是别人骂，他准急，傻柱子不然，他是中队公认的脑子有障碍的人，也是中队最“面”的人。他嘿嘿地乐了两声，用手感逮着一个鼓鼓的瓜子扔进嘴里，捉弄着，他走到一组，不时地瞟一眼昨天挨大呱唧的犯人，这个犯人抬起头，狠狠地“照”了他一眼，朝他龇龇牙，背着他坐下，点上一支烟，旱狗的脑仁像是被那烟头烫了一下那么难受，他脑门紧锁成一个川字走过去，照这个犯人的后背就是一脚，这个犯人随坡来了几个大趔趄。就在这同一时刻，小宝和手中的扁担一跃而起，二十几个新犯和以前被旱狗欺负过的犯人也撑圆了眼睛，一起向旱狗云集而来，顿时，筒锹、扁担像鼓点一样落满他的身上。旱狗缓缓地倒了下去,倒在了松软的土坡上,他看到了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的小凤流着泪向他招手,他看到从来没有笑过的妈妈在向他微笑,他又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背影向远处走去. 在更远处隐隐约约地闪烁着一束光线，当他接近这光线时被光线所吞没。

旱狗是个遗腹子，到现在他也不知道父亲是谁。小时候家里一灭灯，经常有一些陌生的黑影，炕下就会有又臭又大的皮鞋、胶鞋、草鞋，到凌晨这些鞋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上中学的时候旱狗看了一部电影《流浪者》，看完他热泪盈眶，他感到《流浪者》主人公拉兹的命运不就是他的命运么？都是遗腹子，拉兹偷钱包，他偷鸡摸狗；拉兹留着小胡子吹口哨，他也一样。拉兹爱大法官的女儿丽达；他爱村支书的女儿小凤。只有进监狱这个经历有点儿不一样。拉兹是偷钱包被丽达爸爸判了三年半；旱狗是和小凤发生性关系被小凤爸爸送进公安局。

旱狗伤势不轻，却没感到一点疼痛；他得感谢小宝在他脑袋上落的第一扁担，太狠。

中队共关进小号十三个犯人，首犯王小宝。安子不愧有大哥风度，他联络了中队八个组长一起到队部，他们给旱狗定了十大罪状。并说土方量是按人头摊的，小号人的活怎么办，如不放人任务无法完成。中队长听罢，低头在屋子里转开了磨，他认为组长们说的有道理。从事劳改工作二十年了，作为主抓生产的劳改干部，他总结了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经验，那就是粮食丰收，上级下达的一切劳动任务如期完成，这就是成绩，至于别的那是别人的事。他撩起了长长的眼皮，扫了一眼正在沉思的指导员，干咳了两声，转过身朝几位组长说：“如果旱狗无大事，放人，全放，在劳动中看其表现再做处理。”

两个星期后，旱狗又被小泥车接回了中队，他屁股刚一着炕，第一句话就是卷土重来，新犯们的肌肉又暗暗地颤动了。中队的磨镰石无翼而飞，挖河用的筒锹头一天天减少。有人告诉旱狗，对方的重武器已经备好，他摸着还没有痊愈的痒痒肉，活像一只欺负鸡时被鸡的主人痛打一顿的狗，它蹿回自己简陋的窗前，屈就地盯着门外那鸡的主人随时可能打过来的棍子。旱狗划着火柴点着一支烟，没着，再点，还没着，他扔了烟，蒙上被子，照黑洞洞的被子猛击一拳，露出他的脑袋，默然。

在这场械斗中安子虽没上手，但他的形象一下崭然，他在中队红得天天发紫，黑紫的紫。中队长多次找他谈当统计的事，他都非常感激地推辞掉了，他想起了曹操一句话……他最佩服曹操，他认为曹操具备东方男子的一切美德，早上听说下午演《捉放曹》，他吃完中午饭便坐在电视机前，想再一次看看一代枭雄在失魂落魄时那胯下之辱的美德，他不时为电视里精彩的表演叫着好，并柔和地晃悠着圆圆的脑袋。他正聚精会神品味咀嚼的时候，一个嘴拱着他的耳朵，喃喃。他边听边歪眼躲着那个写意的嘴，示意保持一段距离。嘴不动后安子点了点头，慢慢地卷上一炮烟，冒着。琢磨了一会儿将烟卡死，走出电视房。来到病号组门口，他像拍戏时的男主角一样，校正了一下情绪，推开了病号组的门，满带焦急地朝正在抓牌的小宝说：

“小宝，指导员找你半天了，小猪头没来叫你？”

“不去。”安子面带嗔色，“一会儿他进来了。”他环顾了一眼旱狗和几个玩牌的人，又说，“收了吧，明天再说。”

“你先去，我们等你一会儿。”旱狗盯着浸在阴影里读不出任何意义的一张脸。

“再不晚上练，马上开饭了，怎么样？”安子注视着旱狗。

旱狗丧气地将牌摔在炕上，咂着嘴苦笑一声，点了点头，接上一支烟，瞅着小宝把战利品裹好走出屋子，然后愤愤地骂道：“这帮孙子真够阴的。”他歪在被子上，狠命地吸着烟，像是在吸他俩的血。

小宝并不是这么不仗义的人，他从小被父母遗弃，是姑妈养育了他，他想学好，但生存的环境又往往向另一个方向拉拽他。没办法，他曾多次交过这样的学费，他的经历也告诉他，为人过分的坦诚要吃亏的。

那是初中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已经长成大人的模样，络腮胡子给他脸上添上几分凶气。他有一个后勤部高干子弟的朋友高明，他俩是一起转到北京来上中学的，高明长得比较瘦弱。班里有几个同学经常欺负他，管他要军服，偷他的军挎，小宝看不过去，曾为他路见不平。初三小宝退学，高明和家里死磨硬泡也不念了，高明的父亲因为这事非常讨厌小宝，小宝也从不去他家里，俩人成了马路天使。

一天傍晚，风很大，还没有黄透的树叶在风中苦苦呻吟，高明敲开了小宝家的门，将小宝叫到院子里，小声告诉他，他听说，他们大院简易仓库里暂存着几十套北京电影制片厂用的将呢军服，他问小宝“干不干”，小宝低下头，瞅着高明给他偷的身上这套旧军装，犯起犹豫，一个雨点砸在他的脖子上，他打了一个冷颤。高明不耐烦地催促道：“这天气多好呵，你在外头放哨，只拿两件。”

将呢是拿出来了，不是两件，他俩在卖最后两件的时候，被俩警察抓住，追赃追回两件，还有十八件不知哪里去了。小宝进了分局看守所，监号里的风气不正，每人一顿两个窝头，俩牢头饭量大，一顿吃仨。国庆节号里改善，一人两馒头一碗土豆炖肉，他和俩新来的一人一碗肉汤。他盯着牢头碗里属于他的那一部分，耻辱挂满了脸上，他强压着一个狂热的念头上前讲理，没说两句就被俩牢头封了眼，肉汤被一只蔑视反抗的手倒进马桶，两个馒头被两只两个月没洗的脚狠狠地碾碎。小宝没有报告班长，他没有这个毛病。夜深了，十几个熟睡的躯体裹在黑色的棉壳里微微地吮动，像是在对这个一点也找不到时代特征的四壁无声地乞求。“还我妈妈那红襁褓……”一只大皮鞋在筒道里极慢地“嗒嘀，嗒嘀”地来回游动着，又像是在说，去吧，去吧，你将用另一种方式围垦你的人生。小宝歪靠在墙上，眼睛死死地盯着窗上第二根铁栅栏，屋里的灯灼灼的，似一只淌血的眼睛。此时，他周身酸痛，眼睑热乎乎的，却没积存一点泪水，仇恨窒息了泪腺，使它在体内升华成火，几千种愤怒如同几千把油壶浇着它，霎时间，他的头膨胀欲裂，无法压抑的气体冲他而起，他破口骂了一句“有眼不识泰山”，如一只受了伤的金钱豹一样向目标猛扑了过去……

经医生检查，封他眼的牢头少了一只眼。刑法有规定：左眼三年，右眼四年，他给弄没的是左眼。

牢头以往的威风不见了，晚上睡觉总用手捂住眼睛，以防不测。小宝当了牢头，宣布了一号命令：每天倒马桶、接开水、涮碗、擦地板由这个牢头作全权代表，从即日起，牢头每天扣一个窝头，给以前被扣的人，直到还清为止。

国庆节后，曾当过军参谋的高明的父亲，通过一种神秘的渠道和他会了晤。第二天放茅，高明暗示小宝，小宝放茅回来在洛明的号前捡到一个纸团，回到号里打开一看，上面画着一头死猪，紧咬着牙，旁边还有一壶开水和两颗心紧紧地靠着，看完他热泪盈眶。第二天提审他俩，小宝和昨天那幅画一样；高明却在另一间预审室里喝上了预审员沏的一杯烫嘴的茶。

没过几天，高明在看守所里消失了。小宝又被检查院提审了一次，再也没有找他，两个月后，他接到了起诉书，看完大笑不止，号里人以为他疯了，喊报告请求班长给他找一个医生。开庭的前几天法院来了人，问他要不要律师，他只是摇头。站在法庭上，他蔑视自己，蔑视一切。他认为法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法官让他做最后的陈述，他说自己的行为是最好的陈述。盗窃加左眼，一共六年，合并执行减一年。从那以后，他管开水不叫开水，叫热水，小猪头不叫小猪头，叫小队长。

晚饭的哨声响了，小宝没有去打饭，他开了两筒罐头，安子拿出一瓶二锅头，用火柴点着瓶口的塑料封，然后放在来酒不拒的牙上，启开，将酒倒在两个缸子里，自己端起一缸酒，客气地让着号里的十几个犯人。他的系列动作做完，盘腿上了炕，问沏着方便面的小宝：

“旱狗扎你多少？”

“一张。”

“什么时候清？”

“他跟谁清过呀？”

“跟这帮扎蛤蟆主玩什么劲儿。”他瞅小宝端起缸子美滋滋地抿了一口，劝道，“少喝点，呆会儿误不了指导员真找你。”

“干嘛？”他叉起的肉停在空中。

“跟瞎李的事呗。”安子放下缸子，向旁边觑了一眼，接着说：“其实，得罪这帮小队长也无所谓，不过……”他老谋深算地压低了声音说，“记住，在这里混，中队长、指导员你要围住一个，你老哥的刑怎么减的？”他得意地捋了捋他俄国式的黄胡须，啜了一口酒，又说，“中队这些队长里，这孙子算正的，玩三哥那一下我看出来的。我觉得他对你凑合。

“凑合！嘿嘿。“小宝冷笑一声，手中的叉子捅在了肉上。“党还给我一个出头之日，到那时要在北京碰上他，先铆丫挺的一顿。”屋里溅起一片笑声……余音未了，小猪头闯了进来。

“小队长，来。”小宝的缸子举了过去。

“妈的，这皇粮真不是好吃的，天天白菜游泳，都快吃绿了。”说着他不客气地接过缸子，酒咕咚一下跳进胃里，“呵，亲爱的！”他拣起一大块肉扔进嘴里，极其不雅地咀嚼着，他问：

“几分换的？”

“五分。”小宝说。

“五分？”他加重嗓门。

“不快过年了吗？”

“这帮旧爷够黑的。”说完他在屋里撩起跤步，鼓着两只豆眼嚷道：“有不拉家带口的没有？有想当烈士的没有？”他挑逗着，看屋里的人全注目他了，转过身朝小宝说：“小宝，把你们组这些阳痿全叫着，我们组说了，今天打雪仗全脱光了，不脱他妈十三岁守寡。”几块带有余温的窝头像“飞毛腿”一样击落了话音。

“先把他扒了。”几个犯人将他摁在炕上。

“这不是我说的，是傻柱子说的。”他一声声求饶着……

“叫板是不？”

“不脱是孙子！”

“……”

数十条黑溜溜的胴体在雪白的背景里，在大地这萎缩的篮子里，撞击着沉重的暮色与凝固，冲淡着冰冷的氛围与压抑，扭曲着世俗的偏见与曲解。小院骤然变为闹市，异常地沸腾起来。

李队长吃完早班饭，骑车来到分场传达室，他摇着车铃招呼着去水房打水的老张头：

“张师傅，我的书来了吗？”

“桌上呢。”老张头回身笑眯眯地答道。

李队长支好车子，极兴致地拍了一下崭新的车坐子，信步走进传达室。

李队长二十出头，可能是随他父亲，天生一双职业的眼睛，宽大的额下横着两条蚕眉，总让人觉得他像电影里的谁。可有一点他不随父亲——性格。父亲急了骂人，骂队长骂犯人，他不骂。在学校的时候，别的同学和他打架，母亲带他找人家，他不，他没事总坐在自己的小屋里看书。别看父亲糙，碗大的字不识一锅，对他的爱好还满张罗，他在分场办了一个图书证。图书馆管理员一看他来借书，总要逗他两句“老李，别撕了擦屁股呵……”八O年他考学，只差一分没考上，俄语拉了分。听说他们学校老师教的俄语，不仅中国人听不懂，俄国人也听不懂。第二年还想考，妈不让，没办法和父亲干了同行。刚上班带工那几天，他从心里怕这些犯人，怕他们笑的样子，怕他们哭的样子，怕他们骂高水平的脏话，可日子不长，他感到他们也有血有肉，有一次还让他很值得地掉了几滴眼泪。

事情发生在他参加工作不久，分场计划在他们中队第一次试验种植棉花。在盐碱地上种棉花，能种，可种成什么样子谁也没看见过。中队长跟分场要条件，农药化肥分场出，每亩上交三十斤净棉，剩下的由中队长处理。分场领导一口应允。棉花种下去了，中队长一天跑地里一趟，扒开土看看，完了轻轻埋上，棉花出苗后，十分的可爱。该到防虫的时候了，分场送来了一O五九农药和四个背式喷雾器。中队长看着瓶子上的大骷髅，他找到李队长研究了一番，李队长选了十二个农村犯人，三个人分一个喷雾器，三天一换人。小猪头深知一O五九的烈性，他找到缺心眼少智慧的傻柱子，说这几天的活你的统统地给我干了，补助的细粮大大地给你。傻柱子听了心里这个乐，乐得他一夜没睡好。他心里骂他缺心眼儿。

傻柱子戴上口罩闷头一气钉了两班。第六天收工时他觉得异常的劳累，晚上打饭回组的路上，他感到腿里的骨头突然软软的，上午分场女药剂师芳玲配药时那轻盈的动作，在他眼前昙花一现。你说是梦吧，不对，从来在梦里没碰上过那么盘亮的妞儿，你说不是梦，为什么腿又不听话。他眼前倏然一片深蓝，他倒在筒道里口吐白沫，十个手指深深地陷在馒头里，眼睛定格在洒满地上的炖肉。

李队长第一次开了杀戒，他照着猪头的脸上打了四个嘴巴，二十二个手印，有两个在他手上。

傻柱子住进了总场医院。第二天李队长从医院红着眼睛回到中队，向指导员、中队长汇报了病情。医生诊断是血液中毒，需要大量换血，总场医院没有血库，转院已经来不及了，医生建议由中队犯人献血。指导员深懂时间、血液、生命的转换，他拿起哨子走出队部。

一百七十个犯人懒懒地站在院子里，指导员用富有感召力的语调讲起了傻柱子的处境，中队长见缝插针：

“献血的，不白献，休息半个月，外加两斤鸡蛋，一个星期白面……”

他正说着，从人群里飞出一串话来。

“我们不配那么高的待遇——不就是血么，献多少我们有！”

人群开始躁动。李队长听出来了，说话之人——王小宝，他用一种热热的目光看着他，指导员愧然一笑。

“好！报名的快到队部集合。”

队部小院里站了五十个犯人，最后由李队长带队，选出三十名体质尚好的犯人组成了预备队。

李队长模糊了阶级立场，他第一个伸出了胳膊，他的血和犯人的血交融了。输完血，李队长叫过没有验上血的小宝，让他留下陪床，小宝边听着李队长的嘱咐边将他和献血的犯人送出医院。

李队长刚回到家里，指导员也迈进了他家的门槛，他向李队长的父母讲了他为犯人献血的事，母亲听罢心疼地责怪起儿子。

“傻儿子，你抽血怎不跟妈商量一下呢？何况……”她看儿子一脸苍白地坐在桌前，没有再说下去，她转过身冲着指导员说，“他要抽，你就让他抽呵？”

“妈！不关指导员的事，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我的责任，对犯人不熟悉，没注意换人。”

老李头听了老伴儿既唐突又不厚道的话，悻然说道：“你没听懂怎么回事，别瞎掺合。”他看老伴儿投过来不服气的目光，又说，“献血怎了，关键时刻就要挺身而出，抗美援朝的时候……”

“得得得。”老伴打断他的话，“你是给你们一块当兵的抽血，他是给犯人抽血，你老糊涂了。”

“我看你才老糊涂了呢，犯人怎么了，犯人不是人，我看有些犯人比外头的人还强呢。”他气冲冲地说完后，脑袋有点晕，他扶在儿子肩膀上，轻轻地拍着他，眼里闪着水光，这光很亮，很亮。老李头已和犯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多个年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无法言传的，是解释不清的。犯人病了，他总要从家里拿去二斤好大米，让得病的犯人熬点粥喝，犯人犯了监规纪律，他也要骂上两句家乡的糙话，急了再加上两脚。去年过春节，队里有些犯人喝酒，一个犯人汇报给他，他随口说了一句：“喝吧！喝醉了就不想家了。”因为这他从中队长降到副中队长，他苦于没有文化，也为儿子没考上大学而惋惜。现在他却感到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并不是一个学历所能代替的，他从儿子身上看到了希望，虽然这希望很遥远，很渺茫，但他深信不移，他觉得儿子那么像年青时的他。不，他谁也不像，他就是他，想到这他出了屋子，走进了他从来没进去过的厨房。李队长和母亲赶紧把他劝了回来。

指导员瞅着一家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老李头身上，正言正色地说：“这件事情呆会儿回去，我向分场如实反映，我们要抓住这件事向犯人做生动的教育工作，关于补助的问题我也向分场要求要求。”

“指导员，”李队长说，“这点小事还是不说为好，补助更谈不上了。”他看着父亲，父亲欣慰地点着头。

午后，温和的阳光照进病房，揉开了傻柱子的眼睛，当他看清两只针头死死地盯住胳膊时，“哇”地一声咧开了大嘴。他从来没遇上过这种阵势。小宝放下从护士手里借来的《大众电影》，点着他的鼻子吓唬道：“再哭，再给你嘴上扎两针！”

傻柱子瞧着小宝的凶相，不敢尽兴，强抿着嘴吸起了鼻涕泡，小宝看了又恶心又好笑，让他擦擦，傻柱子乖乖地拉起被子抹了两下。正在这时，一个护士走了进来，看见傻柱子这随便的动作，腻味地说道：

“懂点规矩不，过两天就让你出院。”

“我正不想你呢，你们竟……竟制人。”

小宝喝住了傻柱子，走到护士身边小声而认真地说：“大姐，别理他，他是犯强奸罪进来的，六十岁一个老太太。”他说着用手指伸出一个六字形，“为什么让我看他？中队里他就怕我，要不，哼，他逮谁扑谁。”护士听着侧过身，惊愕地觑了一眼傻柱子那大大的黑眼球，紧扭回头，慌乱地向小宝交待了一下吃药的计量，匆匆地走出监护室。

傻柱子真的像护士说的一样，第三天出了院，李队长和小宝扶他上了拖拉机，傻柱子嘴里不时地骂着小护士。他懊悔不应该将那点德性抹在被子上，要不他每天晚上都能白吃李队长那半斤猪头肉。他注目着车帮上的小宝，说道：

“宝哥，那护士对你真好，对我真不够好。”

“瞧你那德性，谁让你不管人家叫大姐的？”小宝看着那傻劲儿，乐了，骑车跟在拖拉机旁的李队长也莫名其妙地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