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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溪芜 旧识新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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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创 作者: 运河杂志 日期:2012/7/11 阅读:1391 次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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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溪芜 旧识新踪
不知不觉中便走近了“夕阳”，即所谓“知天命”了。这个时候的我，尽管依然精力充沛，但毕竟已青春不再，心态的变化悄然写在了脸上，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喷云吐雾间想的多为旧事。于是恍然觉悟，人一旦时常陷入回忆状态，便是衰老的征兆。可心又不甘，就想倘若人到了晚年，却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人或事，岂不像庄稼人秋天才发现田里颗粒无收一样悲哀么？显然，没有丰富内容可以回忆的人生，无疑是苍白的人生。明白了这个道理，回忆往事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享受。
当我一人独处的时候，无论窗外是阳光明媚的早晨，还是细雨缠绵的黄昏，一些久远的情景总会不期而至。而一个个情景闪过之后，留在眼前不肯离去的，都是一些失去联系的朋友，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昨。为了找到他们或获得他们的消息，我常在自己写的小说里用上他们的名字，并且不忘赞扬几句或“丑化”几笔，其实是盼着有人找我“算账”。但后来一想，这年头谁还有闲心读什么小说呀？于是便觉得自己天真而可笑。
不过，我有几种不错的习惯：晚饭前必坐在电视机前看几眼《新闻联播》，路过报刊亭时必翻阅几页报刊，闲逛古玩市场间必留意旧书刊及信札。这些习惯为我寻到旧识的行踪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三年前大约夏秋之交一天傍晚，我刚从外地采访归来，见电视荧屏上一位官员正向记者介绍救灾情况，打出的字幕赫然写着：民政部副部长陈杰昌。我顿时兴奋起来，“失踪”30多年的老友终于浮出了水面！记得那是1974年春上，我不满21岁，在政治上刚刚挺直了腰，担任村里的生产队政治工作员，这时就接待了北京师院部分工农兵学员。这些学员里面最有才华的当然是陈杰昌，他谈吐幽默，文笔精妙，于是我们成了朋友。我小他四岁，自然称他为兄。后来他去了西藏，来信告诉我他在日喀则做地委书记的秘书。最初几年间，我与他书来信往互相勉励，可谓情意深深。但我离村进了机关后，一忙就懒得写信了，这样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失去了联系。他原籍是京郊怀柔县黄花城人，因而我去怀柔时总要打听他的情况。恰巧我在90年代初结识的一位朋友，是与杰昌一起援藏的十人之一。他已返京，对我说陈杰昌不容易返京，一是他才华出众，领导不愿放；二是他做人太实，不会为自己打算。以我对杰昌的了解，非常相信这个说法。又过了几年，我到昌平区采访，与城关镇副书记王荣昌不期而遇。闲谈之中，他说自己曾在西藏工作过，我说有个陈杰昌你认识吗？他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我们援藏干部十人中有“二昌”，就是指我和陈杰昌。再问陈的去向，他说那十人中只有陈杰昌留在了西藏。这以后再也听不到关于杰昌的准确消息了，不过，我一直珍藏着他寄给我的照片。这次获悉他官至“三品”，我反而没有了先前那种感觉。以我的个性，如果主动去拜访人家，无疑会给自己画上一副巴结高官的嘴脸。因此在我脑海中定格的，仍是34年前杰昌兄那憨厚而透着“幽默”的面容。
前些天在通州北苑938车站下车时，随意翻阅了一下报刊亭窗外的《书刊报》，不料一篇文章的题目吸引了我——《董加耕：毛泽东寿宴上的头号客人》。虽然我与董加耕只有一握之缘，但我对他的印象却由来已久。记得1965年时村里办了耕读小学，姐姐从学校拿回的课本上有篇课文讲的就是董加耕的故事。作为农家子弟，他在1961年被保送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然而他毅然放弃了这个机会，回到江苏省盐城县董伙大队务农，且将名字“家庚”改为“加耕”，此事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甚至后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赞扬了董加耕的壮举。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这天，在家里举行了小型生日宴会，董加耕受邀赴会并坐在毛泽东的左手边，成为毛的头号客人。事隔11年，1976年4月22日，我被通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开会，据说要出一本记述英雄人物成长的书，我亦被定为三结合写作组成员。这天的风很大，满城飞沙，我坐车进了京城就傻了，出版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逢人就打听，而行人提供的信息一般是错的。直到夕阳西下，我才听一位老者说在东四。我就跑到东四串胡同，已经到了12条21号门口还在打听，正巧黄帅从门里出来，说你是不是通县的？我说是，她就带我去见了林君雄先生（时任一编室主任，后任中青社副总编、《追求》主编）。这才知道前一天已开过会，我的迟到是由于基层领导“压”了一下通知。第二天接见我们的领导既有共青团九届中央书记，也有“团十大”筹备组的主要负责人，其中包括董加耕。在他与我握手时，我就想原来大名鼎鼎的董加耕就这样啊？神秘感瞬间便消失了。后来我与这些当时名震全国的人物均无联系，直到20年后才与“燕山雏鹰”王亚兰有缘谋面。其实，在那次为期4天的会议中，最传奇的人物还是董加耕。据报载，他回村务农后先当生产队长，随后一跃为盐城团地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团中央委员。从当时的情形看，等待他的肯定是锦绣前程。不料后来爆发了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使他的命运出现了惊人的转折。1966年12月，他在北京开会后回到盐城，当即被人扭住胳膊押下了车。从此遭受了五次莫名其妙的冲击和审查，甚至被囚禁了三年。好在1975年在四届人大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并出任团中央“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当时，谢静宜要他到北大、清华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告，被他拒绝。可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被扣上种种罪名被隔离审查，直到12年后经中组部复审，才由江苏省纪委发文纠正了当年的错误结论。这些情况各种报刊均有评述，只是详略有别。另有报道说，他在退休前曾任某地政协主席。我常常想，假如董加耕当年不放弃到北大上学的机会，或许他可能成为一位哲学家。可惜人生中不能讲“假如”，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道路很难脱离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或制约，所以有世事难料的说法。但无论怎么说，董加耕都是建国后知青上山下乡的先驱。我不赞成有人将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作为悲剧来控诉。农民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找谁诉苦去？城里的孩子到农村吃几年苦，就委屈么？话说回来，董加耕的悲剧，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悲剧。我至今钦佩他当年的勇气并祝愿他晚年幸福。
几乎与此同时，我又通过书刊发现了另一位旧人的行踪。一个星期天，我到附近的理发店理发，屋内的茶几上放着几本杂志，我信手拾起一本随便翻了几页，便被一个名字——艾丰吸引了。有一篇文章阐释着哲学家艾丰“一分为三”的哲学思想，这着实吓了我一跳。远在33年前我就认识艾丰，那时他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我是《北京日报》通讯员。在他来通县指导新闻写作时，做过我的“一日之师”，并且一起看过一场电影。后来他常寄材料给我，因我“心猿意马”而中断了联系。改革开放初期，他去读了研究生，不久便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权威人士之一，先后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和《经济日报》总编辑。“全国质量万里行”由他挂帅，据报刊透露是朱镕基总理点的将。新世纪初，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一本书，是国内一流经济专家的权威访谈录，艾丰被称为经济学家位列其中并有高论发表。我大吃一惊：名记者怎么变成了经济学家？这次又见他以哲学家的面貌出现，怎么能不让我再次惊讶呢？
记得1975年在原通县“东招”与艾丰相处的一天一夜，对我有很大启发。他讲新闻写作擅举实例，针对性强。借晚上看电影的机会，我从他那里“掏”出了一些经验，这在后来的新闻采写中帮了我的大忙。现在的艾丰，可说是集新闻学、经济学、哲学于一身的名家了。据我了解，他一以贯之的那身正气并不是所有文人都能保持的，这是我不能忘记他的主要理由。
缘分这种东西，由不得你不信。2006年春天，我儿子从报国寺购回一些旧书信，我用手扒拉一下顿时眼前一亮——彭东海！有一封来自新疆寄给《空军报》彭东海的信，使我想起与东海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空政治部，距此时也有22年了。而这时我正为一个“双拥”的展览撰写解说词，所以在空军某部与几位首长座谈时，我就问他们知不知道彭东海这个人？他们异口同声：那是我们空军的大腕！所以我将自己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迷路的村庄》，按那封信的地址寄给了彭东海一本。不料几天后的周末，彭东海把电话打到家里，我才知道他早已不在北空，也不在《空军报》了。他现在的职务是空军两本权威杂志的主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空军记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大校军衔。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个入伍时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他进步之快令我震惊，同时更使我兴奋。
早在1982年我和彭东海就认识了。他与我同岁，当时在空军某部场务连任指导员，我在村里任团总支书记。因《北京日报》郊区版用较大篇幅发表了与我相关的专访，他便带着一名战士来访。恰巧那天我高烧39度多，正躺在床上蒙头闷汗，因而草草聊了几句他就走了。不久他又约我到他家聚会，这样一来二去就熟成了朋友。再后来，由于他写稿填补了北空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的空白，而被调到了北空政治部。我也脚前脚后离村调到了当时的乡镇机关。这之后我们在北空机关聚了一次，再后来就是长达22年的断“线”。这中间，我的生活大起大落，尤其要应付一些莫名而至的危机，因而自动切断了许多联系。本想等到自己如何如何“牛”的时候再给老友们一个惊喜，不想岁月无情，转瞬间就要告别中年了。去年夏天，我与东海终于又见面了。他很高兴，开车拉着我到饭店畅饮了一番，并介绍我认识李振海将军等新朋友。他像20多年前一样，依然精神焕发，始终保持着奋进的状态，甚至拉夫人和女儿入“伙”，全家上阵在报刊上开专栏，集体亮相。与此同时，他亲任主编的《军嫂》杂志也已进入人们的视野。他既办刊又写作，既讲课又采访，每日脚底生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与之相比，我这种四平八稳、有闲无为的状态或许真是一种“老”态甚至“病”态。
从对旧相识老朋友的“追踪”中，我发现了自己的局限，而他们的表现和精神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力量。我列了很长一个名单，包括老同学、老相识、老同事和老朋友，但其中不少人已“无影无踪”了，我很牵挂他们，不知他们能否像我一样，从对旧识的寻踪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我是有着自己的方向的，对于来自老友的经验和见解，我不可能全盘接受，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局限。但我要“择其善者而从之”，把他们身上有益的东西变成自己成长的营养。这样，我也许能沿着自己的方向抵达理想的彼岸。
2008年10月27日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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